《隋唐小说研究》是日本知名学者内山知也的代表作，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原书初版于1977年。此番经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编理，首度将中译本呈现给中国读者。
近代以来，中日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东亚学术的因缘关系。起先，日本学者盐谷温引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将中国古代小说引入文学史研究中；之后，鲁迅将之作为专门之学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略》总其成，奠定了这门学术的基本框架。随后，两国学者都以此书作为研究起点，在著述中也一直没有忘记与对方同行的对话。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就是这样的对话之作。内山先生是日本战后成长的第一代汉学家，早年师从竹田复教授。竹田先生上世纪20年代初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有过交往，其《中国文艺思想》一书，1944年已由隋树森先生翻译出版。他主治元杂剧，对小说也颇有研究，著有《汉魏南北朝故事诗》、《游仙窟的性格》等文。战后日本汉学极度寥落，竹田先生是日本中国学会的核心人物，坚持以传统汉学授业。内山先生自言：六十多年前，在被战火烧焦的教室里，饿着肚子听竹田先生讲课，走上了隋唐小说研究之途；在为找不到鲁迅题剩之义而犯愁时，从内山书店寻得刘开荣《唐传奇研究》，大受启发，极度兴奋，店主鲁迅先生老朋友内山完造夫妇也受到了这个鲁迅同行的感染，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些事都表现出了中日学者在这一领域内渊源不断的精神联系。
《隋唐小说研究》初版于1977年，而成书过程却长达20余年，其时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当荒芜，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国内学者尚少问津，作者可参考的只是刘开荣先生著作与几篇稀有的论文。但在本书出版后，唐代小说研究在大陆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繁荣程度可能是作者当年无法想象的。作者的研究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发展正好有一个时间差。但独创的学术发现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况且，所处环境不同，思维方式有别，观察角度、研究方法自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或许能弥补我们视觉的盲区。
作者重视在目录志等文献中搜辑已佚小说信息，关注到一些易被忽视的环节。例如关于隋代小说，由于资料稀少，前人少有论及。作者依据《隋书·经籍志》等资料，将其分成四类：1.以家族为第一读者的教训与故事集，如《颜氏家训》。2．为显示王朝尊严而虚构的故事集，如《皇隋灵感记》等。3．关于上层官僚沙龙中的清谈和博物的记录，如《洽闻记》等。4．因袭前代的道教与佛教故事集，如《集灵记》等。对前二者，前人一直尚少提及，而作者看重的则是其中故事化、小说化的因素，更全面地展现了唐前文人的“小说兴趣”。
作者实证意识较强，而且善于捕捉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实证题目，所论富有启发性。如关于《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与形成年代争议颇多。内山先生通过细考文中提及的王度等龙门王氏之事，从龙门王氏与李唐王室的关系上思考问题，把“王度”与隋末大儒王通以及王氏家族联系起来，由这些名士的文化追求及在唐初政治倾向与政治活动中，发现小说中的世界与王绩《醉乡记》所述非常相似，由此推断这篇传奇产生的背景当与隋末大乱有关。书中的实证多集中在对作家与作品关系的考辨上，对主要作者多排列出了生平简谱与交友范围，但又不停止在琐屑考证之中，而是将客观实证与主观性阅读体会结合起来，具体说明了作品形成的时间、背景，并解读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思想倾向。
本书虽是偏于专题研究，但体现出了很明显的“小说史”意识。作者擅于发掘出对小说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化要素，并能从“史”的角度分析这些因素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如本书对文人集会与小说创作关系的关注。在第一章中，作者注意到崔赜与其酒友经常在宴会上谈论杂闻之事，由此归纳出“崔氏小说集团”，将隋及唐初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与《洽闻志》这类笔记小说联系起来，以此说明杂闻、逸事这类“小说”写作已进入到上层学者思维之中，记录这类谈话也成为他们著述活动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类士大夫的“故事会”，应是推动短篇笔记向长篇传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学术发现不仅说明了唐人小说形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揭示出唐代传奇的传播方式。这种“故事会”既是作品产生之所，也是接受与消费的场所。一些传奇原型就来自于这种“故事会”中的口述文学，讲述者要注重调动听者的情绪，所以，形成文字后的传奇也就有了出入虚实的变化、张驰有度的节奏以及诡奇多变的情节。这类材料以中唐居多，也透示出了中唐小说大放异彩的原因。
在唐小说的研究中，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如鲁迅所说有意识虚构是唐人小说一大特色，但是，这与现代的艺术想象并不完全相同。文中所叙往往采用了真实的人名与时间，即使虚构也往往与真人真事存在着种种关系。区分两者，还原历史真貌，说明作家想象虚构的成分，是研究唐小说的一个中心议题。然而，也易滑入将小说与史实“对号入座”的套路，而失去文学研究的意趣。本书注重挖掘文本自身意义，关注文本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中心组合相关史料。如作者由《离魂记》文中发现张仲覸在天授三年时是十岁，至大历十四年应有九十七岁了，故判定文中年号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又将小说中的“张镒”与相关史料联系起来，指出张镒有儒学名望，身边常有青年追随者，因此，在他周围自然有产生才子风流之事的可能。这种分析不是以史料附会小说，而是以相对真实的史实充实阐释空间，引导读者对小说人物、情节作进一步想象。
运用西方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分析唐人仙怪传奇中的历史文化构成，注重挖掘传奇文本历史文化内涵，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比如通过分析《刘溉》、《董观》等故事中的奈河，作者指出当时的冥界观念中夹杂着本土民间宗教及外来佛教因素，说明当时人具有“幽冥理隔”、“幽显殊途”的心理观念。作者特别注意到那些出入人鬼世界者的陈述，由此描述出唐人“以鬼为邻”的思维特征，揭示出此类神怪故事形成之因：或产生于虔诚者迷幻之思，或得之于同类人之间的传闻。这种研究方法与视角打破了文学文本的限定，以大量的非文学文献拓展了文学文本的解释空间，揭示出书写者的思维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心理。这与近年来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颇接近。在本书出版十四年后，英国牛津大学杜德桥以专著说明这一类传奇所包含的唐人世俗化的宗教意识与社会心理，已成为西方汉学界经典之作。杜氏就承认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内山先生的成果。
我们习惯以“旁观者清”一语评价海外汉学价值，但对日本汉学来说此语未必确切。一千多年来，汉籍所承载的文化因素已成为他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于汉籍他们早已不是站在岸边的旁观者了。明治后的日本学者一方面吸取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消化西方学术的理论，以现代科学理念改造了传统考据学，擅长以文献考据的方法求证西学观念，本书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特色。不过，二战后，随着西化的加速，汉学研究在日本也日渐边缘化，由传统知识沦为外国学之一种，全球化的“反古典”思潮与西方汉学“轻古重近”的转型更加助长了现代学人对东方古典的遗忘，近年来，在日本则表现为“汉语热汉学冷”的两极倾向。但是，深厚的传统仍能薪火相继，不绝如缕，在孤寂之中时时有力作产生。对他们的著作，与其称之为“他山之石”，还不如说是“邻居的眼光”。彼此看似熟悉，但同中有异，启人新思。我想出版内山先生这部著作的意义也许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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