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对丛刊主编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也知之甚少。近日，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执行主编的陈珏教授围绕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任思蕴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初开始，规划了一整套“剑桥洲别与国别史”，其中包括著名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 China)。几乎从同时期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还规划了另一个里程碑式学术工程——“剑桥丛刊”。“剑桥丛刊”意在及时刊布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重要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就包含《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andInstitutions)。
目前，《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已经被引入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英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主编，至今出版约50部专著，在汉学界影响深远。杜希德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剑桥的“汉学讲座”，从19世纪末晚清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归来首任开始，经过50年的持续努力，使剑桥成为西方唐代研究的一大重镇。杜希德正是当时“唐代汉学圈”中承先启后的领袖。为中国学术圈所熟悉的《剑桥中国史》亦由他和费正清合作主编。此外，他还将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学报《泰东》（AsiaMajor）从德国迁移到美国普林斯顿，再转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至今仍是国际汉学界顶尖学刊之一。
这样一位当代汉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在中文世界也与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样默默无闻。杜希德对汉学的三大贡献，除《剑桥中国史》外，其他两项在西方闻名遐迩，在中文世界却鲜为人知。对此，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认为，“也许正可看出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陈珏是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历史所教授，汉学研究是他近年来的一大聚焦领域。他从2010年初开始主持两岸清华大学的“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并积极推广“新汉学”全球论坛的理念。在两年多来的摸索过程中，陈珏对“新汉学”这一学术新领域有很多体会。在他看来，“新汉学”有容乃大，尚在型塑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学术社群，各有各解，决不是简单的“新”与“旧”的二分问题。
日前，陈珏接受本报专访，围绕《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陌生而重要的问题，一一为读者答疑解惑。
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文汇报：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在大陆学界的知名度与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并不相符，为什么中文世界并不是特别熟悉杜希德？
陈珏：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以我个人看，一方面，杜希德为人十分低调，不喜张扬。另一方面，中文世界的汉学史研究，迄今还十分年轻，对一些关键的人物和转折点，有待作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换言之，这种知名度的“落差”并不是只出现在杜希德个人身上。举例来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芮沃寿(Arthur Wright)与杜希德都是20世纪后半叶汉学界名闻遐迩的人物。40年前，三人以各自“掌门”的哈佛、耶鲁和剑桥的汉学研究群体为中心，开展过不少轰轰烈烈的学术合作，已经成为在西方汉学史上必须书写的一个篇章。然而，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听说过芮沃寿的名字，更少有人知道这位美国汉学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当年对推动中国古典文史的研究，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只要从他培养出的两位传灯人，即可见其不凡身手之一斑——一位是不久前从耶鲁荣退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还有一位是仍在哈佛如日中天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文汇报：中文世界与国际汉学界之间，的确是存在不少隔膜的。
陈珏：我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到20世纪中叶为止，国际比较文学的主流，向有“欧洲中心”之称；以中国文学为大宗的东方文学（印、日、韩、阿文学等）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股潮流，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从此，汉学与比较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新局面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已故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孟尔康(Earl Miner)。
近三十年前，孟尔康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携手，合两人之力，创办“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首届在北京举行，以钱、孟领衔，双方各出十位学者，人才皆一时之选。第二届以孟氏为东道主，在普林斯顿、印第安纳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校以“接力跑”的形式举行，为20多年前的中美学术交流盛事。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东西比较文学方面之外，孟氏当年还和高友工、蒲安迪（Andrew Plaks）等一起，在普林斯顿共同指导过许多博士研究生。时过境迁，这批当年的研究生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今天的名教授。然而，对当代汉学交流史如此重要的人物，在中文世界至今仍然鲜为一般人所知。从以上这些例子，也许正可看出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文汇报：杜希德的汉学研究与他本人的学术所长和背景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陈珏：杜先生是一位唐代的专家，又是一位汉学界的通人。首先从“专家”入手，汉学界常说，20世纪西方的唐史研究，到杜先生的手中，开始趋于成熟。这种说法，应该和20世纪下半叶剑桥出现的“唐代汉学圈”有关，而中文世界对这个重要的“汉学圈”，也仍然了解得比较少。
这里需要稍加回顾剑桥汉学的历史与传统。剑桥的”汉学讲座”，从19世纪末晚清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归来首任开始，直到本世纪初金庸的博士论文导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荣退的百余年中，共有过八任，代代相传。有意思的是，后四任“讲座”接力传棒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居然无一不以唐代研究为专业。其中除了第六任杜先生外，第五任浦立本(Edwin Pulleyblank)是唐代中古汉语研究的先驱，第七任杜德桥(Glen Dudbridge)是唐代传奇研究的专家，第八任麦大维则是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权威。人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划时代的贡献，这便是“唐代汉学圈”。经过50年的持续努力，剑桥成为西方唐代研究的一大重镇，杜先生正是这个“唐代汉学圈”承先启后的领袖，杜德桥和麦大维都曾是他的学生。杜先生立足剑桥，放眼世界，当年“座上客常满”，其中惺惺相惜的好友包括：研究隋代的美国学者芮沃寿；研究南北朝至唐代社会经济史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日本的池田温和砺波护，两人现也已年过古稀，分别被尊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唐代研究的“元老”。杜先生本人的唐代研究“一家之言”，便是在这种有容乃大的交流中逐渐形成的。
文汇报：杜先生在国际汉学领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陈珏：如前所言，杜先生不仅长于唐史，还是一位汉学界通才。谈到“通人”的部分，我认为杜先生一生里程碑式的贡献，为主编《剑桥中国史》、《泰东》学报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其中《剑桥中国史》与费正清共同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度与哈佛韩南(Patrick Hanan)共同主编，将以剑桥为代表的“欧洲派”英国汉学，与大西洋对岸风起云涌的新兴的“美国派”汉学融合起来。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开拓了汉学领域新视域和新方向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对汉学而言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陈珏：让我把《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和《剑桥中国史》连在一起谈，这样也许可以把来龙去脉说得更透彻，同时也更看出杜先生作为“通人”的贡献在哪里。从学术史的视野看，简而言之，《剑桥中国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的一种，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剑桥丛刊”的一种。
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初开始，规划了一整套雄心勃勃的“剑桥洲别与国别史”，至今还在不断出版中，意在出齐一整套数以百卷计的权威性“世界通史”。除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剑桥不列颠帝国史》和《剑桥现代法国史》等之外，尤重欧洲以外的“洲别与国别史”，每一套都是多卷本，如《剑桥拉丁美洲史》《剑桥非洲史》《剑桥伊朗史》等许多种，其中也包括一批重要的“文明古国史”，如《剑桥埃及史》《剑桥印度史》和《剑桥日本史》等。每一套个别的“剑桥洲别与国别史”总主编，都是西方学术界中的公认大师，由他们邀集各套“洲别与国别史”中不同时段的一流专家来撰写各自相关的卷与章。《剑桥中国史》共有十五卷，在“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系统中，是分量很重的一种。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版，从某种角度标示，其时“中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成熟学问，因而有里程碑的意义。
正如《剑桥中国史》不是一部孤立的“剑桥史”，《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也并非一套孤立的“剑桥丛刊”。“剑桥丛刊”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初开始规划的另一个里程碑式学术工程。它涵盖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重要领域，意在把上述各领域内顶尖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本一本及时刊布出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剑桥丛刊”已经出版了几十“套”，凡三千余种丛书：按“套”计，举例如《剑桥高等数学丛刊》《剑桥美国文学与文化丛刊》《剑桥比较政治学丛刊》《剑桥犯罪学丛刊》《剑桥公司法丛刊》《剑桥基督教义丛刊》等，每套都有十来种到百多种不等，成为一个前沿学术“万有文库”和相关领域学者的“必读书”。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为何这一套重要的汉学研究丛书在西方之外少有人知？
陈珏：《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纳入“剑桥丛刊”的时间，与《剑桥中国史》之纳入“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的时间，约略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时至上世纪60年代，不仅“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门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成熟学问，而且在该领域内新的重要成果层出不穷，于是需要有一套专门的“剑桥丛刊”出现。
杜先生的胆识和慧眼，体现在主编这样一套大分量的“剑桥丛刊”时，网罗的作者虽然也有当时已经成名的学者，如有“美国西岸的费正清”之称的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名宿侯思孟(Donald Ho1zman)等，然而其主体竟然是一些极有才华却在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甚至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从以上所谈可以看出，上世纪的下半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汉学领域内又有层出不穷的新视域和新方向，有待开拓。如果说，《剑桥中国史》是为了响应前者，那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就是为了推动后者。杜先生一生的这三大贡献，都与汉学第二次“典范大转移”息息相关。至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何在西方之外少有人知？也许和杜希德、芮沃寿、孟尔康在中文世界较少为人所知一样，原因之一是中文世界的汉学研究界，仍然还比较年轻。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所推重要的汉学专书众多，能否为读者圈点其中一些？
陈珏：我略举《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史”部的几个例子。20世纪中叶开始，汉学界逐步与当代西方史学潮流同步，从以前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各个分支的细致研究，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家族史、地域史、外交史，乃至华人的“离散”(Diaspora)史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分支，也都纷纷登场，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今天已汇成巨流，蔚为大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此过程中，扮演过一个前驱的角色。
我举从1972年到1986年间出版的4本书，分别作为代表性的例子。第一本是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政策变化研究，1949-1970》。华人“离散”史在今天是一门“显学”，40年前，它的地位却十分边缘。此书从外交史闯入华人“离散”史，开出一方学术新天地。第二本是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是他的首部专书，是战后汉学界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部“税收”研究补缺之作。第三本是伊沛霞(Patricia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族：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此书内容早在三十年前，就经周一良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介绍，这篇书评点出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家族史”个案研究的拓荒之作在学术史脉络中的价值。第四本是韩明士(Robert Hymes)《官员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精英阶层研究》。作为汉学界“地域史”研究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是国际间宋代的南方地域史研究冒出头来的岁月，韩氏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此书却被时间证明是一本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名著，比“东京学派”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出版还早了两年。
从上面的四个例子可以看出，杜先生当年作为总主编之一，为《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设定的分工：前者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洲别与国别史”，只能收入成熟的定论，而推动方兴未艾的学术新潮流，则是后者作为一套“剑桥丛刊”的任务。两者的互相配合，在20世纪欧美汉学的第二次“典范大转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文世界推动设立“汉学交流圈”，迎接汉学的第三次“典范大转移”
文汇报：我们如何理解“汉学典范转移”这样一种变动？
陈珏：我在《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的缘起说明》文中提出汉学有三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的典范转移，以欧洲为中心。第二次发生在二战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完成了从一门“象牙塔”中的“古典”学问到一门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同步的“新”学问的典范转移。第三次目前还是一种“有迹象的预测”，亦即也许只要在本世纪再过短短十五到二十年，“汉学”研究的重心就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这与近年学术界热议的所谓“汉学回家”的说法，不无共通处。
文汇报：“转移”意味着一地的衰落和另一地的繁盛吗？能否简单地理解为汉学在地域上的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陈珏：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地域和人种的“地球村”里。以此为背景，分析正在悄悄走近的汉学第三次“典范大转移”的动向，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在地域上此消彼长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学问的不同思路和不同学术传统逐渐汇流的过程。我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有机会在美国、新西兰和台湾地区的主流大学任教，并经常到大陆、日本和欧洲各国访问研究，深切感受到这些不同思路和不同学术传统都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十分有必要汇流，也正在汇流。
文汇报：前不久胡晓明教授刊登于本报的文章，提到“汉学交流圈”这样一种存在。能否请您介绍一些这个圈子的动向和交流情况？
陈珏：胡晓明教授提到的“汉学交流圈”，正是上述的“汉学汇群流”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这样的“汉学交流圈”在英文世界和日文世界中早已存在，它们分别是名闻遐迩的美国“康桥”（哈佛与MIT所在地，有别于英国同名的“剑桥”）“红粥会”和日本京都“蟠桃会”。
“红粥会”的创办人是如今已届九十高龄的哈佛教授赵如兰（其父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哈佛常有世界各地的汉学名流来去，赵教授常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客厅发表演讲，席间招待一碗“红粥”，座下的听众有本校重量级教授，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研究生，这里成为重要学术信息的一个前沿交换场域。“蟠桃会”的创办人，则是现已退休的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乃吉川幸次郎的弟子，在京都为圆心的日本关西地区“汉学圈”中影响力甚大，其以校园名胜“乐友会馆”为主场办“蟠桃会”，围绕文学、考古、宗教诸领域，宣读论文，自印辑刊，凡二十余年，成为京都汉学的一大景观。今年台湾清华大学和姐妹校加州柏克莱大学、京都大学的教授,连袂发起成立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并在联盟的架构下创办了台北“金萱会”,邀请两岸和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参与，希望办成一个中文世界的“汉学交流圈”，成为呈现海外、大陆、台湾地区等不同据点之间的各自视野的高端交流场域。
文汇报：关于“汉学”这个概念，海内外各个领域的学者有各种的解读。看似相近的其他一些概念——比如国学、中国学等，也常被用来与“汉学”进行比较。您视野中的“汉学”是一个怎么样的研究领域？是否有“旧汉学”和“新汉学”这种概念的区隔？
陈珏：这些看似相近的概念背后，都有复杂的内涵。如用高度简化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说“汉学”是“国学”的异国对照，而“中国学”则是“汉学”的现代延伸。英文的sinology概念，亦即“汉学”，以前在西方的大学中被认为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埃及学、阿拉伯学、亚述学、印度学、日本学等并列，同时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Classics)等遥相对峙，都是研究世界灿烂古文明的学问。这种用外国人的视野研究中国古文明的学术取向，与以本国人视野为主导的“国学”对照，必然会带有“隔洋观火”的“洞见”与“不见”。同时，经过二战后完成的汉学第二次“典范大转移”，国际学术界将中国研究的重点，逐步从古典转到现代，便形成所谓的“中国学”。在这样的视野下，“汉学”涵盖的研究范围及其特色自然会与以前有所不同。
有趣的是，在2010年前后，世界各地开始有学者和政治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含义不同的“新汉学”，从侧面说明新世纪中国文化全球崛起的潮流，引发了学术界与非学术界人士对“汉学”的共同关注。然而，这些论述者各自的角度不尽相同。例如，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强调，“新汉学”需能结合“中学”和“西学”，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则认为，“新汉学”的重点是研究正在崛起的今天的中国等。总而言之，目前尚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新汉学”概念，因为它才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百年清华的汉学研究传统源远流长，台湾清华的陈力俊校长和北京清华的陈吉宁校长都十分重视切实推动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两年前，我有幸与北京清华同仁共同主持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在去年创办了“新汉学”台北论坛。今年，借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成立会的机会,又举办了“新汉学”京都论坛。从明年开始,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应运而生，我们将和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一起努力,争取每年在世界各地选择一所有汉学传统的名校,举办“新汉学”论坛,办成名副其实的“新汉学”全球论坛，迎接汉学的第三次“典范大转移”。
责任编辑：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