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的演变，并不是在某个单一的文本层级上展开的，而是在“多层级文本序列”以及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的相互关系之间建构起来的。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受到特定社会条件及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福斯特中国形象变迁的重要原因。在福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中，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构成了一种生产性关系，推动并且巩固着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建构。福斯特在中国的声誉，受益于其在中国的形象建构中所具有的多层级文本序列的建设性对话关系。
关 键 词：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迁/多层级文本序列/建构性对话关系/接受研究
作者简介：姚建彬(1972- )，男，湖南汉寿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英美文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乌托邦文学和乌托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
在英国描写“爱德华时代”的作家中，E. M.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创作远称不上丰富，他主要凭六部长篇小说赢得了“20世纪上半叶最负盛名的英国小说家”，“他一直同乔伊斯(James Joyce)、劳伦斯(D. H. Lawrence)和伍尔夫(Virginia Woolf)被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1](p1)这一美誉。国内外学界一般公认《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是福斯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样一位远称不上高产，而且远称不上具有杰出艺术独创性的域外小说家，在中国却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福斯特的低产与其在中国走高的形象之间的这种有趣反差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致说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大致有如下演变：一、小说理论家，二、小说家，三、中国作家的挚友，四、同性恋作家，五、多层级文本序列中的福斯特。客观地说，福斯特中国形象的上述不同侧影，每一个都不能概括其全貌。我们只有将这些侧影综合起来考察，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立体的福斯特形象。
我们打算对福斯特在中国的上述不同侧影进行细致的勾勒，然后在此基础上来探讨不同侧影的成因，对未来的福斯特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并以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变迁这一个案研究，对我们现有的接受研究稍作方法论的反思。
作为小说理论家的福斯特
中国人知道福斯特，大概从徐志摩开始。20世纪20年代初期，徐志摩由美国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修。徐志摩游学英伦期间，除了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尤其是钟情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外，还广泛交游，与英国文艺界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多位精英有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中包括奥格顿、罗素、哈代、萧伯纳、威尔斯、卡彭特、曼斯菲尔德、福斯特、瑞恰兹、弗莱、凯恩斯、斯特雷奇、韦利、吉尔斯等人。出于个人性情及文学观念等原因，此时的徐志摩更倾向于接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对福斯特并没有给予进一步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萧乾和叶君健一前一后留学剑桥，福斯特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这三位作家同福斯特的交往，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所熟知。由于特定的政治、历史原因，原本可以进一步拓展的中英文学友谊却以悲剧告终了。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定政治原因，福斯特走向中国读者的脚步被迟滞了很多年。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上述三人都与福斯特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似乎无一人把他当作一个小说理论家来看待。而福斯特被正式介绍到中国，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开始却是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
福斯特以小说理论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然与他那本有名的《小说面面观》密不可分。据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选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该书“下编”就收入了由李水翻译的《论小说人物》。②这是根据1941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的第四章翻译的。该书同时还为每位入选者配了一份简短的“作者简历”，其中对福斯特的生平、创作有较为简明的介绍，认为《小说面面观》“基本上是一部分析小说艺术形式的著作”，但“某些基本文艺问题的观点则是唯心的”。[2](p408)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这样的选本，主要是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服务的，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的读者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很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其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在客观上成了减弱福斯特小说理论影响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即便在那样“左倾”色彩很严重的时代，这位被定性为“唯心”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也没有受到太过明显的批评。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各路文学作品、各派作家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正是在这个思想阀门被打开的年代，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被完整地译介到了中国(含台湾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在中国读者面前，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形象一直在稳步上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全译或节译)层出不穷；2、学者们对福斯特小说理论所做的研究不断推进；3、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影响了我们的文学批评。
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小说面面观》在我国就先后出版了七个中译本④，依次是：1、花城出版社1981年7月版。2、1984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苏文炳译本。3、1987年7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苏文炳译、黄锡祥校的修订本。4、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其中就收入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5、1995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由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卷收入了“小说面面观：小说中的人物”一文，译者为方士人⑤，译文前有王逢振所撰的作者简介，其中谈到“《小说面面观》(1927)是作者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小说的艺术理论，被公认为是一本关于小说理论的基础教科书。”[3](p125)1973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李文彬译本⑥，大体可以视为第六个译本⑦。另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的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所编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中收入了《扁的人物以及“角度”》。这实际上是《小说面面观》原著的第四章“人物”(下)的全文，算得上《小说面面观》的第七个译本。1987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伍蠡甫与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其中的“下卷”收入了上文提及的李水所译《论小说人物》，只不过这篇译文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发表过，所以在此不宜计为一个单独的译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的艺术——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一文(由瞿世镜翻译)，这对于国人认识福斯特的小说观念及其小说批评风格，显然具有借镜意义。
在上述各种版本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及如下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问世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概论》、《文艺学原理》、《文学理论新编》、《文学基本原理》之类的大学文科教材，只要涉及小说艺术，尤其是探讨“情节”与“故事”的区别与联系的，凡是涉及典型化与类型化问题的，特别是涉及人物形象分类问题的，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提及福斯特所作的“扁平人物”与“圆型人物”的著名划分，也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国王死了”与“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之间的差别的。比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要略》中由罗钢执笔的第四章“人物”这一小节，就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这显然是对福斯特理论的详细阐释和发挥。⑧借助大学中文系所开设的“文学概论”课程及上述配套教材，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或批评家的身份进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心目中。进入21世纪，我们注意到汪正龙等编著的《文学理论导引》⑨第六章节也选了福斯特《扁的和圆的人物》。
这样看来，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就有了七个译本，根据各版本的印数来推算，这些不同的译本的总印数当在15万左右。如果考虑到福斯特的原著仅仅薄薄的百多页这一事实，我们的确会纳闷，福斯特的这本小书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呢？这主要是因为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甫一出版，就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人们往往将其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等书相提并论，作为问津文学殿堂的重要入门书而加以阅读和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把福斯特这部“讲演录”奉为小说理论经典。陈思和说：“大约像我这样年龄的‘文革’后的文科大学生，都很难忘记当时流行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一本是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4](2008/3/21)对于8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和作家来说，《小说面面观》差不多被当成了一部小说批评(或鉴赏)圣经。在《露西之恋》的译后记中，李辉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接触福斯特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福斯特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值得长篇摘录：
知道E.M.福斯特的名字是在1981年。那时，正静呆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等着分配的命运，一本署名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吸引了我。书出得有点别扭，既无译者名字，又无作者英文名字，但是一则“内容简介”，却向我们第一次透露出有关福斯特的情况：
“本书曾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作者福斯特是1961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勋位”的英国当代小说家。他以细腻的观察，优美和洗练的笔调，旁征博引，就小说的七个层面——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示、节奏——来分析探讨小说，向读者介绍看小说的种种不同方法及小说家看自己的作品的种种不同方法……”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著名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随即对中国文学评论界产生一定影响，许多年轻人在文章中多次依照这一观点，分析人物形象。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便随着他的理论作品，开始为中国读者熟悉了。[5](p272)。
从陈思和及李辉的回忆可以看出：第一、福斯特真正走进中国读书人的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二、中国读者最初是将福斯特当作小说理论家来接受的；第三、福斯特在80代的中国非常流行。
从以上的勾勒可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福斯特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形象进一步明晰、稳固。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福斯特小说理论的特色、思想体系及其根源也逐渐有了深入的研究。1985年，《小说评论》上发表了畅广元的《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人学”——〈小说面面观〉给人的启示》一文。在畅广元看来，福斯特小说理论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将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和节奏”这七个面“当作一般小说相对稳定的构成因素去考察，而且把它们当作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来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把‘现实的人’放在小说创作和欣赏的实践活动中研究，而这恰是作为特殊‘人学’的小说理论的特点。”[6](p67)畅广元认为，福斯特“以小说家的活动为中心的”理论思考“尽管还有不少语焉不详的地方”，但是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很受启发，这一点是应予充分肯定的。”[6](p72)畅广元的这篇文章，是整个80年代对福斯特小说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其价值。但是，与各种文学理论选本中频频现身的福斯特相比，我们对于福斯特小说理论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
据统计，从1996年至2007年3月，国内学界共发表108篇福斯特研究论文，其中仅有5篇⑩是讨论福斯特小说理论的，仅仅占这时期全部福斯特研究论文的0.46%。据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五篇探讨福斯特小说理论的文章其实全部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11)这五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的《福斯特小说思想蠡测》和王丽亚的《E.M.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
殷企平的文章最大的亮点在于对福斯特“整个小说的思想及其根源”进行了探讨，在审视其哲学观、社会观和艺术观的基础上，分析了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观移植到小说美学体系中的原因。作者认为，“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不同的是，福斯特对哲学、社会、宗教和艺术都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并在这几方面都有论述。他的小说观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哲学观、社会观、道德观和艺术观”，倘若我们要探讨其小说思想，就“有必要从他的整个世界观说起”。[7](p73)而福斯特的“世界观”又是在穆勒、阿诺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殷企平认为，福斯特所讨论的小说的七个面，不仅是其小说美学的集中体现，而且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等级分明的价值体系”[7](p74)，从“低级的”故事到“高级的节奏”，“福斯特把我们领入了小说美学山峰的顶点”[7](p76)。殷企平的这篇文章后来又稍作扩充，以《攀登小说美学阶梯的福斯特》为题，出现在他与人合撰的《英国小说批评史》一书中。(12)作者将福斯特的小说美学视为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中“繁荣期”的代表性成就之一，这是符合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实际的。作者认为，福斯特“与卢伯克相映生辉”，“他的小说美学阶梯论不仅体系严密，而且在审视内容和研究角度上别开生面——像他那样从七个层面深入探讨小说的要素的尚属首次；他的原创性观点包括对圆型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界定、对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的区分以及给‘节奏’下的定义。”[8](p126)在将先期发表于学报上的文章收入《英国小说批评史》这一专著时，作者注意到明确地从“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这一整体背景中界定福斯特小说理论在整个英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位置，指出了福斯特小说理论的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深化对福斯特小说理论的认识与研究。
王丽亚的《E. M.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斯特提出的“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论受到了理论界的强烈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福斯特小说理论的其他一些重要观点。作者重新审视了福斯特所提出的“图式”与“结构”论，揭示了福斯特提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小说观点与19世纪传统小说批评之间的冲突，认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以往小说理论忽视读者反应提出的异议”[9](p34)，“从形式技巧与读者关系的角度探索小说美学，这是福斯特对现代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9](p35)，“福斯特对于读者的重视，也反映了形式主义小说理论内在的意识形态力量”[9](p36)。作者不仅敏锐地揭示了形式主义小说理论内部的差异性和开放性，也肯定了福斯特站在形式主义立场上提出的读者问题对于当下小说理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这篇文章可以视为21世纪初我们研究福斯特小说理论的一个喜人收获。
上述几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的问世，标志着我们国内在福斯特小说理论的研究上已经发生了可喜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我们对福斯特的小说批评理论所作的主要是介绍性工作，表现出的主要是“拿来”的精神，并且满足于认同福斯特的理论，大多直接把他的理论拿来进行小说分析与批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于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有了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体现了分析的精神、批判的眼光，畅广元、殷企平、王丽亚等人的相关研究，标志着我们对于福斯特小说理论的认识与评价有了质的提升。
此外，苑辉的《论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13)、赵旭的《浅谈福斯特小说的思想体系》(14)、唐志钦的《纵横开阖论小说——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15)等文章对福斯特的小说理论也有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评价。
2005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申丹、韩加明、王丽亚三人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其中第七章(由王丽亚执笔)以专章的篇幅对福斯特的小说美学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是继殷企平等人合著的《英国小说批评史》之后，又一设专章探讨福斯特小说美学的研究成果。作者从《小说面面观》的英语原著直接解读福斯特的“故事”与“情节”论、“小说人物”论，以及“图式”与“节奏”论。作者认为，“福斯特既强调小说内部结构的有机统一，同时主张将具有整体美感的形式技巧与读者审美反应紧密结合。这种内外结合的方法弥补了詹姆斯、卢伯克理论对小说内部成分的过分强调。”[10](p161)作者将福斯特的小说美学放置在整个英美小说叙事理论这一大的参照系中来进行评价，并且揭示了其理论与亚里士多德模仿理论之间的关系，给人高屋建瓴之感。
福斯特的小说批评既不同于传统的传记批评，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表现出了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特质。福斯特小说批评的这种独特之处，成为了吸引我国文学界的重要原因，对于热切渴望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与批评方法的人来说，福斯特的小说批评成为了一个可以借鉴的重要外来资源。
由上可知，福斯特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名气之大，与他作为批评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很多人都是在看到了《小说面面观》之后再去进一步阅读福斯特的小说作品的。(16)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作支撑，他在中国的名声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对作为批评家的福斯特形象的建构以及对于其《小说面面观》的持续不断的研究，是我们自文革结束以后，希望逐渐转变与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的关系，寻找并确立小说形式意识，进而建构审美批评话语的重要外来参照系。就此而言，作为批评家的福斯特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注意到，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与日益广泛，不少网站或论坛还将《小说面面观》制作成课件或电子图书，提供给读者免费下载(17)，这必将进一步巩固并扩大福斯特作为小说批评家的形象，对福斯特在中国的声誉提供现代科技手段的保证。
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
在已经知道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家兼小说家身份后，对于他的作品的译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就开始陆续翻译福斯特的小说。到目前为止，福斯特六部长篇小说中的五部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只有《最漫长的旅行》暂无中译本问世。福斯特的有些小说，甚至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比如，《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就是这样。以《印度之行》为例，我们发现就有以下四种译本，分别是张丁周、李东平合译本(18)，杨自俭、邵翠英合译本(19)，石幼珊、马志行、董冀平合译本(20)，此外还有何其莘评注本。(21)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有三个以上的版本，一个是李辉的译本(22)，一个是李瑞华、杨自俭合译本(23)，还有一个是巫漪云译本(24)，另有一个收入“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中的《俯瞰美景的房间》(25)。此外，我们国内还出版了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26)的英语版，收在外研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中，与卡夫卡的《城堡》等名作集体在中国读者面前亮相。《霍华德庄园》封底上的中文广告词宣称，这部小说是“福斯特最成熟、最优秀的早期作品，该书奠定了他文学大师的地位”。这样的广告词，再加上黄梅所撰写的高水准长篇导言，自然不难进一步激发那些喜欢福斯特的读者的阅读兴趣。
福斯特小说中译本的不断问世，当然离不开国内学者、翻译家的译介、研究。1985年，侯维瑞出版的《现代英国小说史》花了一节近二十四页的篇幅介绍国外学界对于福斯特的评论、其生平及创作，并对《天使惧于涉足的地方》、《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及《印度之行》(27)这五部长篇小说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对福斯特的短篇小说也进行了专门介绍，对《小说面面观》、《阿宾格收获集》、《为民主欢呼两次》等评论作品也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评论。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在今天，侯维瑞对于福斯特作品所作的如此详细介绍，仍然为那些希望进一步阅读福斯特的读者提供了很便利的指南。后来出版的《英国文学通史》、《英国文学史》、《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中对于福斯特小说所作介绍与评价，很少有超过侯维瑞当年所做的工作的。(28)侯维瑞认为：“作为传统与革新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小说家，福斯特为两个时期的转变架设了桥梁，促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崛起。在现代英国小说的园地中，福斯特有理由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11](p178)。
2003年，我国出现了第一部福斯特研究专著，这就是陶家俊的《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29)该书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读福斯特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嬗变，并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剖析，评说其文化批评理论，力求在更深的辩证层面上揭示福斯特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和思想。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着手，探讨了福斯特式的自由人文主义连接观所隐含的政治意识与英国中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福斯特研究领域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新成果，对于后续的福斯特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8年，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之行》的导读。(30)这是从国外引进的78册“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中的一种。该书从语境、情节、人物形象、主要角色分析、主题及象征、精彩片断赏析等方面对《印度之行》进行导读，并设有问题及参考答案、进一步阅读书目。虽然这样一种成书形式主要是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但是对于那些希望进一步走进福斯特小说世界的读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帮助。而且这种双语对照的形式，也会给读者带来探险的乐趣。
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在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读者群，数量上虽然不及他的同时代作家，如劳伦斯、伍尔夫等人所拥有的那样庞大，但是，这个数量仍然还在进一步增长。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霍华德庄园》英语版导论中，黄梅指出：“《霍华德庄园》中至今能触动我们的东西，也许就是作者的那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人类的命运，也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自己认同的社会理想。”[12](pxi)我想，如果把黄梅的这一看法稍作扩充，用以理解福斯特大部分小说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功利主义至上的时代的意义与价值，也是颇为妥当的。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明确提出，并贯穿于其全部小说创作中的“惟有连接”这一鲜明主题，以及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仍然是其作品吸引中国读者的重要理由。中国福斯特读者数量的日渐增长，是对作为小说家的福斯特的最好馈赠。
福斯特小说艺术的独特价值，他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的性格，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作品反映出了西方发达社会在‘发达’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现实。”[1](p1)叶君健认为福斯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鲁斯特、纪德、乔伊斯、卡夫卡都属于能够反映这一现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
在其小说中，福斯特不仅仅从艺术与主题两方面挑战小说风格的惯例，而且挑战英国生活与小说所依赖的风俗与道德传统。他的小说检验了为人所认可的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得体与合适行为的习惯，关于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关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思考。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位置，而是一直置身社会之外，在面对惯例确认了他们的性欲时，却并没有像在之前的小说中那样为此而受到惩罚。福斯特小说中的情节奠定了本能、激情与内在生活的合法性。这是福斯特小说原创性的重要体现。
福斯特小说的这种独特价值，似乎有愈加受到重视的趋势。2006年，格林伍德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了美国马萨诸萨-洛威尔大学副教授米勒·A.马洛所著的《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名著》，作者将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与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T.S.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夫洛情歌》及《荒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威夫人》并称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一直就在英美的学校得到广泛研究，对普通读者亦具有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作者认为，福斯特的这部作品探讨了英国阶级制度本身的结构和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对当时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公平问题提出了思考，揭示了快速扩张的工业主义对于个体及家庭的冲击，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制度、当时社会状况的怀疑，批评了在工业主义中找到的骄傲自满和中上层阶级自由主义的徒劳无益。(31)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寻找人类的未来出路，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英国文学史上，福斯特也是值得关注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与此前的简·奥斯丁颇为相似。虽然从总体上来讲，他的小说的风格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他偶尔也表现出讽刺的风格，《印度之行》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令人称道。福斯特在小说艺术上所表现出的这些现代主义特质，同他在哲学、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现代主义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增加了其现代主义的独特性。福斯特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这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错的特质，不正是他吸引读者的魅力之所在吗？
作为中国作家挚友的福斯特
与福斯特并列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小说家的劳伦斯、伍尔夫、乔伊斯在中国也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而且近些年来，后三者，尤其是伍尔夫的读者群有愈益扩大的趋势。但是，与后三位不同的是，福斯特与中国的联系却更为直接。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福斯特与两位中国作家结下的中英文学友谊为他在中国的声誉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除了徐志摩之外，福斯特先后至少与两位中国作家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其中一位是萧乾，另一位是叶君健。就这两位作家与福斯特的交往来看，萧乾与福斯特的交往不仅较叶君健为先，而且也较后者更为密切。
让我们先来看看福斯特与萧乾的交往。据萧乾自己回忆，他在剑桥研究心理派小说(32)时，非常仰慕福斯特，坦言“福斯特的小说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13](p36)1988年第3期的《世界文学》刊发了萧乾与福斯特的四十七封往还书信(33)，这是由《人民日报》社的李辉翻译的。萧乾不仅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写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一文。(34)在这篇文章中，萧乾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他与福斯特的交往，以及对于这段中英文学友谊的悲剧式结局的悲悼。此外，傅光明在其所著《人生采访者萧乾》(35)等萧乾传记中也提及了萧乾与福斯特的交往(36)。按照萧乾的叙述，1940年8月，英国笔会为了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逝世而举行大会，英国小说家福斯特代表英国致词，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代表苏联致词，萧乾代表中国致词。正是在这次纪念会上，萧乾与福斯特相识，其后不久，萧乾应福斯特邀请，去一个俱乐部吃便餐。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按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典型的忘年交，因为福斯特较萧乾年长29岁。1942年夏，正是因为福斯特与当时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2)的推荐，萧乾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成为英语系的研究生，专门研究意识流小说。到了剑桥之后，萧乾与福斯特的联系较此前他在东方学院当讲师的时候更为密切了：除了经常性的见面，他们还频繁通信，二人除了谈文学、谈艺术，也谈各自养的猫。福斯特的《莫瑞斯》虽然在他去世一年之后才公之于世，实则早在1914年7月就已经脱稿，他明知那时不可能出版这部同性恋小说，但还是私下里拿给要好的朋友们看过，其中唯一有幸看过该书初稿的中国人就是萧乾。根据二人的通信来推断，萧乾看到《莫瑞斯》初稿的时间，当在1943年一月到四月间。在萧乾保存下来的福斯特第28封来信(打字稿)中，可以读到如下文字：
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到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第28封，1943年1月1日)
在第31封信中，福斯特说：
你一旦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打字稿。(1943年3月10日)
根据同年5月1日福斯特致萧乾的信，我们可以推知，萧乾不仅在5月1日之前读完了《莫瑞斯》初稿，而且还将自己的看法用书信的方式告诉了福斯特。从福斯特5月1日的回信及萧乾后来所写的《唉，同性恋》可以看出，萧乾对于同性恋问题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两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表现出的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反倒是特定时代的政治氛围把他们割裂了开来。
1954年，一个英国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萧乾应邀出席了欢迎酒会。团中有一位叫斯普劳斯特的教授，系福斯特与萧乾两人共同的朋友，福斯特托这位诺丁汉大学的教授带给萧乾一本新著并一封信，但是萧乾却因怕受牵连而拒绝单独与这位教授见面，也拒绝了福斯特委托此人带来的书和信。萧乾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做出的无奈选择，也许被远在英伦的福斯特视为无礼、傲慢等的表现，并很可能由此而销毁了萧乾在英期间与他的近百来封往还书信。直到1984年，萧乾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邀请，故地重游时，才意外地得到了这批通信中部分信件的打字稿复件。
叶君健是福斯特与中国文学产生渊源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对于两人之间的交往，叶君健在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福斯特选集》所撰的总序《一位长期盛名不衰的小说家》中有所叙述：
福斯特终身没有结婚，所以没有一个家。他成名后英王学院授予他荣誉研究员(Honorary Fellow)称号。1947年他退休到英王学院。我那时也是中国学院的成员，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个短简，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吃茶。从此我们就认识了，不时和他见面，谈些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方面的事情。1949年秋我离开英王学院返国，与福斯特的交情从此中断，因为这种关系在当时也算是“海外关系”的一种，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任何通信联系。1982年英王学院以“荣誉讲师”(Honorary Lecturer)的名义请我携爱人返校讲学，我这才得知福斯特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的故居已经住进了新人。[1](p6-7)
叶君健对于他与福斯特的关系所作叙述几乎不带多少感情色彩，也没有明确的细节。总的来说，他似乎有意淡化二人之间的交往，有人说这与他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关，这从他很少公开谈论与英国现代派，尤其是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的领军人物伍尔夫的交往中即可看出：
他早年在英国时曾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的领军人物伍尔夫夫人等现代派作家过从甚密，但他从来也不公开谈论这个文学圈，估计是出自自我保护的目的吧。只是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偶尔提起自己与现代派的关系。在现代派受到追捧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言辞过甚地标榜自己的现代派背景。事实上，国内真正与这个圈子有过交往的只有叶先生。同时在英国的萧乾与这个圈子亦有接触，但应该说是间接的，因为他的老朋友福斯特只是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其写作风格也不属于现代派。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訾议，理由很简单，这个奖排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知道，是否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折冲樽俎，因此连他的文学定位都成了一个问题。[14]
很显然，经过萧乾、叶君健、文洁若、李辉等人的反复书写，福斯特作为中国作家挚友的这一形象已经比较生动地刻写在了中国读者心中，成为保证乃至提升他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地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没有萧乾与福斯特的交往，也许我们见到《莫瑞斯》的中译本的时间还要推后。此外，对于研究和反思1949年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学者来说，萧乾、叶君健归国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完全中断同福斯特的交往，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个案。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作家与国外作家的交往和互动变得日加频繁、密切，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接受研究的范围、手段、意义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萧乾、叶君健等人对于中英文学史上以悲剧告终的这段友谊的回忆是有意义的，至少能够提醒我们不要让那样的悲剧重现。
作为同性恋作家的福斯特
在福斯特的全部长篇小说中，有一部是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发表的。这部小说之所以迟至1971年才出版，倒不是因为无人赏识，而是因为它所写的男同性恋爱情这一非常独特的题材。同性恋的存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真正见诸笔端的，古往今来还真不多见。福斯特的这部作品创作于20世纪10年代。那个时候的英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尤其是性观念、婚姻观念依然相当传统、保守，同性恋被视为有伤风化的刑事犯罪。福斯特想必知道，此前的1895年，王尔德就因同性恋被判处两年苦役。《莫瑞斯》完稿于1914年，距王尔德被判罪入狱相距不到二十年。以福斯特的性格而论，加之其母亲及众多亲友尚在人世，他是断然不敢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不敢出版这部小说的。所以他只同意在自己去世以后再出版。
英国文学史家安德鲁·桑德斯认为，《莫瑞斯》表现了福斯特“对受压抑的性欲的觉醒的关注”。[15](p724)如果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最漫长的旅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从异性的观点审视这种觉醒的，那么《莫瑞斯》则是从同性恋视角来审视的，后者“极其有节制地对当代禁忌提出了大胆的疑问”[15](p725)。
2002年10月，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了文洁若翻译的《莫瑞斯》。这部中译本的封腰上截取了同名电影的一个画面，画面中的两位青年男子深情地依偎在一起。在两人的上方，用红、黄、白、黑四色将“《莫瑞斯》又名《莫瑞斯的情人》”几个字用大号字体标出，在左边则有如下广告性文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所著同性恋情经典小说。影片《莫瑞斯》又名《莫瑞斯的情人》获第44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男主角休·格兰特获最佳男演员奖。”在这段文字中，“同性恋情经典”又被用黄色大字体加以突出。封腰上色彩亮丽的广告画和招徕性文字所走的是明显的商业化道路，同该小说中译本相对素雅的封面设计构成了一种对照，封面上方的一行文字对这部作品的定位是“一部探讨社会价值与爱情冲突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封面的作者简介上还有如下文字：“与劳伦斯齐名的伟大小说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不难看出，出版商对于读者的消费心理拿捏得很好，既要为自己的新产品找到卖点，但又不能让人看出自己太俗的赚钱动机。其实，抛开这些遮掩，读者从拿到这本书的封面开始，在事先对福斯特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单凭封面及封腰上的图文，就已经在内心将这部品定位成一部同性恋小说了。如果翻到内文，尤其是结尾中“关于同性恋”的札记以及萧乾的那篇《唉，同性恋》，读者自然能够在不阅读小说之前，进一步强化这一印象：《莫瑞斯》就是一部同性恋小说。(37)2003年第10期《书摘》发表了文洁若所撰《探索爱·摩·福斯特的压箱秘密——读〈莫瑞斯〉》一文，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福斯特是同性恋作家”这一印象。
《莫瑞斯》中译本的出版，对于福斯特研究来说，虽然有些晚了，但是，它与福斯特形象在中国的变迁轨迹基本上是吻合的。这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得以在21世纪初期出版，与我们国内的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同性恋在我们国内的处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92年，安徽公安部门针对两名女子同居的情形，认为中国法律没有禁止同性同居。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1995年，中国发行由张北川所著的第一本有关同性恋的学术专著《同性爱》。同年，日本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1997年，中国刑法改革取消“流氓罪”，此举通常被认为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浙江《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是否应该被剔除出疾病分类展开公开辩论。2001年，中国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在亚洲地区，只有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和韩国三国将同性恋视为非罪非病。这一系列的变化，为中国读者阅读《莫瑞斯》这样的同性恋小说，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倘若福斯特地下有知，他当为此而感到高兴。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英国唯美派电影公司Merchant-Ivory将原著小说搬上了大银幕。影片制作之精细、画面之醉人、演员演技之精彩，成为一座后来同志电影很难超越的高峰，被誉为“同性恋电影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美国的三角出版评选了一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福斯特的《莫瑞斯》以较为靠前的第16名入选。这些在小说之外发生的事情，也进一步激发了福斯特在普通读者和特殊读者(38)的吸引力。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小说史方面对于《莫瑞斯》的介绍、分析及评价还比较有限，不少这方面的著作根本都不提《莫瑞斯》。由王佐良、周珏良主编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叙及其《莫瑞斯》时，其基本观点与王家湘80年代那篇文章中的看法没有实质性变化，而且对于这部作品的内容及艺术特色也没有进一步的分析。(39)
随着我国福斯特研究的深入，对于福斯特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中同性恋问题的探讨还有深化的空间，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透彻地认识其思想价值、艺术追求。
结语：走向多层级文本序列视野下的福斯特
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不能不提到许多读者经由观看根据福斯特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所获得的对福斯特的了解。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福斯特似乎是一个非常有电影缘的作家，他的六部小说中已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搬上了银幕。(40)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改编的这些电影，都属于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征服了许多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观众，并激发了很多人去阅读福斯特小说原著的热情。这种情况，在中国读者对福斯特的接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41)
中国人接受福斯特的轨迹与英国人对于福斯特的接受轨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出现在英国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小说家形象，其次是一个记者兼电台播音员的形象，然后是一个小说批评家形象，最后是一个同性恋兼小说家的形象。我们可以将英国人认识福斯特的轨迹简化如下：小说家——记者——小说批评家——同性恋作家——多面的福斯特。而中国人对福斯特的认识轨迹则大致可以描绘如下：小说批评家——小说家——同性恋作家——电影媒介推介下的福斯特——多面的福斯特。中、英两国读者在认识福斯特的轨迹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差别，以及最后阶段的相似，有着深刻的原因。福斯特在英国读者的认识视野中的轨迹，基本上符合福斯特在英国社会(尤其是文坛)上的活动历程：一般英国读者都是先知道福斯特的小说创作，然后才了解他的鉴赏式小说批评，然后在他身后出版的《莫瑞斯》以及费尔班克为其所作的传记的基础上，对福斯特的形象进行了某种调整与修正，但是这并没有对他的声誉及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因为“福斯特在其晚年成了文艺界的大权威”[16](p312)。
在当代中国，福斯特仍然是一位拥有很多读者的外来作家。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国内不少高校的图书馆还收藏了数量不等的福斯特作品及国外学者研究福斯特的成果，我们国内的英语系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也将福斯特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作家来讨论。最近10年内，以福斯特为毕业论文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我们使用中国知网和维普资讯两种电子资源库进行检索，在排除重复信息之后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间，以福斯特为选题的硕士毕业论文至少在25篇以上，而且这些学生的分布也较为广泛，东起华东师范大学，西至陕西师范大学，北起东北师范大学，南至南京大学、苏州大学，许多高校的英语系或中文系均有硕士研究生以福斯特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要么解读其某部作品，要么探索其小说的“联结”主题，要么分析其小说的艺术特色，要么将其创作与他人的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研究，要么探讨其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情况，要么研究其作品中的语言学现象，凡此种种，标志着我们年轻一代学生并没有忘记这位曾经被视为“传统”的作家。
此外，网络福斯特读书小组(42)、电影世界中的福斯特、国内各英语院系研读的福斯特、学者研究论文构成的福斯特序列、学位论文构成的福斯特文本序列、国内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等处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收藏的数量不一、版本不一的福斯特作品及研究著作构成的文本序列、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文本序列、英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福斯特、人们口头谈论的福斯特，等等，我将上述涉及福斯特形象建构的每一种情况都视为一个文本序列。这些不同的文本序列决定了我们在对中国接受福斯特的情况及其在中国的形象建构与变迁进行研究时要予以通盘考虑：一个最明显的理由是，上述每一个文本序列都不能完全决定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建构，但是每一个序列都对这一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经过对作为“小说理论家”、“中国作家的挚友”、“小说家”、“同性恋作家”等层级的文本序列中的福斯特在中国形象的考察，我们才了解并认识了福斯特及其创作的多侧面性与丰富性。(43)正是因为存在着多层级文本序列中的福斯特形象，福斯特在中国读者中的声誉才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一般地说，与那些仅以单一的文本序列走入中国的域外作家相比，越是由多层级文本序列所决定的域外作家在中国的形象建构就越是具有生命力与活力。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在域外的生命力、影响及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域外所拥有的文本序列的层级数。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个作家在域外所拥有的文本序列的层级越多，他在域外的影响，他在域外的声誉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倘若建构这些作家域外形象的文本层级与传入国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呼应关系呈正态分布，那么，他在传入国的形象就越发积极。各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的“对话杂语性”(diaglogic heteroglossia)关系为作家的域外形象建构过程中的未完成性提供了保证。各个层级的文本序列中间的对话关系越活跃、越强烈，作家异域形象的建构空间也就越宽泛，建构的过程也就越充满动态性。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没有必然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处于一种生产性的对话关系之中，这种生产性的对话关系大致沿着两个方向运行：一个我称之为正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另一个相应地可以称之为负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正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也可称之为积极的建构型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作家在域外的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强化并更新着其域外形象。由此看来，正态的生产性对话关系或积极的建构性对话关系，对于作家及其作品在异域的接受，对于其形象在异域的建构，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我们以往对于域外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所作研究，似乎缺乏对于该作家(作品)所构成的多层级文本序列的细致考察，而大多只关注对该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这就势必影响我们对于所考察对象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除了借助接受美学来支撑接受研究外，我们也有必要引入“多层级文本序列”这样的新理论范畴。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见出，福斯特在中国的形象的建构并不是在某个单一文本层级上建构起来的，而是在多个层级的文本序列以及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的相互关系之间建构起来的。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受到社会条件及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构成了福斯特中国形象变迁的重要原因。在福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这些不同层级的文本序列之间构成了一种生产性关系，推动着而且巩固着福斯特中国形象的建构。我在此提出“多层级文本序列”这一概念，意在为现有的接受研究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支撑，而对于福斯特在中国形象的变迁的上述探讨，不妨视为我对这一概念的初步运用。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萧乾、叶君健、文洁若等人的文章，以及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新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
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下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李水将这一章的标题译作“小说的几个方面”。
③从袁可嘉为《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所撰的长篇“后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袁可嘉用较为客观的语言指出，《小说面面观》“这部书谈的不止是角度问题，但也是小说技巧方面的一部出名作品。……这是一部小说家谈小说技巧的书，它对现代小说的艺术特点有所说明。”见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下编)，第45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④含全译与节译。
⑤吕同六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第125-15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该译本在台湾多次再版，最新的版本出版于2002年。佛斯特：《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译，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新版。
⑦据朱乃常的研究，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内容与李文彬的志文版完全相同。参看朱乃常：《译序》，第7页，见于朱乃常译《小说面面观》“英汉对照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⑧参看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第211-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⑨汪正龙等编著：《文学理论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⑩王桂莲：《国内福斯特研究十二年》，载《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年第2期，第149页。
(11)此外，董俊峰发表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上的《英美小说理论的首次崛起》及张福勇发表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上的《解读E.M.福斯特的文学艺术观》这两篇文章也对福斯特的小说理论进行了详略有别的评析。
(12)参看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第151-163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13)苑辉：《论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14)赵旭：《浅谈福斯特小说的思想体系》，载《科技资讯》，2006年第2期。
(15)唐志钦：《纵横开阖论小说——评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6)国内一个较为有特色的网上“E. M.福斯特”读书小组对内部成员如何接触福斯特进行了一个非正式调查，10个回帖中有三个说是先了解《小说面面观》的内容，然后再去阅读福斯特的小说的。请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88005/(发布时间：2007年8月22日)。
(17)如http://www.21emr.com/Soft/ShowSoft.asp·SoftID=4543就以课件的形式免费将《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提供给读者下载。
(18)E.M.福斯特：《印度之行》，张丁周、李东平，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19)E.M.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200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杨自俭重译的《印度之行》，这可以看作福斯特这部小说的第四个译本，而且这是市面上最畅销的一个译本。
(20)E.M.福斯特：《印度之行》，石幼珊、马志行、董冀平，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21)E.M.福斯特原注：《印度之行》，何其莘评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22)爱·福斯特：《露西之恋》，李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23)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李瑞华、杨自俭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24)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巫漪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25)E.M.福斯特：《俯瞰美景的房间》，俞宝发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该书是根据福斯特小说原著改编的电影剧本。
(26)E. M. Forster，The Howards End(《霍华德庄园》)，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7)此处提到的福斯特的《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及《印度之行》这几部作品，侯维瑞分别译为《最漫长的旅行》、《可以远眺的房间》、《霍华兹别墅》、《通往印度之路》。
(28)当然，如果就评价的视角而论，后出的英国文学史，特别是英国小说史自然有了更灵活的选择。比如，北大出版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在解读《印度之行》时，就较多地引用了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后殖民理论。
(29)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劳拉·赫福尔曼：《印度之行》，季文娜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
(31)参看[美]米勒·A.马洛所著：《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名著》，第36页、第51-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2)现在通称“意识流小说”。
(33)二人之间的通信在八十多封到一百多封之间，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均在“文革”抄家时被毁，只有四十多封信的抄件保留下来，后经《人民日报》社的李辉翻译，刊载于1988年第3期《世界文学》上。参见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其所译的《莫瑞斯》“译后记”中的有关叙述。《莫瑞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第283页，2002年10月第1版。
(34)该文后来又以“代序”形式见于李辉所译的《露西之恋》。萧乾：《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代序)，见于《露西之恋》，李辉译，第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3月第1版。该文收入《萧乾文集》时，不仅内容有删节，而且标题也简化为《记爱·摩·福斯特》，后又收入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乾忆旧》一书中。
(35)傅光明：《人生采访者萧乾》，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36)参看傅光明：《人生采访者萧乾》，山东画报出版社，第85页，1999年9月第1版。
(37)除了《莫里斯》之外，福斯特在他的8篇短篇小说创作中也曾涉及了同性恋题材。这些短篇小说，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38)我在此指的是同性恋者、性工作者、性学家。
(39)参看王佐良、周珏良主编：《20世纪英国文学史》，第219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2月第二版。
(40)截至2010年1月，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莫瑞斯》、《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已被搬上银幕。
(41)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88005/(发布日期：2007-08-22 00:49:16)。
(42)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e.m.forster/(创建日期：2007-05-19)。
(43)这还不包括我们尚未认真探究的其他层级的文本序列，如短篇小说中的福斯特形象。
参考文献：
[1]叶君健.一位长期盛名不衰的小说家——《福斯特选集》总序[A].E.M.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邵翠英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
[2]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M](下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3]吕同六.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4]陈思和.项狄传.文汇读书周报[N]，2008年03月21日.
[5]李辉.译后记.[A]爱·福斯特：《露西之恋》[M].李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6]畅广元.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人学”——《小说面面观》给人的启示[J].小说评论，1985年第4期.
[7]殷企平.福斯特小说思想蠡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8]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9]王丽亚.E.M.福斯特小说理论再认识[J].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10]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12]黄梅.福斯特其人其作[A]E.M. Forster，The Howards End(《霍华德庄园》)[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13]萧乾.记E.M.福斯特[J].瞭望，1988年第3期.
[1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3d2f101000by8.html(发表日期：2007-09-09 12:40:29).
[15][英]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下).谷启楠、韩加明、高万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6][英]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M].蔡文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