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发展至今已近百年。梳理其学科史，大体形成了平行研究、影响研究、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几种比较方法。客观来说，学界在运用这些方法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疆域”时，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原因何在？如何才能走出这些“误区”？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勿过分热衷跨文化研究方法
按时间排序，“影响研究”是最早成型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主要探究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成为“法国学派”极具代表性的比较方法，侧重于勾勒文学传播的“路线图”，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传播的前因后果。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告诉记者，法国学者否定了“平行研究”，把“影响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唯一方法，并将学科视域限制于实证性文学关系的范围之内。
在曹顺庆看来，“影响研究”最为常见的误区就在于，它在追本溯源的同时，忽略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时代、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所导致的误读或过滤等情况。而这一部分，亦是比较文学一块重要的研究领地。
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影响研究”独大的局面被“平行研究”打破。美国学者用这一曾经被摒弃的方法论拓展了比较文学的视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邹建军介绍说，对于人类早期的文学而言，由于交通与通信不便，尽管它们有着各自迥异的风格，但基于美学价值上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仍然能将其置于同一平台上进行比照。
依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介之的理解，或许在被“平行”比较的文学对象之间，未必能够找到直接关联，可这并不妨碍引出有意义的结论。
“平行研究”最需要警惕的就是机械的比较。“比方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两位主人公，都同样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倘若对这两部作品、两个人物形象进行平行比较，是否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是否可以真正深化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果不是，那么这样的‘平行研究’又有什么价值？”汪介之反问道。
谈及“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受访学者在肯定它们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新视角之外，也担忧因一些学界同仁对此类研究方法的过分“热衷”，而导致研究重心偏移，使得学科边界趋于模糊。
限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
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喜忧参半”的局面，邹建军总结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的成立都是有着基本前提条件的。实际上，关于方法论的种种“误解”，主要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之间，都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与不同。如果不对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加以任何限定，则可能会使比较结论流于肤浅，甚至失去意义。
然而，回顾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我们也能发现，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再到“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随着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比较文学的视域也在逐渐扩大。换个角度来说，即便它们存在不足，却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尝试之于学科发展的正面意义。这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建设中都需面临的正常现象。
“比较文学的研究初衷在于通过探究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互怀尊重、理解和宽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学现象，是需要不断创新学科研究方法的。这样不仅能使我们以更加广阔的视角认识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还能从多个维度予以比较，继而加强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邹建军解释说。
聚焦文学间性现象研究
要想走出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误区”，关键在于把握好学科支点。
在邹建军看来，比较稳定的学科对象，即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间性现象，便是支点之一。不论运用何种比较方法，这是避免陷入“误区”的要义。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给出另一种路径。曹顺庆表示，“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性和文学审美性作为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和影响中的变异事实，或者是聚焦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相互比较与阐发之中的变异状态，以此来探寻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
不难看出，针对比较文学方法论的“缺憾”，率先由我国学者提出的研究构想，显出比较文学领域里“中国学派”的担当。
此外，汪介之提出，扎实的外语功底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因为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学者要真正厘清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之间，诸如类同、异同、映照、呼应、勾连、互证、互识、互补等各种关系，就不能降低或忽略对外语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