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作为罗马帝国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时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属美洲、意大利及亚非殖民地等）有恃无恐，在遏止英国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文化准备。于是，也便有了欧洲第一部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和第一张世界地图。不仅如此，西班牙在派遣其驻菲律宾总督的同时，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这其中就有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阳玛诺，等等。他们在传教和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系统考察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补充和完善了门多萨修士关于我国地大物博、重农轻商、尚文轻武、信鬼胜于敬神、追求安稳不尚冒险等诸多特征的描述。 有鉴于此，不可一世的菲律宾总督德拉达、桑德等均曾上书国王，谓仅需几千兵马即可轻取中国。盖因在他们看来，中国固然强盛，却是一盘散沙。 然而，帝国梦终究在英国和新教的夹击下无可奈何地幻灭了。然而的然而是，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蹂躏多少印证了近现代我们某些致命的阙如。
于是，光阴荏苒，时间流水般一晃又过去了诸多岁月。如今，跨国资本汹涌，中华民族面临更大，也更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圆，是国际贸易总额的一百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两千万亿美圆，是全球年GDP总额的七十倍。 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已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自杀；顺之，则必定被“化”。换句话说：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
一、“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资本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渐褪去面纱、露出真容；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资本家可以四海为家；而无产者和广大浮游的中间人言路广开，却基本上只能是自话自说。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动。“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更加极端的也许还在后面）。这就是说，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日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或冷热）。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原本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态势。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
内容摘要：曾几何时，作为罗马帝国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时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属美洲、意大利及亚非殖民地等）有恃无恐，在遏止英国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文化准备。
关键词： 作者简介：二、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阙如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三、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学作为人文明珠，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
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含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也取决于人类社会及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