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汉学家主要有三位：20世纪20-40年代，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中国古文选》和《中国文学史》中专门研究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流变。60年代，吴德明在《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以司马相如为中心进行了赋文研究。80年代末，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早期赋作，说明“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进入法国汉语语言文学教材。二)吴德明：司马赋的研究专家吴德明的赋学研究以司马相如其人其作为中心，专著《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前两章以百余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位汉代文人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偏重于史实研究，从第三章至第十章的近三百页则以司马相如为中心。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赋;法国汉学;马古礼;吴德明;班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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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直到1920年以后方才得到法国汉学界的译介。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汉学家主要有三位：20世纪20-40年代，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中国古文选》和《中国文学史》中专门研究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流变；60年代，吴德明在《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以司马相如为中心进行了赋文研究；80年代末，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早期赋作，说明“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进入法国汉语语言文学教材。在20世纪，赋体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同步举进，然而推广有限，仍然需要更多的译者和研究者来开拓这一园地。
关 键 词：中国古典文学/赋/法国汉学/马古礼/吴德明/班文干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和卓越人才计划项目“中国古典文学20世纪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资助(项目编号：15020011)。
作者简介：车琳，女，安徽芜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在其嬗变的流程中出现了辞赋、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咏物赋、骈赋、律赋、俗赋等形式和称谓，足以说明其种类繁多变体复杂。这种介于诗体与散文之间的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引起法国汉学家的重视，直到1920年以后方才逐渐得到更多研究。
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主要有三位汉学家：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对赋体文学情有独钟，早在1925年出版了《<文选>中的赋》，后在40年代所著《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也多次论及赋体作品，是20世纪法国汉学界专事研究赋文第一人；吴德明(Yves Hervouet)1964年出版其博士论文《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该著作也因司马相如是汉赋代表作家而成为一部研究赋体文学的重要文献；至1989年，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出版《中国文学史》教材时，专辟一章介绍早期的赋作，虽然只有寥寥几页的普及性文字，但也说明“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进入法国的汉语语言文学教材中。
一、法国学者的赋源研究
关于赋的起源，自汉以来便有诗源说、辞源说以及清代出现的综合说、民国时期赋出俳词之说。法国汉学家们也都把赋源作为赋学研究中第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关于赋体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中国学界历有争论。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的绪论中写道：“‘赋’原是‘古诗之体’，有《文选·序》可资证明。其言：‘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评注曰抒发胸臆为赋。”①他认同赋源于诗，不过继而说明“这种没有严格音律的诗歌形式很快发展和独立出来”“屈原之作《离骚》被认为是‘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起源，这个观点非常正确，而且《离骚》的成功为赋体的独立做出重要贡献”。②综合来看，马古礼结合了赋的诗源说和辞源说，意思是赋在尚未形成独立文体之前是诗体一种，之后受到楚辞的影响而形成真正的文体。马古礼在绪论的结尾处提及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在《郊庙歌辞及其他》(1923年)序言中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可以说赋在其整个发展阶段都在表现与其起源密切相关的一个特点：赋原本就是一种咒辞。”③马古礼对此观点不予苟同。在他看来，自汉以后任何时代的赋都不具备这个特点，并且援引亚瑟·韦利本人的另一段解释(“这并不能通过论证来说明，只是感觉有一种从语言和节奏而得到的感官陶醉”)来证明所谓符咒辞说只是亚瑟·韦利的个人感觉，并不具备科学性。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古礼过于狭义地理解了亚瑟·韦利所言“赋原本就是一种咒辞”。我们不妨把咒辞说看作辞源说的一种，如果说辞赋原是一体的话，那么辞的起源便可以追溯到宗教神灵。正如当代赋学研究学者许结在讲述赋源时所说的那样：“整个文学的历史，其开端都与宗教有关(略)。我们看周公的祝辞，他就是通过曲折的感情的表露和反反复复的词汇的描述，来感动神灵。这种早期的对神灵的感动，渐渐发展为对人的感动，再发展为对自我的感动，所以文学的发展我觉得有这么一条线索。”⑤而亚瑟·韦利所说“一种从语言和节奏而得到的感官陶醉”正是说明从赋体修辞产生的精神体验令人接近于上古时代“辞”的祝祈性质，既说明了赋的美学特征也体现了赋在起源时期的精神品格。
吴德明在专著《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的第三章中为了论述“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详细介绍了赋的起源。两汉之前是否有赋?辞与赋之间有何关联和区别?这些不可避免的赋源问题也都是这位法国汉学家所希望探知的。“司马相如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职业作家，他生活在一个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好几种文体形式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而我们所研究的这位诗人以其作品和影响促进了这些新兴文体的形成。为了说明司马相如文学创作的独创性，显然应当先介绍他之前的文学体裁，即‘楚辞’。”⑥吴德明把楚辞视作一种文体范畴，“战国时期楚地出现的这种诗歌从格律、风格和内容上都有别于《诗经》中的作品”⑦，并且区分了《诗》用于歌而楚辞则用于诵。他进而说明楚辞的抒情性与象征性虽然源于长江地区宗教和巫术仪式，“但是我认为这些诗歌形式考究、辞藻丰富、意象繁多，且具有个人色彩的情感抒发，只能以才华卓越的诗人的创作才能方可驾驭”，“我们在屈原的诗作中可以发现赋的渊源”。⑧可见，吴德明充分肯定屈原作品在赋体起源中的作用，同时通过研究司马相如的作品和大量中国文献观察到赋源的多元化：其一，“与屈原的诗作相比，司马相如的赋更直接地源于战国时期诸侯宫中的娱乐之事”⑨，所以后来的汉赋也有娱悦皇帝的作用。例如，宫廷娱乐活动中有猜谜、寓言、短剧，为了调动气氛而经常采用设置情境的问答形式，这便是后来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而且在第一部以赋名篇的文学作品《荀子·赋篇》中亦可见端倪；其二，吴德明同意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战国时期纵横家之间的论辩也可能对后来的赋体产生影响，因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上林赋》中所呈现的也正是这种王侯之间的论辩；其三，吴德明认为在《战国策》和《史记》所记载的一些短篇作品片段中也可以发现汉赋的前身。可以肯定的是，在吴德明的赋源探讨中，辞源说是主体，而且包括赋出于楚辞和纵横家辞令两种来源，同时，他也兼顾汉朝之前多种文学样式对赋的共同影响，尤其是注意到赋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得到这样一个观点：赋在本质上是一种宫廷文学，民间文化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因素。⑩总体而言，吴德明对赋源的探讨综合了中国学界、法国汉学界以及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等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总结和转述，虽无创见，但是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赋源研究中最具专业性和全面性的成果。
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明确表达了赋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中的诗篇对后世文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体现在它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丰富的辞藻描绘了神游之灵所经之处的风景颇具神奇之象，二是风景描写与人的思想、情感联系起来，并升华到道德情操。正是基于对此种创作手法的模仿而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赋。”(11)班文干选择了最为简单明了的介绍方式，虽然在学术性上略逊一筹，但是更适宜于向普通法国读者和学习中国文化的法国大学生普及中国文学常识。
内容摘要：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汉学家主要有三位：20世纪20-40年代，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中国古文选》和《中国文学史》中专门研究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流变。60年代，吴德明在《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以司马相如为中心进行了赋文研究。80年代末，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早期赋作，说明“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进入法国汉语语言文学教材。二)吴德明：司马赋的研究专家吴德明的赋学研究以司马相如其人其作为中心，专著《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前两章以百余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位汉代文人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偏重于史实研究，从第三章至第十章的近三百页则以司马相如为中心。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赋;法国汉学;马古礼;吴德明;班文干 作者简介： 二、马古礼论赋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演变 关于赋这一类文体的形式特征，吴德明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著作中多次涉及汉赋的文体特点，如问答体、词汇的丰富与兀异、夸饰性、韵散结合等。(12)他虽然没有明确区分“骚体赋”、“文体赋”等体类，不过在介绍贾谊《吊屈原赋》时也对其中句式和“兮”字的使用进行细致分析，将这篇作品归于屈原《离骚》《九章》一类，并指明它与汉赋有很大的形式区别。(13) 而马古礼则在著作中对赋体作品的特质和流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古文选》绪论中，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辞赋时写道：“这两字指的是欧洲文学中并不存在的文学形式，因而无法翻译。”(14)他解释了“赋”字在汉语中有“叙述”“铺陈”“描写”之意，但是作为体裁其定义非常模糊：它既有“叙述色彩”，又有“诗歌特性”，尤其是“具有一定的韵律”，而这种韵律又“无一定之规”，且“这种特点只有在汉语原文中才能有所体会”。(15)由此可见马古礼在描述和定义“赋”这种中国古代文学特有体裁时的困难之处，因此，尽管他知道习惯上“赋”在西方语言中经常被翻译为“description(描写)”，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选择直接以拼音“fou”来表示赋体或赋体作品，这一做法也为后代学者吴德明和班文干所沿用。 马古礼通过研究萧统的《文选》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体的不同特征，所著《<文选>中的赋》由绪论和译文两部分组成。绪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文选》的选文原则和内容编排，第二部分介绍了从《楚辞》到《文选》这段文学时期赋的起源与发展，正是在这一部分中，他研究了赋的体制演变。 马古礼虽然没有直接采用“骚体赋”“文体赋”这些明确的名称，但是将二者的文体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第一种赋体，即骚体赋，具有以下特征：从主题上看，这一类赋“通常旨在抒发情感表达心灵”，“自然风景只是具有起兴或是映衬情绪的作用”，而“情感表达以哀怨自怀为基调”，这些特点无不体现了屈赋的影响；从文体特征上看，“此类赋作与吊文相近，例如《文选》就将贾谊的《吊屈原赋》归人吊文一类”。(16)在这种充满抒情色彩的古诗之赋以外，“同时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赋体，摒弃了纯粹的抒情和抽象的情感，代之以韵散夹杂的诗意描写，更接近于散文”，(17)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体赋了。马古礼认为第二种赋也仍然可以从屈原之作中找到渊源，尤其是《卜居》和《渔父》两篇。一方面，马古礼强调这两种赋的差异性，一个主抒情，一个主事形；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二者同源，皆源自《楚辞》，然后分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它们都统称为赋(中略)正是这一名称之下包含着内容体裁各异的作品使得萧统略带夸张地说‘今则全取赋名’。”(18) 关于文体赋，马古礼的介绍更加充分。由于骚体赋的创作难免会被拿来与屈原原作进行比较，“这第二种赋……当然比第一种赋更加盛行”，因为它“让作者有更广泛的选择主题的自由”“有更多发挥才华的余地”“更能体现个性创作特色”。(19)马古礼列举了一些将文体赋发扬光大的汉代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最擅长古体赋创作的当属汉代文人。而且可以说，汉代也是这种赋体以最纯粹和完美形式存在的唯一时期，而自晋以后，其形式逐渐变化，过渡到古代散文的领域。”(20)马古礼进而对汉赋与晋赋进行了对比：“汉代文人从事创作，晋人从事写作。在具有同样才华的情况下，汉人之赋更具率性，而晋人之作更具研习之气。”(21)对于这种文风上的变化，马古礼不仅有独到的观察，而且更有透过现象对根源的探究。在他看来，两晋时期的文人厌倦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逃避政治，在哲学思想或神秘主义中寻求寄托，更倾向于抽象的玄理，容易产生一种绮靡雕饰之气，故而不像汉代赋家那样着力于具体事物的描摹敷陈。因此，晋赋比较脱离现实，不那么关心具体事物形象，而是以抽象的情志理思为主导，“在这一点上，它又接近于更直接脱胎于《离骚》的第一种赋体，因为《离骚》本身就是一部极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同时，晋代赋家也没有完全抛弃司马相如和班固所树立的赋作典范，但是以义理为主，以事类为佐，虽用描写，但是旨在言理”。(22)在这里，马古礼敏感地觉察到晋赋与汉代大赋的差异。他多次赞扬魏晋文学辞藻之丽与形式之美，认为晋代的辞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技艺上日臻完美，成为萧统《文选》的重要组成部分。(23)但是，他对两晋之赋的考察又略显笼统和偏颇：一方面玄风炽盛确实波及晋代辞赋，但需知晋赋的主流仍然是三国以来盛行的抒情咏物小赋，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观察和阐述。 《<文选>中的赋》的第三部分结合三篇有代表性的作品阐述了赋的文体风貌。第一篇是班固的《两都赋》，被认为是“汉代文赋的代表作”，马古礼对作品的主题、结构、语言、风格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认为这篇作品“语言自然流露，毫无雕饰的痕迹，仿佛一气呵成”。(24)第二篇作品是江淹的《别赋》，这篇作品被认为是“六朝赋的代表作”，不以城阙宫室或是苑猎场面等具体事物的描绘为主，而是着重内心情感抒发。马古礼对这篇作品的内容(“表达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离愁别绪”)、语言(“流畅而富有表现力”，“更适于翻译”)进行了简要点评，尤其对它的形式观察入微：“这既不是叙事，更不是描写，而更接近于欧洲文学中的挽歌，结构也似一曲吟唱。作品韵律规整，四、六、七字句间隔交错，频繁使用‘兮’字和诗歌中其他常见虚词，而且注意偶数句押韵以及所用之词的音韵，以达到一种诗意的效果。”(25)从以上评述文字可以看出，虽然马古礼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出现有骈赋或俳赋一说，但是对江淹《别赋》这篇铺采摘文之作的评价基本体现了他对南朝俳赋的认识。而且，马古礼以独到的眼光指出，唐代诗人李华写的《吊古战场文》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26)，而《吊古战场文》亦是一篇骈赋。马古礼在绪论中介绍的第三篇作品是陆机的《文赋》，他非常认同其中的创作理念，认为《文赋》“语言整饬，亦不乏优雅和铿锵之辞，但是有时出现重复或空洞之语”。(27)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进一步介绍道：“这是一篇韵律工整的长赋，大多以六言写成，阐述了文学写作的必要品质和需要避免的流弊。”(28) 马古礼一向把赋视作中国古代的高雅文学，而一般的古文作品则是日常文学。他观察到唐宋时期赋的衰落：赋逐渐失去高雅之气，与之前的赋作体现出不同风格，出现散文化倾向；与此同时，日常文学中的一些记文则在一些文学大家笔下提升了品质，变得更加诗意灵动和优雅，因此二者之间的格调渐趋一致。(29)而到明朝，“赋完全消失，因为它们被世俗化之后丧失了宋文赋中原有的大部分特质，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30)。 综上所述，马古礼对中国赋文学的研究在法国汉学界具有开山之功，他对赋体形制的流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且不乏个人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