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尽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影响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但是这些理论的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经验和实践。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因而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已有研究之基础上，由中国学者提出一种理论建构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解决世界问题时应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我曾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有两种范畴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和指向具体民族/国别的世界文学，前者指一种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普遍标准，而后者则专指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学的不同再现手段，包括翻译”(Wang，“World Literature”。
关键词：世界文学;世界诗学;比较诗学;中国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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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虽然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对世界文学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已有多年，但鲜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来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本文作者继续以往的研究，在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之基础上作进一步论证。作者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同时有着这两方面的基础，因而是可行的。尽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影响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但是这些理论的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经验和实践。因而，用于解释东西方所有的文学批评实践很难做到无懈可击，其中必定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的空间。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因而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已有研究之基础上，由中国学者提出一种理论建构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解决世界问题时应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
关 键 词：世界文学/世界诗学/比较诗学/中国文论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批准号：14ZDB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已经在东西方学界愈益显示出重要性和前沿性，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世界文学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它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本化在文化和文学生产和批评中的一个后果。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在世界上构建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学术理论话语，因而在国际场合讨论这一话题实际上就等于在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之早日跻身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主流。近年来，我受到西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同行的启迪，经过长期的思考，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我对世界诗学的构想，①试图通过此来实现对世界文学和文论的重新绘图。在本文中，我将继续从中国的和比较的视角对世界文学进行阐释，并把重点放在世界诗学的建构上。 单数的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 我们一般认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概念是歌德首先加以理论化和概念化的，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歌德并不是最先使用这一术语的德国人。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的启迪，进而浮想联翩，预感到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并号召所有的人都为之早日来临而推波助澜。诚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当时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就不难发现其中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一理论构想却历经190年的风风雨雨不断地发展，最终演变成当今的热门话题。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沿用世界文学的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反映，从而使得这个概念带有鲜明的现实特征。在过去的190年的历史演变中，世界文学经历了学术界的讨论和辩论，已逐步从早先的一种乌托邦构想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现实。它不仅吸引了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同时也被用于教学实践和文化市场的推销。在今天精英文学处于低迷状态时，世界文学则依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和众多的读者。 正如现代性这一概念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显示出多重性，我们也发现，世界文学并不总是以单数来表达的(Wang，Translated Modernities 13-21)。歌德建构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概念被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知识生产的世界性方式，它已经从早先的狭窄领地大大地扩展到整个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当然，世界文学也是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得以诞生的一个源头，它旨在打破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人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之成为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之关系的一门开放的学科。 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几十年里，世界文学一直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或者说，它只是一些精英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里的话语实践。虽然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曾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文学学者们并没有大力发展并推进它，也没有去努力实践它，直到佛克马、莫莱蒂、达姆罗什、德汉这些卓有远见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时代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并挑起了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显然离不开翻译。歌德之所以能接触到东方文学也是得助于翻译的中介，正是由于翻译、文选编辑和批评性研究的能动干预，世界文学才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有了不同的版本。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部本来已经在本国或本民族的语境中有一些知名度的文学作品要想跻身世界文学，就必须跨越民族的界限并被译成其他语言，因为在这种跨民族和翻译的过程中，这部作品完全有可能经历某种变形进而带有新的意义甚至“来世生命”(afterlife)(Benjamin 73)。 但是，正如莫莱蒂所指出的，“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Moretti 55)。因而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 55)。因此，按照我的理解，莫莱蒂在这里想表明，世界文学并非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导向的话题，也即它的理论批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正确与否，而在于它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讨论甚至争论，特别是在国际学界产生较大的反响，从而改变既定的世界文学格局。这一点已经由他本人的实践以及达姆罗什的一系列著述所引起的反响得到了证实。虽然这些西方学者多少也涉及了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但是他们本身的批评实践和经历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的西方文学知识。此外，他们的批评实践也仅仅局限于文学研究和批评，并未能达到理论建构的高度。我曾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有两种范畴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和指向具体民族/国别的世界文学，前者指一种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普遍标准，而后者则专指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学的不同再现手段，包括翻译”(Wang，“World Literature” 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首先承认，既然世界文学已经得到不同时代的理论家的建构和不断的重构，它就不应当只是用单数表达的，同时也应当用复数来表达，即绝不存在所谓单一的世界文学版本，而应当有着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学。它既可以用单数表达为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同时也更应当用复数来指代各民族/国别的具体的文学。正是基于此，我将在下文再次阐发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内容摘要：尽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影响的文学阐释理论都来自西方理论家的建构，但是这些理论的建构大多基于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经验和实践。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始终对当今西方的理论前沿热点话题高度重视，并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因而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已有研究之基础上，由中国学者提出一种理论建构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解决世界问题时应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我曾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有两种范畴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文学和指向具体民族/国别的世界文学，前者指一种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普遍标准，而后者则专指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学的不同再现手段，包括翻译”(Wang，“World Literature”。
关键词：世界文学;世界诗学;比较诗学;中国文论 作者简介： 再论世界诗学的建构 世界诗学的构想是我最初于201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后来承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几位编辑的青睐，于2015年发表于该刊(王宁，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1-18)。在此之前，我曾在一篇纪念美国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先驱者孟而康(Earl Miner，1927-2004)的英文论文中初浅地涉猎过这个话题(Wang，“Earl Miner” 415-426)。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不太成熟的理论建构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②使我不得不沉下心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在国内外学界，关于世界文学以及世界主义问题已成为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工作者所热烈讨论的一个前沿话题，但是他们大多忽视了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论题，即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关于这一点，我本人自2014年以来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一些初步的论述。在本文中，我只想再作一些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这不仅是我本人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内在发展逻辑所使然。我提出这一构想的依据主要是这两点：其一就是世界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世界文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包括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的所有文学现象。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必然离不开文学批评和理论，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地会进入另一个层面，以文学批评和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科领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诗学或文学理论。非常巧合的是，当年歌德在构想他的“世界文学”时也用诗来指代所有的文学文类，因而我这里用诗学来指涉文学理论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再进一步推断，以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便非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莫属。可以说，这就是我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出发点。其二，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也是经过他对所阅读过的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因此，我可以进一步指出，提出世界诗学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就是比较诗学。只有对不同民族/国别的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后才能具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这样，比较诗学便成为世界诗学建构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点我从不持怀疑态度。 其次，国内外同行在这方面是否有过初步的研究和构想？我的回答是，自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诞生以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和文学理论就随之开始了。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便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孟而康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90)。这部专著虽然主要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尤其体现了他本人在日本古典诗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但可贵的是，他在从跨东西方文学的角度阐释诗学理论时已经初步涉及了一种总体性的生成诗学(generative poetics)，并认为这是一种有体系的诗学(systematic poetics)(Miner 216)。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孟而康的《比较诗学》，就会受到他的启发进而提出一种世界诗学或文论的构想，因为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孟而康至少两次提及他对世界诗学构想的意图：具有总体视野的以“生成诗学”诉诸一种自满自足的诗学体系。虽然他在书中并未使用“世界”(world)或“普遍的”(universal)这样的术语，但实际上他却有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既定模式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既然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并且具有体系的诗学应当是“自满自足的”，并能得到东西方理论家的一致认可，那么它就可以用于他们的文学批评和阐释实践。当然，孟而康的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诗学研究锁定在古典诗学，而不涉及现当代文论，这也许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作很快就受到新兴的文化研究学者的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早先的努力无疑为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时代建构世界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与孟而康的著述同时，中国学者乐黛云、叶朗和倪培耕于90年代初主编并出版了中文版《世界诗学大辞典》(1993)，从而使得世界诗学这一术语和理论概念正式在汉语界登场。虽然三位主编并未就世界诗学这一概念加以理论化的描述和详尽的阐释，但是在汉语中确立这一术语的地位本身就为我们今天的进一步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第三，我想指出的是，每一种理论建构的提出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文学实践。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之交占据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是如何使中国融入现代性的大计，也即如何使中国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要想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与已经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大国相认同，因而那时的知识分子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以便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应该承认，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今天的我们处于新的世纪，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和文学生产也应该跟上，这样才与我们这个大国的身份相匹配。作为人文学者，或更为确切地说，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风貌，为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提出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但是对这一建构的潜在意义我们切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