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西姆斯曾经的追随者，雷诺兹不仅促成了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南极探险行动，还在其国会演讲中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论调，重新定义了美国与海洋的关系。同以南极探险为主题之一的爱伦·坡小说《皮姆》则更为晦涩与复杂，既以航行之中无可调和的黑白冲突点明了同时期美国日渐明显的种族焦虑，又以对主人公南极之行途中遭遇的殖民原初场景的反讽再现深刻地表达了对帝国扩张的怀疑与批评。关键词：南极探险/航海叙事/美国扩张/种族偏见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航海小说中的自我想象与国家认同研究”(12CWW03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南极探险;航海叙事;美国扩张;种族偏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初，美国以官方组织的南极探险为标志，加入了列强的海上竞争。退伍美军上尉西姆斯提出的“地球中空说”虽显荒谬，却代表了普通美国人对海上探险与扩张的兴趣。作为西姆斯曾经的追随者，雷诺兹不仅促成了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南极探险行动，还在其国会演讲中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论调，重新定义了美国与海洋的关系。与之相对，“地球中空说”直接催生的托名作品《西姆佐尼亚》既批判了航海冒险与扩张，也以极点之下的乌托邦社会为镜，表达了对工商业日渐兴起的美国社会的不满。同以南极探险为主题之一的爱伦·坡小说《皮姆》则更为晦涩与复杂，既以航行之中无可调和的黑白冲突点明了同时期美国日渐明显的种族焦虑，又以对主人公南极之行途中遭遇的殖民原初场景的反讽再现深刻地表达了对帝国扩张的怀疑与批评。
关 键 词：南极探险/航海叙事/美国扩张/种族偏见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航海小说中的自我想象与国家认同研究”(12CWW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陟(1974- )，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航海小说，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蓝登传>与斯末莱特的不列颠帝国想象》(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等。
1818年4月10日，一封名为《第一号公开信》(The First Circuar)的小册子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发出，寄给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与全美的社会名流。在这封短短的信中，第二次英美战争退伍老兵、38岁的约翰·克利夫斯·西姆斯上尉(John Cleves Symmes，1780-1829)向各界宣告，地球两极并非由冰雪或大洋占据着，而是存在着巨大的空洞。基于此猜测，西姆斯在公开信中恳求召集100位装备齐全的旅伴，共赴极点，以求验证。此后十年间，西姆斯不断在全美各地游说，鼓吹其“地球中空说”，认为地球内部至少有五个套嵌在一起的同心圆，每两个同心圆之间存有大气层，每一层在极点之处与外界相通，同心圆的内外两侧均可居住。①虽然西姆斯的“地球中空说”已被现代科学证伪，但其影响却不止于为当时的美国各界增加谈资与笑料，它直接促成了美国第一部航海/乌托邦小说的诞生，并对美国组织南太平洋与南极地区实地探索有所触发。
有关十九世纪美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研究，自特纳以著名的“边疆说”来解释美利坚民族的生成与特点开始②，无论是在霍斯曼以美国与墨西哥在北美大陆扩张中的遭遇为语境对“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的分析中，还是在林格以“殖民地模式”(colonial model)与“殖民主义模式”(colonialist model)的对比来揭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双重性之论证中，均存在着一种重大陆而轻海洋的倾向。③菲尔布瑞克则在其著述中提出“航海民族主义”(maritime nationalism)一说，认为早期美利坚共和国濒大西洋而居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渊源，该国捕鱼、造船与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与欧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日趋紧密的海上贸易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威胁造成的生存焦虑等各种现实与心理因素的叠加，使得美国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更多地将个体生活和国家命运与海洋联系在了一起，也使得海洋而非大陆占据了当时美国人想象自我的主要舞台。④
本文分析三个与“地球中空说”和美国南极探索密切相关的航海叙事文本：杰里迈亚·雷诺兹在1836年出版的《太平洋与南海海域的测量与探索之旅的演说》(Address on the Subject of a Surveying and Exploration Expedition to the Pacific and South Seas)⑤，一部具有强烈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的演讲稿；1820年在纽约出版的《西姆佐尼亚：一次发现之旅》(Symzonia:A Voyage of Discovery，后文简称《西姆佐尼亚》)，一部假托亚当·海生(Adam Seaborn)之名出版的乌托邦讽喻小说；埃德加·爱伦·坡于1838年出版的《南塔科特岛的亚瑟·戈登·皮姆的叙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后文简称《皮姆》)，一部带有鲜明哥特风格的航海冒险小说。这三个文本的作者均感受到了1810-1840年间美国日渐兴起的南极探险与海外扩张热潮；三部作品虽在风格类型、成文时间与影响大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如何看待“神意”(Providence)与民族历史、走向大海还是固守田园以及美国是否应该探索南极与进行海外扩张等问题上，形成了内在的对话与辩驳关系，折射出各自对美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不同看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威廉·兰兹与格雷琴·墨菲均对本文涉及的文本有所讨论，对本文运思尤有启发，但囿于论题指向与篇幅限制，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均有扩展与深化的空间。⑥本文立足于前人成果，尝试以更细致的历史语境与文本分析加入到相关讨论中，以丰富研究界关于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自我认知与国家想象的阐释。
一、雷诺兹与“向前进”式的航海扩张
在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豪伊看来，随着交通与信息交换方式的不断改进，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见证了无数引发争议的新想法的形成、广泛传扬乃至付诸实践，年轻共和国的历史更像是一部争夺公共舆论的战斗史。⑦的确，相较于欧洲大陆上王室贵胄依然掌握政治话语权这一情形，在大众参与国家事务决断这个方面，此时的美国走在了时代前列。在新大陆共和政体与政党政治体制下，许多出身卑微与贫寒的“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ts)⑧以报章杂志与议会讲坛为舞台，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他们的声音常能左右大众舆论与政府决策，甚至也影响与决定了国家的自我认知与身份选择。杰里迈亚·雷诺兹(1799-1858)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虽然在今天的美国文学史中，雷诺兹的名字常出现在爱伦·坡或赫尔曼·麦尔维尔作品的脚注中，但在1830年代的美国，当坡才在文坛初露头角、麦尔维尔仍然只是个孩子时，雷诺兹早已作为航海家而闻名全国。⑨雷诺兹在当时尚地处边陲的俄亥俄州长大，他不满边疆生活，渴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时年二十五岁的他遇到西姆斯后，便跟随后者四处演讲，推销其“地球中空说”。之后，雷诺兹与西姆斯分道扬镳，到华盛顿为新英格兰地区的航海事业游说，其口才与能力得到了时任海军秘书的塞缪尔·萨瑟兰德与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认可。⑩1828年，雷诺兹参与了美国海军军舰“孔雀号”(Peacock)的南太平洋探险之旅的筹备工作，后因与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罗布特·海恩意见不合及总统换届而未能成行。由于无法得到政府资助，雷诺兹转而参与组建私人探险队，跟随“塞拉夫号”(Seraph)捕海豹船出海，到达南极周边海域，后又乘美国军舰“波多马克号”(Potomac)完成了环球航行。1835年，雷诺兹所著《美国军舰“波多马克号”航行记》(Voy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igate Potomac)由著名的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进入了热销航海读物的行列。不过，雷诺兹对美国航海事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不懈地宣扬海洋探索对美国的巨大利益。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36年5月4日正式通过决议，拨款30万美元组建美国探险船队，勘察太平洋、北美沿岸与南极地区。这就是著名的“美国探险/探索之旅”(the U.S.Exploring Expedition，1838-1842)，它也是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耗资最多、行程最远的航海探索。(11)由于政治斗争，雷诺兹并未随舰队出海，并在此后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但是，作为十九世纪初期鼓吹美国航海扩张的灵魂人物之一，雷诺兹的名字不该被忘却。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随着英国库克船长进行环球之旅，广袤的太平洋及其岛屿进一步进入了西方的认知与想象。从殖民地时代起至建国之初，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北美十三州便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殖民地时期，新大陆的航海冒险家便造访过太平洋海域，追捕鲸鱼，猎杀海豹，砍伐红木，搜寻海参，收售皮毛，开展与各洲商人的贸易。不过，面向海外的探索与扩张却并非早期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早期美国人虽然可以借助海洋获得丰富的资源与便利的通商条件，但却因国力孱弱且力量分散而难以组织强大的海军以抵御西班牙与英国等外敌；此外，由于新大陆看似无限广袤的土地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更愿意将海洋想象成阻隔威胁与保护自我的屏障，而不是应该努力拓展与探索的空间。这种背对大海而孤立自足的倾向在杰弗逊式的“田园理想”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在杰弗逊式想象中，美国应该是一个远离旧大陆纷扰的“花园”，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以农业立国的自给自足的新世界。(12)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与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从太平洋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重新定义国家与大海之间的关系。欧洲列强在南太平洋的竞争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这一大片海域对美国的重大商业与政治利益，于是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私人力量进行冒险与开拓，而是希望政府能够拨付资金，开展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更大规模的海上探险。1812年，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命令猎海豹船船主、新英格兰富商埃德蒙德·范宁(Edmund Fanning)组织探险船队，深入探索南太平洋地区，但此动议因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而中断。1830年代，是否应该举联邦之力进行海上探险这一问题再次摆在了美国民众面前，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政治、经济与科学利益，也关乎新兴共和国的国家身份选择与建构。
站在1836年的国会演讲台上，以捕鲸人与猎海豹业者代表身份出席的雷诺兹为美国公众提供了另一种自我认知与国家想象的方式。在长达百页的演讲稿中，雷诺兹将演讲内容分为了“我们与海洋的历史”、“他国在海洋中的作为”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三个部分，系统地阐释了美国应该进行南太平洋探险的背景与原因，并清晰明确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在雷诺兹看来，杰弗逊式的“田园理想”早已过时，此时的美国应以“向前进”为口号，积极参与欧洲列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勘察与探索，以更为主动积极的科学发现与商业扩张证明与构建自我。
雷诺兹首先强调的便是大海与美国历史之间的关联，宣称尽管自己成长在西部的森林中，却很早就已意识到“祖先开辟的海洋事业是奠定我们国家实力的关键因素”(13)。从殖民地初期约翰·史密斯与新教徒的到来到当时美国领土范围的不断扩展，从捕鲸业、造船业、木材与皮毛贸易的不断壮大到它们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从革命时代私掠船对英国舰队的无畏挑战到第二次英美战争中美国舰只的胜利，雷诺兹笔下的大海不仅为殖民地的开拓者提供了生存机会与发展条件，更成为见证与锻造美国人性格的广阔舞台。美利坚民族在海洋事业中的节节胜利不仅是人的选择，更证明了“神意”的垂青：“正是神意将我们[美利坚民族]安置在如此幸福的土地上，在如此恰当的时刻，而国家的伟大与繁荣则早已被预定。”(Address：15)尼古拉斯·盖亚特认为，主张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干涉与安排的“神意”论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与神学观念，它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密切关系。自英格兰宗教改革起，英格兰人便以顺应神意为由，视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为违背神意的不共戴天之敌，以此逐步确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意识。美国的立国神话则延续与放大了该“神意”话语，通过将英国指认为专制与暴政的化身，为自我建构了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国家意识形态。(14)同样借助“神意论”，雷诺兹为建国不久的国家证明了其体制的优越性，又同时为筹划中的航海探险提供了充足的情感与心理支持。换言之，雷诺兹认为，如果美利坚民族认为“神意”具有至高无上与独一无二的权威，那么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神意的指引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启航海时代。
当然，对于急切希望国家以航海扩张证明自我的雷诺兹而言，在建构自我受“神意”垂青的历史的同时，也需要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明确自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尤其是在海洋竞赛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演讲的第二部分，雷诺兹不仅表明自己谙熟各国航海事业现状，也体现出了开阔的全球视野与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所唤醒的航海精神谈起，概括了英国从偏居一隅的岛国到称霸海上的现状，列举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俄国、法国等国的重要航海事件和人物，详尽梳理了列强在航海竞赛中的成就得失。通过描述美国海上扩张竞争对手的历史、现状与成就，回顾1828年国会未能批准类似决议这一过去，雷诺兹试图说明，作为国际竞争中的后来者，美国迫切需要迎头赶上。
“美国应该如何做”占据了雷诺兹演讲全文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这一部分中，雷诺兹详尽分析了南太平洋与美国的商业及政治关系，探索与勘察南太平洋的具体做法、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对策。在雷诺兹看来，南太平洋既有广阔而未知的海域，也有数量众多、物产丰富的海岛，同时还是通向中国的重要航道，美国的捕鲸船、猎海豹船与其他商业冒险活动已在此为国家获取了丰厚的收益。但是，由于缺乏国家力量的有力介入，美国船只既缺乏全面清晰的海图指引，又常常遭受列强与岛民的欺凌，还会遭遇船难无人救助、哗变与暴动难以处置等困境。在引用了大量源自南塔科特、新倍特福德与波士顿等地船民的陈情与诉求之后，雷诺兹呼吁，政府再也不该无视此类混乱、损失与灾难，应立即派遣军舰与探险船，勘测未知洋域，标记航道、暗礁、洋流与岛屿，用实际行动在南太平洋展现美国的存在与力量。雷诺兹指出，由于本国政府在行动上的拖沓，英法等竞争对手已占据了先机，他因此再次敦促道：“难道我们还没有充分表明，探索就是为了国家的尊严与荣耀?难道我们还没有充分表明，正是我们在商业国家中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行动，探索与勘查全新的岛屿、遥远的海域与未知的土地?”(Address：70)
尽管获得了渔业及航运业大本营新英格兰诸州的支持，雷诺兹仍然面临着远离海洋的内陆各州的疑虑，他应该如何在产业与利益差异极大的各州之间求得平衡，促使国会内的各州代表就航海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这一点达成共识?在具体分析中，雷诺兹首先从微观出发，以一艘准备出海三年的捕鲸船为例，列举了其所需的小麦、牛肉、猪肉、面粉、大米、布料、糖与咖啡等贮备，说明这些物资并非只来自新英格兰，而是来自联邦各州。其后，雷诺兹又列举了全美的航船数量、吨位、从业人口、资本投入与收入以及贡献的联邦税收等直观数据，在宏观上阐明海洋事业不仅有利于新英格兰各州，也是整个国家产业与收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将使联邦各州在经济上受益。同时，雷诺兹也善于以民族主义修辞鼓动背景与诉求各异的议员与民众，他的演讲中随处可见“国家的事业”、“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财富”与“国家的未来”等语汇，不仅明确了以捕鲸与航运为代表的海洋商业扩张对美国的作用，还促使各州议员与民众将国家视为一个想象实体。
雷诺兹对航海扩张与商业利益的重视显然有悖于杰弗逊式孤立于旧大陆之外、自给自足的田园理想。事实上，早在1835年大受欢迎的《美国军舰“波多马克号”航行记》的“献词”中，雷诺兹便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美国历史的定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一个商业民族。”(15)在演讲稿中，雷诺兹更加直接地批评了杰弗逊式“田园理想”：“我们有一些哲学家与爱国者，认为美国最好是一个农业的国度……[甚至还有一些]瞧不起商业的乌托邦哲学家，认为商业发展会玷污社会。”(Address：14)对此，雷诺兹讥讽道：“乡村养育出的哲学并不适合我们民族高昂的感情，田园之梦最终只会被我们踩在脚下。”(Address：14)。在雷诺兹看来，对一个国家而言，农业、制造业及商业均至关重要，但由于商业的内在扩张本质决定其将不断追求市场与利益，因而它总能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仅仅是商业自身的规律，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冷静的商业精神业已起航，无论是农牧神，还是林中女仙，都无法阻挡必将落下的斧锯。”(Address：14)雷诺兹并非经济学家出身，其论证也不够细致完整，但他却以航海冒险家的直觉敏锐觉察到了资本逐利与扩张的天性，感受到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潮流。正是基于对时代趋势的把握，雷诺兹才得以大胆宣称，当下的“口号便是‘向前进’，[同胞们]所创造的奇迹必将超越先辈”(Address：15)。
对杰弗逊式田园理想进行批评并不意味着雷诺兹胆敢冒犯具有崇高声望的“建国之父”；恰恰相反，他以高超的修辞技巧将杰弗逊的话语挪为己用，以支持自己的立场。在演讲稿的第三部分中，雷诺兹不仅以“自由的伟大先知、民主之父、严谨的建设者”来称颂杰弗逊，还特别提到了杰弗逊在1803年写给麦利威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即著名的“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队”队长)的一封信，称之为“我国历史上地位仅次于《独立宣言》的重要文献”，认为“仅仅概述或抽取其中段落，还无法公正地再现此信的地位”，必须全文加以引用，以示郑重(see Address：75-76)。雷诺兹为何如此重视杰弗逊写给探险队队长的一封信函?1803年，美国刚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纳，时任总统的杰弗逊便安排了著名的“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1804年，探险队从中部的圣路易斯出发，一路向西，耗时两年多，行进数千英里，最终抵达北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完成了美国政府对北美大陆的首次探索。杰弗逊在这封信中给探险队队长刘易斯下达了详尽的指令，涵盖了从路线安排到对自然地貌与物产资源的绘制记录，从如何处理与印第安部落的关系到怎样做好备份以应对意外事件等各方面内容(see Address：76-83)。这次探索不仅是一次科学意义上的勘察与发现之旅，更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宣示与扩张之行，在美国领土从北美大陆东海岸拓广至西海岸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显然，雷诺兹之所以在其演讲稿中不吝篇幅地全文纳入这封信，并将其视为仅次于《独立宣言》的重要文献，看重的正是杰弗逊在30年前展现出的宽广视野、惊人的预见力和面对机遇时的自信与雄心。正如雷诺兹所言，如果说《独立宣言》体现的是美国人民“自由的(liberal)、自我管理的体制”，那么杰弗逊的这封信便是对“自由追求(liberal pursuits)的鼓励……如果没有对自由追求的恰当赞美，我们的体制将无法持续，即便其能够存在，也将不值一提”(Address：76)。30年前，面对曾经未知的广袤大陆，杰弗逊的远见与胆识成就了当下的美国；如今，面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美利坚人又该如何选择?对于已经将探险与扩张精神上升到国家体制与民族精神高度的雷诺兹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在听他演讲的国会议员中应该也不会有多少人会继续反对他关于海洋探险的动议。
如果说无论从现实的商业利益、还是从未来的民族发展来看，走向更广阔的海洋才是美国的正确选择，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承担得起如此重要的国家责任呢?在杰弗逊式田园理想中，自耕农因其拥有独立的土地财产和不受市场影响的经济地位，既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也更关注自身与国家的权益，而被认为是共和国的主要依靠：“农夫才是上帝的选民。”(16)对此，雷诺兹有不同看法：“我们的12，000名水手惯于在海中与最可怕的怪物争斗；而在我们的军舰上，是他们无惧艰难困苦与恶劣天气，响应国家召唤，保卫了国家旗帜；他们自己就是一支强有力的舰队；敌人必须经历可怕的考验，必须血染大海，必须依靠钢铁般坚强的肌肉与坚固的心，才能踏上我们的海岸。”(Address：44-45)在这段赞美之辞中，常年游弋海上、举止粗俗甚至血污满身的捕鲸人与海豹猎手不再是低贱、鲁莽与无知的代表，转而变成了在“即将开展的海洋之战”中、在“国家遭受考验与抗争的时刻最需要的人”(Address：44)。在以这种充满男性阳刚气质的话语重新定义公众对航海人的想象的同时，雷诺兹也预见到，无论是在与列强必然发生的争夺，还是在与海岛原住民无法避免的冲突中，血腥与暴力将伴随着美国的海上扩张。当然，美国无疑会是获胜者，因为“我们[美国]水手的冒险精神、勇气与坚忍不拔，如果不是举世无双，至少也难以超越”(Address：99)。
作为海洋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极探险自然是雷诺兹着力推动的重要议题。在梳理了历史上各个帝国兴衰蜕变的历史之后，雷诺兹向议员们指出，美国决不能缺席南极探险这场事关科学进展与民族荣耀的海上竞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财富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无视这条恒久不变的法则的人，业已遭遇了命运最可怕的颠覆。从过往行动中收获与积累的财富只是未来事业的种子……一旦我们停下脚步，我们与子孙后代必将被西西弗斯的巨石拖下峭壁，堕入国家软弱无能这一深渊之中。”(Address：87)与此同时，鉴于西姆斯“地球中空说”已几乎完全沦为笑柄，雷诺兹在演讲中刻意回避了该假说，以免损害自己基于事实的国家政策参与者形象。面对极点到底是空洞、大洋还是陆地等不同猜测，雷诺兹并未做出容易引发争议的言说，而是将演讲重点转到了欧洲列强在南极探险方面已取得的成就、南极地区对美国商业的巨大利益以及美国可能因此对整个科学进程做出的贡献等方面，并最终以“雄鹰必将在地球轴心处展翅”与“星条旗必将在极点处飘扬”这两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意象宣告美国必将抵达与占据极点的决心(see Address：99)。
由此可见，在雷诺兹的整篇演讲稿中，能否立刻进行海上竞争与南极探险并不仅仅事关猎海豹船船主或新英格兰各州的地方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个人或民族的物质财富，而是美利坚民族能否自我克服与自我更新、能否走出历史兴衰轮回的关键选择。雷诺兹正是以这种充满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修辞的雄辩，促使国会于1836年通过决议，开展官方资助的南太平洋与南极探险活动，帮助重新定义了美国与大海的关系。之后，虽然奴隶制存废问题逐步取代海上扩张成为内战前美国国内政治的焦点，雷诺兹以海上探险、商业利益与民族主义为关键词的“向前进”式海洋扩张理念依然为美利坚民族的自我想象与国家建构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可能。
二、《西姆佐尼亚》的乌托邦讽喻
1820年，一位托“亚当·海生”之名的匿名作者在纽约出版了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小说《西姆佐尼亚》，该乌托邦故事明显体现了西姆斯“地球中空说”的影响，但却展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探险图景与另一种想象美国的方式。故事叙述人亚当·海生自称为西姆斯的忠实信徒，在1817-1818年间驾驶蒸汽船直闯南极，在极点处顺利进入地球内部，并在该处发现了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度。海生将此处命名为“西姆佐尼亚”(Symzonia)，以示对西姆斯的尊敬。不过，令海生没有料到的是，一番交往之后，他因被西姆佐尼亚人认为过于贪婪与堕落而被后者驱离，他颇为自得的社会进步与文明也几乎被这些“地内之人”(the Internals)全然否定。海生回国后的个人遭遇则证明了“地内之人”对地外文明的判断：虚荣让海生立刻陷入了贪欲的陷阱，他辛苦获得的财富也转瞬即空。虽然这位生于海上的美国“亚当”之后也有机会重访伊甸园，却无法逃避被再次放逐的命运。
《西姆佐尼亚》的二十世纪研究者J.O.巴利不仅将该书认定为美国最早的乌托邦小说，也认为该书作者“极有可能就是西姆斯本人”，是西姆斯为推销自己的假说而创作的文学作品。(17)但是，巴利的论断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质疑，他们或认为西姆斯本人缺乏必要的航海知识与文学修养，指出西姆斯最希望探索的是北极而非南极，怀疑西姆斯本人对探险事业的真诚与热情，并推定小说作者另有其人(18)；或讨论小说所隐藏的对“地球中空说”的嘲讽揶揄(19)等等。显然，该小说的匿名作者不仅熟悉西姆斯的“地球中空说”，也对18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日渐发达的社会风潮有着敏锐的感受，其托名之作既是对帝国主义式航海冒险与扩张行为的讽喻，也旨在借助对田园理想社会的重新召唤，表达对现实变化的不满与焦虑。
巴利也发现了《西姆佐尼亚》的讽喻色彩，但却认为“总体看来，小说的反讽并没有得到充足支撑”(20)。本文认为，巴利做出如此论断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意识到第一人称叙事人海生的背后始终都隐藏着匿名作者的不同意图。在西方航海/旅行叙事传统中，作者与第一人称叙事人常常交叠，以亲历者身份直观地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所见所闻，读者通常也不会怀疑此类叙事中“我”的权威性与事实的可信度。但是，《西姆佐尼亚》的叙事人与匿名作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亲密无间。事实上，当匿名作者与叙事人共同引导读者进入陌生海域，认识与了解叙事人所处周遭环境，以便建构必要的语境时，二者有着相同的意图；但当匿名作者背弃叙事人，将其单独置于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之中时，二者意图分离乃至相悖。如果说雷诺兹在其国会演讲稿中以亲身经历之后的理性与权威以及对自己所提倡事业的热情，发挥着“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人”的功能，那么《西姆佐尼亚》的匿名作者便借助塑造海生这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人”，建构了贯通小说始终的反讽框架，隐晦地表达了匿名作者的真实态度与看法。
遵循航海叙事的惯例，匿名作者安排海生在详述自己1817-1818年的猎捕海豹旅程之前坦承其出海的动机：在海生眼中，“世界已被勘察完毕，财富已被独占，胜景已被探索，世上万物已被调查理解殆尽”(21)，面对列强的领先与美国的落后，他迫切希望通过航海冒险而有所作为，为“公民同胞们拓展新的事业领域，提供财富与好奇心的新源泉”(Symzonia:12)。海生所指的“新的事业领域与财富的新来源”，便是其时依然神秘却不断传来财富消息的南极地区。就在《西姆佐尼亚》出版前后，便先有英国船长威廉·史密斯在南极地区发现大量海豹的传闻，后有新英格兰的“赫希利亚号”(Hersilia)等船只满载海豹皮而归的确切消息，使得更多的航海冒险家跃跃欲试。(22)因此，小说在开篇处便塑造了一个勇于冒险逐利的美国船长与冒险家的形象，点明他将顺应时代潮流，以积极的姿态开拓“新的事业领域与新的财富来源”。
在从南极归来的猎海豹船为美国带来财富梦想的同时，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也给仍然以农耕为主的美国社会带来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向美国重要的蒸汽机革新者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致敬的同时，小说安排了海生设计与制造蒸汽船这一情节：为应对极地严酷的天气与难于逾越的冰层，海生精心制造了一艘名为“探索者号”的蒸汽船，此船具有双层骨架，通体以铜制铆钉加固，甲板与船壳均有特别设计，不仅在四英寸厚的船底上又加上了三英寸的木板，还配备了“海豹鳍一般”灵活的桨叶；推动桨叶与蒸汽机的连杆从船体内部经过，蒸汽机两侧也以防火材料修造了两个大水箱，既能避免火灾，又能及时为机器降温(see Symzonia：13-14)。的确，正是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与技术力量的推动下，“探索者号”才能克服自然的限制，完成艰险的航程，为美国人海生获取财富，争得荣耀。但是，海生之所以用铜钉加固“探索者号”，是因为他想起了“不幸的发现者辛巴达，就在他的船接近磁山那一刻，船上铁器受到磁力吸引而撞山损毁了”(Symzonia：13)，这不免让读者开始揣摩匿名作者的隐藏意图。匿名作者将新英格兰此时业已常见的蒸汽船及代表实干精神的发明家，与阿拉伯民间故事中荒诞色彩浓厚的旅程及虚构的人物并置在一起，使海生航程从一开始起就笼罩在虚幻与荒诞之中。
当雷诺兹在其国会演讲中以充满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浪漫修辞塑造美国海船之上勇敢无畏又充满爱国心的航海人群像时，早于该演讲16年的《西姆佐尼亚》已以“探索者”号上船长与船员之间的冲突展现了浪漫辞藻与民族主义掩盖之下的欺骗。从一开始起，海生便向其招募来的50名船员隐瞒了其探索南极的真实意图。随着航程不断深入，他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代表人物便是三副斯利姆。当海生一意孤行的坚决与船员们力求自保的诉求最终发生正面冲突时，海生首先试图借助爱国主义话语平复船员们的不安、鼓舞士气，声称：“即便有被烤焦或冻僵的危险，又有哪一个新英格兰船员不敢去尝试一下英国人耗尽力气也做不成的事?”(Symzonia：26)而当他意识到空洞的民族主义话语不能抚平船员们的焦虑时，他又以西姆斯的假说为依据，劝告船员们听从自己的命令，随后则直接拔出手枪以武力威胁来维持船上的秩序(see Symzonia：31)。最终，促使海生冒险成功的，既非海员之间同舟共济的兄弟情谊，也非同胞之间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操，而是出发前的欺骗、航行中的暴力以及帮助结束分歧的“机械降神”般出现的首块土地。作为一名新英格兰猎海豹船船长，匿名作者塑造的海生不像雷诺兹笔下的伟大的爱国者，更像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独裁者；虽然为了自身权益而不断抗争的斯利姆被海生冠以“贪生怕死”之名，并在小说结尾惨死在暴风雨中，但他却以其失败但却合理的抗争再现了同时代诸多无名水手在强权压制之下的痛苦与无奈(23)。就此而言，相较于雷诺兹在其演讲中所着力颂扬的海员间的互助互爱，《西姆佐尼亚》所揭示的美国航船上的权力关系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与残酷。
十九世纪初的南极地区迎来的既有英美等国船员猎杀海豹的逐利冲动，更有航海大发现以来列强发现与非法占有欧洲大陆之外的土地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无论是此时期英、法、俄等国航海探险家对南极地区陆地与岛屿的命名，还是雷诺兹在其演讲中关于“星条旗高扬于极点之上”的憧憬，均非出于航行安全或科学探索的考虑，而是在宣示占有。谙熟这种“发现即占有”之帝国主义逻辑的匿名作者也在《西姆佐尼亚》中颇为戏剧化地再现了这样一幕：当海生驾船于1817年11月5日来到南纬78度与84度之间时，他发现了一块“没有任何文明人活动”的土地，便立刻“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宣布占有。因为清楚“仪式或证据的缺乏”已在列强间引发无数战争，海生在口头宣布占有之后，又竖起了一块“雕刻着张开翅膀的雄鹰的铜碑”，并将代表“国家令人着迷的巨大而稳固的财富”的“百元纸币”压在其上，以示郑重。之后，按照占有仪式的规程，船员需放枪以示庆祝，但却因“无人能说清美国此时有几个州”而无法确定枪数。混乱之中，海生只得告诉船员，他们仅需随意放枪，直到放累为止。最后，仪式在烈酒与船员的欢呼声中结束(see Symzonia：42-43)。
海斯特·布勒姆指出，将海生“以百元纸币”证明“国家巨大而稳固的财富”的姿态放置在1819年美国经济恐慌的语境中，会让读者产生深刻的“怀疑心理”。(24)自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恢复与繁荣，分散在各州的诸多银行为了应对土地投机需要，不断超发纸币。随着美国农产品在欧洲市场上价格走低、土地购买过程中投机过度以及合众国第二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United States)采取紧缩政策，美国国内出现了物价暴跌与产业萧条，银行业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25)这次经济恐慌不仅强化了对银行业一贯有所怀疑的杰弗逊关于“废除纸币”的想法，也在未来总统杰克逊与波尔克等人心中投下了憎恶纸币与银行的阴影。(26)可以想见，匿名作者令海生手握“百元纸币”进行夸耀的情节安排，不仅隐晦地表达了对银行业的批评，也嘲讽了“巨大而稳固”的国家实力。
此外，是否要在遥远的海外占有土地与建立殖民地，不仅事关美国国力是否许可，更与美国的建国理念与自我想象密切相关。北美十三州之所以会爆发革命，其与宗主国之间争议的关键便是殖民地人民认为远隔重洋的英国无法照顾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因而滋生出了压迫与暴政。建国之后的美国也常借此话题批评欧洲列强，认为其争抢与扩张殖民地的做法既贪婪又愚昧，与奉行民主与自治理念的共和国格格不入。无论美国政府是否言行一致，至少在其官方表述中，1823年发表的“门罗宣言”强烈抗议了俄国与“神圣联盟”在美洲的殖民意图，1842年波尔克总统的咨政报告则明确表达了美国无意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这一立场：“我们虽然相信自己的政体是最好的，却从不试图用阴谋、外交或武力将这种体制传播到其他地区。”(27)雷诺兹1828年南海探险之所以未能成行，就是因为在探险船出发在即之时，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海恩提出了疑问，要求雷诺兹明确说明探索范围，雷诺兹所做出的既要“为了通行便利探查已知海域”又要“探查未知地域”的回答，引发了海恩对航行可能造成殖民统治的担心，最终决定否定此次航行。(28)以此历史背景观照，小说戏仿占有仪式的一幕应该不是为了讽刺海员对美国到底有多少个州的无知，也不是为了表现他们贪杯好饮，而是为了引出一个挑战早期共和国自我认同的问题：美国真的是一个不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共和国吗?美国真的不会重蹈其不断批评的老牌殖民帝国的覆辙吗?
经历了一段交织着暴力、欺骗与宣誓占有未知土地的航行后，海生终于如愿在南极极点发现了“西姆佐尼亚”——一个真正受造物主庇佑的“纯洁”与“善”的地内文明：在地理景观方面，西姆佐尼亚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处处都像“美丽与精耕细作过的花园”，绝无“滋生邪恶与堕落”的城市，居民的房屋不大不小，外观相似，既舒适便利，又无过多与无用的装饰，显示出了西姆佐尼亚人的平等与质朴(see Symzonia：65)；政治上，西姆佐尼亚人奉行“所有权力来自人民”的共和政体，国家领袖“大首领”(the Best Man)由人民选出，在由百余贤者(the Worthies)组成的咨政委员会帮助下行使权力(see Symzonia：66)；经济上，他们奉行封闭自主的农耕经济，不与外界往来，平等地参与劳动与享有劳动成果，生活简朴而容易满足(see Symzonia：87-89)；道德上，他们具有共和政体所需的高度自觉的公民意识，厌恶虚荣、欺骗、专制与虚伪等恶行，常常无偿地牺牲个人时间与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管理(see Symzonia：68，71)；在生活习惯方面，他们普遍素食，热爱音乐与体育，远离酗酒、烟草等恶习，不仅体型俊美，强健有力，寿命也可达百岁之久(see Symzonia：75，100)。总而言之，西姆佐尼亚是一个和平、丰饶、讲求理性与平等的理想国度，既与外部世界的纷扰相隔绝，又毫无奢侈享乐之风，令海生艳羡不已。
戴维斯从自然供给能否满足人的欲望这个角度将文学传统中的理想社会分为四类：其一是以无比的丰饶完全淹没欲望的“安乐乡”(Land of Cockaygne)；其二是强调自然相对丰盛与欲望有所节制的“阿卡迪亚”(Arcadia)；其三是因统治阶层的各种状况能遵从神意而实现的“完美道德共同体”(the perfect moral commonwealth)；其四则是因自然或人性一端突然发生改变而到来的“千禧国”(the millennium)。(29)匿名作者笔下的西姆佐尼亚符合“完美道德共同体”的特点：此类理想社会并不否认现有体制的合法性，但在关注社会道德状况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反对变化的保守倾向。除了有保留地肯定了美国的宪法原则与国家体制外，西姆佐尼亚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批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其贪食、酗酒、放纵欲望、传播疾病而被认为“毒害了身体”、“麻痹了头脑”与“腐化了心灵”(see Symzonia：71)；代表工业革命成就的重要产品，如“精制布”、“高级羊毛围巾”、“蕾丝”与“雕花玻璃”等，被认为是“无用的”，是“虚荣心的产物”，“只能对人造成坏的影响”(see Symzonia：83)；甚至连海生引以为傲的白皙肌肤，也因贪婪与堕落而显得“邪恶”与“黝黑”(see Symzonia：60，97)。
在以道德话语批评美国现状的同时，匿名作者也以西姆佐尼亚为鉴，对美国当时的商业化浪潮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态度。西姆佐尼亚并非没有商业，但“只是为了社会的共同便利所为”，对“财富的累积”与“奢靡的增长”的追求只会受到鄙视，甚至会成为西姆佐尼亚人进入“贤者”行列的阻碍(see Symzonia：89)。对于代表商业发展的货币与银行，匿名作者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批评。西姆佐尼亚并无纸币，其货品交换均依据“象征物”(the token)而进行，“象征物”由政府发行，记载服务与物品的数量，以便利国民进行交换，西姆佐尼亚人也因此可以摆脱纸币带来的经济风险(see Symzonia：88-89)。至于银行，海生在翻阅西姆佐尼亚档案时得知，有人曾经建议取消“象征物”，代之以“个人联合组织”发行的货币，以有利流通与免除政府偿债责任，但此人的建议立刻遭到了其他西姆佐尼亚人的“强烈谴责”，认为“会引发物品价格的持续变动，是对人民的欺骗”，提议人也因此被以“狡猾之人”之名记录在案，失去了进入“贤者”行列的资格(see Symzonia：105)。显然，匿名作者在此借机延续了对引发美国经济恐慌的货币与银行危机的批评，同前文以“百元美钞”嘲讽国家实力如出一辙。
前文提到，在美国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过程中，“神意”话语起着类似建国神话的功用。雷诺兹在其国会演讲中便借助该神意话语编织了美国历史，为美国的海上扩张提供了宗教与心理能量。先于雷诺兹思考相同问题的《西姆佐尼亚》匿名作者却以海生在神意面前先受垂青后遭遗弃的过程，改写了美利坚民族坚信的神意话语，重新定义了神意与美国的关系。小说开篇，海生正是带着雷诺兹式的热情与自信踏上了海上探险之旅：“丰饶的神意定不会辜负期许[中的航海冒险与发现]……谁又能怀疑，此时不正是神意满足愿望的恰当时机呢?”(Symzonia：12)随着航程的展开，“神意”也果然不负海生，他不仅成功地进入地心发现了地内文明，也体会到了“哥伦布不过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而我却发现了一个新世界”(Symzonia：55)的骄傲之情。然而，随着海生渐渐了解西姆佐尼亚，神意是否真正垂青于海生这样的冒险家、是否真正垂青于美国人，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匿名作者不仅以西姆佐尼亚为鉴，对美国进行了全面的道德批评，甚至还重新书写了美国历史：在西姆佐尼亚的历史中，美国人民并非上帝拣选之下、跨大西洋而抵达新大陆的民族，而是因堕落与放纵而被放逐的西姆佐尼亚人后裔(see Symzonia：73)。如果说《圣经·创世记》记载了亚当因违背上帝禁令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经过，那么《西姆佐尼亚》的匿名作者则借助其新版《创世记》故事表明，美利坚民族事实上是被神意放逐的民族，即便像海生这样的新一代美国亚当通过海上探险重新回到伊甸园，他们也无法逃避再次被神意放逐的命运。
对于刚建国不久的共和国而言，英国既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存在，又是美国定义自我时最关键的参照物。无论是革命初始阶段以激烈批判君主制著称的《常识》，还是建国时刻着力宣扬个人平等、自由与追求幸福权利的《独立宣言》，或是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来宣告“主权在民”的《宪法》，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在动员革命、重新组织社会与定义权力分配方式的同时，也通过对比宗主国与北美殖民地，表达与凸显了独特的自我。然而，《西姆佐尼亚》却以颇具讽刺意义的一幕揭示了美国与原宗主国英国之间的相似性。海生曾将威尔士的亚布拉罕·雷斯(Abraham Rees)的《百科全书》、莎士比亚戏剧集、弥尔顿的《失乐园》以及其他许多卷“现代历史、诗歌与小说”呈现给西姆佐尼亚人，力图以西方文化最佳继承人的身份，证明美国是地外世界中“最开明”与“最民主”的民族。但是，当大首领将书籍分发给地内贤者阅读之后，他们得出的报告却是：“此种族或业已从美德处彻底堕落，或身处激情的有害影响下……毁灭他人，强迫贸易，为了利益不择手段。”(Symzonia：108)如果此时的海生甚至读者还可以凭借这些书籍均来自英国这个理由为美国辩解的话，那么大首领接下来的质问则令海生及读者无言以对：“我们注意到你的船只装备有可怕的毁灭性武器，毫无疑问是借以强迫他人意志的工具。”(Symzonia：109)联系小说中海生以强权逼迫船员冒险、寻求商业扩张与宣誓占据土地的行为，以及英国政府与美国民间此时在南太平洋逐步加剧的占有与争夺这一现实背景，可以肯定，匿名作者认为，英美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海生(以及当时的美国人)所想象或宣传的那么巨大而鲜明，新生共和国与旧帝国之间既有历史与文化上无法割裂的传承关系，也在海外冒险与扩张方面有着共同追求与竞争关系，更在道德层面上体现出了相同的“野心”、“欲望”与“堕落”。因此，就本文在前文提出的美国是否会重蹈旧帝国覆辙这个问题，匿名作者以海生的哑口无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路易·马林看来，乌托邦与其说是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虚构物，不如说是真实世界的诸多问题在虚构文本中的移植与再现，真实世界中被主导意识形态掩盖的问题因此得以暴露出来，在虚构与想象中得到了解决。(30)从《西姆佐尼亚》的写作与出版语境看，1819年的经济恐慌既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也见证了美国正在步入的范围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即查尔斯·塞勒斯所称的“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31)时期。十九世纪初以来，尤其是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使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快速时期。运河与公路的修建、蒸汽机的运用以及之后火车的出现与大规模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从事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自给自足式农业生产，而是种植供市场交换的经济作物，将自己纳入商业交换大潮中，更多地承受起了市场起伏变化的后果。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交通方式的改进、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民族心态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从1820年代起，美国人开始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的获利机遇与自由感，更加信奉历史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转方式的改变，他们也更乐于对农耕生活进行理想化与道德化再造，以疏解与平复变化中的社会带来的无从把握的恐惧感与焦虑感。(32)借助对建立在杰弗逊式田园理想之上的简单、稳定与道德化生活的召唤，《西姆佐尼亚》的匿名作者在否定航海扩张的同时，表达了对日趋变化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社会的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姆佐尼亚》中的田园乌托邦是“一种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评”(33)。
海斯特·布勒姆以“行星意识”评价“地球中空说”，认为西姆斯一心投身科学，对殖民扩张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均不感兴趣。(34)此论断是否公允，还有待评说。西姆斯与其“地球中空说”所催生的两个不同文类的文本，将他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海上扩张联系在了一起。虽然雷诺兹与《西姆佐尼亚》的匿名作者均接触到了西姆斯的“地球中空说”，但两者的反应方式与态度却大不相同。在西姆斯假说已渐被淡忘的1830年代，尽管雷诺兹熟悉“地球中空说”且也曾与其提出者关系密切，但在他的国会演讲稿中，他并没有再次宣扬这个假说，而是以更贴近商业与民族主义的话语敦促美国进行航海扩张，而在时间上更接近西姆斯假说的《西姆佐尼亚》匿名作者则直接以“地球中空说”为契机，描写了一段造访田园理想的乌托邦之旅，对冒险逐利与殖民冲动进行讽喻和批评，引出美国该往何处去这个疑问。这两个缘起于同一个“地球中空说”的文本，立足于海外冒险、逐利与扩张日渐高涨的年代，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想象。虽然在这两个文本中种族这个话题明显缺席，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南海扩张与南极探险这个民族事业是超种族的，坡的《皮姆》便涉及了该话题。
内容摘要：作为西姆斯曾经的追随者，雷诺兹不仅促成了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南极探险行动，还在其国会演讲中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论调，重新定义了美国与海洋的关系。同以南极探险为主题之一的爱伦·坡小说《皮姆》则更为晦涩与复杂，既以航行之中无可调和的黑白冲突点明了同时期美国日渐明显的种族焦虑，又以对主人公南极之行途中遭遇的殖民原初场景的反讽再现深刻地表达了对帝国扩张的怀疑与批评。关键词：南极探险/航海叙事/美国扩张/种族偏见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航海小说中的自我想象与国家认同研究”(12CWW03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南极探险;航海叙事;美国扩张;种族偏见 作者简介： 三、《皮姆》：黑暗的航程与扩张的否定 1838年7月，就在雷诺兹倡导的美国南极探险远航船队出发在即之时，坡的《皮姆》出版了，全书共25章，是坡一生中唯一一部可被称为“[长篇]小说”(novel)的作品。早在1837年初，《皮姆》的前两章便在坡任职编辑的《南方文学信使》上连载。因酗酒被解雇后，坡离开里士满，携家带口到纽约闯荡。其时，著名的哈珀兄弟出版社写信给坡，希望他能为满足普通读者的一般需要而放低要求，创作一些在美国市场更畅销的单个的首尾连贯的故事，一卷本或几卷本都行。稍早之前，该出版社拒绝了坡的短篇小说集《对开本俱乐部故事集》(Tales of the Folio Club)。身陷贫困的坡没有多少选择，便利用公众对航海/旅行叙事的喜好，尤其是对美国南极探险远航船队可能揭开南极之谜的热情，完成了《皮姆》。(35)然而，《皮姆》的问世却没有为坡带来期望中的财富或声望，坡也再没有写过类似篇幅的作品。 《皮姆》中，坡以同名主人公深入南极腹地的“真实”航程为主线，辅之以用哥特式手法处理的航海叙事中的船难、风暴、哗变、屠杀与食人等耸人听闻的情节。小说虽对南极附近(比如特萨拉尔岛)进行了出色的描写，却没有表面上首尾呼应、结构完整的叙事框架，也没有明确说明南极极点“最激动人心的奥秘”(36)是什么。小说结尾处，主人公被汹涌的洋流冲入极点深处的巨大瀑布中，在裂隙中见到了一个“披着裹尸布”、“身材远比任何人都高大”、肤色“洁白如雪”的神秘人形(《皮姆》：408)，但在既没有描述神秘人形与瀑布之内的状况、更没有交代主人公如何安全返回的情况下，小说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虽然小说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血腥、神秘与暴力，坡也在《附记》中写明了皮姆的猝死，解释了关键章节的丢失，却因违背航海/旅行文类的惯例与吊足胃口却无疾而终的结尾，并没有令当时的市场与读者满意。 乔安·维吉马克认为，无论是《南方文学信使》对雷诺兹探险倡议的直接赞赏，还是《皮姆》中年轻的美国主人公力压英国船长成为南极探险的灵魂人物这一情节安排，坡的写作均表现出了与此时兴起的美国民族主义及海上扩张话语的合谋之处。(37)但是，就这部研究坡的学者心目中的“梦幻文本”(38)与“阐释的深渊”(39)而言，《皮姆》的内涵并不如此简单。正如特蕾莎·古德所指出的，美国建国前后广为流行的哥特风格小说并不仅以追求惊悚效果为目的，也有其意识形态内涵，并以《皮姆》中的种族话语为例，证明坡不仅仅是地域(南方)偏见的代表，更与“国家的种族话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40)本文这部分沿着古德的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坡利用了美国民众对海外逐利与探险的热情，尤其利用了南极探险船队出发在即这一机遇，以其擅长的哥特写法将国内日渐紧张的种族关系投射到了探索南极的航程之中，回应了国内日渐升温的种族恐惧与焦虑情绪。 《皮姆》写作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日渐紧张，南北双方关于奴隶制存废问题的争议也日趋激烈。尽管黑人奴隶制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但在独立革命与立宪时代，这一明显违背建国原则的非人制度却由于联合抗英与维系联邦的稳定等政治目的而被建国之父们掩饰与搁置了。时至1830年代，伴随领土扩展、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自然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奴隶制的存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一时期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非常清楚种族问题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威胁，并在其著述中悲观地预见道： 联邦南方白人与黑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尽管还很遥远，但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它像一场噩梦，经常萦绕于美国人的脑际。尽管这种危险对北方居民并无直接威胁，但还是他们的日常话题。他们想找到一种办法来防止他们所预料的不幸，但始终没有成功。在南方各州，人民对此保持沉默。南方人向来不对外来人谈论未来，即使对亲友也回避此事，每个人都把话藏在自己的心里。南方人的沉默，比北方惊呼出来的恐惧更可怕。(41) 托克维尔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831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便发生了美国南方自殖民时代以来最血腥的黑人奴隶暴动。黑奴奈特·特纳(Nat Turner)深夜发动突袭，杀死了白人奴隶主全家。随后，奈特率伙伴开始血洗附近的白人农庄。短短一天多的暴动中，奈特及其伙伴共杀死近六十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与儿童。(42)这种血腥且毫无“理性”的种族杀戮，摧毁了弗吉尼亚长久以来盛行的黑白两族在奴隶制下如家人般和谐相处的神话，令白人奴隶主阶层陷入了恐惧与不安之中：锁紧家门与窗户，或许可以预防外来者侵入，但却无法抵御来自家宅内部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无端暴力。之后，弗吉尼亚议会也曾就是否解放奴隶问题展开了辩论，但却因情势变化与奴隶价格飞涨而不了了之。面对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废奴报纸《解放者》为代表的日益高涨的北方反奴隶制声浪，南方拥奴人士希望能与之辩论，论证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在1830年代，“在整个南方的出版界，小册子作者、出版商、杂志编辑和各种作家都面临着法律、个人信仰和公共观点的巨大压力，希望他们能美化南方奴隶制与其理念，为奴隶制辩护”(43)。 《皮姆》对黑人角色的塑造与对种族关系的想象，再现与回应了美国南方的种族焦虑。小说开篇不久，皮姆瞒着家人出海，藏身在“逆戟鲸号”中，不料却遭遇哗变，而哗变中最可怕的角色并非发动哗变的白人大副，而是不知名姓的黑人厨师。小说第四章中，哗变者将水手堵在舱下，令其依次上来，“一个没当几天水手的英国人爬出了舱口，哭哭啼啼、低声下气地哀求大副饶命。他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脑门上挨了一斧子。那可怜的家伙连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了甲板上，那个黑人厨师就像举一个小孩似的把他举起，不慌不忙地把他抛进了大海里”(《皮姆》：311)。在余下27名船员表示投降后，黑人厨师仍然冷血地开始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水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舷梯口。早已站立在那里的黑人厨师在每个人头上猛劈一斧，然后由另一名反叛者将其推入大海。”(《皮姆》：312)即便在哗变者看来，如此冷血与残暴的黑人厨师也堪称“十足的魔鬼”(《皮姆》：312)。坡笔下黑人形象的塑造并非全然随意，黑人厨师持斧劈砍船员与奈特持斧劈砍白人的意象之间也并非全无关联，从真实世界的杀戮到虚构小说中的滥杀，突出的均是以黑白对立为焦点的种族差异，均是对已有规范的完全颠覆，均是毫无理性与节制的暴力以及在滥杀之后毫无悔意的“人性灭绝”。(44)就此而言，坡的确利用了1830年后南方白人阶层对黑人暴动的恐惧与焦虑，在达到耸人听闻的叙事效果的同时，强化了黑人嗜血与滥杀的种族刻板印象。 《皮姆》中的种族偏见并不止于对黑人厨师的形象塑造，小说后半部分更利用西方航海叙事的惯例，在南极深处虚构了一个黑肤岛民占据的特萨拉尔岛，以白人船员在此几近全被坑杀这个情节，表达了对黑白种族冲突结果更为偏激的看法。在第十八章中，“简·盖伊号”终于来到了南极极点附近，在此处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岛屿，岛上的飞禽走兽均为黑色，岛民更是一个身着黑色兽皮、使用黑色武器、甚至连牙齿都是黑色的奇特种族，他们似乎从未见过白人，甚至对一切浅色物品如船帆、鸡蛋、书页、面粉等都充满了恐惧(详见《皮姆》：379)。尽管如此，黑肤岛民仍然看似友善地对待了来访的白人船员。当探险船发现海参后，船长与名为“太精”(too-wit)的酋长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帮助搜集海参，探险船则准备再次向南出发。但是，就在白人船员最后一次应邀造访酋长营地时，黑肤岛民暴露出了本来面目，以人工引发的泥石流坑杀了几乎所有船员，只有皮姆和另一位船员得以逃生。反思与黑肤岛民的交往过程时，皮姆先后两次表达了他的种族憎恨：“这种表面上的淳厚仁道不过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要消灭我们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过于尊重的那些岛民，原来是玷污了这颗星球的那些败类中最野蛮凶残、最阴险狡猾、最嗜血成性的败类”(《皮姆》：387)；“从我亲眼目睹的每一件事来看，这些野蛮人的确是地球表面上最邪恶、最虚伪、最歹毒、最凶残、最像魔鬼的一个种族”(《皮姆》：404)。 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探险船队与海岛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便是航海叙事中的常见题材。库克船长在1779年的第三次远航中因与夏威夷岛民发生冲突而被杀，便是最有名的例证。坡对特萨拉尔岛上冲突的写作，借鉴了莫雷尔船长的《四次航海叙事》中关于“屠杀岛”的记叙。(45)根据莫雷尔的说法，他所驾驶的“南极号”在南太平洋卡特莱特岛发现了大量海参，于是他们便着手砍伐林木，修建加工厂，但当地岛民却屡次进行盗窃与破坏，他们因此被迫与之发生了冲突，在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中，至少有13名船员被当场杀死，多人受伤。此事件在1830年代曾得到广泛报道，被改编为戏剧作品在纽约上演，广为时人所知。(46)从坡的改写可以看出，坡有意突出了虚构的黑肤岛民无辜善良外表下掩藏的凶残野蛮本质，除借助已有素材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外，似乎还意在强化黑白对立难以调和的种族想象。 《皮姆》中的南极小岛虽位于地球最南端，却似乎与美国南方有着特别的联系：在即将到达特萨拉尔岛时，“简·盖伊号”船员注意到，“从北边靠近小岛，只见一道孤零零的岩壁伸入海中，其形酷似一堆棉花包”(《皮姆》：375)。棉花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之一，美国南方则提供了全世界棉花供应量的四分之三，无论是英国的兰开夏、法国的诺曼底还是莫斯科近郊的工厂，都有赖于美国棉花的稳定供应。自英帝国于1833年在其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后，作为近代世界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奴隶社会，美国南方的力量基础便源于棉花的生产与垄断。(47)在那个“棉花即国王”的时代，“棉花包”这个意象似乎提醒着读者，小说中的特萨拉尔岛不仅是南极中的神秘孤岛，还是美国南方在文学想象中的折射。 此外，《皮姆》强调黑白对立的意图也在坡以希伯来语为基础为特萨拉尔岛岛民命名及设计语言这类细节中得到了体现：“太精”酋长的名字源于希伯来语词根，含义是“肮脏的”，岛上村庄则被称为“klock-klock”(成为黑色)，岛国的最大首领名为“Tsalemon/Psalmoun”(成为阴影)，特萨拉尔这个名字则意为“变得黑暗”。(48)《皮姆》甚至还强调，无论该岛被称为“特萨拉尔”还是“特萨蒙勒”，“两个词的首音都带着一种拖长的嘶嘶声”，而这种声音与“我们在山顶上吃的那种黑毛野鸡的啼叫声一模一样”(详见《皮姆》：406)，暗示岛上生活着的黑色种族依然处于愚蛮甚至兽类阶段。 除此之外，小说还在黑肤岛民的“罪与罚”与现实中支持蓄奴的言论之间建立起了微妙的关联。在小说行将结束的第二十三章，身陷岛中幽谷的皮姆与另一位幸存的同伴进行了一番实地探索，揣度山谷中类似象形文字一般的凸痕是否人为。小说的《附记》则澄清了凸痕的意义，明确说明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形状实际上是意为“南方之域”的古文字(详见《皮姆》：410)。这个略显冗余却又煞费苦心的情节设计，让特萨拉尔岛不再是南极海域深处的孤独存在，而是一个遭受了天谴并“沦为废墟的巴比伦”(《皮姆》：402)，小说的“附记”更以“我业已将此铭记于群山之中，并把我对尘土的报复镌刻在岩壁上”(《皮姆》：410)这种上帝式诅咒结束了叙事，点明黑肤岛民遭受过惩罚的过去以及将再次接受惩罚的未来。这种黑肤岛民背负罪恶却不思悔改且必将因此再次遭到惩罚的话语模式，与其时为美国南方奴隶制辩护的宗教话语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支持蓄奴制的宗教话语中，黑人之所以成为白人的奴隶，原因之一便是，在《圣经》中含看到了父亲诺亚醉酒后的裸体，却不像兄弟闪与雅弗一般恭敬，由此遭到了诺亚的诅咒，称其后代(迦南)“必将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49)。十九世纪南方蓄奴制的支持者以这段《圣经》故事强化奴隶制的合法性，并宣扬称含的子孙便是犯下忤逆之罪的黑色种族，因此必然要成为白色人种的奴仆。由此，小说中虚构的南极岛上的黑肤岛民与现实中棉田里被奴役的黑人奴隶，便因为他们共享的原罪与共同的深色肌肤而必须承担起相似的惩罚。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关于坡与十九世纪美国种族政治及奴隶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评论界引发了大量讨论。特伦斯·韦伦认为，来自南方的坡渴望得到全国性文学与商业成功，不会贸然冒犯包括北方读者在内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因此，就其种族态度而言，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坡在十九世纪美国作家中并不极端，他的种族主义至多只能被称为“温和的种族主义”(average racism)。(50)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早期美国白人作家为减轻内心恐惧与合理化对黑人的剥削，一直以罗曼司化“黑色的力量”(the power of blackness)为手段，建构他们理想中的文学与社会秩序；而坡并非一位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作家，反而正是“美国非洲主义”(American Africanism)的代表人物。(51)本文认为，就《皮姆》对黑人厨师的塑造和对特萨拉尔岛上黑白关系的描写而言，坡的种族态度并不能用“温和”二字简单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皮姆》的确有意识地利用了1831年以后美国南方越发敏感的种族关系所引发的焦虑情绪，以污名化方式强化黑白之间的种族对立，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偏见与歧视。就此而言，莫里森的观点更切中要害，也更具有说服力。 但是，韦伦与莫里森对坡的种族态度的阐释，均忽视了《皮姆》中种族对立的另一层意义与可能的解读。从小说结构上看，根据主人公搭乘三艘航船的经历，小说可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讲述皮姆搭乘小帆船“敏捷号”遭遇的一次短暂的近岸遇险；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十三章，讲述皮姆搭乘“逆戟鲸号”在南太平洋的漂流经历；第三部分从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五章，讲述皮姆随“简·盖伊号”探索地球最南端的过程。三次冒险由近及远，由小至大，围绕主人公命运展开。小说第一章采用了天真的主人公受骗/受难而不自知这个叙事模式，描写虽有渴望航海的热情但却缺乏基本判断力的少年皮姆如何在夜间跟随业已烂醉的奥古斯塔斯贸然出行，直至小船被巨轮撞翻，险些丧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个体与自然(或命运)的抗衡中被不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历史因素，构成了潜藏在叙事表层之下却深入时代肌理的叙事暗流。在这个叙事暗流中，小说不仅强化与深化了《西姆佐尼亚》的讽刺色彩与力度，亦利用了哥特小说更为暴力、血腥与戏剧化的文类风格与惯例，更隐晦而深刻地回应了美国此时兴起的南极探险与海外扩张热潮。 在小说第二部分中，皮姆首先因为“逆戟鲸号”上的哗变而被困于船舱之中，虽然之后他与其他哗变幸存者成功夺回了“逆戟鲸号”的指挥权，但却因船桅被风暴损毁，只能看着船只像浮木一般在海上漂流。随后，船上发生了小说中耸人听闻的食人事件：随船只在海上漂流的四人中，身为俘虏的理查德·帕克提出，应该杀死一人，以其肉为食，让其他几人得以存活下去。船难中的食人故事并非坡的发明，在关于其时广为人知的“埃克塞特号”捕鲸船船难的叙事中，便有遇难船只给养耗尽而船员不得不食人求生的记载。(52)但是，坡在利用叙事素材的同时又加入了独特的反讽情节：提议杀人而食的帕克抽到了死签，被其余三人分而食之；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皮姆在食人之前竭力解释为何不得不杀掉帕克，令读者明白食人尽管可怕却是极端条件下最无奈的求生做法，但就在众人“用牺牲者的鲜血稍微止住了渴”并“一点一点地吃那剩下的躯体”时，小说让皮姆“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找到了之前一直苦苦寻求而不得的斧子，“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们所需的给养”(详见《皮姆》：350-351)。这样的情节安排让皮姆的所有辩护变得可笑且荒唐。坡正是以这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戏弄了皮姆和自己的读者，让他们在追求刺激的同时遭遇自己的轻信与愚蠢。 《皮姆》对食人情节的渲染也挑战了西方意识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以哥伦布将加勒比地区原住民的一支称为食人族(cannibal)为起点，在此后三百多年间的西方想象中，“食人”不仅成为美洲印第安人远离文明的核心标志，也成为殖民者可以据此征服与掠夺原住民的话语基础。正如埃里克·谢菲兹所言，自哥伦布开始，食人之名便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事实，更是一种政治虚构，被西方用以遮盖与掩饰不愿被了解的原住民的历史、现状与差异，成为西方殖民者将对原住民的压迫与剥削合理化的借口。(53)笛福所描写的鲁滨逊在无名海岛上与食人族之间的冲突及这个虚构人物征服与占有星期五的情节，便是殖民逻辑在小说叙事中的经典再现。如果说笛福以鲁滨逊目睹食人一幕之后无法克制的恶心感强化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那么《皮姆》则以更为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同类相食并非野蛮人的专属亦是文明人的选择这一观点。 从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看，食人一幕出现在皮姆从“逆戟鲸号”换至“简·盖伊号”的过渡阶段。“逆戟鲸号”从美国出发，意在赴南海捕鲸，“简·盖伊号”从英国出发，已在南海巡游多日，两船均为帝国扩张的载体。“逆戟鲸号”上杀害船员与放逐船长的哗变，对帝国海上扩张事业构成了严重威胁，皮姆等人奋力回击，依次杀死了大副、黑人厨师等叛乱分子，并最终以对最后一个叛乱者帕克分而食之这种极端方式消灭了最后一个威胁帝国扩张事业的不稳定因素，恢复了秩序。登上“简·盖伊号”后，皮姆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受难者，而是以强烈的探险热情督促英国船长不断南行，成为航行中的精神领袖。小说因此以对帝国内部叛乱分子分而食之作为皮姆由天真转向经验、由被动受难转为主动占有的关键仪式，隐喻了主体成长与帝国扩张同构下的暴力、野蛮与毁灭。 小说最后一部分中，当“简·盖伊号”刚抵达特萨拉尔岛后，皮姆关注的是岛民原始与野蛮的样态，见到的只有岛民被镜子吓得满地打滚的愚蠢与将船只当成活物的无知。此时，局限在僵化的“殖民主义认识论”之中的皮姆只能看到黑肤岛民对白色物体的畏惧，却毫无深入了解与沟通的愿望。(54)在随后的情节中，海岛丰富的海参资源很快就吸引了皮姆逐利的目光，小说也立刻转向对海参能带来的可观商业利益的介绍。正是在这种自大之后的无视与资本逐利的冲动的驱使下，白人船员立刻开始无所顾忌地砍伐岛上的树木，以便清理出加工海参所需的场地，皮姆则不无骄傲地宣称：“令岛上那些野蛮人惊讶不已的是，我们很快就伐倒了足够多的树木……在船上大炮射程内的海滩上设立了一个正规市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从各方面看来都充满诚意，并井然有序。”(《皮姆》：386)在皮姆看来，伐木、建加工厂与利用土著劳力均堪称公平，无任何不妥。然而，“令野蛮人惊讶不已”的破坏、“在船上大炮射程之内”建起的市场，又让这种貌似公平的交易暴露出其不平等的本质。通过这段叙述，《皮姆》再现了帝国与资本在海外扩张的“原初场景”：一面是坚船利炮支撑之下的自诩的文明与公平，一面是原住部族在强权之下惊愕却无从表达的失语境地。 在直抒对黑肤岛民的憎恶与怨恨的同时，《皮姆》也以难以觉察的隐蔽细节提醒读者，白人船员与黑肤岛民之所以没能互相信任，不能全然归咎于黑肤岛民，后者的背叛与谋杀也并非毫无缘由。自皮姆踏上“简·盖伊号”起，他便认为，对于南海贸易而言，这条船抵御风浪的能力并不强，吃水又太深，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没有“10至12门发射12磅炮弹的短程大炮，2至3门远程大炮……还应配备铜管大口径短枪和防水弹药盒”，没有他理想中的“全副武装”(《皮姆》：360)。此外，自初次见到特萨拉尔岛民起，直至计划离开为止，坡笔下的帝国冒险与扩张的代表们便始终对异族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敌意。双方首次见面时，皮姆便衡量了双方力量与人数的对比，认为还是尽可能地保持距离为妙；然而，“酋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命令另外三只筏子留在原处，自己乘坐的那只则向我们划来。他一靠近就纵身跳上了我们最大的那艘小舟，径自坐到了船长身边”(《皮姆》：378)。相较于依仗着坚船利炮却多有算计的西方冒险家，放下木棍与石块、只身登船的黑肤岛民酋长显然更为直率与坦白。 无论是受邀到岛上做客，还是双方开始交易，白人船员始终全副武装，这种明显的敌意浸透在自船员与岛民相遇直至决裂的每一刻。皮姆细致地讲述了众船员最后一次登岸造访前的准备：“除了6人留在船上，我们上岸的一共是32人。我们都全副武装，配备有滑膛枪、手枪和单刃剑，此外，每人都有一把长长的水手刀。”(《皮姆》：387)让皮姆诧异的是，前来迎接白人船员的黑肤武士却没有携带任何武器，问及个中原委时，酋长答道：“兄弟相聚无须刀枪。”(《皮姆》：387)表面上看，此番说辞正是黑肤岛民阴险狡诈的直接罪证——明明设计好了坑杀陷阱，却依然佯装友善，只为诱骗船员放松警惕，自投罗网；但换个角度看，“兄弟相聚无须刀枪”这个说法也可以成为黑肤岛民的合理抗辩：在每次见面都全副武装的白人船员眼中，他们岛民又是什么呢?小说借此给了历史上身处殖民强权压制之下的原住民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对虚构文本与历史现实中的原住民而言，那些依仗着坚船利炮的所谓的“文明使者”并非如其自称的那般友善，而是别有用心的敌人与征服者。 支撑黑肤岛民抵抗合法性的隐蔽证据一直延续到小说结束：遭遇坑杀后，侥幸逃脱的皮姆和其同伴抓住了一个黑肤岛民努努做人质，乘船逃离特萨拉尔岛，航行中，“由于从北方吹来的风明显减弱，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巾打算加宽我们的风帆。当时努努就坐在我的身旁，而当白色的亚麻手巾偶然闪现在他面前时，他突然发作了一阵痉挛，痉挛之后他就变得茫然呆滞，嘴里一直咕哝着，‘特克力——力，特克力——力!”(《皮姆》：407-408)努努竟然被白色物品吓死在了小船上。从白人船员登岛之初黑肤岛民对白色物体的莫名恐惧到努努被白色亚麻手巾吓死，对黑肤岛民而言，“白色”显然是一种无法言传的致命禁忌。如此看来，黑肤岛民意欲坑杀所有白人船员的行动，并非全然出于邪恶与野蛮，更是弱势群体面对全副武装的不速之客时所选择的自保。放置在更为宏大的西方冒险家与异族相遇的历史语境中，小说暗示了这样的可能：黑肤岛民所代表的貌似野蛮与无知的原住民，完全有理由怀疑“简·盖伊号”上不请自来的武装人员所代表的广义上的西方探险家/征服者的真实动机，他们若不愿重复如阿兹台克人与印加人被西班牙人屠杀与征服或北美皮阔德族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灭绝的命运，便只有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小说正是以这种哥特式场景与引而不发的叙事暗流，在替历史上的弱势原住民发声的同时，批判了白人种族帝国扩张进程中极端血腥与暴力的一面。 小说结尾处肤色“洁白如雪”的人形到底为何物，又象征着什么，引发了众多讨论。(55)本文认为，《皮姆》中的白色人形脱胎于《西姆佐尼亚》中肤色洁白而高度理性的种族，但坡又以两种同时并存却层次不一的叙事语境对来源素材进行了颇具哥特风格与反讽色彩的改造。表面上，此白色人形延续了皮姆自登上“逆戟鲸号”后便开始建构、登上特萨拉尔岛后进行强化的黑白对立互不相容的种族主义框架，在这个层面上，白色人形应该与皮姆为友、与黑肤岛民为敌，会救助同属白人的皮姆，助其返乡，这样的守护者近似于白种文明的神祇；但是，这个身材“远比任何人都高大”的白色人形虽然有着如帝国的坚船利炮一般的可怕力量，却只能像鬼魂一样隐匿在瀑布的裂隙中，无法以真面目示人，其身上如包裹木乃伊一般的裹尸布，不仅暗示着其自身的虚弱与易腐，也让其庇护的冒险与扩张行为同样散发出毁灭与死亡的气息。正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含义晦涩而丰富的象征，坡为皮姆的南极之旅画上了暗含讥讽的句号。 航海叙事本身既是科学与理性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见证。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能从远方发现土地与财富的冲动，航海家们踏上了航程。无论是1492年率先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还是十八世纪因南太平洋探险而在西方妇孺皆知的库克，均在以理性、科学与逐利为时代主潮的背景下，拓宽着西方人知识和财富的来源与边界。尽管在其航海之旅中，坡笔下的虚构人物皮姆也以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探索世界，但真相不仅总在他的认知之外，还以各种形式不断捉弄着他。与《鲁滨逊漂流记》等传统航海冒险叙事中主人公离家出走、经历考验并得到成长的模式不同，尽管皮姆这位来自新大陆的美国年轻人也离家出走并经历磨难，但他却在作者不断布下的哥特式陷阱中无法自拔，既缺少经验的成长，也未获得财富与成功。此外，坡还借助于潜藏在表层情节之下的叙事暗流，向读者再现了帝国主体与原住民他者之间历史遭遇的第一幕，呈现了被权力话语所遮蔽的另一种真相。黑肤岛民坑杀白人船员的行为，不再是毫无理性的野蛮，而更像是身处失语与极度弱势状态下被迫以暴力捍卫家园的正当行为；一直以文明、进步与理性自居的帝国主体则必须为其自大、傲慢与贪婪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这或许正是《皮姆》的叙事暗流所希望传递的信息。 霍米·巴巴提醒读者，“如同叙事一样，国家的源头消失在了时间的神话中，只有在头脑之‘眼’中才会重现其地平线”(56)。对国家这一文化建构物与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地理、人口、经济、种族等表层因素之上，还需藉由深嵌在历史的层峦叠嶂之中的叙事文本去重访现场，再现国家建构与想象中被压制与遗忘的人物与声音。长久以来，面积广阔的南极大陆因其位置遥远、气候严寒，加之大洋与冰山的重重阻碍，不在人类的视野之内。即便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之中，南极出场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它是“一块冰雪大陆，一个审美的洗碗池，并非灵感的来源；地理景观只会抹除能够给艺术家提供惯例的元素……没有再现的艺术或文学能够表达南极”(57)。但是，这块巨大而遥远的神秘之地却在十九世纪初吸引了以杰里迈亚·雷诺兹为代表的美国航海者与冒险家，他们急于以对南极的探索、发现甚至占有来证明自我与国家的价值。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对南极探险趋之若鹜，梭罗便在《瓦尔登湖》中批评了雷诺兹等人以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为旗号鼓吹的南极探险之旅，认为其意义远不及探索“一个人的私人海洋[心灵]”那么重要。(58)就虚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说在呼应西姆斯“地球中空说”的《西姆佐尼亚》中，其匿名作者借助对极点之内乌托邦国度的再现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对回归田园的渴望，那么在雷诺兹轰轰烈烈地准备其南极探险行动背景下创作的坡，则在其以哥特风格写就的《皮姆》中强化了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对立与对抗，重构了殖民者与原住民初次相遇的场景，暗示了对帝国扩张更为复杂与晦暗的态度。在他们笔下，南极不再是少有意义且难以描绘的空白，而他们的作品也折射出了1810年代至1840年代间美国海上扩张与想象国家时的欲望、恐惧与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