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经发现的与中国早期文献有直接关系的三批战国楚简为（1）郭店楚墓竹简,(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其中，郭店一号墓被鉴定为约公元前300年的墓葬。这三批竹简上文字的字体、风格与结构非常接近，因而，这三批战国竹简出土墓葬极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但每批内容之间有一些差异。郭店楚简的内容以哲学为主；上博楚简的内容则更为多样，其中既包括哲学，也包括历史、诗歌；目前，清华简还处于陆续出版阶段，但就已发表的内容来看，包括《尚书》以及与《尚书》相类似的大量历史著作,还有新近出版的《系年》。目前发现的大多数楚简虽然是前所未见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现存古典文献有密切的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出土竹简文本常常很短，类似于章或篇，而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篇章长篇文献。这种以短篇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也许是墓主亲属选择并请人抄录了长篇著作中的部分，以代表全文陪葬的结果。然而，这些篇章被抄录到竹简上的方式使得这种解释未必能成立。每个墓葬里的竹简的书法风格不一，显然是经过几个人抄录。因而，它们更有可能被理解为被墓葬主人生前出于对它们的喜爱而收集起来的，而非以陪葬为目的找专人抄录的书籍节本。此外，每组捆在一起的竹简之间也常常没有明显的关系。如果它们是从长文本中摘抄出来的，那么每组竹简应该和原书的篇章对应，但出土竹简平常没有此种关系。
尽管当今流传的早期中国古代文献以多章节、长篇为主，但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都由一些零星和片段的文字组成。这些组成部分被归到同一个文体或者被放在某个思想家名下，因而建立起联系。（这些现象对于成长于另一个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者而言，会显得更为令人惊异）此外，构成这些长篇文本的各部分之间，往往缺少清晰的逻辑联系。而且，长篇文献的组成部分之间缺少相互引述，似乎某一片段的作者不知道其他篇章的存在。这一切都表明，这些流传已久的文献，当初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创作，而是被后人收集、整理的结果。因而，根据近来发现的战国竹简文献的状况，我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早期文献的性质和发展脉络。接下来，我将基于近期出土的战国楚简，而非汉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提出一个假设。这些用于书写以及传播的物质材料例如牍、册以及帛书，对于阐明我的推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此外，由于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观点，所以，它难免笼统和粗糙，但我希望这一问题的提出，能够激发大家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我的假设是：中国早期文献最初以短章的方式流传，当时最普遍的传播媒介是木、竹质的简、牍和竹、木质简册。就牍而言，虽然由于其大小不一，会使得它们所能够容纳的内容也不等，但无论如何，这种传播媒介的空间还是有限的。竹简是古代文献传播最常见的物质媒介。竹简书不一定长，但竹简的延伸性，使得它们有可能容纳更多内容。但同时，竹简的物质材料使得一组竹简的数量受到限制。丝帛比较轻，因此，如果将之制成成卷，则有可能在上面抄录很多的文字。
我们对“牍”的早期历史尚不清楚。甲骨文表明，竹简（或木简）应用于商代。例如，甲骨文中的“典”这一字形，显示了两只手握着竹简，有的字形下面有代表祭坛的形象(示)，有的有口形符号，可能代表用口读：（图）
甲骨文中的“典”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祖先的书面呼吁，请求帮助或解除某个咒语。目前，我们尚不能断定，商人是否在祭祀以外的场合运用竹简书写跟祭祀无关的内容。
根据西周青铜器上的册命书，我们可以断定，周王发表的讲话，先被记录在竹简上。因为这一委任，会在庆典仪式上由一位官员，而非周王本人宣读，所以，他们必须事先准备讲稿，并在宫廷备案，同时也抄录一份呈给被任命的官员。正如我近期指出的(见《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这些官员在仪式上的讲话文稿，可以被视为中国最初的文献样式。甚至，这些任命书的文稿，便可称为书。其中，有些是真正出自西周的文本，这种宣告的简册或许最初被西周王室或诸侯的宫廷收藏，但同时也因为赠送给官员，而被独立传播。
在春秋后期或战国时代，人们开始将同类文本进行归纳收集，其中包括《诗》、《书》、《礼》，门徒们也开始记录他们导师的言辞。这些收集起来的文本开始传播，特别是同一导师的门徒之间，并被聚集为规模更大的文集。这类的文集不一定有顺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内容往往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这么说是为了说明，有文集以后，更短的文集和单篇文章还同时流传，这些文本也被组合起来进行传播，也可能经过添加、删减或修订。而不同的人对于文本的收集与组合也不尽相同。例如，孔子的《书》和墨子的《先王之书》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显示出差异。
这里，我们必须牢记，汉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学术环境和战国时代有很大差异。我们所知的先秦文献酝酿和传播的战国时期，有着极其活跃的学术氛围。那时的学术范围超越了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国界。的确，在近年对于楚简的发现显示，战国时期的传播和学术活动之广泛与程度之活跃，远远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那时不仅出现了不同哲学学派之间的竞争，而且在同一学派中，也出现了弟子之间对主流地位的争夺。这种情形和汉代的皇廷指派博士重建五经及统一修订文献版本的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诸侯各自为政，根本没有统一文献版本的条件和手段。
因此，形成我们目前所知的长文本的关键，不仅是在较长的丝帛上抄录连缀了一定数量的短篇文献，而且政局的统一也是另一个必要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在长的帛卷上抄录文献的过程，不但为那些先前流传的短篇文献的排列提供了明晰的顺序，同时也为之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范围。中国丝绸的编织始于新石器时代，但何时被用作书写材料，则无从考证。而且，丝绸的运用，不一定意味着长篇文献的产生。例如，“楚帛书”出土于长沙子弹库，大约与上文提到的楚简同一时期。它并不是很长的丝卷。其长度为47厘米，宽度为38厘米，上面书写了不到一千个字。不过，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断：战国时期即使不像竹简那样被普遍使用，长的帛卷也会被用于书写。其上的内容由记录在竹简上的短篇文献组合而成。然而，在秦朝焚书以后，为了统一各国文字，汉代必须用隶书将所有文献统一抄录，并将特定篇幅的文献组合、抄录成帛卷上的“今文”文稿。这一过程使得它们具有了特定的秩序和内容，且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古代文献。
这个推断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解释自汉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文献传统的真伪问题。此外，即使书写于帛卷上的版本在汉代变得明晰以后，仍然有简短的“古文”竹书和早期丝帛稿本流传，并被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以上假设说明，这种松散的古文文献，来自于学术气氛宽松活跃的战国时期。它们既是中国文献的最初形态，也是汉代新订隶书文本的来源。（沈亚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