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玮红，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从忧愤中的呐喊——对现实的批判、黑暗与市场——环境与心境的契合、塔马拉和两个伊万——俄罗斯的希望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重在阐明拉斯普京对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忧愤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拉斯普京发表于2003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它突出反映了苏联解体后拉斯普京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标志着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生。
忧愤中的呐喊
作为一位富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拉斯普京认为：“俄罗斯文学与任何一种别的文学都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的文学比艺术的含义广，它是人民命运的表达。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为了把读者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整体。”[1]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俄罗斯经典文学的“训诫”和“教育”方向，坚定承担“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对社会生活采取积极干预的态度。正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教授加林娜•涅法金娜所认为的那样，这类传统小说“试图培养人们关于社会和道德行为准则的必要观念。……反映社会群体生活，推重俄罗斯文学特有的社会和团体价值等级，与之对立的是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其中个人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反省——是传统小说重要的类型特点。”[2]但是，拉斯普京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区别。他发表于60－70年代的名篇大多以道德价值探索为主题。《为玛丽娅借钱》（1967年）通过农村女售货员玛丽娅因为账目亏欠而在村子里四处借钱这样一件事，检验了全村人的道德水准，表达了作者对人们冷漠、麻木、见危不救的炎凉世态的失望和哀叹；《最后的期限》（1970年）通过农村老太婆安娜弥留之际子女们对她的无情厌弃，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一代道德蜕化的不安和谴责；《活着，可要记住》（1974年）通过卫国战争期间农村妇女娜斯焦娜为自己当逃兵的丈夫安德烈羞愧自杀的故事，说明人的道德观念如果逾越了对祖国、对人民负责的底线会落得多么可悲的下场！《告别马焦拉》（1976年）则开始触及苏联社会中十分现实的问题，谴责人们漠视文化传统、背离土地家园的错误观念。到80年代的中篇政论体小说《火灾》（1985年），拉斯普京社会批判情绪加强。通过一场发生在西伯利亚伐木区的一家商店仓库的火灾，作者表达了对国家未来深深的忧虑，但还没有达到绝望的程度。主人公还有活路，有希望，有前途。而进入90年代以来，其作品明显地从对个人道德的审视转向对社会的批判，明确地把批判矛头指向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制度，处处都传达出民族危亡、国家危机的几近绝望的呐喊。《谢尼亚上路了》（1994年）、《年轻的俄罗斯》（1994年）、《下葬》（1995年）、《新职业》（1998年）等中短篇小说犹如一个个窗口，展现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阴暗与疮疤，沉痛的忧虑和绝望之情呼之欲出。《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就是这样一部悲情小说。阅读它，我们强烈感受到洋溢其中的忧愤之情。对国家前途回天无力的悲叹、对社会现实横眉怒斥的悲愤、对人民命运痛彻心肺的悲悯构成作品的基调，渗透在字里行间。可谓“满腔忧愤无处诉，痛心疾首问苍天”。
小说的情节虽不复杂，却惊心动魄而牵动人心。书名中提到的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就是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在苏联解体之初这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她的四口之家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流域的一座小城中平平常常地生活着，日子虽不富裕但也和睦平静。5月的一个深夜不幸从天而降：辍学后在自由市场上寻找工作的16岁的女儿斯维塔被阿塞拜疆商贩强暴。塔马拉和丈夫阿纳托利一起到警察局报案，在漫长而复杂的诉讼过程中，塔马拉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真理、只有交易的。她不再相信司法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认为强奸犯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于是自己采取行动，直接在检察院里开枪杀死了恶人。结果塔马拉被判监禁6年。4年半后她因为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小说在塔马拉迈进家门的那一时刻戛然而止。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普京依然保持与现实灼热的接触，以富有穿透力的激情极其准确地传达了苏联解体后普通百姓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塔马拉的小家庭里每个成员的命运，她的亲人朋友在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所受到的影响，共同组成了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今日俄罗斯最为真实的画面。
同以往作品相似，这部小说依然是通过发生在一个家庭的事件来表现整个社会的现状。只不过这个事件更加残酷，所反映的社会面也更加广阔，现状也更加严峻。拉斯普京的视野更加广阔，从道德哲理探索扩展到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探讨，而且情绪从谴责到激愤，矛头直指解体后的社会制度。小说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93年的伊尔库茨克，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被强暴的女儿报仇而杀人，被判6年徒刑。拉斯普京似乎从这个被强奸的姑娘身上看到了千疮百孔的俄罗斯。关于这部小说，他曾经发表声明：“已经发生的事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过更糟糕的，但从未在道德上如此黑暗过。世界颠倒了。小说的女主人公也无法把它翻正。但她让人们知道，不同意生活在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中的人是什么样的。”[3]他描写这个小家庭所遭受的有冤无处申的不幸，正是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的浓缩，这个家庭的悲剧可以说就是俄罗斯的悲剧。
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中夹杂议论，笔力所及之处无不引向社会。他实际上是通过塔马拉一家的不幸来指出社会的不幸：是社会走错了路，而且无法逆转。未成年少女受到强暴，这是令人发指的社会现象。而围绕这一案件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斯维塔在被阿塞拜疆商贩胁迫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的，但为什么她没有逃跑呢？这固然有其性格上软弱胆小的因素，而她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又是怎样的呢？塔马拉痛苦地喊道：
“怎么能不害怕呀！……光天化日杀人，没事，不关犯罪的事，也不是公正裁判的事！黑天白日地抢劫，没事！偷盗、强暴、迫害，就像对待牲口一样……比牲口都不如！在哪里都没事！……假如她，我们的女儿，在车站向人们求救，那么人们就会帮助她？您信吗？而我不信！怎么，难道我们不知道，在人群中就能把一个人杀死，而人群只是四散逃命！难道我们不知道，一听到‘救命’的呼喊，人们就赶紧闪到一边，捂上耳朵！……人们给吓破胆了，害怕的时候连喊都不敢喊了。”[4]
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人们对腐败丑恶现象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敢怒不敢言。难怪一个16岁的女孩子几次放弃呼救逃跑的机会！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检察长对此类案件早已司空见惯，甚至怀疑女孩有故意勾引之嫌。她的冷漠无情、出言不逊如利剑一般刺穿塔马拉已经在滴血的心，使之最终痛下决心。当塔马拉确定强奸犯并不一定会被判罪，甚至可以取保候审时，她心中残存的对司法公正、国家正义的神圣希望破灭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塔马拉的决绝不是出于一时激愤，检察院与强奸犯之间确实存在着交易。如果不是塔马拉采取行动，强奸犯马上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她在代表国家尊严的地方当着本应维护正义的司法人员的面举枪杀死罪犯。这是女主人公被逼无奈、无路可走之下采取的果敢行动。她的射击是朝着这个社会所走的方向发出的射击。
黑夜与市场——环境与心境的契合
黑夜是故事源起——即斯维塔案件发生的时间，市场是许多情节发生的地点。小说运用黑夜和市场构成的时间和空间场景，烘托出沉闷绝望、躁动不安的社会氛围，与主人公悲愤、压抑的心境相契合，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
夜，充满压抑和恐惧、孕育罪恶和无耻的夜构成了小说基本的时间背景。小说开篇就把我们带入一个沉沉黑夜之中。“正是夜最深的时候，大约已经过了三点钟。”（第2页）作为一位母亲，塔马拉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最深的时刻焦灼而痛苦地等待着自己迟迟未归的女儿。读者的心也被这黑夜笼罩，如塔马拉一样被紧紧揪住。跟随彻夜未眠的塔马拉的目光，我们看到“街上一片昏暗寂静。”（第2页）四周静悄悄地，毫无声息，最初喧闹的地方也逐渐归于“一片死寂”。在这压抑沉闷的黑暗和潜藏不安的死寂中读者和塔马拉一起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
其实，在深夜来临之前塔马拉就已经和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阿纳托利一起找过斯维塔了。他们驾驶汽车来到一条偏僻的街道。那里的房屋都被黑暗包围着。“黑暗显得特别密实，似乎所有黑暗都从灯光明亮的市中心撤退到了这里。”（第7页）塔马拉茫然地望着黑夜，望着这条寻找女儿的隧道般的路程。这里的楼房都安装了装甲般的铁门，壁垒森严，而黑洞洞的入口在昏暗中像是深深地凹进楼里。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白天与女儿在一起的女友。可是她突然被叫起时的惊慌失措、回答问话时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更增添了塔马拉心头的疑虑。“她感到黑暗凝固在她周围，紧紧裹住她，除此之外她什么也感觉不到。”（第11－12页）母亲的直觉是准确的，女儿斯维塔的不幸就发生在这个黑暗最深重的时刻。斯维塔这个名字的本义是光明，与黑暗直接相对。但在小说中斯维塔这个形象却象征着纯洁和没有保护。她被黑暗吞没了。寻找女儿的父母也融入了这样的黑暗，迷失在这黑暗中，最终没有在关键时刻救出女儿。在重重黑暗之中，唯一的亮点是从塔马拉等候女儿的屋子里发出的。但斯维塔终究没有从黑暗处回到自己光明安全的家中。
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上，《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与《为玛丽娅借钱》颇多相似之处。但其中作者的情绪却有很大不同。在《为玛丽娅借钱》中，农村商店售货员玛丽娅因为不善经营，上级清查账目时发现一千卢布的亏款。玛丽娅面临坐牢的危险。这对于一个仅靠土地生活的家庭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小说的开篇是玛丽娅的丈夫库兹马在半夜时睡时醒的状态。这里的黑夜不是一片死寂，而是时常被偶尔闪过的灯光和忽然传来的呼啸声打破。库兹马为妻子、为孩子担心，为下一步的对策伤脑筋。同样是沉沉黑夜，但这个夜依然没有失去宁静、慵懒，也不乏几分舒适，几多希望。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库兹马踏上开往城市的列车，到自己的兄弟那里去给玛丽娅借钱。火车在暗夜中行驶，几天来为玛丽娅借钱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场景涌上库兹马的脑海。他有时思考着自己的命运，揣测着兄弟可能的态度，有时听到同一包厢里一对老年夫妇时而传来的互相关切的问候之语，有时与另一位同包厢的年轻人交谈人生，有时又沉入睡梦之中，即便在梦中他还是忙着为玛丽娅借钱……这一切都伴随着无边无际的黑夜与驶过无数田野和村庄的列车的晃动。这里的黑暗浓密但不压抑，令人沉重但也常常透出光亮。而且，第二天当库兹马走下火车时，迎接他的是漫天飞扬的大雪。黑暗已经过去，“大地在渐渐明亮起来的晨曦中开始泛白.”[5]无论库兹马在兄弟处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对这个小家庭的未来怀抱如这晨曦一般的希望。而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黑夜是凝重而密不透风的。即便很多情节不是在黑夜发生，但也时时让人感受到步步紧逼、挥之不散的黑暗。它营造出小说人物所反复强调的“人民在走向衰弱”、“危机时期到来了”的氛围。再加上整部小说紧张的叙事语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设置，烘托出黑云压境般沉闷窒息又充满罪恶的社会背景。
在空间上，被称为“农村散文”作家的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这部新作中把写作重点转向了城市。这个城市与坐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村庄遥遥相对。在作者笔下，它物欲横流，藏污纳垢，充满寡廉鲜耻的交易和令人发指的罪恶。而这一切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市场。曾几何时，市场这个概念是与改革和进步的经济学家相连的。而这部小说中的市场是集市，是检察院所处的位置，扩而言之，就是今天市场化改革后的俄罗斯。
市场连接着斯维塔的痛苦。在斯维塔出事后塔马拉曾检讨是什么让自己鬼迷了心窍，同意女儿辍学后去参加售货员培训班。而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为什么轻而易举就瞄上这个培训班呢？“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整个的生活，都变成了吵吵闹闹、纠缠不清的集市。”（第77页）斯维塔正是在市场被高加索商贩盯上，高加索商贩正是以在市场上为其寻找工作为由诱骗了少女。塔马拉一家在出事后看到市场都觉得恶心正是出于对市场的深恶痛绝。可悲的是，代表法律尊严的检察院就委身在尽是商店、商亭和饭店的街道上，“人们必须在它可怜的门前经过五次，才能发现那块同门一样难以察觉的牌子。”（第105页）连大学都成了“贩卖虚荣和时髦的旧货摊与大市场”（第207页）。令人痛心的是，塔马拉入狱后，老实木讷的丈夫阿纳托利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跟着朋友杰明一起卷入了市场之中。正如塔马拉所发出的质问：
“时髦？这是何方神圣，所有人都拜倒在她脚下，谁都挺不住？！她就是一个女商贩，操纵着商品变化，让世人都在她面前卑躬屈膝，而她大发其财。”（第14页）
所以小说中的市场既是重要情节发生的地点，也是作者所着力批判的转型后的俄罗斯体制的象征。在作家笔下，“私有化”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拉斯普京明显不喜欢这个完全自由了的社会，认为它是一团糟。
小说中，作者从不同角度精细地描写了汽车。汽车场是作者精心建构的另一个形象空间。塔马拉一家与汽车场有着不解之缘。塔马拉15岁就学会了开汽车，她干的第二个职业就是重型卡车司机。在这个岗位上女性有如凤毛麟角，但她热爱这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喜爱在长途货运路上度过的那些清晨和傍晚。丈夫阿纳托利也是个司机，正是在二人共同就职的州消费合作社汽车场，他们相识相爱。他们的青春和梦想都与汽车场息息相关。这里的汽车和国有汽车场可以说是苏联生活的一种隐喻。国有汽车场的倒闭意味着苏联大厦的倾塌。当“旧的生活轰隆隆地翻着筋斗从山上滚下来，摔得稀里哗啦的时候”（第2页），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与汽车场告别。朋友杰明机灵、务实，“是那种在新生活中比较果断，比较有经验的人”（第2页），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抛弃工作了很久的汽车场，做起生意来；留恋国营企业的阿纳托利一直就这么忍着，直到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他跑车的，直到他自己被汽车场抛弃。
国产汽车与洋汽车意味着两种生活状态的对比。小说中几乎所有代表传统、有良心的人乘坐的都是国产汽车。小说一开始塔马拉和丈夫寻找女儿乘坐的是普通的“七人座”车。漆黑的路上“因为看不到行人而感到无拘无束的汽车在狂奔。这些汽车是在三四年间从世界各地运来的，为的是进行一场竞赛。如今，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这种外来的竞赛——从花花绿绿的服装到皮革，从茶壶到煎锅，从胡萝卜种子到土豆种子……”（第5页）由汽车竞赛联想到今天新的现实，胜利显然是属于“外国牌子”的。负责审理塔马拉案件的检察长乘坐的是外国牌子的黑色轿车。她没有能够主持正义，惩办罪犯。汽车本来是苏联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外国汽车对国产汽车的冲击说明了民族工业的趋于危亡，这也是作者对民族忧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黑暗和市场所构成的时空呈现出一个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在时间上，小说是按照传统的顺时序写的，主要包括寻女、上诉、复仇、出狱几个部分。空间上描写的主要场景是家、市场、检察院、农村。实际上，黑暗也可以算作虚化空间。故事的开篇是黑暗的夜。塔马拉身在发出亮光的家中切盼女儿从黑暗中归来。故事的结尾塔马拉在一个午后出狱，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置身黑暗之中，微弱的灯光透过自家的窗子召唤着她，明亮的车灯射在街上催促着她。两种黑暗首尾呼应，一个逼近绝望，一个走向希望。
塔马拉和两个伊万——俄罗斯的希望
小说中有三个人物对黑暗和邪恶进行了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们就是塔马拉和两个伊万。这祖孙三代的人生经历既构成一个家族的成长史，又反映了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同时凸显出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绵延承继。老伊万是苏联集体农庄时代的劳动者，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根；塔马拉是苏联剧变的见证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小伊万代表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将会成为民族文化的弘扬者。这部小说不直接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而是以《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为题，看来是颇含深意的。塔马拉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她既承载着父辈的血脉和传统，又将这血脉和传统赋予自己的后代。她既吸取了父亲所给予的力量，又用这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儿女。塔马拉作为两个伊万（爷爷和孙子）的连接点显示出自己女性生命的全部意义。小说俄文版的封面上是一棵枝干清晰的大树。它昂扬向上，树冠如火，颇像一个根深叶茂的大家族谱系——形象地表达出小说名字的含义：塔马拉是两代人之间的传承者。老伊万代表着塔马拉的根，是她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支柱；小伊万是塔马拉的升华，是这个小家庭乃至整个俄罗斯的希望和未来栋梁。
在俄罗斯文学塑造女性形象的大师中，拉斯普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笔下的玛丽娅、安娜、娜斯焦娜、达丽娅等等，集各种美好的女性品质于一身，散发出温暖动人的光辉。与以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同，拉斯普京在新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塔马拉。可以说，这个形象承载着拉斯普京的理想，是他着力表现的俄罗斯希望的化身。
在过去的作品中，拉斯普京塑造的女性比较柔弱内向。而新作中的塔马拉除了具有传统美德外，还显现出强悍有力的一面，令周围男子都黯然失色。塔马拉来自农村，大地赋予她结实健壮的体格和稳重质朴的作风。大自然哺育她成长为一个纯洁、健康、乐观向上又充满一股倔强劲的姑娘。年轻时她也对工作和生活有过浪漫的幻想，即使幻想不能实现也从不抱怨，马上投入到另一种生活中去。从电报员到司机再到保育员，她的职业选择都是服从于自己的生活需要。无论从事什么她都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她既有农村姑娘的积极肯干，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城市的诸多诱惑面前不轻率盲从，而是从容不迫，“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像构筑城堡一样构筑着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一直稳步前进着。”（第15页）
从一个独闯城市的农村姑娘，到一个拥有一双儿女的城市女性，塔马拉始终没有改变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坚强不屈的个性。在社会急遽变化的最初几年，她也曾因为无能为力和无法自保而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局势走向一种陌生的，但终归是有序的状态，于是让人觉得，要紧的是挺过这个可怕的时期，保护好孩子们和自己的灵魂——生活总会安定下来的！”（第52页）突如其来的灾难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考验，面对它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结果。塔马拉的回答是：杀死罪犯。拉斯普京对塔马拉杀人案给予了富有哲理思辨的分析和解剖。
传统派作家在深入挖掘俄罗斯性格的弱点时常常把软弱摆在一个重要位置。邦达列夫在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1999年）中对此有过论述，拉斯普京在这部小说中也多次触及这个问题。例如，塔马拉曾经哀叹：
“酗酒和怯懦，酗酒和怯懦！我们驾驭着这样的马匹能去哪里呀？！能有什么结果？”（第98页）
与母亲的性格截然相反，斯维塔没有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人们在同情塔马拉的同时，却对她的女儿闪烁其辞，“似乎母亲为她的荣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似乎这代价是她自己索要的，或者说软弱有罪，罪在它软弱。”（第178页）显然，拉斯普京是通过塔马拉的行为指出俄罗斯的道路应当是绝不妥协。在《百慕大三角》和《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主人公作为普通百姓都开了枪，这是对社会极端不满的发泄，表明现在的社会已经到了不鸣枪警示就无以使之动容的地步了。因此邦达连科在《宗教裁判所的预感》中把塔马拉称作人民的“宗教裁判大法官”。塔马拉的行为不仅起到了捍卫自身尊严的作用，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拉斯普京实际上已经把她作为民族的脊梁、精神的象征来刻画，通过她的行为传达出现在的社会需要强悍的力量来碰撞和震撼的意旨。在小说末尾，当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出狱到家的塔马拉突然出现在阿纳托利面前时，阿纳托利不知所措而笨拙地拥抱了她一下就放开了。这时塔马拉把行李扔到一边，腾出双手，严厉地说：“来，再来一次！”（第244页）从这个简单的动作和寥寥数语中我们发现，经历了莫大的痛苦、绝望和监狱的磨练之后，塔马拉曾经滴血流泪的心已经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且变得更加刚强坚定，充满开创新生活的渴望。
塔马拉的形象伫立在我们面前，是那样平凡和真实。这位来自普通俄罗斯家庭的母亲因为绝望而举起了枪。这一枪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替女复仇的含义。应当承认，拉斯普京具有一种少有的看待女性的正确眼光，即把女性视作生活的道德辩护人：她赋予生命，同时也把孩子作为生命的最高恩赐来保护。作家给予塔马拉某种宏大的东西，好像在她一个人身上反映了今天在俄罗斯妇女身上所保存的本能的以及经过思索的母性的全部力量。透过塔马拉这一形象作家揭示出俄罗斯母亲和女儿的本质，说明尽管“市场”和“黑暗”包围着俄罗斯，但只要有了这样的母亲和女儿，俄罗斯就不会灭亡。
另外两个重要人物老伊万和小伊万同样代表着俄罗斯的希望。老伊万是塔马拉的父亲，他抚养她长大，教给她做人的道理。可以说，塔马拉为人处世的原则、她的信念和追求中渗透着父亲的教诲。是父亲赋予了塔马拉一身傲骨，也只有父亲真正了解塔马拉行为的根本意义。在塔马拉被判刑前，老伊万对孩子们讲述了他和一个叫叶弗洛伊姆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约在30年前，叶弗洛伊姆带着全家来到村庄定居，不久就发了财。但他不仅与村民们无法融和到一起，而且常常欺侮四邻。老伊万在多次忍让之后，终于在叶弗洛伊姆又一次寻衅时狠狠惩治了他。讲完这个故事，老伊万说出了解释塔马拉行为的关键之语：“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忍受厚颜无耻……”塔马拉面对强奸犯的决不让步正是禀承了老伊万面对叶弗洛伊姆时的大义凛然。在塔马拉决定实施她的计划时，她头脑中是激越的又是清醒的：周围的世界嘈杂遥远，父亲的声音却异常真切。这声音就像从童年时代传来，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塔马拉回家。她明白，要抓紧时间——不是照父亲的吩咐回家，而是往前走，只能往前走。第二条路是没有的。塔马拉走在复仇的路上，如同走在回家的路上。是父亲的呼唤声给了她勇气和力量。
祖辈世代居住的安加拉河流域是父女俩的精神家园之所在。在寻找赖以自救的坚强的过程中，塔马拉•伊万诺夫娜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安加拉河边的家乡。那里的四季，那里的壮阔，那里大自然的深厚似乎永远在包容她，永远在启示她，永远是她取之不竭的精神泉源。安加拉河在塔马拉的心目中正如黄河之于华夏民族，是一条生命之河，母亲之河，深深镌刻在她的记忆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伊万所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大自然依然是拉斯普京所认为的俄罗斯的后方基地。在这部新作中拉斯普京虽然把描写的中心放在了城市，但农村在他笔下依然以它的贴近自然、宁静温馨使塔马拉频频回首，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这说明拉斯普京与俄罗斯古典作家相同，推崇文化－民族的生活模式，而不是经济社会的生活模式。
俄罗斯的出路在哪里？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拉斯普京希望通过塔马拉的儿子小伊万的探索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年轻一代中，拉斯普京是把小伊万和斯维塔相对比而描写的。斯维塔是软弱的代表。小伊万则象征着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希望。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态度、勤思考爱钻研的精神及注重实践的作风都显示出一个新俄罗斯开拓者具有的品德和素质。
小伊万16岁时就已经长成一个高大漂亮的小伙子了。他身体的各部分都长得结结实实，而且挺拔舒展，总是昂头挺胸，目光专注。 “他让人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已经化为筋骨的坚固内核，而围绕着它，就像蚕茧似的层层缠绕着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成熟。”（第65页）小伊万真正走向成熟是在家庭遭遇不幸之后。他越来越喜欢一人独处，静静地思考母亲的行为和父亲的表现。他知道，母亲没有被吓倒，并似乎以此来暗示他也不要害怕。以前他凭兴趣行事，尚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但是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月里，他获得了某种深邃的眼光。这种眼光把他从一种现实带入另一种现实。他开始直面周围的世界，有意识地和十分投入地观察事物，因此开始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以前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他看到世界所正在发生的巨大而可怕的动荡和“他的人民”在这场动荡中的软弱无助、任人宰割。同时，他也开始观察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安加拉河，一种新的情感开始在他的心里涌动。他还阅读了俄罗斯民间谚语和教会斯拉夫词典，体验到俄语带给人的美妙和力量。他内心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不，这不能抛在一旁，俄罗斯人的坚实似乎就植根于此。”“它，这个语言，比颂歌，比旗帜，比宣誓和誓言更强大……有它就有其他的一切。”（第201页）伊万中学毕业后去水文气象站工作，而后又入伍两年。退伍后突然受雇于一个木工队，去很远的村子修教堂。这是位于安加拉河边上的一个区中心村，不远处就是母亲和祖父的故乡。他相信，这条通向母亲和外祖父家乡的路，对他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行为给风烛残年、历尽磨难的老伊万鼓起了勇气。小伊万最后的选择体现了拉斯普京所代表的传统派思想：俄罗斯的出路在于回归农村和复兴东正教。作家通过小伊万来进行自己对于俄罗斯的思考，进行重振俄罗斯伟业的探索。当别人哀叹“俄罗斯之歌唱完了”的时候，小伊万毫不犹豫地说出：“俄罗斯还会唱起来。”这是拉斯普京于悲愤中唱起的光明之歌。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这部小说语言优美纯净。它以紧张而扣人心弦的情节、鲜明而细致入微的心理细节、确切而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社会学统计表明，今天的俄罗斯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处于贫困境地。这部小说反映的正是这些穷苦百姓对国家司法已经极度绝望，在无处寻求真理、寻求保护的绝境中只能靠个人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拉斯普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贴近百姓，带着母亲孕育生命一般牵心的感觉体察百姓。他小心翼翼地触及人物的痛处，满腔忧愤地向不公平的社会发出呐喊，同时也使人民依稀看到温暖和光明的晨曦。他所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可感可触，可亲可敬。他们以劳动群众为主体，表现出整体性，总是在寻求民族整体的出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拉斯普京对社会阴暗面疾恶如仇，有时失去分析和理智，表现出过激的一面，显得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对一切向西方靠拢非常看不惯，甚至表示：“我最害怕我们正在走向的全球化。”[6]尽管小说存在一些不足，但依然在广大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它在《西伯利亚》、《我们的同时代人》等四家杂志上刊载，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不同的城市里被阅读和讨论，令人想起苏联时代一部作品全国轰动的盛况。《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这部作品如一颗重石直击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种种弊端，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拉斯普京在坚守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批判力度，扩展了批判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在今天的俄罗斯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具有持久的战斗性，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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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Нефагина Г.Л.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конца ＸＸ века.М.：ФЛИНТА•НАУКА,2003.С.45.
[3]见А.Яковлев.В перевёрнутом мир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4.№1.
[4]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石南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90页。以下此小说的引文均出自该书，页数将直接标注在引文后的括号中，不另外加注。
[5]瓦•拉斯普京：《给玛丽娅借钱》，冯明霞 马肇元译，见《拉斯普京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663页。
[6]Распутин В.Сейчас пьют меньше,но более вызывающе//Новый город.08.09.2005.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