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往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注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所呈现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传奇色彩，却是世界文学关系史中所罕见的，让人喟叹不已，回味无穷。
姗姗来迟的文化相遇
较之于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印度、日本等之间的文化交往，中俄间的文化交往姗姗来迟，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两个国家虽然毗邻，但两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却相距遥远，文化上相对后起的西伯利亚横亘在中俄之间，构成了某种阻碍；另外，两个国家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不过，一个民族对于文化交往的渴望往往是难以遏制的。1618年，中国的顺治皇帝给当时的俄国沙皇舒伊斯基发去一封“国书”，表达了沟通的愿望，遗憾的是，当时的俄国竟无一人识得中文，此信在俄国皇宫中被搁置了100多年，直到1761年才被译成俄文。此信被破译的时候，当时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也波及到了俄国，1759年，我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被译成俄文，刊登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若干年后，由列昂季耶夫翻译的《中国寓言》（俄文题目为《中国思想》）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 文学作品的单行本。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开始，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却将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推前的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部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译著，还有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译介“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的，这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译介虽然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却迅速地后来居上，无论是就翻译作品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言，都是如此。这自然是与当时中国社会从“师古”到“师夷”的文化转型相关，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俄罗斯文学作品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淌进中国，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年的时间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就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已大致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是所谓的“意译”，而且大多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译文也多为文言文。
内容摘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往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注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所呈现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传奇色彩，却是世界文学关系史中所罕见的，让人喟叹不已，回味无穷。
关键词： 作者简介：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和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势力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流行，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就是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由于当时的日本还与苏联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俄苏的文学作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等地还可以出版，由中共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由该社主办的刊物《苏联文艺》的创刊号上，主编罗果夫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特别增长。……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