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文学生涯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一方面他痛恨农奴制社会的腐朽，以如椽巨笔对其痛加鞭笞；一方面又将作品中堕落的主人公称为自己的兄弟，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复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他开创了被称为“自然派”的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沉沦；另一方面又始终拥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俄国现行制度寻找宗教和神学的根据。一般来说，原苏联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认为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是由于果戈理受到俄国社会环境和斯拉夫派朋友的错误影响，没有形成正确进步的世界观，出国后与他接近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又多持保守观点，而果戈理自幼所受的宗教教育最终将他扯入了思想混乱的深渊，以至于写出了被别林斯基视为对进步文学势力和民主解放运动的背叛的书——《与友人书信选》，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此为根据对果戈理晚年的转变扼腕叹息。
传统的批评焦点往往集中在外界对于果戈理的影响，却忽视了思想探索的复杂和矛盾正是果戈理创作的独特品性。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个性特异的孤独者，使其一生都在忙忙碌碌地四处漂泊，寻找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果戈理的漫游本身既是一个悖论的象征，也为他思想中的悖论之谜提供了极好的解释。一方面他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身在异国仍是心系家乡，他的眼光始终未曾关注到欧洲大革命前的风云变幻，他的笔下只能是俄罗斯的东西，好象有“一条锁链”把他与祖国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长期滞留国外，尤其在普希金逝世后俄国文坛群龙无首，整个俄罗斯翘首盼望他回国主持大局时，他却又一次与祖国擦身而过，匆匆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国外旅途。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说清楚为何要选择漂泊：“我只知道出行根本不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而毋宁说是为了饱经异域漂泊之苦——确似预感到了一样，只有在俄罗斯之外才能了解俄罗斯的价值和只有远离她才能获得对她的爱。”[1]本文试图追寻果戈理漂泊的轨迹，探究作家布满荆棘的思想旅程。
内容摘要：果戈理的文学生涯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一方面他痛恨农奴制社会的腐朽，以如椽巨笔对其痛加鞭笞；一方面又将作品中堕落的主人公称为自己的兄弟，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复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他开创了被称为“自然派”的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沉沦；另一方面又始终拥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俄国现行制度寻找宗教和神学的根据。一般来说，原苏联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认为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是由于果戈理受到俄国社会环境和斯拉夫派朋友的错误影响，没有形成正确进步的世界观，出国后与他接近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又多持保守观点，而果戈理自幼所受的宗教教育最终将他扯入了思想混乱的深渊，以至于写出了被别林斯基视为对进步文学势力和民主解放运动的背叛的书——《与友人书信选》，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此为根据对果戈理晚年的转变扼腕叹息。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一．出逃
青年的果戈理是带着描写家乡乌克兰农村风貌的小说登上文坛的。他酷爱民间歌谣、传说、故事，收集了大量流传于小俄罗斯的口头创作。他像热爱家乡一样热爱这些民间智慧的结晶，简直为了它们而发狂：“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歌谣！我是多么爱你们！”[2]在他的眼里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欢乐是真正的欢乐，是充满了生命力，不带一丝杂质的纯净的欢乐。乌克兰的一切都是色泽绚丽，光彩夺目的，人们在自己的家园内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着自己热烈的性格。封闭的环境使得这块土地从未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侵染。《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叙述者养蜂人鲁得·潘柯向读者介绍说：“我们这地方把凡是从外国来的人都叫做德国人，即使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或是瑞典人，总都算是德国人。”[3]外国的一切新花样都不为他们关心，西方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些无法理解的不会说话的人（德国人在俄语里叫немецкий，意为哑巴）。在乌克兰的大地上人们仿佛生活在神话当中：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人们笃信上帝，诅咒魔鬼，纵情地欢乐，大胆地恋爱。普希金读过《夜话》后由衷地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有些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富有感悟啊！这一切在我国文学中是那么不寻常，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从陶醉中清醒过来。”[4]
然而果戈理不久就从这个幻梦中清醒过来了。带着自幼树立的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果戈理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帝都彼得堡，预备在俄罗斯的中心施展抱负：“在很久以前，几乎从还不懂事的年轻起，我便满怀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国家利益所需的永不熄灭的热忱，热望能为国家带来哪怕是小小的利益。”[5]事与愿违，冰冷的彼得堡却给了他一个教训，仿照欧洲样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繁华气派，在果戈理看来却充满了空虚、谎言、堕落、冷漠。愉快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怀疑。《夜话》出版之后，果戈理曾一度陷入忧郁，为灵感与激情的失去而困惑苦恼。正如他1833年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知何故现在工作起来不顺手，笔在纸上涂写不再怀有那种充满灵感的快乐了。好不容易开始并依据历史想做些什么，就已看到本身的不足了。时而遗憾没有取更广阔更巨大的规模，时而有突然建立起一个全新体系并打破了旧的。”[6]这是果戈理人生旅程中一次重要的转折，妙趣横生的民族写生画家的笑声即将获得一种内在的升华，不再是以往那种明朗的，清澈的，发自内心的狂欢似的笑了，而是浸透了作者灵魂的拷问，能呛出人的泪水的笑。其实在《夜话》中果戈理就已在欢乐的气氛中留下一丝不安的影子。比如在被公认为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欢快的情绪表达得最充分的《索罗庆采市集》中，欢愉、年轻的力量战胜了一切，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市集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切人都参加了这和谐一致的狂欢。可是当看到“脸上笼罩着坟墓一样的冷寂”的老婆婆们丝毫没有童稚的欢乐，仅仅由于酒醉的力量便随着众人跳舞，作者不由感叹道：“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吗？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跃的游伴，不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零零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7]后来在《密尔格拉得》中，欢乐与苦闷的分裂愈益加深。《旧式地主》中果戈理以漫画式的笔法描写了生活在孤寂的小村里一对老年地主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没有贪婪、欲望引起的搅扰、争斗，远离城市的喧嚣，气氛平淡而和睦，夫妇二人亲密无间，相依相伴。可是这种无法割舍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长期养成的麻木不仁的习惯。果戈理轻轻地嘲笑了他们近乎动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时对他们又抱以深深地同情。乡村的孤寂简朴的生活对作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凡是和我们远远离开的东西我们总觉得特别可爱的缘故。”[8]而对两个吵架的伊凡（《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则浓墨加以讽刺。两个为琐事打了一辈子官司的地主背后是一整个庸俗透顶的俄罗斯省城，完全失去了乌克兰草原欢快热烈的调子。果戈理在结尾处长叹：“诸位，这世上真是沉闷啊！”[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