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琼，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哈尔滨学院。
内容提要：罗赞诺夫是白银时代的一位奇才，他的创作冲破传统的藩篱，大胆独特，不拘一格，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体风格——“手稿性”书写。《心灵独语》、《落叶集》正是具有“手稿性”书写特征的作品，它看似散乱、纷杂，实际上却构成一个完整的修辞体系，对俄罗斯许多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罗赞诺夫书写的“手稿性”的叙事风格和“私密性”格调入手，旨在探究罗赞诺夫看似随意书写风格背后的诗学意蕴。
关 键 词：罗赞诺夫/手稿性/风格/灵魂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赞诺夫(В.В.Розанов)(1856-1919)是白银时代一颗璀璨的巨星，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勇于冲破传统的创新精神照亮了文坛沉寂的夜空。他是一位先锋式的人物，一位大无畏的特立独行者，一位文体风格的革新者，他大胆地对传统文学范式进行解构与颠覆。但他的文学行为并非怪异的哗众取宠，亦或是恶意的以丑为美，只是在自己既定的文学轨道上恣意地奔驰。看似随心所欲书写风格的背后并不是荒诞不羁的游戏，而是作家投入了毕生精力与心血的革新与突破。
虽然有些评论家对罗赞诺夫的创作风格颇具微词，但其才华被广泛认可这一点不容置喙。H.别尔嘉耶夫认为“罗赞诺夫现在是第一位俄国的修辞大师，是具有真正闪闪发光的天才的作家。他在В.罗赞诺夫的语言的独具生命力中似乎感觉到了大自然母亲、大地母亲以及她的生命过程。”[1](85)吉皮乌斯说评价作家：“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普里什文更是认为其所处时代最杰出的作家非罗赞诺夫莫属，茨维塔耶娃、什克洛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也均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极高赞誉。罗赞诺夫“是旧文学的终结者，也是新的文学文体的创造者”。[2](9)《心灵独语》(《Уединенное》)、《落叶集》(《Опавшиелистья》两卷)三部曲正是以其文体风格的独特性，体裁的难以确定性，文字的碎片性，思想复杂性、不连贯性等特点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什克洛夫斯基称其为一位“文本的不法之徒”，[2](9)并认为三部曲是一种类似于小说讽拟体的新文学体裁。罗赞诺夫着力建构的是一种“超文学”，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艺术的形式，以震撼读者的心灵，改变其意识，对其心理发生强大影响”。[3](37)这些作品是罗赞诺夫试图开创新文学模式的见证，更是一场撼动人心的革命。
对于《心灵独语》、《落叶集》三部曲文体的界定，评论家各执己见。哈利泽夫认为这是一种“与抒情类文学颇为相似的随笔体文学”。[4](389)就其形式来看，这两部作品与随笔有许多相似之处，篇幅短小，不追求作品内部的连贯性，“将一则简短的札记随意地，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序地分布在文本中，造成一种自发即兴的，而不是故意安排的印象。”[4](347)哈利泽夫认为：“在此类作品中，场景、片断、表达、细节的衔接不具有韵律的特征。但在世界文学的总体范围内，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带有韵律性的文本时间组织表达得相当鲜明，具有丰厚的内涵。”[4](347-348)而就整部作品的内容而言，罗赞诺夫似乎又是以断续、离散的形式讲述着一些事件，这样就使作品似随笔又有别于随笔。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称其作品为“无情节小说”，[5](12)显然，中心词是“小说”二字，究其原因，作品虽没有连贯的情节，且主题之间存在急剧的转换与跳跃，却具备小说的主要要素，人物与背景(时间、地点)。这两种提法显然各有其合理性可寻，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又都无法明确地概括出作品的文体风格。还有一些评论家将作品界定为：风格迥异的箴言警句集；对日常生活进行概括性报道的报刊变体；“一本大规模的私人日记”[6](66)等等。基于作品文体的难以界定性，英国学者兰伯特巧妙地称其为一种“非常机智的独特的文体”。[7](24)可见，众多评论家都认为，其文体风格有别于传统文学样式，作家在摒弃文学范式基础上的尝试与突破，具有非典范化的表征。
“手稿性”书写是罗赞诺夫创作的特色之一。本文将就《落叶集》中的这一风格进行梳理，从而揭示罗赞诺夫文本的独特性之所在。
一、灵魂流淌的手书——“手稿性”的叙事风格在《心灵独语》的扉页上书写着这样的文字：“Почти на праве рукописи.”(基本以手稿形式书就。)[8]可见，作家着意强调其文本的“手稿性”特征。手稿，顾名思义，就是付梓前的创作原稿，与已经出版的书籍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随意性、灵活性。广义的手稿则指除文稿之外的“作家的日记、书信、读书笔记、写作素材的记录等”。手稿是作家创作的最原始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文本样式。
本文所阐释的“手稿性”是指罗赞诺夫的作品具有付梓前的某些特征，但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别，而是罗赞诺夫所着意标榜的一种写作形式，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针对“手稿性”的写作模式，作家在《心灵独语》的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对这种风格进行了阐释：“夜半的风破窗而入，哗啦啦地撕扯着我们灵魂的呐喊、叹息、飘忽的思绪、飘忽的情感……它们作为一种有声的断片，显得那么举足轻重，因为它们直接来自灵魂，未经加工，没有目的，没有意图，没有不相干的一切……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散乱的纸片收集起来。”[8](1)这是罗赞诺夫对其创作过程的阐述，即将呼之欲出的情感、纷繁凌乱的思绪收集到一起并付诸笔端。
罗赞诺夫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每个独立片段的产生过程。这一过程在其笔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时随地进行创作是其主要的特征。因而，三部曲大部分的段落后面都附有题词，标注明确的时间或地点，如“在火车上”、“去沃尔科沃的路上”、“在厕所里”、“写在波隆斯基晚会的通知上”、“写在文稿背面”、“写在罗达诺维奇的名片上”、“吸烟时”、“鉴定古币时”等等不胜枚举。可见，这些写作的时间与地点非常灵活，甚至有失“体面”，且文字被写在各种各样可以记录的东西上面，这符合“手稿性”书写的随意性与灵活性。另一方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甚至多余的题词为手稿性书写添加了书面上的“证据”，使作品更具有真实与生动性，“题词像浅浮雕一样变成了作品，这时题词就与物品相辅相成，就像被放置到我们熟悉的某种语言环境中一样。正是这种用手写出的笔笔画画，勾勒出生活和人间世界的原本面貌。”[9](46)也许，罗赞诺夫正是以这种形式还原生活，回归本真。
第二步是全书的建构过程，罗赞诺夫先把文字随意地记录在纸片上，然后再从这些纷杂的纸片中选择片段连缀成书。从表面上看，罗赞诺夫作品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可以视作是独立的，片段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同时，作品的主题同样是散乱、纷杂的，作品并非按照某一主题进行构思，而是将众多主题散布于文本之中。这使得整部作品如同未经付梓的许多手稿一样，缺乏严密的构思与整合。实则综观作品我们发现，书中存在一些复现的主题，如性、宗教、家庭等主题。这些主题的复现能够产生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将一个个片断串连在一起，从而奠定了全书的特殊情感基调。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罗赞诺夫对妻子的爱、对妻子死亡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对性的纯净化与神圣化，对宗教的虔诚与矛盾性体验等等，每一种情感都强烈而真实，似乎来自灵魂的最深处。这样，一个具有鲜明个性与充沛情感的作家便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有评论家认为作家的个性就是全书的主题。显然，我们无法通过某个独立的片段提取主题，只能在逐渐的阅读中不断深化对作家的认识，洞悉其内心情感。这种作品的建构方式主要源于罗赞诺夫偏重情感而拒斥逻辑，主题的不连贯与心灵的波动相契合。罗赞诺夫认为人的思想本身就不是严整有序的，他在作品中所遵循的正是情感逻辑而非形式逻辑。在他看来，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其价值与其说体现在严整的体系与连贯的主题上，不如说是体现在作者的观念上。
这一写作过程使罗赞诺夫的作品伴随着“未加工性”的表征，这是“手稿性书写”的一个显著特点。作家崇尚简单、甚至粗陋的写作方式，不追求精美的文字，繁复的写作技巧。他的作品不打磨，不润色，无雕琢的痕迹，摒弃文学的处理，甚至未经整理便与读者见面。他不准他人修改稿子，“即使有修辞和文法不当之处，也不准触动。”[10](73)另一方面，作家还偏好平实无华、自然而无臆造的语言，拒斥“生动形象的语言”和“独特的美的语言”，[8](8)他认为人的体验都将因此而终结，因为“语言不能再唤醒什么了”，[8](8)作品也将失去其意义。他从不使用借用语，试图纯化文学语言，使语言回归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最贴近人的灵魂，融入人的血液，唤起人的真情实感。“语言会‘转换’成活生生的物象，由此，他的语句章节凝结为表白自己心迹的纪念碑，这时，它们充当着客观存在的衍生物和美好生活意愿表达者的角色。”[9](46)可见，鲜活而自然的语言在罗赞诺夫的笔下获得了生命，浓缩了作家心灵的感悟。
在三部曲中，作家使用了大量的引号，其中许多引号都表示特定的称谓，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附加色彩。大写的“Б”代表“Бог”(上帝)，而小写的“б”代表“бабушка”(文中指岳母)，小写的“м”代表“мамочка”(妈妈)，诸如此类。这些独立的字母所代表的人物在作家心目中都占据着特定的位置。罗扎诺夫一生都虔诚地而又炽烈地信仰着上帝，上帝充斥着他的整个生命，“我周身‘充满上帝’——始终是这样。”[11](348)上帝对他来说是亲人、是知己，“与上帝在一起我觉得最温暖”。[11](201)对于岳母(第二任妻子的母亲)，作家没有使用“тёща”，而使用“бабушка”一词的首字母，从而增加了这一形象的亲切感，因为她使作家“生平第一次看到高贵的人们和高贵的生活”，“认识‘外婆’一家人以前，我在生活中根本没有见过和谐，优雅，善良。”[8](77)与第二任妻子一家的结识使作家从前一段阴霾的感情中走出来，开始对家庭、婚姻、性、非婚生子等问题进行思考，此后他的许多研究都根植于这些问题。词语的省略与简写，也是手稿的特点之一。作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营造了一种氛围，似乎文本是在不经意之间快速写成的，而非刻意为之。这种引号加上缩写字母的方式使这些人物更贴近作家的内心，仿佛这些文字只是单纯写给自己的，同时凸显了人物的重要性。
实际上，与其说罗赞诺夫是在写作，不如说是在记录，记录的不仅仅是事件，更是没有成型的碎片性思想。这也是罗赞诺夫作品“手稿性”的显著特点之一。罗赞诺夫曾经这样说过：“我不可能在同一瞬间，在泪水横流和心痛欲绝的时候，再一次以准确无误的耳朵谛听到它们文学般的流淌，音乐般的流淌，‘哪怕是记录下来’：须知我正是因此才采用了记录的方式。如此，在我身上分明表明了文学的终结，文学性的终结，文学本质——一种对反映和表示的需求的终结。”[8](182)罗赞诺夫就是这样以流动的方式将一个个瞬间记录下来，并毫无保留地将它们原原本本地搬到书中。尽管这种写作方式看似不完美，但却真实。作家致力于呈现事物或心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彰显文学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罗赞诺夫不是在发表见解，而是在传递感受与情绪，是试图将头脑和内心那种纷乱、模糊、摇摆的状态努力地呈现出来，是思想自然的流淌，是对自身体验的行礼和总结。这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意识流小说中“思想那种流动的未经组织过的状态”。[12](271)“我灵魂的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着诉说，每一次诉说我都想记录下来。这是本能。文学莫不是诞生于这种本能？”[8](107)可见，文学在他看来，是遵从本能将每一瞬间的情感变化记载下来，是“心灵的直接引语”。[13](3)他认为，人类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宝贵的，生命正是由这一个个瞬间组成。
这种写作方式还伴有突发与短暂性等表征，也就是说会随时产生思路，但也会随时中断。因此，在三部曲中罗赞诺夫对许多问题的阐发与探讨都没有结论，没有言尽，他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有时甚至提出自相矛盾的观点。这也正是许多评论家指责罗赞诺夫“自相矛盾”、“充满悖论”的根源之所在。究其原因，人的思绪瞬息万变，往往转瞬即逝，“我们的思想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来，又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你要坐下写点什么，可一坐下，写出来的东西却风马牛不相及。在‘我想坐下’和‘我已坐下’之间只那么一个瞬间。这些完全两样的思想从何而来呢？它们为什么跟我在房间里徘徊时的想法和要坐下来诉诸笔墨的想法相去甚远呢？”[8](3)因而，作家非常强调“记录”，而不是去精心构思作品，他认为那样最初的灵感便会消失殆尽，所写与所思自然相去甚远。
由此，《落叶集》这一书名便具有了隐喻性的意象，是对作品风格的写意性诠释。形如书名，作家的思想、感受都如同落叶，不规整地、散乱地飘落下来。罗赞诺夫就一片片地将它们收集起来，并散落在书间。但表面上风格的随意性并不代表思想性的匮乏，正如罗赞诺夫的研究者西尼亚夫斯基所言：“每一片树叶都承载着树的痕迹，延续着树的生命。”[14(115)可见，这些看似散乱的文字碎片实际上承载着作家深邃的思辨，包孕着众多的宗教哲学论题及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一位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着对文学的诠释。
二、“不向读者而生”——叙事的全新格调在三部曲中，罗赞诺夫着意强调是为自己在写作，而非以出版为目的，这也体现了“手稿性”书写的私密性特点。他认为只有这种不以出版为目的手稿形式的创作，人与语言之间的界限才能缩小，人与文字之间才不会产生疏离感，人们才不会“失去心与心直接交谈所具有的诚挚和率真”，[7](24)人才能真正地“拥有文学”。文学的最大罪过莫过于对生活施加暴力，窒息人的灵魂。罗赞诺夫欣赏中世纪的文学，但吸引他的并非中世纪文学浓厚的宗教气息，而是当时的出版业尚未出现，人们都不是在为公众写作，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是出色的，感人的，有力的，硕果累累的”。[8](111)文学正因为“同人类原始祖先自然的血缘纽带，追求与活生生人生的情感互通性，对人类直接心灵关切性，因此才保留着本然的真实可靠性”。[15](288)在罗赞诺夫看来，手稿这种形式更贴近人的灵魂，而出版物却先天缺少触动人心弦的张力。因而，手稿与爱相连，而书与爱隔绝，“出版物产生后，爱就不复存在了，爱便成了天方夜谭。‘跟书在一起’能有什么爱可言呢？”[8](10)在他看来印刷品是“冰冷”的同义词，而手稿却把“温暖”传递给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并不是作家对书的贬损，相反，书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而不容玷污的，作家也曾反复强调书应该是昂贵的、高傲的、独立的。他所谴责的是按照固定模式、精心构思撰写，并以出版为目的的“书”，与其所推崇思想的照实记录，随意性的叙述风格相对立。
罗赞诺夫认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新文学的本质则是虚假的，“带有人为和做作的痕迹”。[8](24)正如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批判，“他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建筑。无论他写什么，甚至无论他开始写什么(片段，开头)——他都是在建造。到处都是锤子，铅锤，直尺，图纸，‘构思好的和设计好的’。但这一切当中没有箭。”[8](273)此处罗赞诺夫指责托尔斯泰过于追求小说的模式化，而缺乏情感的自然流露。当然，对于托尔斯泰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该评价也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罗赞诺夫言辞的偏激以及击碎一切虚假的决心。他认为只有取消出版这种形式，人们才能“再次学会神圣和纯粹地去爱”。[8](359)如果作家们都刻板地讲究文法，遵循规矩，就会使文学作品丧失原初的美好，沾染僵死的气息。在他看来，“文学本身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对说话的需求。”[15](184)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虚构缜密的情节作为写作的首要步骤或固定模式，而应将内心的诉求转化成为写作的动机，然后将真实情感如音乐般自然地流淌于指尖。他认为以出版为目的的文学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会在“招摇中毁灭了自己”。[8](111)
在三部曲中，罗赞诺夫敞开心扉，坦率地、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自我揭示与展露，讲述自己虔诚的信仰与大胆的叛逆，讲述内心的困惑与迷惘，讲述自身存在之戏剧性冲突……有人认为这种写作方式颇具“忏悔体”意味，但罗赞诺夫本人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开创的是全新的文体风格。他依照这一构想，以击溃出版物为旨归，赋予了《心灵独语》与《落叶集》一种自有出版业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全新格调。“‘灵魂的手书性’就是这样赋予了我的(隐居)一种全新的，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还不曾有过的笔调。”[8](360)这是一种以“不面对读者”为旨归的，“带有手书性质的格调。就像是在古藤贝格(德国印刷术发明家)时代以前，是写给自己的。”[8](111)因此，在书中我们看到罗赞诺夫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以其大胆犀利的言辞令人瞠目结舌，以其不连贯的箴言短句令人耳目一新，以其大无畏的挑战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罗赞诺夫认为只有《心灵独语》、《落叶集》真正做到了“抵挡住古藤贝格的诱惑”，[8](111)它们不以出版为目的，不以读者为旨归，“我无论怎么为读者着想，到头来还是想不到他们。我想象不出来一张读者的脸，也想象不出一个能对我作出评价的人。”也就是说他写作的时候会对周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样便不用顾虑读者的口味、看法与评价。他认为“为读者写作”就相当于“进入俗世”，[8](108)是在屈尊献媚，哗众取宠。他在《落叶集》中写道：“文学给我的感觉就像‘我的家’，我无法想象，在这个‘家’里，我‘应该’干什么，别人‘期待’我干什么。”[8](361)在家里自然无需拘谨、讲究，因此，他可以不拘小节和不修边幅，可以恣意地畅所欲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罗赞诺夫虽痛斥出版业，大力标榜“不为读者写作”，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书也同样面临着出版，面临着与读者见面这样一个事实。“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中实现的，没有读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永远是封闭的。”[16](189)由此他就必须面对自己埋下的“抵制出版”和“不得不出版”之间的悖论。罗赞诺夫以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来应对这一切，他这样描述交稿时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书不应该允许存在。”(吉皮乌斯说《心灵独语》)从他的角度来讲，“此话不错，而且交稿时，我个人也感觉到了。‘我真想放弃，但却做不到。’(交稿时的心情)然而换个角度，反过来讲，绝对应该允许这本书存在，同样不错。我脑子里甚至还闪过这样的念头：说实话，所有的书都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不用梳妆打扮’，‘不用穿衣戴帽’。就实质而言，凡是‘穿衣戴帽’(比喻)的人，都是枯燥无味的。”[8](220)可见他对于无法放弃出版的解释在于：出版该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他认为甚至所有出版的书都应该以这种书写方式为典范，即直接以手稿形式出版，放弃矫饰与设计，回归自然。
实际上，罗赞诺夫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读者”一词，他也在为“有人读”或是“没人读”而纠结，也希望“读者少的假象肯定会立刻消失”。[8](267)显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书终究会面对读者，“作者的创作意图之一便是面向读者的接受意识。”[17](53)然而罗赞诺夫着眼的是瓦解以读者为创作意图的写作模式。因此，他不想“取悦读者”，不想成为读者的奴隶。至此，“不为读者写作”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不面对读者，不意味着没有读者这一主体存在。“不为读者写作”只是一种叙事的策略，是指作家试图规避读者的“参与”，不因读者的好恶而改变书写方式，创作初衷与旨归。罗赞诺夫的“不向读者而存在”也彰显了写作的自由，体现了一种试图颠覆传统的随心所欲。
书中罗赞诺夫唯一直面的读者便是其妻子和女儿，我们认为她们实际上意指出版前的读者，也就是第一个阅读主体。文中详细地讲述了妻子的阅读习惯，每天比他早起半个小时，然后将夜里写的东西通读一遍。“如果写得好(生动，真实，情绪饱满——‘思路’和‘论证’她不管)，她就什么也不说。如果写得懈怠，呆板，死气沉沉——她就会在白天做事的时候告诉我，说她‘不喜欢’。于是我就会换一种写法。”[8](200)值得注意的是，与呆板、死气沉沉相对的生动、真实、情绪饱满不正是罗赞诺夫所褒奖并遵循的写作风格吗？那么，读者的象征——妻子的评价是否暗指读者的接受意识呢？也就是说，罗赞诺夫的写作风格虽不是对读者的刻意迎合，但也相对地符合读者(起码是部分读者)的审美旨趣。这一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变相地对自己书写方式的肯定与坚持。
罗赞诺夫渴望按照这种方式构筑的书能够对人的灵魂起到抚慰作用，“我想对什么产生影响呢？对人的心理，对人的灵魂。如果我能产生影响，我希望‘我的影响’能表现在拓宽人的灵魂方面，使之‘呼吸一切’，‘吸收一切’。但愿人的灵魂能更加温柔，但愿我的耳朵能更大一些，鼻孔更粗一些。但愿人们能‘闻到所有鲜花的芳香’。”[8](118)不难发现，此处罗赞诺夫通过隐喻的手法期许着自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从而影响更多的读者，使更多人的灵魂变得柔软，因为“爱是世界的本质”。[8](373)罗赞诺夫视域下的读者并不是单纯的阅读者，而是能够洞悉其灵魂深处奥秘的读者，能触碰其心灵最柔软之隅的读者，“我只把买过我的书的人，当做是我的读者，这是否是一种假象？确实，在报纸上是无法将‘一般读者’同忠实于你的读者区分开来。但我是否能通过来信判断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一本书，也可能忠实于我呢？”[8](267)罗赞诺夫是用心、用灵魂在写作，他也同样期盼读者能用灵魂“读他”，“文学作为一座与读者进行心灵沟通的桥梁，罗赞诺夫为读者重新开启了一条理解作家个性的蹊径。”[18](103)心灵交流、灵魂共鸣的真正奥秘正在于此，这也是作家创作的真正诉求。
如前所述，既然罗赞诺夫标榜作品写给自己而没有受众，那么自然不需要掩饰与遮蔽，可以尽情“讲述自己的丢人现眼”。[8](112)因而罗赞诺夫在作品中时常自我贬抑，自视渺小、卑微、粗鄙、庸俗。“我的整个生活，尤其是我的个性，其实要粗俗得多。我抽烟，她读赞美诗，这就是各自一贯的态度。”[8](100)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罗赞诺夫本人的特立独行，对文学传统彻底颠覆的决心，对性等禁忌问题赤裸裸的论说，对耶稣基督的大胆挑战等举动都折射了其内心的强大与骄傲。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杰沃什金。也许，着意强调平凡的外表(家里只有我长得不好看)[8](260)，卑微的出身，低下的地位反而映衬了其内心的高傲。这一独特的写作手法展现了罗赞诺夫对周围媚俗之人的鄙夷，主要是指对刻板文学性的附庸之人，对虚假出版形式随波逐流之人。“你们没有灵魂，先生们：所以产生不了文学。(吃晚饭时；关于出版物)”[8](102)罗赞诺夫认为只有心灵纯洁高尚、不附庸风俗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由此，“手稿性书写”不再是单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与独辟蹊径，而是与内容结合到一起，拥有了内容的意蕴，用巴赫金的话说是“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类似日记的倾诉方式是对置身其中的文学氛围的控诉，是对放弃文学原初形式的痛恨，是对漠视心灵沟通的憎恶。
三、结论罗赞诺夫是一位随性的人，大学时代的“学院派”的教育方式使他颇为反感，中学的教育工作经历同样使他苦闷，刻板的教条与严整的框架令他感到窒息。他从第一部著作《论理解》出版之后，就开始走上了反抗实证主义之路，“与实证主义有关的一切都令罗赞诺夫十分厌恶”。[19](103)这也与白银时代文学的整体氛围相吻合，“世纪之交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消除实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在俄罗斯，19世纪90年代早期象征主义与实证主义进行了公开的论战。”[9](14)与实证主义相对立，非理性、直觉主义等思潮盛行，范式与束缚逐步地瓦解与消融，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开始张扬自己的个性，主体的创作力成为主宰文体的法则。
罗赞诺夫的创作就根植于这一思想范畴，他很少用理性思考问题，而是遵循情感、直觉，强调文学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我做什么事情从来不是应该做什么就去做，应该听什么就去听。四十年间，我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是由偶然的因素构成。可以说，是由偶然和未知构成的一条生命链条。我偶然地结婚，偶然地相爱，偶然地跌入保守主义的文学阵营。”[20](12)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在文本中，则表现为内容的杂乱，思想的前后矛盾，或是论说的戛然而止。他崇尚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事物，认为真理本身就存在于悖论中，因此“悖论性”是罗赞诺夫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层面。
秉承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作家的创作“杂糅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在俄罗斯艺术文化领域，作家提前70年就建构了这种文学样式。这也是二十世纪后三十年间俄罗斯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传统之一。”[20](502)他将思想变化的每一个瞬间都记录下来，是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他将每一种印象都奉为真理，又具有印象主义的特点；他思维的跳跃、叙事不连贯性，体现了超现实主义表征。“变化无常的主观印象，支离破碎的心理分析，对直觉的自觉依赖，使罗赞诺夫可以跟乔伊斯、普鲁斯特、别雷和赫列勃尼科夫相提并论。”[21](325)他故意不修改语法错误、不准确的地方，用标点符号来加强对心中感受的宣泄，如作品中时常出现的引号、括号、脚注等，都是文学的试验与创造，对许多形式主义者、当代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部曲开创了独特的“罗赞诺夫文体”(“розановщина”)，许多对作家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都不得不折服于其文体的魅力。与大多数的哲学著作相比，减少了迂腐的学究气，教条主义，平添了些许生动、新颖，多声部的思想在每一行文字中跳跃，并相互碰撞。
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作家对作品的风格进行了诠释：“我放弃了另一种文学形式：不会，也不擅长。同时，选择了一种最普通的、唯一的形式，比这更简单的形式也想不出来了。不记得是Гершензон还是Вяч.Иванов曾经给我写信说道，所有人都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已经穷尽了，戏剧、诗歌、散文都找不到或是开发新的形式了，我却增添了第11种、第12种。他还写道，这些朴素，不加修饰的形式是非常完美的。是鲜活的、五彩缤纷的。这使我很高兴：他是行家。然而，《落叶集》就是描写琐碎的生活、浅薄的灵魂。没有任何杜撰，幻想。这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不是忏悔录。这仅仅是‘落叶’，曾经存在过，也会衰亡，仅此而已。”[20](60)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罗赞诺夫对评论家所提出的几种文体都予以否定，而看似摒弃任何形式的形式正是其独特的文体风格之所在，无法复制，难以模仿。颠覆“文学性”，解构传统范式是作家的创作初衷。他强调对生活的直接记录，通过对生活中琐事的罗列打破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推崇文学源于生活，而非主观臆造。因此，他批判果戈理的作品看不到真实与臆想之间的界限，塑造的都是僵死的灵魂。他认为文学要源自生活，而反过来再去作用生活，改造生活。
尼采曾经说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的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的理由。”[22](105)从表面上看，罗赞诺夫的作品并非符合大众通常的审美旨趣，它打破人们常规的阅读期待，表现为文本结构的自由性、偶然性，叙事的无情节性，思维的不连贯性，语言的随意性、甚至粗俗性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一切的文学行为不能不说是罗赞诺夫苦心孤诣的结果，他正是用一种全新的格调诠释着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以其无拘无束的笔调开创了全新的叙事样式。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该文本又是美的，充满独特魅力与审美意蕴，同时具有一种无限扩展性、延伸性，以及无法言说的意味，从而拓展了读者的文学视域与思维空间。他标榜“不为读者写作”，使文本具有某种私密性，实际上这一倡导是对自己创作领地的捍卫。他力图排除读者的干扰因素，使文本保有原初的美好与鲜活，使作品更加贴近人的灵魂，使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他是用灵魂在写作，用心灵在歌唱，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灵魂的呼号，来自心灵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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