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中，除了人们遗忘非常熟悉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诗学，经过时间的淘汰，不少“非主流”诗歌流派，如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诗学、普洛普的叙事诗学、维戈茨基的心理诗学、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以及维谢洛夫斯基在19世纪创立的20世纪又有新发展的历史诗学，在长期被压抑之后重见天日，并且在世界诗学界大放异彩。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更被誉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伊格尔顿）、“批评之革命”（杰姆逊），它在世界的影响并不亚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自8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介绍到我国已有20多个年头了，其间出现了不少论文、专著，也有博士论文，这些研究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材料的掌握和理论的阐述两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至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两本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和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一些重要人物（如雅科勃松等人）的代表作很少翻译过来，至于研究专著就更见不到，厄利希具有国际影响的、一再被人引用的专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虽有人译出，但很难找到出版单位。在研究方面，我认为主要是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不少研究只是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如文学性、陌生化）打转转，对一些重点问题缺乏历史的研究，如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俄国形式主义一些核心概念产生的历史针对性是什么，历史地看，它有什么理论价值如不足；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世界文论中占有什么历史地位，有什么历史影响，特别是它对俄国20世纪诗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后来形式结构研究如何和历史研究相融合，并在俄罗斯诗学研究中开始出现了新局面等等。论从史出，理论来源于历史，理论也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深化。对上述这些重点问题加以历史的阐释，将有助于加深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解。
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渊源：“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
19世纪来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开始崛起，这种艺术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得到发展，并且在文艺学中占有称霸天下的统治地位。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国度，为什么同时还会蹦出一个只讲形式，只讲语言，只讲手法，不讲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形式主义流派，而且立刻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往往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其中主要原因是我们对这种文论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针对性缺乏足够的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必须从国内外历史文化背景和美学、文艺学发展背景中加以理解。
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像什克洛夫斯基、雅科勃松、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等人，在20世纪初登上文艺学舞台时，只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由于不满于当年文学科学的对象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相混淆的现象，他们满腔热情地探讨文学的特性，探讨文学科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专心致志地研究诗歌语言的隐喻、韵律、节奏，研究小说的本事和情节，小说的结构手法。为了突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往往矫枉过正，十分夸张地宣称文学与社会无关，什么艺术永远是脱离生活而自由的，什么艺术旗子的颜色永远不反应城堡旗子的颜色，什么只研究纱布的织造方法不关心纱布市场的市场价格等等。
如果撇开他们剧烈、夸张的言辞，撇开他们不成熟、不严谨的理论表达，可从中发现他们的理论研究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有宏大的志向，有高远的旨归，他们把文学特性、文学研究的对象摆在首要地位，他们试图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科学，使文学科学真正成为科学。这里，我们不能把这一流派代表人物夸张的言辞、自负的口气同他们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创新混为一谈。
内容摘要：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中，除了人们遗忘非常熟悉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诗学，经过时间的淘汰，不少“非主流”诗歌流派，如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诗学、普洛普的叙事诗学、维戈茨基的心理诗学、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以及维谢洛夫斯基在19世纪创立的20世纪又有新发展的历史诗学，在长期被压抑之后重见天日，并且在世界诗学界大放异彩。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更被誉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伊格尔顿）、“批评之革命”（杰姆逊），它在世界的影响并不亚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自8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介绍到我国已有20多个年头了，其间出现了不少论文、专著，也有博士论文，这些研究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材料的掌握和理论的阐述两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关键词： 作者简介：雅科勃松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1]
艾亨鲍姆也说，“表明我们特点的并不是作为美学理论的‘形式主义’，也不是代表一种确定的科学体系的‘方法论’，而是希望根据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理论和历史上认识属于文学本身的各种现象。”[2]俄国形式主义早期一些夸大其词的理论表述已被历史抛弃，但他们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科学的主张却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们的探索和努力也将永远为文艺学史所铭记。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才把俄国形式主义视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但为了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旨归、理论价值观和理论不足，我们还需要回归历史，回归俄国形式主义产生年代国内国外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科学发展的宏大背景。
关于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有很多说法，其中普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源于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不够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一种理论流派的产生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本土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它往往是有着本土的针对性，往往是本土理论的继承和反拨，是本土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厄利希的说法比较客观、科学，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厄利希在《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一书中说，“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形式主义基本上是对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但作为一个批评思维的主体，俄国形式主义是本世纪头二十五年期间，欧洲文艺学界那场影响昭著的重新考量文艺学的目的和方法论思潮的一部分或重要部分。”[3]
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总的来说是同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艺的发展，同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由自上而下走向自下而上，走向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给俄国形式主义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索绪尔从外部语言学转向内部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独立的体系和结构，看成是一种自足体的观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本奈特就指出，在影响俄国形式主义的种种因素中，索绪尔的语言学“无疑是最重要的”[4]。此外，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理论假定，强调对客观事实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主张对事实承诺不对理论承诺，也影响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志向。
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诚如厄利希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它对俄国本土的文艺思潮有继承，有反拨，同俄国本土的创作实践有血肉的联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流派有俄国文艺学的学院派、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它们是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本土理论创作背景和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