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二、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的转换竹村则行在《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第5章《关于鲁迅未刊出的腹稿〈杨贵妃〉——时间旅行的幻灭》中指出，唐代长安和1924年西安的巨大差异，导致鲁迅对长安的幻想几近破灭，以至于“腹稿《杨贵妃》”成了永远的未刊出的作品。
关键词：长安;井上靖;日本;小说;文学;天平之甍;西域;创作;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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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借井上靖创作依据原典文献还原逆推，不难发现他对西域题材的偏爱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指向的理解，必然无暇使长安清晰化。 关 键 词：井上靖/日本文学/涉外文学/唐都长安/《天平之甍》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留金发[2012]3013)。 作者简介：郭雪妮，女，陕西西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员 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参考书，是在书写长安的场合不可或缺的座右之书”。①如果井上靖的这番热烈表述是事实，那么他的历史小说中长安形象的模糊、空洞难免令人疑窦丛生：1.《天平之甍》中对长安的“绕道而行”难道纯属史料之误？与井上靖憧憬的“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长安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长安—西域”的对峙是否影响了井上靖对长安的书写兴趣？2.作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素材的研究文献应如何化入小说？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其间是否存在着技术转换上的困难？围绕上述问题，以日本汉学界的长安研究为材料，或许可以阐释井上靖文学中长安书写的诸多矛盾性构造。 一、西京、东都纯属史料之误？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在中日文坛上获誉极高，小说开篇以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赴唐为背景，僧人们在风浪里生死未卜，支持他们的便是对遥远唐都的热烈期待：“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一定有许多感想”[1]11。遣唐使们对唐都长安的想象显然更多来自前辈们的经验描述：“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恢复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14 然而，井上靖似乎并不理解僧人们对长安的迫不及待，而是安排他们登岸苏州后辗转至洛阳：“大使广成等到达洛阳，已是次年天平六年，即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四月。从到达苏州后八个月，他们不去长安，只在东都洛阳”[1]14。由热烈期盼到希望骤然落空，四僧的失落便可想而知了：“他们因唐廷留在洛阳，不免大为失望。……在洛阳虽也有同样的接待，但日本使节们总是愿意现身长安舞台上，饱享大唐初夏的阳光”[1]14。这段情节对长安的“绕道而行”是否尊重史实？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说：“如果说之前写《漆胡樽》那类的小说，不依据正史也可以，但《天平之甍》就完全不行。”[2]146据井上靖随笔《〈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章》所述，他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书名、著者以及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了解，所以才会特别指出其所依版本为“宝历十二年东大寺戒坛院刊本”[3]10。另外，安藤更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为《天平之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史料。笔者通过对这批历史文献的还原逆推，并结合域外典籍、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试图揭示井上靖对长安“疏忽”的真相。 据《续日本纪》天平五年闰三月条记载：“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辞见，授节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难波津进发”。[4]114与之对应的中国记载，见《册府元龟》卷9《外臣部》朝贡第四：“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多治比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小说《天平之甍》中关于本次遣唐使的选定、出发时间、登陆地点以及登场人物等与史料几乎完全吻合。“四月初二日晨，广成一行自奈良城启行，向忆良歌中所说的难波津出发。”[1]6“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整整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其他三条，也在八月中先后漂到苏州海岸。”[1]14另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录鉴真年表记：“唐开元21年日本天平5年(公元733年)四月第九次遣唐使出发。荣睿、普照随行。八月到苏州。”[5]121小说中登场的荣睿、普照等人物也多是有据可考的。据《延历僧录》所收《高僧沙门释荣睿传》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②《高僧沙门释普照传》记普照：“唐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只是文献中这些仅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到井上靖笔下变得格外丰满立体而已。
内容摘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二、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的转换竹村则行在《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第5章《关于鲁迅未刊出的腹稿〈杨贵妃〉——时间旅行的幻灭》中指出，唐代长安和1924年西安的巨大差异，导致鲁迅对长安的幻想几近破灭，以至于“腹稿《杨贵妃》”成了永远的未刊出的作品。
关键词：长安;井上靖;日本;小说;文学;天平之甍;西域;创作;研究;中国 作者简介： 在中日学界不乏对《天平之甍》做近距离剖析者，一心要把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区分开来。井上靖在《〈天平之甍〉的登场人物》一文中，对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做了清晰的解释。但《天平之甍》终究是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史实，完全凭作家本人的取舍与喜好。笔者之所以执著于此，惟欲深入讨论：《天平之甍》中所记第九次遣唐使于长安之先到达洛阳，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虚构？ 推查与《天平之甍》有关的参考文献，首推《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也是目前所见的关于鉴真东渡的最原始材料。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并未记载本次遣唐使直接去洛阳：“日本[国]天平五年，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二十一年也”[5]38。探讨这一问题的史料，还可见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题记：“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经学者考证，此文中“从京发记”之“京”当指长安，因为唐人习惯称呼“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③。更重要的是，遣唐使8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尚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以至于玄宗不得不在新年伊始改驾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廷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而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本次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6]70。 另外，据2004年在西安市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促使这一问题更接近历史真相。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墓志自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普遍同意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请益生。也就是说，井真成是随同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前来长安的，和荣睿、普照等人属于同一批遣唐使。 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当时的场景或许可以还原如下：荣睿、普照等人于8月抵达苏州后，按诏令进入京师长安。然而，这年关中地区久雨致灾，《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是年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酣充奠。己巳，幸东都”。因此玄宗皇帝一直没有机会召见日本使者，致使他们一直滞留在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井真成突然病逝，玄宗皇帝在离开长安以减轻当地饥荒的紧急时刻，还特别下诏追赠他为尚衣奉御，并让官府妥善安排他的后事。据《井真成墓志》记载：“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 矢野建一教授指出，荣睿、普照等遣唐使们大概是在参加毕井真成的葬仪之后，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匆匆赶往洛阳，这与墓志所记载葬礼之日“二月四日”基本相符。他们直到4月才在洛阳朝见玄宗，《册府元龟》有相关进贡的记录：“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4]6”。 如此一来，事实就很明朗了。也就是说，公元733年遣唐使团登岸苏州后，直接奔赴长安，而并非如井上靖《天平之甍》所记直达洛阳。我们不由得追问，如此注重史实的井上靖，何以会犯这种“小错误”？抑或这根本就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其他以长安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纪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天平之甍》第2章，场景转至长安。按说遣唐使们经历海上风浪，到达苏州又辗转于洛阳，如此3年光阴已逝，如今终于到达梦想之都长安，无论如何也想要将眼前长安之街道、建筑、市井、风俗俱陈笔端，然而井上靖给长安的笔墨仅此而已：“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1]34。之后，荣睿、普照旅居长安数年，读者所获得的长安印象，仅是几个汉字符号构成的寺庙名——大安国寺、荷恩寺、崇福寺，至于寺庙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所在街道坊名并无交代，而关于长安都市的生活细节、民俗风情及市井俚俗就更是未曾着一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