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伊朗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全面西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社会道德沦丧，传统文化失落。这时，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发生思想转变，认为只有回归伊朗自身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民族自救。因此，伊朗知识阶层与宗教阶层的结盟成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关键词：伊朗 现代化 文化认同
一
与中国近代史相仿，由于国力的衰落，从19世纪开始伊朗逐渐成为英俄等西方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凯伽王朝的纳赛尔丁国王（1848—1896年在位）登基后，在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大臣的支持下，决心“师夷之长补己之短”，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类似中国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这是伊朗第一次正式与西方接触，由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照进了伊朗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纳赛尔丁国王在文化方面进行的改革，诸如开办现代西式教育、创办报纸等，在伊朗思想文化领域起到了重要的现代启蒙作用，其直接后果是为立宪运动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是伊朗现代史的开端，其宗旨是力图使伊朗成为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反扑和外国列强的镇压之下，立宪运动最终失败。立宪运动对促使伊朗社会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人的传统风俗习惯、思想和思维方式，但并未使伊朗社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代国王礼萨王虽然由于在政治上的专制一直被伊朗人视为暴君，但他致力于将伊朗从落后蒙昧的封建社会推进到20世纪的现代社会，并为此做了种种改革和巨大的努力。“礼萨王决心使波斯‘西方化’，把它推进到20世纪去，因为他看到了西方一派生机、繁荣和强大。” 礼萨王全面师法西方（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开始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力度改革，建立国家银行，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工业，建设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压制宗教势力，全力发展现代教育，解放妇女，全民改西式着装，等等。礼萨王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使伊朗完成了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进化过程，使伊朗社会从中世纪进入到现代社会。礼萨王的改革使伊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伊朗基本上成为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西化。但是，礼萨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力度的改革完全依靠的是强权政治和武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改革。” 因此，礼萨王是用强权手段压制了因改革带来的伊朗社会的种种矛盾，而不是解决或消除了这些矛盾，这为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因。
1941年，盟军为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线而出兵占领伊朗，将奉行亲德政策的礼萨王赶下台，扶持礼萨王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登基，我国学界称之为巴列维国王。由于巴列维国王完全是英美势力扶植起来的，因此采取的是亲英美的政策。盟军的军事占领，促使了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西化，“这座城市（指德黑兰——引者注）的生活步调加快了。我们生活在外国语言、外国音乐、外国习惯和外国观念的包围之中。” 美国这时也认识到中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开始全力向中东渗透，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自然成为美国的主要渗透对象。1941—1953年，伊朗成为苏联与英美在中东进行利益角逐的战场，苏联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意识形态领域，伊朗人民党（共产党）成为当时伊朗的第一大政党，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伊朗蓬勃发展，而美国和英国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经济领域。1953年，针对由英国掌控的英伊石油公司对伊朗石油的垄断，伊朗爆发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旨在把亲英美的巴列维国王赶下台。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用重金收买伊朗军队，将石油国有化运动镇压了下去，同时残酷绞杀了伊朗人民党，使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在即将成功之时骤然失败。之后，巴列维国王再次采取其父亲的做法——在实行君主集权的同时，推行大力度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该改革的目的是“把伊朗建成独具特色、君主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该改革即著名的“白色革命”（该命名是为了与人民党的红色革命和宗教阶层的绿色革命相区别，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色），这是一场由国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革命，巴列维国王为白色革命制定的具体目标是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排在美国、苏联、日本、联邦德国之后）。白色革命的第一个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使伊朗农业实现现代化。土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使伊朗农村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地改革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伊朗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使伊朗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巴列维国王也为土地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伊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是清真寺的地产，掌握在宗教阶层手中，这些地产使伊朗的宗教阶层具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土地改革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而巴列维国王又对宗教阶层采取强权压制的政策，因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伊斯兰革命的爆发。白色革命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实现伊朗工业的现代化。伊朗的支柱工业是石油化工，60、70年代伊朗的石油产量迅速提高，而巴列维国王利用中东战争期间中东地区石油减产而抬高伊朗的石油价格，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为伊朗经济的全面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工业化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使伊朗从一个农牧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白色革命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以外，还有森林国有化、水利资源国有化、教育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妇女社会地位法律化等内容。60、70年代伊朗经济的近乎于疯狂的飞速发展在当时是世界上的奇迹，巴列维国王虽然没有实现“世界第五强国”的梦想，但在70年代初，伊朗人均国民收入已列世界第9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使伊朗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使伊朗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都是以西方近现代文明为坐标来书写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要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这一认识未从根本上动摇，那么现代化就是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的必然发展方向，谁也不愿处于落后挨打、受人欺侮的地位。这又带来一种悖反：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必然面临程度不一的西方化。伊朗在经济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也走向全面西化。一时间，西方的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很快替代了古老的东方传统，大街上到处是着迷你裙露背装的时髦女郎，清真寺旁边开起了灯红酒绿的酒吧和夜总会，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所谓繁荣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绞尽脑汁地论证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自有其目的。亨氏认为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促进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宗教复兴，“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第71页）。亨氏强有力的诡辩能力很容易让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从而认同他的观点。大概亨氏的话符合了中国现状的利益，国内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 从理论上来说，亨氏的观点是成立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确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亨氏所罗列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并没有造成自身文化异化的例子（第68页）与现当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历史上，不论是中华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还是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或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都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上的主动吸收，没有任何经济强势胁迫下的强加。主动的吸收可以做到取其精华，弃其与自身文明不相适合的因素。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西方经济强势胁迫下的文化强加，是被动的吸收。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在伊朗，巴列维国王（1941—1979在位）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伊朗公主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 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因此，非西方国家要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殊非易事，进退之间，尺度很难把握。我是衷心希望非西方国家能做到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但若真能完全做到，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又该如何重新阐释？现实中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方化，在民众的普遍认识中，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
然而，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即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和世俗的分离、实用主义在解放了“人”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贪欲从神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我并非主张人类应该回到中世纪，而是认为应该换一种思考），人类的贪欲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甘地曾对人类的贪欲敲过警钟：地球足够所有人的需求，却不够少数人的贪婪。 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西方虽然推动进步，却抛弃了延续性，西方的世俗个人主义使个人的概念脱离神性，并使西方成为偶像崇拜而隐含邪恶。结果，西方最后会自我摧毁。 因此，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会不会把人类引进死胡同？我并不反对现代化，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完全凸现的今天，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换一种思考。现代工业文明使西方文明从基督教文明变为享乐至上文明，坚守最初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普遍认为西方文明背离了神的原则，从信仰天经者变为“不信道者”，如同《旧约》和《古兰经》中背离神的原则而犯下种种罪恶的那些部落一样，必然遭受真主（神）的惩罚，《古兰经》 6：157说：“背弃我的迹象的人，我将因他们的背弃而以最严厉的刑罚报酬他们。”《古兰经》7：182说：“否认我的迹象者，我要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古兰经》7：185说：“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主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寿限或许已临近了吗？”这种观点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中也普遍存在，美国当代原教旨主义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认为9•11事件是对西方世俗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 针对西方世俗主义的享乐至上，阿维夏伊•玛格里特和伊恩•伯鲁马在《西方主义》一文中说：“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方的毒素。” 亨廷顿也认识到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宗教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第101页）。因此，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体现为：西方世俗享乐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前者视后者为蒙昧、落后、顽固、狂热；后者视前者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不信道者。正如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中抨击当时伊朗的“西化瘟疫患者”一样：“西化瘟疫患者是不信道者，不信仰任何东西，又对什么都相信，只是一个收集者而已。……既没有信仰，也没有原则；既没有理想，也没有信念；既不信仰真主，也不信仰人性；既不受社会嬗变的约束，也不受宗教和非宗教的制约。他们甚至连非宗教者也不是，而是没有任何精神信仰者。他们有时也去清真寺，就如同去俱乐部和电影院一样。”
但是，巴列维国王既严重低估了已经统治伊朗人精神生活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力量，也严重低估了西方文化对伊朗的强力渗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而西方在较早的时间里，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价值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西方列强利用自己强大的国力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体系强行推向东方社会。因此，20世纪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就是西化。伊朗宗教阶层“把所有现代化措施看作是牺牲老的价值观去换取颓废和不信真主的西方国家的那些东西” 。这是每一个意欲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的确，经济上的飞速现代化将伊朗这样一个具有古老伊斯兰传统的东方国家强行拉进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两种观念十分悬殊的价值观在伊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质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
面对两种价值观的强烈冲突，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作为伊朗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现实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渴望新思想新价值，但同时也是他们这些人对伊朗传统文化又有着强烈的眷恋和尊崇，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失落感到痛心疾首。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纷纷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伊朗现代著名诗人阿赫旺（1928—1990）在诗集《〈列王记〉的结束》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叹息为什么在这时代精神变得是那样陌生？人们为什么不守卫古老传统中的圣洁？人们为什么要蹂躏花朵？为什么……” 一连串的“为什么”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著名女诗人福露格（1934—1967）的长诗《大地的经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根源在于人失去了精神信仰：“怎样的没有尽头的空啊/太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那已从心中逃掉的悲伤的鸽子的名字/就是信仰。”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中，在深刻剖析现代化（西方化）给伊朗社会带来的重重灾难的同时，还明确认识到宗教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应该担负起抗击西化瘟疫的责任。宗教教育可以阻止西化瘟疫下的信仰缺失，而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本国的文化文学和风俗传统来遏制西化瘟疫的蔓延。 因此，对全面西化带来的民族精神危机，伊朗知识阶层开始去审视、反思和批判这场以全面西化为实质的现代化。这时，宗教阶层倡导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正好契合了他们的这种内心探索。
内容摘要：伊朗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度全面西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社会道德沦丧，传统文化失落。这时，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发生思想转变，认为只有回归伊朗自身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民族自救。因此，伊朗知识阶层与宗教阶层的结盟成为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关键词： 作者简介：二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出现。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西方、反世俗、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重建伊斯兰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在20世纪末期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这股思潮的内部派别林立，十分庞杂，当前国际上对这股思潮的称谓并不统一，有“伊斯兰激进主义”、“伊斯兰保守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政治行动主义”等多种称呼。当前的这股伊斯兰思潮的确具有强烈激进色彩，但其激进之处也正是其保守之处，既主张遵循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又对伊斯兰教进行了许多现代阐释，就“政治行动主义”而言，既有主张采取暴力手段的极端组织，也有主张非暴力手段的温和派别，因此笔者认为“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的称谓更全面一些。
面对西方的强大和伊斯兰国家的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世俗主义者们掀起了全面向西方学习、效法西方的现代化方向的热潮，这股思潮成为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潮。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和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寻求复兴伊斯兰之路。因此，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世俗主义者们的改革主义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在20世纪前半期力量较弱，但在20世纪后半期则发展迅猛，对世俗主义产生了强烈冲击。伊朗和埃及的宗教学者和思想家们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领路人。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伊朗的夏里亚提。
阿里•夏里亚提（1933—1977）是伊朗现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宗教学者和理论家，他继承了他的前辈宗教学者阿富汗尼的思想，主张用以现代视野重新阐释的伊斯兰精神来治理社会。面对伊朗新一代青年对西方文化的热切向往，夏里亚提并未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本身进行过多指责，而是认识到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容易接受现代新价值观而往往不问这种新价值观的属性如何，他们不是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而是对对自己文化的陈旧保守的解释感到厌倦。夏里亚提认识到只有给伊斯兰传统以新的阐释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生活在现代条件下的青年人的认同。因此，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夏里亚提力求以一种现代的视角去重新阐释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使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焕发出新的精神。夏里亚提的重新释义对沟通伊斯兰原初教旨与伊斯兰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伊斯兰的现代复兴提供了理论保障。在用新方法阐释伊斯兰教的同时，夏里亚提也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因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宗教，是一种先进的革命理论，融宗教与政治为一体，适用于现代社会，伊斯兰世界只有用伊斯兰教来武装自己，才能复兴和强大。夏里亚提认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思想的殖民化，而西方经济模式的输入其根本意图正是在使穆斯林们的思想逐渐殖民化，从而使整个伊斯兰文化发生异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夏里亚提认为，巴列维国王实行的所谓现代化实质上就是抛弃伊斯兰根本精神的西化，使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伊朗文化发生异化，在广大青年当中制造文化认同危机，因此必须推翻巴列维政府，重建伊斯兰秩序。上世纪60、70年代，夏里亚提的思想在伊朗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不仅为伊朗民众逐渐接受，而且赢得了伊朗知识界上层的青睐，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都与夏里亚提有深交。夏里亚提被巴列维政府视为大敌，1977年6月，夏里亚提被迫流亡英国伦敦，6月19日突然死亡。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致死，人们猜测是被巴列维国王的情报机构“萨瓦克”特务所害。夏里亚提的突然死亡更加激起了伊朗广大群众对巴列维政府的痛恨和对伊斯兰精神的归依之情。
伊朗是一个以十叶派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十叶派内部的教职等级制使其宗教阶层组织严密，其最高精神领袖被视为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在宗教阶层内部具有绝对权威，在民众中间具有强大号召力。另一方面，伊朗的宗教阶层拥有自己的庞大地产，经济上不依靠政府资助，从而在经济上不受制于政府。因此，伊朗的宗教阶层力量格外强大，常常影响伊朗的政局。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政策由于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触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遭到宗教阶层的激烈反对。而巴列维国王始终不能妥善解决与宗教阶层的矛盾，只是一味地采取强权压制政策，使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场斗争中，宗教领袖霍梅尼（1902—1988）走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
霍梅尼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吸收了阿富汗尼和夏里亚提的“用以现代视野重新阐释的伊斯兰精神来治理社会”的思想，但他比阿富汗尼和夏里亚提更深一步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用伊斯兰教作为执政工具的伊斯兰政府的保证，要用伊斯兰教来治理社会只是空谈，因此霍梅尼的思想具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早在1941年撰写的《揭露秘密》一书中，霍梅尼在强烈抨击伊朗现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弊端的同时，就提出了建立以《古兰经》的原初教旨为指导原则的伊斯兰国家的设想。在他后来的《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政府》、《伊斯兰教与革命》等著名著作中，更是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理论，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领导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掀起了现代伊斯兰复兴的高潮。
伊朗有着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普通民众（主要包括农民、城市平民和小商人）的思想意识始终处在宗教的有效控制之下。尽管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使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道德失范，普通民众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因此，当宗教领袖们将伊朗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时，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地响应宗教领袖的号召，站起来反对巴列维政府。
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另一个能够影响伊朗政局和能够掌握民众思想的重要阶层。著名的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又译作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作出了十分精辟论述，他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 詹姆森更多的是从文本的角度去阐释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性”的。对于伊朗知识分子来说其“政治性”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中。因为政治参与寄托了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振兴的梦想，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选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但忧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总是不屈不挠地行进在寻找民族振兴之路上。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早在立宪运动中就起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曾力图使伊朗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几经挫折之后，最终失败。巴列维国王的全面西化政策，使伊朗知识分子阶层遭受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重创——伊朗传统文化的沦丧。倘若说前两次打击尚可谓是政治信仰上的打击，而这次却是对知识分子赖以生存和自豪的文化精神支柱的打击。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面对全面西化带来的伊朗文化异化和社会道德失范，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时，霍梅尼和夏里亚提的“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的思想正好契合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探索，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伊斯兰本身，开始重新审视伊斯兰，并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的思想。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的思想转变，颇能代表伊朗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阿勒•阿赫玛德先是信仰社会主义，是人民党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虽然退出人民党，但在退党之后的若干年内思想上仍倾向左翼。在这时期，阿勒•阿赫玛德在思想上是鄙视和嘲讽宗教愚昧的，这在他的小说集《走亲访友》（1946年）《我们的苦难》（1947）《三弦琴》（1949）中有突出反映。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阿勒•阿赫玛德曾一度转向存在主义。从50年代后期起，阿勒•阿赫玛德转向对传统进行探索，重新认识到宗教的力量，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西化瘟疫》（1962）中，在深刻剖析伊朗文化发生异化的根源的同时，阿勒•阿赫玛德明确认识到宗教阶层能够在抵制和消除西化瘟疫中起重要作用。1964年，阿勒•阿赫玛德拜访了宗教领袖霍梅尼，1966年又结识了夏里亚提，并与夏里亚提成为好友。1966年出版的朝觐游记《戒关微尘》显示出阿勒•阿赫玛德已经完成了思想上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在其十分重要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1965年完成，1966年部分章节发表，1977年全书出版）中，阿勒•阿赫玛德更是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的发展，并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9年9月8日，阿勒•阿赫玛德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克”特务所害。阿勒•阿赫玛德的突然去世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敌对情绪。1977年，在伊斯兰革命的前夜，阿勒•阿赫玛德主张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出版，对知识分子阶层在伊斯兰革命中站在宗教阶层一边起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最理性的阶层，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背叛”，意味着巴列维政府已经彻底失掉民心，焉有不亡之理。
1979年1月31日，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要求推翻巴列维专制政权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巴列维国王感到大势已去，弃国出走。2月10日，霍梅尼回到伊朗。3月31日，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因此，也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民族选择和皈依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