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村上春树在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通过悖谬叙事展现了日本社会对中国如刺般的他者性认识。这一认知形成的创伤记忆隐藏着当代日本人面对中国时复杂的心理：罪感、负疚，优越、想忘又不能忘。而作家对这篇小说三个版本的修改又现实性地表现了日本社会对中国认知的时代变迁。
【关 键 词】《去中国的小船》/创伤记忆/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刘研（1970- ），女，辽宁葫芦岛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村上在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9)、《1973年的弹子球》(1980)、《寻羊冒险记》(1982)、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1980)、转型之作《奇鸟行状录》(1992－1995)、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天黑之后》(2004)、《1Q84》(2010)，以及收录在《边境 近境》(1998)中的随笔《诺门罕钢铁墓场》等系列作品中，一再讲述有关中国、中国人的故事，一再回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惨烈的战争历史。村上在访谈中也证实说：“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1](P121)由于“中国”这一他者形象承载着日本近代以来民族历史乃至村上家族记忆的创伤，所以“中国”在他的作品中不是点缀或修饰，而是一种深深的无法根除的烙印，以至于“如果省去中国不提，就无法讨论村上文学”[2](P7)。1980年4月，村上在杂志《海》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初载版)。这篇小说于1983年5月与其他六篇小说收入同名小说选集，这是村上的第一部小说选集(选集版)，1990年又被收录到《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全作品集版)中，在收入选集和全作品集时，作者都做了一定修改。在小说中，村上抒发了对中国如鲠在喉的复杂情感，而在这一情感中所暗藏的创伤记忆作为一种“情结”，成为他一再将“中国”作为思索和叙事对象的基础和动力。
内容摘要：村上春树在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通过悖谬叙事展现了日本社会对中国如刺般的他者性认识。这一认知形成的创伤记忆隐藏着当代日本人面对中国时复杂的心理：罪感、负疚，优越、想忘又不能忘。而作家对这篇小说三个版本的修改又现实性地表现了日本社会对中国认知的时代变迁。
关键词：《去中国的小船》;创伤记忆;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一
《去中国的小船》分为五个部分，主要讲述了“我”与三个中国人的邂逅。卷头引用旧时民谣：“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看似深情款款，但不过是一个愿望，“去中国”的旅程被不断延宕和消解，实则永难实现，这一反讽式的充满悖谬的题词奠定了文本的叙事基调。
小说第一部分从叙述者“我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1959年抑或1960年”这一疑问开始，他将这一自我质问设定为“考古学式的疑问”，顽强作业之后才有新文物出土——“记忆的残片”，看来这里的记忆都是意识之下的潜意识，即使有所显露，也是半遮半掩，即便费心清理，有些还是难以贴上标签、区别种类，无法考证。“我”又向自己提了两个疑问：一是，有什么人会对我遇上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一准确日期怀有兴趣呢？二是，旧新闻年鉴同我之间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种因素吗？固然没有人对“我”的个人记忆感兴趣，但没有我们个体的鲜活记忆何来集体记忆？编年史的记载看似与“我”的个人生活无关，但我的生活不正安放于那样的语境中吗？叙述者的自我追问恰恰表明了追溯记忆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记忆与时代语境之间深不可测的关系。
接着“我”对自己的记忆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记忆力极其模糊。由于过于模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说不定是在用这种模糊性向别人证明什么”，联系小说创作于中日两国就历史记忆问题开始出现争议之际，村上关于“记忆”模糊性的叙述令人思量。“我”的记忆的“极端不可信赖”表现为“或置前或颠倒，或事实与想象错位，有时连自己的眼睛同别人的眼睛也混淆起来了”[3](P3)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提纲挈领式的点名了下文“我”与三个中国人相遇的记忆模式。而一个人的存在，是由自我的记忆构成的，记忆的不可信赖，说明自我的不可确定，暗示了“我”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
在“我”如此模糊和不可信赖的记忆中能确切记起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中国人的，一件是棒球比赛中被撞成脑震荡的事故。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曾说；“‘只有不停的疼痛才留在记忆里’——这是世界上心理学的一句最古老的(可惜也是最持久的)主句。”这两件事应该是“我”不停的疼痛，是类似创伤似的记忆。脑震荡是否影响了“我”的记忆不得而知，但脑震荡与创伤相关，他在昏迷中喃喃自语：“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联系小说初载本这一部分的最后的话：“在我的记忆所到之处，那个船头确实搁浅在暗礁上……我和我的过去告别”[4](P94)，这句话可理解为“我”拂去包括过去记忆在内的“灰”还能对付活下去。活着必然要面对死亡，而“死使我想起中国人”[3](P4)，为什么中国会让“我”想到死亡呢？下文三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和死亡无关，也就是说叙述者这里并没有交代缘由。时隔近二十年后，村上春树在演讲中做了这样的回答：“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招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5](P306)既然过去的记忆是和中国紧紧相连的，“我”这个人的存在和必须走下去的路都要面对中国这一他者，这一他者带来的类似死亡的精神创伤是活着就无法拍掉的“灰”，这只“去中国的小船”由此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