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官民来到中国，留下为数众多的中国游记，内容既有对清末中国的细节刻画，也有主观评断。通过明治游记呈现清末中国形象，明确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及其变迁，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文选择明治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的篇章进行分析，立足于构建日本人眼中的清末南京城市空间，呈现其时南京物象，进而对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社会人文所做论述进行讨论，力求立体呈现明治游记视角下的清末南京形象。一、清末南京的一种呈现载体：有关南京的明治游记的分类与介绍日本东洋文库中国研究室所编《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中， 1912年前的中国游记共列39篇。二、城市交通：驴马轿船车各司其职马路铁道新筑日本明治游记中集中提到的南京的道路有三条。
关键词：南京;游记;日本;支那;下关;中国見聞録;研究;驴子;太平天国;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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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日修好条规》和《马关条约》的先后签订显示了清末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向。伴随条约的签订，中日两国人员往来日趋频繁。日本官民来到中国，留下为数众多的中国游记，内容既有对清末中国的细节刻画，也有主观评断。其中涉及南京的篇章十分丰富，成为研究清末南京形象的一个视角。通过解读，可以明晰清末南京的城市交通状况、海关贸易及关税状况、市区商业布局及商铺经营状况，以及形胜依旧、古韵犹存、萧瑟中艰难恢复的整体风貌。通过明治游记呈现清末中国形象，明确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及其变迁，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 键 词：明治游记/清末南京/城市形象/交通/商业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作者简介：杨洪俊，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而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攫取了更多在华权益。这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官民进入中国。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官员、学者、实业家、学生等各色人物来到中国，实地感知中国，并留下了大量游记。游记中有所到之处的山川名胜、风俗民情、商贸物产，还有所接触官员、名流的相关记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游历南京所留下的文章为数不少。本文选择明治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的篇章进行分析，立足于构建日本人眼中的清末南京城市空间，呈现其时南京物象，进而对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社会人文所做论述进行讨论，力求立体呈现明治游记视角下的清末南京形象。在此基础上分析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及其变迁状况，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清末南京的一种呈现载体：有关南京的明治游记的分类与介绍 日本东洋文库中国研究室所编《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中，1912年前的中国游记共列39篇。该书对各游记的作者、初版时间和大致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其中16篇，有作者游览或旅居南京时留下的相关记录。虽然该书总共收录日本明治以来游记400余种，但是由于当时游记数量众多，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书中收录的游记数量与明治以来在日本刊行的中国旅行记整体数量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因此本文选择游记时，还参考了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1988、1989年出版的《明治北方调查探险记集成》，该书房1997年出版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韩国景仁文化社1995年发行的《南北朝鲜地理风俗志丛书》(日文引进版)，爱知大学2006年发行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志》系列等。根据作者身份及出游目的将南京相关游记的重要著作分类介绍如下。 第一类以政治、军事考察为目的，作者身份多为官员、军人或浪人。高桥谦的《支那时事》记述的是1884年其“南起百粤，北至燕赵，而西远游于巴蜀，与其人士亲近交往，于其风俗人情”①的深入观察。村木正宪1900年为考察清韩两国通商体制，写成《清韩纪行》。作品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所到各地的地形、交通通信网的实际状况、关税、物产、地方行政、风俗、在留当地日本人的活动和居留地的实际状况等。《七十八日游记》是德富苏峰于1906年以贵族院议员和日本《国民新闻》记者的身份游历中国时所写。前半部题为“过眼记程”，收录即兴印象，后半部是“触目偶感”，是对“支那及支那人”短评集。1908年底，小林爱雄游历中国，写成《支那印象记》。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观可以用两方面概括：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②。《清韩漫游余沥》的作者胜田主计，1909年为考察清韩产业、贸易、经济、财政等情况，来到朝鲜和中国。漫游所见所闻含“韩国所见”“满洲所见”“支那本部所见”三部分。《一日一信》《旅行纪念志》《孤帆双蹄》均由东亚同文书院出版，是该书院学生的中国调查报告。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调查，事实上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情报支持。 第二类以游历山水、思古观今、歌咏情怀为主要目的，作者主要是学者、记者、教习、留学人员、学生等。内藤湖南的《支那漫游燕山楚水》，记录其1899年在中国近三个月的游历，“本书出版后，成为不少日本青年游华时的必备指南，于日本对华认识的形成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为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③。《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是中野孤山的著作，记录了作者1906到1910年从上海至成都的旅程等，“叙及国民陋习，作者言辞有些过激，但似无特别中伤之嫌”④。1908年，时任日本帝室博物馆总长股野琢经朝鲜游历中国，所写游记名曰《苇杭游记》。佐藤善治郎的《南清纪行》是其1910年游历南中国的游记，书中概括地说明了上海、南京、武汉三镇、苏州、杭州的地理、历史、经济等情况。 第三类以实业考察为目的，作者以实业家为主。日本栃木县下野新闻社1909年组织观光考察团赴满韩。从实业家视角观察到的满韩的工矿业、商业、贸易、通货情况，还有政情、风俗等，出版为《满韩观光团志》。赴清实业团志编纂委员会编写《赴清实业团志》，于1914年出版。赴清观光实业团1910年在涩泽荣一主导下组建。书中记录旅行日程及各地欢迎者名录，欢迎会上双方的演说摘要等。 第四类以传播宗教为目的，作者为宗教人士。日本西本愿寺当时的新门主率众于1899年踏上清国巡游之途。归国后记游记曰《清国巡游志》。所记内容为旅行日志兼为地志，包含向清国推广佛教之课题和意义等。
内容摘要：日本官民来到中国，留下为数众多的中国游记，内容既有对清末中国的细节刻画，也有主观评断。通过明治游记呈现清末中国形象，明确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及其变迁，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文选择明治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的篇章进行分析，立足于构建日本人眼中的清末南京城市空间，呈现其时南京物象，进而对游记中有关清末南京社会人文所做论述进行讨论，力求立体呈现明治游记视角下的清末南京形象。一、清末南京的一种呈现载体：有关南京的明治游记的分类与介绍日本东洋文库中国研究室所编《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中， 1912年前的中国游记共列39篇。二、城市交通：驴马轿船车各司其职马路铁道新筑日本明治游记中集中提到的南京的道路有三条。
关键词：南京;游记;日本;支那;下关;中国見聞録;研究;驴子;太平天国;马路 作者简介： 二、城市交通：驴马轿船车各司其职马路铁道新筑 日本明治游记中集中提到的南京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出朝阳门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以下关码头为开端的江宁马路，一是同样以下关为起点的宁省铁路。自小路至马路，再到铁路，在共时的角度上，体现了清末南京交通传统与近代化并存的多样性，而在历时的角度上，则显示了清末南京交通的近代化进程。 南京作为著名古都，名胜古迹众多，游记内容显示，游览明孝陵是当时多数日本游人的选择。这使得朝阳门至明孝陵的道路和这段路的行走方式成为众多游记共同的描写对象。这条路也成为清末南京普通民众野外出行方式的集中展示舞台。从城内至朝阳门，道路可以通行马车和东洋车，而出朝阳门后可选择的主要就是驴子了。内藤湖南在1899年是骑驴去拜谒明孝陵的。1908年12月份到南京的小林爱雄说，朝阳门外“驴子成群”，“十来个年轻赶脚”在招呼生意，可见当时朝阳门外已有聚集的生意人群了。栃木县满韩观光团、东亚同文书院第七期学生也在朝阳门换乘了驴子。1909年7月到南京的胜田主计言及“自门外只能乘人力车或骑驴了”，他“雇了人力车”，结果行走“但仍十分艰难，上坡下坡都几乎无路可走，而且所行之处非泥泞即砂砾，终于不得已屡次下车徒步前行。如此看来，还是驴子才是最好的选择了”⑤。 与朝阳门外行走艰难的野外小路相比，明治游记中对江宁马路平整和路两旁杨柳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内藤湖南于1899年11月15日到达南京下关。“农商务省留学生平冈、杉山二君骑驴前来迎接，令人欢喜。自下关入仪凤门，沿张之洞(甲午乙未之役时暂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际)所修筑马路，行近二日里⑥，抵达近总督衙门之科巷的东本愿寺学堂，暂居于此。此马路平整，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树皆在离根部约三尺处生出树杈。此时已值孟冬，枝叶难免萧疏。不禁想到，若为初春，草木萌生，朦朦嫩绿定会让行人车马意气风发。若巡路者用心修理清扫，持之以恒，单是此处可比拟上海，甚而强过我国帝都了。”⑦德富苏峰1906年7月23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南京领事馆馆员池部政治君，因予为乡友，蒙其迎为宾客，乘其马车行七英里地到达南京领事馆。于所走道路之修洁，略感惊讶。”⑧第九期“江宁武昌班”在1911年7月3日到达南京下关。“松岛君把行李装上马车，并坐在行李一边先行去了南京城内的宾来馆。……我们步行出发。从下关到南京通行的这条林荫道着实是好。绿柳枝上，有鸟儿嬉闹。真可谓之为‘文明的绿门’⑨。”⑩内藤骑驴、德富乘马车，而同文书院学生则步行走过。1899年内藤眼中“皆在离根部约三尺处生出树杈”的小柳树，十二年之后的1911年，已是同文书院学生看到的让道路成为“林荫道”的大树，他们把马路称之为“文明的绿门”，足可见路两旁柳树已可蔽日，正所谓十年树木。江宁马路“起于江干，穿下关，由仪凤门入城，循旧石路，达于鼓楼。再绕鸡笼山麓，经总督衙门，达驻防城边，而终于通济门”。这条马路干路是1895年张之洞修筑的。“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6月张之洞又着手修筑下关江边至碑亭巷的江宁马路，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车道路技术结构标准修筑，路幅6米至9米，以两江总督署(今长江路292号)为中心，东南至通济门驻防城边；西北穿碑亭巷经鼓楼出仪凤门至下关江边，成为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的主要干道。”(11)江宁马路连接市内各地的支路一直到1901年才陆续完成，“各路均可行东洋车及轻马车”(12)。 从下关入南京城，除了江宁马路，始建于1907年并于翌年4月建成的宁省铁路成为另一种选择。据《南洋官报》的“光绪三十三年一〇一册路矿邮电”，“金陵城内铁路，已经工程司勘定轨线，于十月二十日兴工。计该路起点于下关，贯仪凤门东首之金川门入城。……全路延长约十五六里。”(13)当时运行江口、下关、三牌楼、无量庵、督署及万寿宫，共七站。小林爱雄是在1908年12月末从上海乘火车进入南京的。从南京下关又“乘坐了一小时左右的市内列车，下车后有马车在等候”(14)。小林的目的地为总督府，故所到车站为督署车站。如果小林的记录无错，如此可知自下关站至督署站运行时间当为一小时左右。胜田主计1909年6月30日上午乘船到达南京。在“南京杂观”一节开头写道：“南京停船之处谓下关，与津浦铁路南起点浦口隔江相对。下关距南京市区约二日里半路程，该段路程铺设有南京市区铁道。该铁路全长共计七英里，宽轨铁道，十分清新，乘坐十分舒适。”(15)由此可见，宁省铁路在其运行之初是十分惬意且很受欢迎的出行方式。 清末南京的出行方式选择上，当以人力车和马车为主，江宁马路的修建，大大拓宽了人力车和马车的使用空间。但是，像朝阳门去往明孝陵的路段那样几近无路可走的地方，耐力更好、体型小且灵活的驴子的使用则更多。在明治游记中的清末南京，轿子的身影极少出现。小林在游览明孝陵的回路上看到过贵人乘坐的轿子。“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四位坐着轿子前来拜谒的贵人。紫色的袖子垂出轿子，于这个场景是那么地协调。”(16)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清朝政府规定“道台或知县的官轿出行时，有一伙随从人员前呼后拥，鸣锣开道”(17)。佐藤善治郎在去往南洋劝业会的途中，看到高官坐轿出行的情景。“两三个骑士护卫着，走在前面的人手举彩色的、如笏一样的长板，其他人为轿子撑起阳伞，一同行进。这着实富有支那意味。”(18)小林所见的是民轿，佐藤所看到从督署出来的则是官轿。但随着马车和轻便的人力车的兴起，轿子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清末南京货物的陆路运送中，独轮车和驴子的使用还很广泛。佐藤描述的驮运谷物的驴队和推运石材的独轮车便是很好的证明。“途中首先看到的奇景是驴子队伍。这是一支由五六头又或十头驴子组成的队伍，由一个男人赶着，驮运着谷物。……(驴子)套着笼嘴，脖子上挂着当当作响的铃铛。在回来的路上，那人会骑着一头驴子而赶着其它的驴子。如此队伍持续往复，倒也有一点诗趣。还看到一辆推运石材的独轮车，发出吱吱的声响。”(19)舟船在水系发达的南京，无论客运还是货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内藤对西水关“水波平稳，舟船往来”、小林登船前往秦淮画舫宴会等描述中可见一斑。渡江的客货运更是离不开舟船。东亚同文书院第九期学生乘坐的“划子”应该是当时普通民众渡江的主要方式。“雇了划子渡江。由于近来涨水，浊流满溢，激荡船头。老船夫流着油汗，划动着船橹。炎炎烈日照耀浊流。船越发被冲荡着，不能前行，反被冲入苇丛间。划开苇丛前行的小船犹如走在一团炽热烈火之中。船夫已是汗流浃背，划子终于到了浦口。”(20)待到1908年宁省铁路开通，“宁省铁路通车后即开行了市内客车，一天数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交通状况，为市民和商贾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宁省铁路三等客票的价格为每站五分，全线单程三等票价为二角，二等四角，头等八角，还可以带货，与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马车、小船相比既经济又快捷，铁路营业状况极好”(21)。作为近代化的交通方式，铁路的修筑和火车的使用无疑是革命性的。 小林爱雄曾记述在半山寺游览时看到的铁路道口的情形：“途中过一道口，立一大门，上大字写着‘眼见火车，往来人等，车马勿过’。”(22)这样的道口路牌，既包含着清末南京各种交通要素，也可以看作是车马让道火车的近代交通发展趋势的一种绝佳诠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