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与海明威，这两位生活在东西半球上的著名作家之间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可是，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竟然有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出生于1899年，共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父亲都是医生；其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再次，他们都选择了自杀作为生命的终结。但是，在这些惊人相似的背后，又存在某些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两位作家对生与死、爱与美的强烈关注与执着追求，以及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个性，又常常引发出人们许多哲理性思考。本文试图通过战争、女生、死亡这三方面的比较，来探求川端与海明威的个性差异在创作中的表现。
一、战争：最消极的抵抗与最积极的参预
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战火纷乱的时代，而川端与海明威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对于战争的反应，两位作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学毕业不久的海明威激动不已，他自愿报名，走上战场，负伤载誉而归。而此时的川端忙于学业，沉浸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主要的参战国的国民，川端采取了“最消极的合作”与“最消极的抵抗”态度。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应邀到中国两次，其后却没有写过任何有关这两次旅行的作品，正如他后来在《满州国的文学》一文中所说：“我没有将满州之行写在纸上，但我觉得我是写在心上了。就是说，从满州到华北旅行之后，有两年之久，我难以从事工作，我觉得可能是由于这次旅行，对我的心灵震动太强烈的缘故吧！”尽管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他曾经美化过战争阴影笼罩下的日本，但这种合作是消极的。而海明威对于战争的反响依然是热烈而积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并没有提供给他足够的教训，当二战爆发后，他又放下笔拿起枪，来到西班牙战场，并在战争中寻找创作素材。
也许有人会问：同在战争背景下，川端与海明威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个性差异？探究这个问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性格形成和人生态度。
川端先天体弱，加之后天不幸的孤儿生活养成了他抑郁孤僻的内向性格，当他走向生活时，正逢一次大战造成的社会大动荡与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空前悲剧，他认为，面对现实，自己“没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剧和不幸”，于是，迷惘、惆怅之际，他尽量回避现实，钻进心灵里去寻找归宿；同时，川端受日本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和佛教出世观的影响相当深刻，尤其是《源氏物语》所表现出的平安朝文学的“幽情”和“愍物宗情”，浸润了他的身心，这使他能够常常超然于事物的矛盾之外，企图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因此，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潮，川端的整个身心却沉溺在《源氏物语》的世界里。他“忘却了战争”[①]，认为“这是一种摆脱战争色彩的美”[②]，“一种与时代相龃龉的行动”[③]，是对“时事的反抗和讽刺”[④]。战争对他创作的影响不是很大，从这个时期的作品《花的圆舞曲》、《母亲的初恋》及《雪国》等就可以看出：描写爱情生活，关注女性的不幸，依然是前期创作主题的继续，特别是《雪国》的创作就足以证明川端对战争的冷漠与超脱。在当时环境下，能够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塑造出驹子这个感人的女性形象，的确可以看出，川端对战争表示冷漠的背后，对文学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关注，这是川端的反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流露，是战争在其内心深处引起的震动太强烈的结果。
如果说，对于战争川端实行的是一种遁世的消极主义哲学，那么，海明威则恰恰相反。自幼海明威体壮，喜冒险，尽管第一次大战带给他的是满身创伤和对血腥战场“迷惘”的回忆，但是西班牙的炮声却促使他再次义无反顾地杀上战场。这种行动精神是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一致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任何权威，鼓励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而且，如果我们做更深一层的探讨，就会发现，海明威的创作题材也反映了他的思维方式与实用主义哲学大致相同。海明威是西方作家中唯一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他对战争的感受是深刻的，并将其作为创作的一贯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人们消极、绝望，丧失了信念和理想。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几部作品中，海明威直率且真实地描绘了“迷惘的一代”那种百无聊赖、悲观厌世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后一部作品中，他通过描写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来谴责战争。《丧钟为谁而鸣》则表现出作家明确的反战思想，从主人公罗伯特·乔丹身上，读者已能感到这个时候的海明威不再迷惘了。“我已为我所信仰的事业战争了一年。如果我们在这里胜利，我们就会在全世界胜利。”海明威选择了战争，也描写了战争。他把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战争对人的精神伤害以及人们在厄远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展示了出来。当然，对于战争，川端没有过多的真实体验，但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痛苦，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和贫困，川端却亲眼目睹过，并在战后的创作中也描写了出来：战争把热恋中的情人活活折散（《重逢》），战争使人倍负重压（《水月》），战争夺去的是美好的艺术青春，留给人们的只是空悲叹（《舞姬》），这种对战争的厌恶情绪在对日常琐事的描写中也有所表现，如《竹叶舟》，《五角银币》等。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川端与海明威的哲学思想及二者迥异的个性，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和创作中，确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二、女性：不幸的弱者与竞争的强者
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是共同的和普遍的，经济的萧条和道德的沦丧，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正常关系。战争使男人不幸，但使女人更为不幸。而女性的命运又总是同爱情维系在一起。爱情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历来受到作家的青睐，对川端和海明威来说亦复如此，爱情是他们创作的一贯主题。但是，由于他们个人生活的经历和对爱与美的关注之不同，在创作中对待女性的态度也表现出明显的相异倾向。
川端康成自1925年发表《伊豆的舞女》直到晚年，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以爱情为主要内容。他曾把爱情看作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命根子，“爱是天地万物与人心的桥梁。失去了爱情，花香鸟语便失去了意义，成为空虚”[⑤]。而“恋人的爱，能化为女人的心泉”[⑥]。爱情，本应在男女双方之间进行的，然而，在川端笔下，竟然只有女人。这是因为“能够真心去爱一个的，只有女人才做得到”[⑦]，“女人比男人美……是永恒的基本主题”[⑧]，“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一女性的品格，创作力就会衰竭，就会失去魅力”[⑨]。女性美成为川端康成审美追求的主要内容。川端即使写男性，也“常把讨厌的男子当作背景，来描写喜爱的女子”[⑩]。他不愿写男性的原因是：“倘要写男性，便须写他的工作；而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这类主题，其生命维持不了三五十年，这类主题几乎留不下来”[(11)]。因此，川端在浅草雪国等地的人情世态中寻找主题，致力于构筑日本传统美的世界，描写传统的日本女性是他的特长，无论是伊豆的舞女、《雪国》中的驹子，还是《母亲的初恋》中的雪子，几乎都美貌善良、温柔婉顺，具有至美的人性，可谓川端心目中真善美的化身。然而，她们多是处在社会下层的不幸的弱女子。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面临多次经济危机，大批失业女工和破产农妇相继沦落风尘，她们痛苦的呻吟和呼号，都在川端的心灵上留下痛苦和悲伤，激起了他对她们的深切怜悯与同情，决心“在美丽的女子命运中描述人生的悲哀”，他把这种感情倾注在处女作《招魂节一景》上。刚满十七岁的少女阿光为生活所迫当了马戏艺人，虽习得一手高超技艺，却要每天忍饥挨饿为老板卖命挣钱，她受尽戏弄和凌辱。这种不幸怎能不让人感慨悲叹呢？在后来的《林金花的忧郁》、《非常》、《南方的火》等作品中，这种悲伤的主基调一直贯穿其中。他纵然描写爱情故事，也让人感到很少有欢乐和甜美，更多的是凄苦和辛酸，如《伊豆的舞女》就写出了“我”与舞女之间朦胧的爱恋、离别的伤感；而《雪国》更是写出了驹子的哀伤：她不甘心长期忍受被人玩弄和出卖肉体的屈辱生活，渴求正常的生活权利和爱情，然而她的地位和身份同她的渴望与追求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协调，因此，驹子的爱情苦涩而又辛酸。川端这种同情女性的态度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的个人生活。川端自幼失去了亲人和家庭的温暖，因而对爱的欲望特别强烈，他祈求得到一种具体而充实的爱，表现在他身上就是对爱情如饥似渴的追求。不幸的是，川端初恋就遇到了挫折，他长久沉溺在失恋的哀伤中，岁月的流逝也未能抚平他心底的伤痕，使他的孤儿气质变得更加孤僻。为了逃避战争，川端在二战期间曾潜心研读《源氏物语》，其中充满的“幽情”格调同川端的心境吻合一起，所以，他的作品往往充满孤独和感伤等悲哀感情，结局多带悲剧色彩，构成既美且悲的独特格调。
同川端一样，海明威也甚喜描写爱情，正如他喜欢描写战争一样。在他的笔下，爱情总是同战争相系，许多作品都描写了战争中的爱情。战争是残酷的，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生命的可贵与爱情的美好，爱情是战争的补偿，这种战争中的恋爱模式的创造，同海明威的爱情经历有很大关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按照他生活中的妇女形象来塑造的。第一次大战期间受伤的海明威，在意大利的米兰医院同美国护士阿格尼丝邂逅并深深相爱，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海明威日渐康复。这段美好回忆，我们从布莱特、凯瑟琳、玛丽亚等身上都可以感受到阿格尼丝的存在，她们美丽、柔顺、善良，为爱而生、而死，被海明威称为理想式或浪漫式的女人。这类女人在海明威的生活中曾多次出现，尤其是他的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她聪明能干，善解人意……她既是妻子又是同事；即是情妇又是听忏悔的修道院长；既是热心的崇拜者又是严格的批评家；即是渔妇又是女主人；既是秘书又是编辑，另兼筹划人、谋士、厨师和了望田庄的产业管理人，她身体强壮，办事果断，从不争吵”[(12)]。她是他曾经走遍世界才最后寻求到的安宁。因此，海明威自称一生中最后15年是他最幸福的时期，海明威热爱和赞美这类女人，女人的爱使他摆脱了战争带给他的苦闷、失望和孤独，使他得到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为此，他一生广交女友，包括不含爱情的性行为或不涉及性行为的爱情，而在他结交的女性中，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阿格尼丝，她是他所爱的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让他感受到女性的温存与慰藉的女人。但是，被阿格尼丝抛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对海明威来说也是相当惨重的，这“驱使他采取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那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为了预防妻子的移情别恋和因此而带来的寂寞，他总是一方面维持当前的婚姻，一方面同另一女人来往，作为未来的妻子预备着。他还为了保证自己感情上的安全，在妻子可能离异前，他先抛弃她”[(13)]。海明威四次结婚，三次离异，除上述原因，还同他对好胜女性的厌恶有关。海明威本人多才多艺，他选择妻子的标准也是必须具备这个条件，他的几个妻子都是很有才华的记者或作家，他爱她们，但同时又嫉恨那些能够同男人公平竞争并对男性产生竞争性威胁的女人，甚至认为所有事业心强的女人因焦躁不安连睡相都不可爱，为此，他要求她们一旦同他结婚就得放弃她们的职业，成为温柔可爱的家庭主妇，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他一个个的失去了她们，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遗憾：“你失掉她们，就象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一样痛心……”[(14)]。这种生活中的不愉快在他后期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没有女人的男人》就集中反映了他对家庭生活的不满，尤其是对女性的指责和抱怨，因此，无论是《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中的海伦，或者《有的和没有的》中的布拉德莉，还是《麦康伯短促而快乐的生活》中的马戈特，统统被海明威称之为“不正经的女人”或“有害的女人”而受到揶揄，她们被描写得或放荡不羁或自私而野心勃勃。对女性态度的变化，使海明威在安排作品中男女相互之间的关系时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前期作品中“他的最可爱、最活跃、最有说服力的女主人公布莱特统治并控制着所有的男人，但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不再允许他所虚构的女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了，除娼妇马戈特·麦康伯外，她们都是从属于书中的主人公。”甚至“在《老人与海》这部中篇小说中，海明威完全摒弃了女人，取而代之的是人和大马林鱼关系中的性的冲突”[(15)]。这是由于，海明威追求的世界是具有阳刚之美的男人世界，同川端不同。在他看来，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化身，他们都是勇敢无畏，喜欢冒险，意志坚强的打不败的硬汉子，即使是在重压之下仍能表现出优雅的风度，只有他们才能对付生活的悲剧。同这些健壮、坚强的男性相比，柔顺的女性显得更为可爱。硬汉精神在海明威小说的男主人公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可以被打败但决不可能被打垮的男子汉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又恰恰是对坚强女性的否定，那些同男性公平竞争而无法驾驭的女性大大损害了海明威作为男性的自尊，导致他对那些女人的憎恨，为此，“海明威笔下主要的女主人公都遭受到创伤和打击，布莱特在战争中失去恋爱，凯瑟琳因难产死在医院里，玛丽亚被法西斯分子强奸，雷纳塔几乎注定是个悲剧性的牺牲品”[(16)]。
这就可以看出，川端康成与海明威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爱与美的不同关注与追求，在他们的创作中十分明显地存在并表现了出来。
三、死亡：最高的艺术与权力的较量
川端与海明威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荣誉与鲜花的包围中，他们却均以自杀结束了生命，留给后人的是一连串的思考。
作家之死是突然的，但死亡意识的出现绝非偶然。我们仔细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死亡意识不仅在他们的思想中早就存在，而且在他们的创作中也早就出现了。
前已述及，二者的父亲都是医生。对于父亲，川端没有感受到任何具体的印象，除了简单的遗书和几张照片，就是由于失去父亲，使他幼小就成了孤儿，这是在川端的生活中最早出现的死亡意识。尽管它对作家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毕竟是真实的存在。相比之下，父亲提供给海明威的印象却是深刻的，除了打猎、钓鱼等带来的乐趣外，跟随父亲外出行医偶尔所见到的惊悸场面，使他开始思考生与死的关系，尤其是1928年父亲的自杀，对他的心灵产生的震动更是巨大而深远，父亲留给他的那把猎枪使他常联想到死亡。
如果说，川端的父亲之死不如海明威的父亲之死所提供的画面那样清晰，那么，母亲与祖母匆匆离世把他留给眼瞎耳背的祖父相依为命的凄凉与悲哀、寂寞和无聊却再也不是模糊的了，尤其是祖父的去世，强烈激起了他感情的波澜，对那颗脆弱的心的创痛是深切的，他日后在《致父母的信》里写道：“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里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怖吧。”他情不自禁地悲叹：“我自己太不幸，天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17)]从此他飘泊无着，只好寄住亲戚家中，此间也不时遇上亲戚的葬礼。川端的童年没有幸福、欢乐，没有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父母爱和亲人爱对他来说是非常空泛而抽象的，相反，死亡的阴影不断出现在他的周围，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不时挟着寒意袭来，使他小小年纪就有种“早逝的恐惧”，甚至终生都被这种恐惧所困扰，以致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嗅到死亡的气息。”关东大地震和两次大战，使已经成年的川端康成对死亡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在创作中不断表现之：秀哉名人（《名人》）在棋艺大赛中完结了生命；行男（《雪国》）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叶子不幸葬身火海……。川端之所以为主人公设置这样的结局，完全出于他的审美情趣。他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死是生的延伸，因此，秀哉名人专心致志于探讨棋道的艺术，虽然生命垂危但达到的是一种忘我境界，充分表现出艺术的极致就是死亡；叶子不仅人长得美，清澈得近乎悲戚的声音也美，就连她的死亡也是一种美，在川端看来，叶子的死并非彻底的死亡，而是“内在生命的变形以及那变迁的过程”，“死就是生”。在作者笔下，火灾充满诗意，地上洁白的雪景，天上灿烂的银河，衬托着火花的飞舞，构成一副美丽的画面，而置身其中的叶子是超越死亡的生命象征。川端的这种美学观，常常超越他的文学虚构而支配到他的生活方面：他目睹祖父孤独的死去的悲伤和丑陋，目睹关东大地震和广岛、长崎原子弹造成的灾害，所以，即使在他病危的时候，他也不愿让别人到房间里来，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死，企图在死后保持“灭亡美”的形象。因此，尽管他对自杀一向持否定态度，认为“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杀。可以说，川端的自杀是他全部生活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的最高体现，表现了他想从死中唤起对生的感觉，从死中重新开拓生，从而延长自我的精神生命的企图。加藤周一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自杀的定义是：面对迫近的死的形象来维持生，这是正常的……”。川端的自杀，既反映了这种日本传统文化的心态，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禅宗：“生死不灭”的轮回转世观念。川端康成视“佛典为世界最大的文学”[(18)]，并怀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把经典“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实现了他在“文艺殿堂中找到解决人的不灭，而超越于死”[(19)]的希望。
海明威的生平和著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就是自杀。他的作品描写的大多是战争、斗牛、狩猎和拳击，这些充满暴力和鲜血的场景几乎总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死亡意识是巨大而无法逃避的，它几乎笼罩了海明威的整个世界。因此，无论是在他的创作还是在生活中，读者时刻都能感受到死亡的存在。
尼克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他一生中的许多主要事件与海明威的生活密切相关，他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暴力和死亡上。《印地安人营地》中尼克的经历便体现了少年海明威对死亡的幼稚思考。尼克的父亲是位外科医生，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一把大折刀为产妇做了剖腹手术，当孩子降生时，躺在上床的丈夫因为不堪忍受妻子分娩的痛苦，用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致使目睹这一切的尼克百思不得其解，产生了困惑：“他干吗要自杀吗？”“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呢？”“死难不难？”从这一连串的疑问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已从印第安男人之死想到了自己，死亡的恐怖开始侵袭了他的内心。在《三声枪响》中，尼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早晚必死，为了驱逐心理上的恐惧，他朝天连开三枪。尼克是后来典型的海明威主人公的雏形，《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以及《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身上，都可以找到尼克的影子。由此可见，不了解尼克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明威。经历一次大战后，死亡的恐怖日夜折磨着海明威，使他无法安宁，这种痛苦的心情在他的创作中有大量的反映：战场上横卧的尸体使尼克不断陷入精神错乱，任何思想活动都会使他想起死亡的恐怖（《大二心河》），死亡是那样冷酷，它毫无情面地带走了多情善良的凯瑟琳（《永别了，武器》），它又是那样不可冒犯，甚至连身材魁悟的拳击家也不得不躺在床上，万般无奈地等待着它的到来（《杀人者》）。
海明威一生多次遭大难而不死，他到非洲狩猎，因飞机失事两次被宣告死亡，他亲自读过关于他的死亡的讣告。一方面他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一方面他更真切地体会到“死亡临头的气味”，因此，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他不仅借比拉尔之口写出了死亡的气味，而且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中进一步写出了死神的形象：它象一条呼呼喘着气的鬣狗，发出令人室息的声音，把全部重量都压在了哈里的胸口上……。在海明威的笔下，死亡的意象是丑恶的，但在他的思想中它代表的却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时刻都遭到海明威内心深处那种“男子气概”的强烈反抗。在《死于午后》中他曾表示：“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感受到在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的反抗。”海明威从不甘心做失败者，他的一生都处在这两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中，结果往往是后者战胜了前者，因此，他笔下的“硬汉子”们都毫无例外地对命运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尽管他们可能被打败，但决不能被打垮，一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那样，照样安睡，照样梦见狮子，因为狮子是勇敢和无敌的象征。从美学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而海明威的潇洒就在于他选择了崇高。海明威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在去世前的那些日子，尽管他早已浑身是病，但他仍坚信他能战胜死神。在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后，他还是做了自己的主人——把自己最喜欢的镶银双筒猎枪插进了自己的嘴里。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明知道教规禁止自杀，自杀是对上帝特权的侵犯，但他还是违犯了上帝的旨意，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他要向人们证明的是：死亡并不能征服他，它只是借助了海明威的力量才达到了目的，海明威的自杀是一种力量的选择，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写下的卓越的句号。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海明威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权力意识比死亡意识更为强烈，所以，虽然海明威死了，但在死亡面前他确实成为胜利者。
行文及此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够从美学意义上来把握川端康成与海明威的死亡意识，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自杀和选择自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位作家晚年的社会生活的失意，给思想上带来的是更大的苦恼、孤独和空虚，也导致了他们文学创作才能的衰颓、枯竭和变奏，在文学创作上走向死胡同也是生命力即将完结的一种前兆，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一只手臂》等所表现出的虚无、颓废色彩和变态性欲的描写，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倒退；而海明威的小说《过河入林》在创作上的失败，无疑也在散发着挽歌的气息。
总之，对于战争、女性、死亡，川端康成与海明威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但是，由于作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特别是由于哲学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这种个性的差异在创作中势必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也可以说，这两位生死同途的东西方作家在创作上的个性差异实际上也是东西半球的民族性差异的表现。
注释：
①③④《哀愁》，《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第391页，第392页。
②《不灭的美》，《川端康成全集》第28卷，第380页。
⑤⑥《抒情歌》，《日本的文学》第38卷，第436页。
⑦《雪国》漓江出版社，第84页。
⑧(11)《川端文学——海外的反响》，《国文学》第15卷，第3期，第133页。
⑨《女性的气质》，《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第178页。
⑩《自著序跋》，《川端康成全集》第33卷，第588页。
(12)(14)《海明威传》，〔美〕库尔特·辛格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第165页。
(13)(15)(16)《海明威传》，〔美〕杰弗里·迈耶斯著，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33页，第475页，第432页。
(17)《十六岁的日记》，《川端康成全集》第2卷，第40页。
(18)(19)《文学自传》，《川端康成全集》第33卷，第87页。
（责任编辑：孙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