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互联网技术使这一属性问题性地凸显出来，成为须予求解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传播是域与非域的场域，它的场域性体现为阐释、转化与批评交互作用的融合创生过程，文学由此产生意义，并在生成它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文学在传播中生成，包括互联性生成、非线性生成、综合性生成。文学传播对文学具有场域性模塑作用，由此，传播成为文学的传播，文学成为传播的文学。
关键词：文学 传播 场域
作者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110136）。
无论把文学理解为文本还是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基本事实，即文学需要传播。网络科技的生活化产生一种传播扩张的冲击力，似乎一切都关联传播，都成了传播，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避开被抛入传播激流之中。其实传播一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并随时发挥作用，包括对于文学发挥作用。互联网不过是使这种作用尖锐地显露出来，又在传播这个名目下得以集中。这种情况体现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理论问题便随之而来——此前它存在着但并未问题化因此也未尖锐化——传播是如何对文学发挥作用的。
一、文学传播的域与非域
域是一个具有边缘性的空间概念（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可分为地域、疆域、区域、领域等；域的边缘被界定于人的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文学传播之域，就是基于文学传播的实践交往属性及精神活动属性进行的领域性边缘设定。经由这一设定，文学传播进入文学与传播学相交叉的理论视野，研究也才可能超越零散的个别现象而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上展开。传播总是域性的传播。传播不同于传媒，传媒是传播的递质，传播是传媒的功效。把某种可以产生影响的东西由此至彼地送达从而使之形成影响，各种不同的对传播的解释其实讲的都是这层意思。传播的域性，使不同的传播疆域有不同的传播规定、不同的传播技术手段、不同的传播特点。当下有一种万物皆媒的说法，甚至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其实万物皆媒历来如此，因为大千世界并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存在就是联系，联系就有被联系的媒介。鸟是树的媒介，树也是鸟的媒介，你通过树发现了树上的鸟，或者你通过鸟的飞落看见了树，它们都是你张望的媒介。万物皆媒的合理性在于它道破了一个早已如此的万事万物彼此关联的事实，这个事实被互联网的功效带到了人们张望的视野中。
媒介可以分类，是因为不同媒介有不同的传播域，有不同域的传播功效，传播不同的东西并产生不同的影响。车辆是交通媒介，商场是购物媒介，医院是救治媒介，互联网是信息媒介，它们都有各自场域的传播功效，也都有传播属性。那么，文学的传媒域是什么，它的功效又是什么？概括地说，一切使文学得以传播的都是文学的媒介，文学创造者、言语接受者、文学讲述者、文学阐释者、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等，他们对文学都具有使之域性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功效。这里的复杂性在于，这众多充当传媒的活动者同时又是文学的生产者，他们在文学传播中生产，又在文学生产中传播；他们不仅是群体性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具有文化差异的群体、具有知识差异的群体、具有职业差异的群体、具有性别差异的群体、具有民族差异的群体等。他们把这些差异带入文学传播，并因此引入文学的创造、接受、阐释及批评。这既使文学传播成为因文学而划域的传播，又使它成为与文学相关联却又并非文学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域外即非域传播。域与非域，是文学传播应予探究的域性特点。
互联网时代对于文学传播的域性进行研究，涉及一个理论研究方法，即此前早已存在的事实状况由于尚不存在被理论关注的条件因此无法作为理论范畴（问题）提出，但在进一步的实践发展中，提出这个范畴进而进行研究的条件已经形成，站在这个基点上，通过条件提供的具有规定性的某些东西，来反思所要研究的那个范畴；或者换一种说法，用后来发展了的现实状况思考先前的事实状况，这种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便提到这种方法，并且通过他的研究运用并证明了这种方法。他分析了先前社会很多只是征兆性的东西，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高级发展阶段，已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因此才可以被更充分地研究。为此，他举例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进而，他从范畴研究的角度阐发说：“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反映社会发展的范畴随社会发展由简单而至于复杂，研究者则进行着由复杂而至于简单的思维。由此可以看到，用后来发展了的更有充分意义的特征性的东西，对先前便已存在、当下才作为问题提出的征兆性的东西进行思考，具有方法的合理性。
因此，在网络传播日益普遍的情况下，更能见出传播特性的网络文本研究成果可以用作打开文学传播总体性的钥匙。美国学者尼娜·韦克福德曾援引安纳达·米特拉和埃利西亚·科恩提出的网络文本的六个特点：“其一，由于链接的出现，这种文本完全是‘互联文本’（intertextual）；其二，它没有多数的常规文本所具有‘线性’特点；其三，读者变成了作者，因为他可以积极地选取点击哪个链接；其四，网络文本是多媒体文本；其五，它可以在全球范畴内传播，虽然这会受到语言及接入障碍的影响；其六，由于网络上文本、文件和文名的瞬时性或非持久性，网络本身也显露出这些特点”。固然，网络传播的这六个特点现在看来已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并不影响把它们用于文学传播的域性研究时，可以打开此前不自觉阶段的浑然遮蔽，从而使其中的意义得到澄明。
第一个特点，链接导致互联文本的传播。链接是指超越各种时空界限的多重传播渠道的搭建，在如此搭建的传播渠道中，所传播的东西成为多重传播渠道互联互动的东西，亦即“互联文本”。文学传播从社会传播角度说就是“互联文本”的传播，尽管在互联网技术之前并没有那么多重的传播渠道及传播互联，但这种量的差异不影响二者是同构的。如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空间理论建构，就已经涉及文学传播的互联互构情况。福柯于20世纪70年代在传统延续的时间模式中发现了被架空的互联空间，认为这样的空间不是景观性的而是权力监视的关系性的，在监视的空间中充斥着相互作用的力量。由此，他建立起充满生机的新的时空模式，并很快便成为西方理论的显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着眼于空间互联理论的文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显现活力。文学空间作为充满交互力量的社会空间的投射，表现出对地理学标志的“领土地图”和“图表绘制”的关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对现代小说和散文传奇的比较中，对传奇的互联“空间”进行揭示，强调其中的“强烈的地方性”和“地平线”的“旅行行程”的特点。文学生产及传播的时空问题的提出并被关注，透露出西方学术界面对当时文学传播状况形成的压抑感及由此产生的拓展互联传播空间的期待，这可以看作后来的互联网思维的奠基期。澳大利亚学者保罗·卡特用空间理论研究莎士比亚诗作，则进一步揭示出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差异性。超时空链接的“互联文本”，是以其空间性对于时间优先的传统叙事进行消解，通过消解，把原本束缚的空间释放出来，空间展现的各种复杂关系也随之释放，由此进一步被释放的便是文学传播的巨大自由，这是因为 “互联文本”释放的空间与它的传播和接受空间具有直接的互构关系。
第二个特点，传播的互联文本的非线性。非线性已是互联网传播尽人皆知的特点，它通过网络社会的互动，最大化地实现着传播的非线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传播游戏，并使传播改变方向与路径。非线性相对线性而言，延续性、关联性及确然性这类必然性的东西都是存身于线性中；而非延续性、非关联性及非确然性，这类偶然的阻断、叉分与交错的东西则存身于非线性之中。在传统传播中，传播渠道的确定、传播对象的定位、传播效果的预期、传播过程的操控，都使线性传播具有主导性。其实，非线性是早已有之的文学传播常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接受，并且按自己的接受进行文学传播；同时，不同人的接受与传播，既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彼此延续的。在此前以线性为主导的媒介及传播中，非设定性与非延续性常常被媒介及其传播进行某种筛选、概括与整合，从而使之线性化。以概念的逻辑运作为范式的文学理论具有抽象概括的特性，这使它必然地对文学接受与传播的非线性的多元多向进行普遍性提升，进而使概念得以明确，非线性难以被如是的理论所关注。非线性问题后面还要提到，此不赘述。
第三个特点，读者与作者身份互换。这是互联网传播带来的身份自由，这种身份自由不仅是个人选取点击链接的自由，如安纳达·米特拉和埃利西亚·科思斯基于互联网先期情况所说；而且，这种身份还可以直接改变传播的信息，重新创造接手过来的信息，这就是所谓“比特叙事”。其实，作者与读者身份的自由转换一直是文学活动的实际情况，只是在传统的写与读、读与说的传播中打上了明晰的分工烙印，因此形成身份围墙；不过，可以穿越的门仍然敞开着。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作家都是由先前的读者变身而来，他们能够穿墙而过也就完成了变身。就文学的创造属性来说，只要接受者在进行文本传播，他也就必然在进行创造。互联网的身份转换，只是把读者与作者的身份转换由自我的随机性变为简单的技术操作性。
第四个特点，传播文本是多媒体文本。多媒体是互联网时代对于公众传媒多重功能的一种提法。实际上，传媒就其由此及彼的送达属性来说，此前也是多重功能交织一身的，所谓万物皆媒多数属于这一类。传媒也有专事传播媒介的，如电视、报纸、广播等，通常说的媒体，主要指这种媒介。网络特性的多媒体概括突出了不同媒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作用使先前的每一种专业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都成为交融其他媒介的媒体，同时，它又为其他媒介所交融。哪个媒介能顺应这种情况，充分融合其他媒体却又不失自己专业所守，哪个媒介就乘势发展，否则，便因不合时势而风光不再。这种多媒体融合传播的情况对于文学传播而言，同样是大势所趋。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传播而存在，多媒体运用之所以在媒体界限分明的时期难以实现，这里既有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也有文学本身的局限，包括文学写作的专业化所限、文学批评的专业化所限、文学阐释的精英化所限等。但这不等于说此前的传媒就不是多功能交织的，在传统媒介中诗配画、诗配曲并不少见。应该说，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打开了传媒间的界限也打开了文学传播的局限，多媒体传播的前景在文学传播中生动活泼地展现出来。
第五个特点，全球性传播。这是指传播广度在互联网时代的无限扩大。广泛传播的需求一直是文学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发展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说法，便已揭示了文学的社会性与世界性。但文学世界性的实现需要多种现实条件，互联网提供了信息全球性传播的技术支持。尽管如此，真正的全球化，包括文学全球化，绝非仅仅技术支持就能实现，而是有待实现的漫长过程。不容否定的是，全球化实现的文学传播的社会指向，在互联网的传播中，被更有力地予以实现。
第六个特点，即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效果，此处基于互联网的实际情况，强化了传播的速效性。速效有两重含义，一是很快便见出传播效果，二是这很快见出的传播效果，也很快便淡化消失，并被新的传播及效果所覆盖。互联网带来传播效果的非预设性，虽然这种非预设性通过各种控制方法及技术手段可以一定程度地克服，但非预设的偶然性仍然存在。这类效果非预设性可以用风暴中的海浪起伏进行比喻。海浪被暴风鼓荡，猛烈翻涌，相互撞击、破碎、融汇，又掀起新的波澜，很难说得清楚这道波浪是否与下道波浪融汇为更大的波浪，也很难说清它能否会消融得无声无息，被其他风浪取代。文学传播，当它前面提到的种种特性被互联网激发，传播的速效性便会从此前传播效果的总体性中释放出来。其实，传统的文学传播也并不乏速效的情况，只是由于那些速效的作用常常被某些社会群体性包括意识形态性、趣味性、时尚性、趋向性的东西所掩盖与消解，因此未能在传播中以更昭显的方式发挥作用。不过，它们往往又会作为某种创生力量在掩盖与消解中积聚，并以新的动态、新的流派等方式突发出来。在这里，隐藏着文学新风格及文学新潮流得以生成的秘密，它在互联网传播的速效特色中得以彰显。另外还有一种效果也需提及，就是速效中的长效问题，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用“内在逻辑”的说法谈到这个问题，即社会本身的内在逻辑规定着很多看似变动不居的东西，往往又是具有深层延续性的东西。
二、文学传播的场域融合
文学的传播场域，以文学为中心并使文学得以传播，它是对互联网大环境所揭示的先前即已存在的文学传播状况的总体概括。不过，在这个空间，文学场域以文学为中心又不止于文学，它四面八方地弥散开去，进入文学域外的社会生活，进而又由域外返入文学的域内。在这样的域与非域（域外）的域性中分布着各种介质，这些介质都可以有众多属性，因此可以进行不同分类，划入不同社会领域，但在文学传播这个场域中，它们却都具有传播文学的共性。这类文学传播的共性又因介质本身情况而异，是各种情况在传播中的融合。文学传播的场域性融合，可以进行阐释、转化、批评三个要点的分述：
1.文学传播阐释
文学在阐释中传播。文学阐释是文学意义的开掘，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创作、接受、批评、阅读、讲述、艺体转化等，均可以进行阐释，它们均有各自有待发掘的意义，又均有相互作用而生发的意义。通常谈论阐释，多集中于文本的语言阐释，或者阐释文本的语言，却忽略了对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阐释。这导致阐释对象及阐释功能的萎缩，比如网络小说的阅读、80后作家群的崛起、红色经典的价值变化、古典名著的电视改编等，这些都不是文本而是文学活动或现象，它们不同程度地弥散到文学非域中，但又都有意义可供阐释。被称为新主流电影的文学剧本《战狼2》《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等，它们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好评，其重要意义与其说是文学艺术的，毋宁说是国家意志与社会实践的。
意义是一个关系概念，即什么对什么产生了作用，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作用等。什么对什么讲的就是关系，因此意义的开掘离不开产生意义的关系。西方有些学者强调意义的语言研究，认为意义被语言所规定。如格雷马斯，他在语言与对象的关系中看到的是语言取代关系从而使关系被语言规定的必然性，他对这样的必然性进行了求解数学问题式的严格研究。但实际情况是语言意义的封闭性总是在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中向现实敞开，语言使用者是他与语言关系的确定者，他确定该如何使用语言，使用怎样的语言；而这种关系的不同确定，便语言性地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关系凝固成概念术语，固然使这些术语因其约定俗成的通用性获得相对确定的含义，并且表达相对确定的意义；但问题是并非有一个确定的意义等待确定的语言去表达，而是人与语言的关系生成着意义，进而诉诸语言表达。而且，意义不等同于语义，意义还包含着语言所指之物对于语言使用者的作用或价值，这是一种关系评价。文学阐释既要把文学中见诸语言的潜在语言揭示出来，又要把见诸语言的潜在关系作用或关系评价揭示出来。
从文学阐释论来看，张江教授在文学阐释学研究中开拓性地提出“公共阐释”这一概念，把阐释置于历史延续与公共交往，进而提出阐释的社会关系属性及文学交流（传播）属性。他指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生成与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他确认阐释是公共理性活动，“公共理性呈现人类理性的主体要素，是个体理性的共识重叠与规范集合，是阐释及接受群体展开理解和表达的基本场域”；他所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共识重叠与规范集合”，都是一种场域性的文学传播效应。这是文学阐释论对于文学传播论的有力的理论支持。
2.文学传播转化
文学传播过程并非由此传彼的直达，这里有增值有减值也有变值，是由传播过程的阶段性及不同阶段、域与非域的不同线索交叉互构及交互作用规定的。在互联网凸显的传播关系引起关注之前，文学传播常被简单理解或者同一化理解，其结果便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由于其间的操作意识未被纳入主体考虑，而导致意义问题的无法对待。此处说的“操作意识”，就包括传播的过程性转化意识。
文学传播，从传播学角度说，起码发生了三个编码程序，即信源编码、信道编码以及信宿编码。信源编码，这里要注意区分本源的文学创造与本源的文学传播。前者是文学产品的生产，它生产有待传播之物；后者接过这已然生产出来的有待传播之物，为之进入传播而编码，亦即使之获得初始传播形态。信道编码，是信源编码进入信息传播渠道，按照传播渠道规定所进行的传播编码，信道编码在信道的网络交互作用中进行。文学的信息传播渠道始终是多元的，信息的个体选择性、选择自主性以及相互交叉性形成信道网络化。信宿编码，信宿即信息归宿，亦即信息经由信源与信道而被指定的信息接受者所接受。信宿所接受的不同于信道所传播的，在接受者这里，他要把得于信道的信息编码再次编码；而且，因为信宿（接受者）有着不同的接受需求或接受目的，这不同的需求与目的形成不同规定，由此产生合于不同规定的信息接受编码。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及信宿编码，构成文学传播的程序性的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递次展开，传播便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另外的彼。前面提到的非线型的、多媒体的、世界性的、速效性的传播的“互联文本”也便因此成为文学传播的普遍形态。
传播编码的三个过程，同时也是具有内在逻辑的过程，在被规定的逻辑过程中，文学传播发生着不同过程编码的转化。在信源编码阶段，传播者的信息与进入信道的编码，接受着传播的第一重转化规定，即进入传播的信息来自具体的文学对象。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学现象抑或文学事件，它们都具有原发的意蕴或者意义。这意蕴或者意义可以是原创者主观心理的，也可以是客观的，这客观性源于对象本身产生时彼时彼地的时空定性，以及它得以发生的历史规定性。固然，这种时空定性与历史定性由于时空与历史已然过去，因此可以产生众多解释，但它仍然具有主观心理性或者客观历史性。
3.文学传播批评
传播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属性，批评为着传播并在传播中发挥作用。从传播角度思考批评，则关于批评的一些新东西便显现出来。
第一，传播构入批评且规定批评。西方批评界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对文学批评功能作出相似的阐释，即文学批评对于文学是一种光照。其一是美国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他认为批评是对于艺术创造者的心灵之灯，它代表了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其二是法国文学批评家伊夫·塔迪埃，他把批评比作灯塔：批评照亮了以前的作品，它是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这两种光照的说法都是批评的隐喻，所隐喻的便是批评的传播功能。无论被光照者是文学创造，还是文学作品，都是文学的批评的传播。创造者明朗了，接受者澄明了，他们都接受批评的引导。
根据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活动的四要素结构，可以对应性地概括出批评传播的四要素图式，即批评者、接受者、作品（活动）与世界。通过这四个要素，批评传播图式与文学活动图式达成同构。对此予以解析，则其一，文学批评是发生于世界总体性的批评。这世界总体性是建构于历史延续性与客观现实性的精神总体性，现象学称此为纯粹意识的一般结构。其二，在这一世界总体性中，批评与批评对象建立批评关系，批评对象不再是孤立的批评对象，而是世界总体性的批评对象，因此被世界总体性规定，批评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世界总体性规定的关系，批评在这样的关系中主体化。其三，世界总体性中的批评与对象的批评关系，通过批评面向接受者展开而获得批评的传播属性，这属性由接受期待与批评期待相互作用地构成，并经由批评的主体性思维落实于批评文本与批评活动。由此，批评与对象的关系通过批评与接受的互构性的传播之维，而实现于对象。来自批评的光照，不仅光照着对象与接受，而且光照批评置身其中的世界，又被世界所光照。
第二，批评对象是批评传播的先在规定。这一规定性分别产生于对象本身状况、对象所由发生或者所由创造的环境状况，以及对于对象展开批评时对象的传播状况。这三种状况都是外在于批评者的，因此属于批评者须把自己置身其中的规定。对于对象规定的置身决定着批评的理解程度，由于批评是理解的批评，因此它又决定着批评的质量与效果。因为任何对象都是发生于特定环境的对象，环境不仅是构成对象自身状况的根据，也是构成对象当时产生的意义的根据。黑格尔谈到反思的历史时，特别强调了时代状况的历史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并非对于对象的外加，而是对象自身的，具有环境的自身性，对象只是环境的行动性与决定性的落实。伽达默尔谈到诠释学经验理论的基本特征时提出一个“效果历史”原则，它注重对象研究的前在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是接受的历史，又是历史接受对于历史有所引导的历史。
第三，对于对象的理解是批评传播的现实规定。不仅传播的当下性影响着批评的当下性，批评的当下性也影响着传播的当下性。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当下性，无论具体的批评与传播，还是场域性批评与传播，都通过对象的当下理解发挥作用。参与、了解、体验、阅读，是达成对象理解的行为，不同文学对象形成这类行为各有不同的侧重或差异。赫施曾谈到批评的理解在批评者、作者及对其他成品的阅读经验间的关联性，这种说法揭示了理解过程中发生在理解者自我精神活动中的综合性，即不仅理解者的理解行为直接地作用于对象从而形成理解的总体性的精神活动；而且，他对于作者见之文本对象的创作个性，他对于其他类似作品对象的接受经验，也都伴随理解的现实过程，这就是理解的交往对话。胡塞尔曾谈到理解这一意识现象的现实性问题，将之区分为“构成的理解”与“原初的理解”。“构成的理解”即当下进行的理解，它进行于持存的“理解的诸内容”以及“理解诸意向”的“呈现的统一性之中”。胡塞尔对这种当下理解的时间性论述，可以佐证以上阐发的批评理解的传播性构入。
三、文学传播的意蕴生成与意义生发
文学传播是一个在各方面力量的递推中使文学信息由此及彼地发出、传递、到达与接收的流动过程。这个过程是程序性的，前面提到的阐释、转化、批评，都是这个程序的要点性环节。这类环节在传播过程中综合为一种域与非域传播的场域作用，使传播得以实现。此处要提起注意的是，文学的程序性传播是由A及B的A>B、A
第一，互联性生成。互联性生成的前提是非共源传播的存在。非共源传播指相关文学信息由不同信源发出，不同信源信息发出的频点越高，发出信息的不同信源越多、越密集，则互联生成的信息量就越大。各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座谈、学术成果交流，以及信道及信宿的多元化多样化，这是互联生成的必要条件。互联网传播的广泛与活跃，使文学传播的互联生成获得了空前广度。
互联生成是非共源信息的相互作用，包括域内外不同信息的干扰作用、交叉作用、碰撞作用、接纳与排斥作用及融汇作用等。在这类作用中，不同信息量可以以单元方式、疏密方式、束结方式被递推传递并不断增减。这种不断增减的信息又具有随机性。一些信息学家如哈特莱、申农等，曾提出不同的信息度量方法。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到的“随机过程的大数定律”“公度性阐释”，及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中提到的“正态分布”“阐释方差”，尤其是他创造性地勾画出的正态分布“钟型线”，使长时间被视为具有非统计学性质的文学传播信息量的生成状况获得了量化根据。当下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则使文学传播信息生成的量化统计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性。
第二，非线性生成。多源交汇的互联生成是非线性的。如前所述，这种非线性一直存在，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只是让它作为文学传播学的问题被提出来。非线性相对线性而提出。线性关系在思维中体现为内在时间现象学所说的连续性与延展性，在直观中体现为共体关联性，在逻辑上则体现为总体规定的因果律、递进律、转化律及矛盾统一律等。非线性与线性的上述方面相反，非线性现象不合于历史展开、社会发展、思维逻辑的常态。这类现象在任何领域都经常可见，其实只要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在人们没有把握其总体状况或延续状况时，它们便被视为非线性现象。不过，真正非线性的事情并不多，因为这个人类社会与人类世界，尽管是无限多元的，但大多数元都各有其宗各有其序各有其络，都可以做线性抽象。因此，这里说的非线性主要是就现象见于一时的直观性而言。
第三，综合性生成。文学传播的生成是互联性的、非线性的，乃至多元性的，包括阐释、转化、批评，都发生作用于综合性中。综合性，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属性，而中西哲学的共性在于凡是哲学，其真正的研究对象其实都是精神世界。中国的浑融哲学、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哲学、中国当下汲纳二元论而阐发的传统哲学，以及西方通过后现代解构而建构的交往生成哲学等，都是在说精神世界的事。由此，这里所说的综合性便是相对于精神活动的综合功能，它是人脑的有机整体性的功能，它综合于人的大脑。多种信息的人脑综合，乃是人脑的自发功能，知觉整体性就是这种自发功能的知觉体现。但人脑的综合又是指令性的，即黑格尔所说的思维的目的性综合，海德格尔称此为目的性筹划——经由思维筹划，那个作为综合的意图性的东西便自行站出来，站到综合性识认的位置上。思维自发的综合、思维的目的性与筹划性综合，都综合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精神世界。对于文学传播学，上述种种多元性生成，便也都综合地生成于文学传播的精神世界。一个文学文本、一种文学现象，它们进入文学传播，与文学传播相关联的方方面面便都被文学传播世界所综合。因此，文学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传播综合的过程。
第四，问题判认的意义生发。文学传播是问题性的，问题又是结构性的，它产生于社会生活结构与文学结构的交互作用。阿尔都塞从社会结构角度揭示理论问题提出与求解的根据，确定理论研究的问题性指向，具有文学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较早从传播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的是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他们提出文学的传播效果是其他领域的传播无法企及的，这是对选择的语言成分进行系统化“凸显”的效果，如诗歌语言造成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这种说法提高了文学“媒介”本身的地位，开启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先河。此处要强调的是对文学传播产生“凸显”效果的原因，梅洛-庞蒂曾提出关注的“可理解结构”，从心理学“优势兴奋中心”理论看，形成关注的“优势兴奋”总是源于某种“问题性关注”，而之所以引发“问题性关注”，是在关注中发现了对象的“可理解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识别的“对象的一种新方式”。传播以其问题性关注的语言表述，揭示见于文学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从而使文学传播成为社会传播以及使社会传播成为文学传播，这本身便关涉传播的意义生发。不同的问题性传播在公共交往中彼此链接、相互作用，成为“互联文本”，由此编织文学传播的脉络。
四、场域性传播的文学模塑
铸模技术的普及使任何精雕细刻的造型产品都失去了原创的孤本价值，被模塑的产品以批量的生产打开了商品市场的通道。其实，模塑现象一直是人类生存的普遍现象，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是被模塑的。原始生态环境模塑原始人的行为，家庭模塑着孩子，妻子模塑着丈夫，学校模塑着学生。这种模塑与被塑情况类似于博弈论的博弈格局，博弈甲方的每一步格局变化，都会引起乙方的对象性变化，博弈论称此为“激励格局间的相互作用”。就文学传播多元多向参与的互联性而言，这样的格局当属于“多人博弈”。文学传播任何一个要点环节传达的信息，如阐释信息、批判信息等，都会以传播与文学相博弈的“激励格局”的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而导致文学的对象性变化。场域性传播对于文学的模塑，可以由文学的历史演进获证。海德格尔在分析“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的基本机制时，提出“在之中”的说法，即什么被置于什么之中，则前者必被后者所作用与规定。他强调说：“‘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而是一种“依寓于”的生存论环节。“‘依寓于’这一生存论环节决非意指摆在那里的物现成共处之类的事情。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他把这种因“在之中”而形成的存在状况表述为“只要此在存在，它就作为实际而存在着。我们把此在的这一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际性。”海德格尔对“在之中”的“此在”的“实际性”的说法，正可以用于传播模塑文学的理解，这种说法道出了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对于“在之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模塑的一般性。传播，作为域性文化活动，它依寓于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社会生活系统之中，从而获得被后者模塑的“实际性”；文学作为文学活动依寓于文学传播的场域中，也因此获得被域性文学传播所模塑的“实际性”。
以中国诗歌为例。中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这是一种变化的延续，传播是模塑着诗传统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传统诗论中，“诗言志”是诗的原初规定。初提“诗言志”这一说法的大约是《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虞书·舜典》）。由此提出诗、歌、声、律四个关于艺术的简单范畴，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因此各有自己的标准，同时，它们又相依而在，构成当时艺术活动的总体，即诗见于歌、歌见于声、声见于律。“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是讲乐，乐是诗歌声律的综合，它们可以分别习之，但都须综合赏之。这就是所说“诗乐舞一体”。“诗乐舞一体”既是诗的传播形态也是乐的传播形态，当然也是舞的传播形态。当这种传播形态进入目的性自觉，它便因礼而用。徐复观称此为“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至此前溯，如古代尧舜时代的“诗乐舞一体”，它为劳作所用，为民生所用，自然合于劳作与民生的天然之道。这里有生态的根据，有远古时代人际交往的根据，有原始宗教延续的根据，也有世俗心理的根据。这便是模塑，是因礼而“诗乐舞一体”的传播形态，对于“诗乐舞一体”的艺术形态的模塑。从“诗乐舞一体”的“诗言志”的根据看，“诗言志”的概括，“志”便是天道人道的统一，是由诗之艺道所见出的天道与人道，这是孔子“志于道”之说的由来。因此，诗言志，亦即诗言道，诗因此有了艺之用。但自先秦以降至于秦汉，“诗乐舞一体”的传播形态逐渐解体，天人合一的礼道关系也因此“礼崩乐坏”，诗言志的“道”的形而上范畴被消解，诗便逐渐走向言情言意言性言事的世俗场景，音律技巧等形式化的东西也因此成为诗的历史演化的现实。因此，中国诗的这种由“志”而致“情意性学”的变化，乃是诗的传播形态由“诗乐舞一体”、礼道一体向诗乐舞分立、礼道解体转化的结果。很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传播模塑文学的文学史例证。
西方振发于文艺复兴的文学同样是文学传播的模塑。在西方，对于文学的理解一直是文学传播的理性根据。对于文学功能的理解，是文学传播的社会根据，对于文学接受的理解，更是文学传播效果的根据。文学传播在这样的理性根据、社会根据及效果根据中组织着传播过程。其间，随着媒介多样化发展，文学传播有了更广阔的空间；随着科技发展，文学传播有了更多元化也更细分的渠道；而随着公共领域在生活中的普及与扩大，文学传播有了互动变化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生活理念、知识理念、哲学理念、文学艺术理念等均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情况综合地作用于文学传播，文学传播又以此模塑文学。于是，西方曾辉煌灿烂的现实主义，曾被压抑、失望但又不甘沉沦的现代主义，以及呼唤否定传统、注重多元发展、消解权力中心、实施理性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便通过文学传播而综合地作用与影响文学，被传播所模塑的新的文学样态与格局也便不断出现。这种模塑力量，就是詹姆逊所寻找的文学变化“从中产生的环境的逻辑”。
此外，在历史延续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传播对于文学模塑，通常以突发样态体现出来。它通过文学之外的社会实践层面向文学发力。对于文学，这便是游牧哲学所说的“域外之力”。“域外之力”通过语言、通过行为，通过哈贝马斯所说的“以言代行”或“以行代言”进入文学传播场域，它与文学的系统之力相互作用，并为之赋形，由此，实现着传播对于文学的模塑。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