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50年代以来，在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中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至今仍受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 这些批判理论在探索哲学语言的过程中，着眼于新思想潮流，批判了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概念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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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许多着名思想家团结起来的，主要流派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派、波兰哲学人文学派等。 它是20世纪初期，特别是50年代以来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出现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至今仍受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注。 这些批判理论在探索哲学语言的过程中，着眼于新思想潮流，批判了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概念和命题。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侧重于“实践存在论”
实践命题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对实践的人性、社会性、审美性进行了理论思考，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实践概念的深刻诠释。 实践不仅具有事实性描述性概念，而且具有价值意义和规范性概念——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青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保护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同时，开展了现代哲学思潮与文艺思想的深入对话，形成了实践概念的多维推进。 它在对实践人类存在性、历史关联性、价值规范性等维度的理解中开展了理论结构和语言解释，给实践范围带来了复杂意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人的实践不是形而上学的宏伟故事，而是体现了日常生活和个人的存在价值。 因此，“实践存在论”、“反映论的批判与重构”、“存在向其转变”、“审美现象在这里的分析”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维度。 这种新的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进入具体感性的历史存在，形成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刺激，现实的经验诱发了实践哲学在理论上的新可能性，理论证实或质疑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符号学
立足于东欧深厚的语言学理论传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鲜明的语言学转换，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多维探索。 因此，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了具有独创性的一系列语言范畴和理论命题。 例如夏夫的“马克思主义交际符号学”、马尔科维奇的“辩证语义学”、哈勒的“交际语言理论”、马克思的“历史语义学”、鲍曼的“文化符号学”等。 这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范畴，在批判性地吸收从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理解人的符号和语言。 同时，这些范畴也大大丰富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态，锐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武器，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创造性和生命力。
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最早最有效的发掘语言学、符号学思想家。 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立足于波兰语义学研究的传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概念和语言，系统地批判了波兰的伊图克维茨( Kazimierz Ajbukiewicz )的“彻底的约定论”。 因此，沙夫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语义学的范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语言哲学与认识论的融合。 在此基础上，他研究的“从意义上学习政治符号学”变革，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作为马克思主义意义哲学的交际符号学的构建而突出。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的意义理论值得关注。 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欧美语义理论展开系统批判，同时充分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因素，从社会实践中构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征的辩证意义理论。 在匈牙利，路加领导的布达佩斯学派在60年代形成了读书讨论维特根斯坦的热潮，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符号学思想。 这个学派的主要哲学家希勒的理论思想包括符号学和语言理论的维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符号学和交际语言形态。 她在哈维特语言理论的视野中批判和重构了康德交往理论。 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言符号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深入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气象，克服了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面性。
理论的文化基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着力于实践哲学、语言符号学维度探索，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基础。 他们一直关注文化现象，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文化深度体现了理论家的文化宗旨和思想创造力，体现了理论感性和微观性，大大脱离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语言力量。
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了文艺特殊样式的研究和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形成了独特新颖的文艺样式理论，揭示了文艺作品的新价值。 小说、戏剧、音乐、绘画、电影等文艺形式的探索特别细腻，在形式美学和文本形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形式理论及其批判实践的发展。 受卢卡奇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赫拉、费哈尔、弗朗尼茨基、柯西、斯贝克塔克、科拉科夫斯基等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下，推进、重构、阐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在深刻解读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小说文本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伦理价值的新人道主义小说研究范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示了古典故事学的局限性，加深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探索。 他们把小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文学方式，为小说研究乃至文学研究开辟了多样化意义深远的空间。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关注戏剧形式。 他们不仅分析了古希腊剧、现代剧、现代剧，还分析了戏剧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密切相关，但却呈现出新的特点。 “人类学剧理论构建”、“西方马克思主义剧理论解释”、“后现代剧思想”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剧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深刻的音乐文化体验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音乐感兴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音乐问题特别是歌剧和音乐研究的着作，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理论，实现了音乐形式和音乐意义的有机统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哲学、语言符号和文化维度的探索，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新途径。 他们在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批判性地吸收了现代思想文化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东欧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着影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频繁开展交流对话，但要深入研究其文本，洞察两者的重要差异并不容易。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倾向于批判性地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 他们进一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中出现的弊病，寻找救济处方，建立更健康的社会主义制度，突出其理论的建设性和积极探索。 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宏伟故事和乌托邦色彩，受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评。
但必须清楚认识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倡导回归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同时，在充分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过程中，也倾向于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更有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名义向后马克思主义，更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这需要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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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15ZDB02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