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许多艺术作品中我们确实总能看到丈夫似乎不在家的情形。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而是一个在家里待不住的男人：要么忙于征服北方、西伯利亚或远东，要么参加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出去打仗，再不然就是全身心投入到科学事业中，这是俄罗斯艺术作品中最常见的男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出现在许多苏联影片中，诸如《志愿者》、《两个探险家》(改编自B.卡维林的长篇小说)、《雁南飞》、《一年中的九天》等。妻子的生活状况(丈夫因某种情况——通常是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情况——出了远门，而她一直在等着他)同样也成了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素材和主题——从《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著名诗篇《等着我吧》。诸如家人分离这样的题材在苏联时期的流行歌曲中我们也可以找见：
歌声，你在辽阔的大地上飘荡，
爱妻，你不要等我，不要哭泣。
祖国派我们奔赴远地
去征服那海洋！
显然，类似这样的情节之所以一再出现，与俄罗斯历史的特点直接相关：俄罗斯人不断遭受严峻的历史考验，而且一直需要开发气候条件相当严酷的大片疆地。艺术自然就会反映由这些条件所造成的家人分离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感受。不过从艺术作品和这些生活状况本身不能不看出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色：心系远方，不想把自己关在家里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
我想和你在一起，
只想和你留在一起，
不过天上高高的星星
在召唤我上路。
歌词作者维克多·崔——80年代颇受欢迎的俄罗斯杰出歌手和音乐人，准确地表达了俄罗斯全民族性格所固有的心向高远这一特点。勇敢的品质构成了它的基础，用欧亚主义的拥护者H. C.特鲁别茨科伊的话来说，对这一美德“无论是罗曼-日耳曼人，还是其他斯拉夫人都难以理解”。俄罗斯精神中的心向高远对家庭生活而言绝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此观点将在下文详述。
在家人分离的状态下，妻子的使命就凸显出来：除了翘首以盼、伤心落泪，还要拯救陷入灾难的丈夫。对妻子使命的这种看法早在《伊戈尔远征记》就已经有所反映。斯维特兰娜·凯达什写道：“其实，《远征记》的爱情情节是按照反宫廷骑士小说而加以建构的，在宫廷骑士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由恋人或作为骑士的夫君给救出来的，而雅罗斯拉夫娜则独自把丈夫从危难中拯救出来。”[2](34)众所周知，宫廷骑士爱情要求男人克服许多障碍，而且他还应该是独立战胜的。而女性始终只是一名旁观者或裁判，尽管她是有所偏爱的，但原则上并不介入，所谓“坐山观虎斗”。宫廷骑士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男人通过展现自身的英勇顽强战胜所有的敌人，救出自己的恋人。爱情是作为对这种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的奖赏而降临于他的。宫廷骑士爱情的题材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变异，如伊恩·弗莱明的长篇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有关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可以算作一种独特的变异。在宫廷骑士的模式中，总体而言，女性处于被动，她是一种奖赏品或男性在竞争中得到的一种战利品。而在《远征记》中女性的角色表现得更为积极。在俄罗斯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都获得了此类的积极角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她在写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信中敢于主动表白爱情。女性的积极主动使得男性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他不仅要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而且还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如：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善于读懂女人心并能够正确评价女性的情感迸发。难怪普希金也会像读者一样理所应当地责备起(尽管也很有分寸)奥涅金缺乏感情，冷若冰霜。
完全可以肯定：女性在家庭里占据主导地位，而男性自然也就处于从属地位，这是俄罗斯家庭的典型特征。我国的许多文化作品及其他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女当家人的角色。年轻的H. 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婚礼前夕对自己未来妻子的角色做了一番思考，他写道：“我总要听从别人的话，也很想听从别人吩咐我做什么。既然我自个儿什么都不做，什么也做不了，那就应该有人要求我去做，我只做别人要我做的事情；我应该言听计从……在家庭生活中我应该起着通常是妻子所起的作用，我的妻子就应是一家之主。她应该这样。这也是我所需要的。”[3](473-474)
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妹证实，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母家里母亲是当家人，而父亲则处于从属地位：“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说什么，加夫里尔·罗曼诺维奇就做什么。我们家里谈话的内容尽是关于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在做什么，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有什么吩咐。”[4](96)显而易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自己父母的生活经验照搬了过来。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个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怎样影响到性关系方面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性的主动权让给了女性：“这在我们会怎么解决呢？我倒是想这么解决：当我在她那里时，我通常就按照她的意愿去做，不要时时由我掌握主动权。可这不是与两性之间的常规关系相背离的吗？怎么会这样？迄今为止，我们这里的一切与未婚夫和未婚妻之间通常所发生的情形恰好相反：她做主，我顺从……在性关系上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通常都是未婚夫主动去找未婚妻，走到她跟前，同她攀谈起来——我正好相反，等着她来找我，对我说：‘跟我说说话，坐过来。’如此这般。也可能会这么说：‘您现在可以待在我这里了。’‘多谢，奥·索。’”(奥·索——奥莉加·索克拉托夫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本文作者注)我们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意识到，把性的主动权让给妻子，这是一种非典型的意愿。至于女性在家庭关系的其他问题中所起的主导角色，那么这种角色在她们看来是祖先们留下的传统，他理应遵循，而不想添加任何全新的内容。
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并非为俄罗斯所独有。一位日本作者写道：“我有机会参加过一场女青年的座谈会。她们谈到了日本的夫妻关系。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了她们坦诚发表的一致看法：在每一位座谈者的家庭中占主要地位的都是母亲，而父亲则对母亲表现出一副爱护有加的态度(尽管他没有这么明说)。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参加座谈的姑娘们的家庭里，而且对任何一个日本家庭而言都具有典型意义。”[5](252)可以得出结论，女人当家做主，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不仅如此，只要女性是持家者，那么她在家庭中就一定是主角，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俄罗斯精神理念中还呈现出另一个形象，这就是性喜女色、同时也讨得女人欢心的恶男，它对理解俄罗斯家庭关系的特点也具有重要意义。列昂季耶夫写道：“不容争辩的是，我们大俄罗斯人就本性而言是‘寻欢作乐者’。正像意大利人那样，其强烈的宗教信仰常常与贪杯好色结合在一起。”[1](390)“如果说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好色喜淫，那么他们多半会成为《巴黎的秘密》中的伪君子雅克·弗兰，而不是柯里佐夫诗歌中的利哈奇·库德里亚维奇。”[1](396)贪喜女色的恶男形象在俄罗斯艺术和文学中并未得到鲜明的表现。但理应将它列入俄罗斯精神理念的特点之一。在民间口头创作、民歌以及诸如C.叶赛宁等诗人(即其创作风格接近于民间传统的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这一形象。在当代流行歌曲中也可以找见，下面的歌词便是对它的一种独特反映：
我这才明白，
你要什么，你想什么，
但你想要的，
我偏偏就是不给。
其它姑且不谈，仅凭这几句歌词就有力地说明了男女关系单纯朴实，两性亲密接触时无拘无束，坦诚相待，而且还多少透着轻佻的习气。顺便指出，俄罗斯人对夫妻一方不忠行为的态度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特色所在。从不少影片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戴绿帽子的丈夫”在意大利一定会招致人们的蔑视和讪笑。在俄罗斯有同样遭遇的丈夫多半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不过在大多情况下是默默的同情，但也会遭到诸如对妻子关心不够的指责：既然这样，妻子即便出轨也“做得没错儿”。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显然才是理想的典型，她说的那句话“但我嫁给了另一个人；我要对他忠贞一辈子”在俄罗斯众人皆知。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精神理念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将少女时代和婚后生活理解成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同时，每一种方式都有各自的好处和趣味。如果说女人在出嫁后要承担许多义务，其自由也必定会受到限制，同时她(和男人一样)也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活感受和更为丰富的情感，生活因此而变得更为充实和完整。可以把关心家庭看做是一份乐趣(未成家者自然就谈不上关心家庭，因而也就体会不到这份乐趣)，而不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同时，在俄罗斯精神理念中对婚后生活也有一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将其看做是女性生活中的黑暗时期。这一观点认为，家庭生活有时与苦役和坐牢相差无几，充满着折磨人的痛苦，是一种受尽欺压的凄惨状态。必须承认，俄罗斯19世纪经典文学对这种极端化的观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把文学看做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那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仅凭文学就对生活及其主要形态、方式和风俗习惯做出确凿无疑的结论，这恐怕未必妥当。譬如，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不过西方文学也是如此)未必能找到关于夫妻(哪怕仅仅是一对夫妻)幸福生活较为生动的描写，未必能见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正享受幸福婚姻的女性形象。而渴望挣脱牢笼似的家庭束缚的苦难女性却非常多。我们不妨回忆一下A. H.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Л.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文学是生活的积极要素，因为它是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对一个人(尤其是少年)世界观的形成会产生影响。仅此而言，文学的意义就已经相当重要了，更何况，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调节的许多机制都被弱化。例如，教会对俄罗斯大部分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年代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苏联时期则几乎丧失殆尽；即便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也无足轻重。
内容摘要：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断言：“俄罗斯人没有家庭观念。”[1](39-40)列昂季耶夫关注到俄罗斯国民性格与相近民族(无论在语言还是在信仰方面都接近于俄罗斯人，俄罗斯的社会舆论将其视为兄弟民族)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他写道：“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保加利亚人，在家庭生活的观念方面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同样都偏爱于德国人自称为市侩习气的那种东西……然而波兰小贵族那豪爽的骑士风范则更加贴近于哥萨克的旷达情怀——亦即大俄罗斯人的旷达情怀。苏联经典诗人与19世纪经典诗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如果说后者用一种极为忧郁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生活(“走上伏尔加河畔，回响着谁的呻吟……”，“白骨，俄罗斯人的白骨……”，“怎么回事？
关键词：女性;文学;家庭生活;尔尼雪夫斯;骑士;尼雪夫斯基;俄罗斯人;苏联;俄罗斯精神;社会服务 作者简介：只有准备承受再也正常不过的家庭负担，克服重重困难(缺此就不成其为家庭生活)的人才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和乐趣。如果有人在童年时就形成了家庭生活的良好方式，青年时对家庭幸福充满了期待，甚至准备为之经受诸多困难和曲折，家庭就会给他带来满足感。但是，在H. A.涅克拉索夫著名诗篇《三套马车》的基础上是否也可以形成家庭生活的良好形象呢？
你把围裙系到了腋下，
胸口被勒得丑陋不堪，
挑剔的丈夫会来揍你，
婆婆要把你折磨够呛。
在粗活累活的重压下，
你含苞未放便会凋零，
你将陷入不醒的梦魇——
照看孩子，干活儿，吃饭。
你那充满生机活力的
脸上，会忽然出现呆滞
而迫于无奈的表情和
凝固不变的茫然惊惧。
你一走完人生的苦旅，
就会被埋进阴潮墓穴。
连同耗尽的气数和那
从未得到温暖的胸口。
答案是肯定的。
家庭生活方式是受到童年记忆的影响和在自己家里所度过的那段时光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凡是童年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的人，成年后通常都能够创建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在童年遭到不幸的人，就很难掌握家庭生活之道。这一点也适用于所引诗段的作者，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童年所形成的家庭负面形象自然对涅克拉索夫的人生道路，对他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产生了影响，甚至导致他无力组建名副其实的家庭。看来，恰恰可以用这一点来说明(哪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涅克拉索夫最终与自己的朋友两人共享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他过着法语中所谓“三角家庭”的生活。在俄罗斯诗人中，涅克拉索夫并不是唯一有这份经历的人。20世纪有人重蹈了他的覆辙，此人也相当有名，甚至成了苏联文学的经典诗人，这就是同样也未能获得家庭幸福，并以悲剧结束人生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和情人及她的丈夫住在一起，不过与涅克拉索夫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未自找麻烦——为“三人之家”的柴米油盐而操心和担忧，而是宁愿靠情人丈夫——苏联高官的钱过活。苏联经典诗人与19世纪经典诗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如果说后者用一种极为忧郁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生活(“走上伏尔加河畔，回响着谁的呻吟……”，“白骨，俄罗斯人的白骨……”，“怎么回事？那一堆死人！”等等)，那么苏联诗人却不切实际地一味沉醉于玫瑰色的幻想，他鄙视“个体”的力量(这与尊重个人截然相反)，为歌颂被人们所盲目崇拜的偶像而耗尽自己的才华。不需要任何的弗洛伊德理论即可明白：性失调，常常因为觉得自身的男性能力不足而苦恼不堪，这些对文学创作不能不产生影响。
让我们回到俄罗斯文学对家庭的描写上来。其中刻画得最为鲜明的女性形象，正如上文所说，是“绝妙之美的化身”，“女性劳动者”，“作为母亲的女性”，而几乎完全没有作为持家人①的女性形象。很难判断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什么。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应该将它归结于文学的特点，归结于俄罗斯文学对现实所采取的一种独特态度(即偏向社会政治领域，转向全球—历史范围和“全世界”范围的问题)？显然，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无法凸显出作为持家人的女性形象。不过也不能说，这一形象广泛流行于欧洲的国别文学中。一般说来，对文艺作品更具吸引力的多半是不落窠臼的情节(而不是日常现象)，杰出而坚强的性格，戏剧性的、甚或悲剧性的情形。我们多少也有几分理由相信，家庭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有趣情节。但是，如果说到西方，那么用来替代家庭概念本身的“家庭炉灶”在西方的精神理念中是相当清晰的。譬如，在罗曼语系诸语言中，它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而在俄语中却是另一番情形：在语言实践中它几乎不用。但与此同时，家庭炉灶的概念是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它比家庭、母性、父性更为宽泛，因为母性和父性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也完全可以得以体现。所以只有当妻子和丈夫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仅是母亲和父亲，而且还分别是家庭炉灶的操持者，看管者及保护者的时候，家庭才是牢固的。
家庭炉灶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家庭的温馨和舒适，亲人关系的温暖和挚切。有理由认为，家庭炉灶的概念即使在文化中表现得不很鲜明，在俄罗斯的精神理念中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一个事实的支撑，即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多子女家庭是俄罗斯的一大特色，每个家庭平均多达四至六个子女。显然，养育如此之多的子女，这本身就必须要有牢固的家庭关系，必须以关心家园的操持和保护作为前提。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后来发生的动荡事件对家庭的稳固当然没有什么帮助。全球化迅猛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居城市)，大批年轻人参加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因素引发出一个概念(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是完全不可能产生的)——宿舍的概念(先前只用于修道院——修道士的“共同生活”)。宿舍就其本质而言正好与家园相反。数以百万的人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都住过宿舍，其中的许多人在那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人生。苏联的宿舍是临时性和不稳定的生活的象征，是生活上没有得到安顿的象征。(并不包括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宿舍——它们有助于年轻人获得独立性。)宿舍当然已铭刻在现代俄罗斯的精神理念中，而且还是使家园概念遭受挤压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革命性。
布尔什维克将家庭视作反革命机制，视为进步道路上的障碍。Л.托洛茨基写道：“革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试图摧毁所谓‘家园’——即陈旧、腐朽和落后的机制……依照设想……家庭的位置应该由完整的社会照护和服务体系来取代……这一目标尚未得以实现，四千万苏联家庭依旧是中世纪的宗族之家。”[6][121)虽然在30年代下半期官方意识形态对家庭已不再持有断然否定的态度，但家庭依然被认为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社会现象，它服从于其他一些目标，而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家庭生活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著名论点“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是一个空泛的论点，它进入了其后数十年(直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学课本。这个论点的唯一现实意义在于：使家庭服从于社会整体，将家庭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目标(在苏联时期的大背景下就是党和国家的目标)的一种手段。遗憾的是，对家庭所表现出的漠视态度即便到了90年代依旧是俄罗斯在改革之后的国家政策的一个特点。不过，这种态度与该政策本身普遍忽视绝大部分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
应该指出，对家庭的否定态度在西方的某个阶段也曾盛行一时。例如，法国大学生在著名的1968年学潮中提出了“取消家庭”的口号，因为家庭是“资产阶级的”机制。的确，之所以发生此事，与托洛茨基主义，以及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俄罗斯的左翼激进派别的其他学说的影响不无关系。左倾激进主义的政治派别(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的一个特点是，总体上对家庭持否定态度，或者顶多将它视为在历史上是短暂的临时机制，将来肯定不会再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反，保守倾向的政党(如：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德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诸多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其纲领中突出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对维护和巩固家庭的问题十分关注。在西方通常把家庭列入所谓“保守”价值之中，把它与企业经营的自由、私有财产、人权等等量齐观。遗憾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的俄罗斯尚未出现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即便在民主倾向的，甚至保守倾向的政党当中)宣称家庭是其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
如果把社会服务理解为某种特别的东西，它有别于职业活动方面的工作，有别于职业或社会活动范围内的创作，那么就会出现服务于社会与关心家庭这两者的尖锐对立，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的互不相容。俄罗斯知识界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头几十年将社会服务理解为某种特别的东西，理解为服务于一个目标，即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总体而言也是对存在进行根本的改造，换言之，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的泰坦精神”。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文学便荡漾着社会服务(该词组即用于上述的专门意义)的激情。社会的泰坦精神要求人们为了社会而放弃个人生活。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所谓“自然派”，“现实的批评”，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皮萨列夫的文章都把社会服务的理念确立为个人最重要的义务，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和现象都必须完全服从于这一义务。苏联时期的文学(如：H.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0年代反映生产题材的小说——B.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M.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等)完全传承了这一理念。个人生活毫无保留地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一理念不仅在文学艺术的众多表现形式中，而且在众多的生活现象中都得到了反映。可以将它视为俄罗斯精神理念在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