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然派作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他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发展了果戈理《外套》中的选题和倾向，在自然派诗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感伤主义的艺术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单纯地效法果戈理，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才华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复杂化以服务于自然派的文学目的。
关键词：自然派 感伤主义 果戈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刊登在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自然派作家登上了俄国文学的舞台。自然派的创作都有明显的受果戈理影响的痕迹，这篇作品也不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鉴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延续了《外套》中的选题和基调，不仅继承了果戈理面向低级现实的艺术原则，同时也延续了果戈理晚期创作中的感伤激情路线。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效法果戈理，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他以自己独有的才华将果戈理的艺术方法改头换面地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感伤自然派作品。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下步入文坛的，要了解《穷人》的艺术原则，必须把它置于果戈理的文学背景之上。果戈理使最为普通的事物和性格在文学中具有了重要意义，他主张用日常的语言来描写日常的东西，指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描写“时时刻刻存在于眼前，而冷漠的眼睛却对其视而不见的东西。”（奥夫相尼科夫，1990:178）他在庸俗的，甚至是“肮脏的”环境中找寻他的现实，并用所谓低级的日常语言将这个现实表现出来。虽然果戈理力图用最为忠实的描写和讽刺性的笑声创造出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想所不同的“新的自然”，但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感伤的气息却可以说从来没有消失过，读者至始至终都能感觉到果戈理在笑声背后的眼泪，那感伤是读者在了解到生活的全部庸俗之后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的失落和空虚。在果戈理后来的作品中，他主观上的感伤激情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在《外套》中已经可以看到果戈理在感伤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果戈理的追随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诗学宣言，即将果戈理式的客观性、讽刺性与感伤主义的手法结合起来。从《外套》里走出来的作家也开始忙于用感伤的形式来更新描写现实的艺术方法。从格里戈罗维奇、巴纳耶夫、布特科夫等自然派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尝试，而《穷人》则是将感伤
激情与客观描写结合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对果戈理诗学的继承，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独创性。
格里戈罗维奇在回忆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受果戈理影响的痕迹进行了归纳，他指出这样的痕迹非常多，杰乌什金的脸让人联想起《狂人日记》中的小官吏波普里欣；在场景上也有相似之处，当科长的女儿掉了手绢之后波普里欣立刻扑上去捡了起来，还在地板上滑了一下，《穷人》中杰乌什金上衣的一颗纽扣掉了下来，在上司面前出了丑，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杰乌什金最为接近的人物还是《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他们一样生活贫困，为基本的物质欲求操劳奔走。虽然他嘲笑巴施马奇金外表不体面，可他自己的外表也一样不体面，“我真害羞，瓦连卡！是啊，要是你的光胳膊肘从衣服里露出来，你的扣子吊在线上来回晃荡，那你自然要害臊。而且，好像故意捣乱似的，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整齐的样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86）不体面的外表和卑微的处境使杰乌什金像巴施马奇金一样成为受人嘲笑、欺负的对象。 “他们挑剔我的靴子，挑剔我的制服，挑剔我的头发，挑剔我的身材：这些全不中他们的意，统统都得改！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每天都重复这老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51）杰乌什金对这一切也只能像他的前辈一样逆来顺受，无力反抗， “我捂上耳朵，眯着眼睛，自己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我照例总这样做，好让他们快一点停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21）
《穷人》不仅在人物和场景上令人联想到果戈理的作品，同时也借鉴了果戈理的语言风格。果戈理本人的文学语言是不同语言风格镶拼而成的，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崇高的书面语，而另一种则是日常俗语，甚至是一些不合语言规范的用语，还有一些带有小俄罗斯特色的俚语和俗语。为了真实的再现生活，他在有意识地对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把俗语、俚语、外省用语、职业语汇都引入到了文学当中。在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上，自然派是果戈理坚定不移的继承者。布尔加林曾嘲笑自然派作家语言粗俗，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俗语，生动地表达了官吏阶层和市井生活的特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小说《穷人》同样体现了自然派的语言风格，人物的话语具有口语化、日常化的特点，例如“您要到别人家去？绝对不要去！不去，不去，一定不去！”（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5）“他写得好，很好很好，我还要说一遍，他写得很好。”（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6）杰乌什金对一件事情反复地强调，给人造成一种语言十分啰嗦的印象。因此，当时的评论界曾经指责《穷人》的语言过于拖沓。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感到委屈，他辩解说，“公众不明白怎么能够以这样的风格来写作。他们已经习惯了看到作家的面貌，而我并没有将我的面貌展示出来。他们并不理解是杰乌什金在讲话，而不是我，而杰乌什金不可能有别的说话方式。他们认为小说太冗长了，但是里面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28:8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解明确地指出这是杰乌什金特有的语言风格，而并不是作者的语言风格。
维诺格拉多夫曾经指出，杰乌什金的语言并不仅仅使用了日常口语，而是像果戈理的话语风格一样，是一个复杂的镶拼，因为在杰乌什金的信件当中插入了一些优雅的词汇，例如“嗜血的老虎”、“绵羊般的心肠”之类的比喻；他甚至还会插入一两个法语词汇， “等到您恢复健康再说；然后我们想法在户外找个rendez-vous的地方。”[1]（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20）瓦莲卡曾经取笑杰乌什金说，“您的信就差押韵了，玛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又是温柔的情感，又是玫瑰色的幻想，这里什么都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7）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坦白地承认了他有意地选择了这样的文体，因为杰乌什金并不像巴施马奇金那样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对文学十分感兴趣，甚至幻想自己成为一个名作家，“假定，无缘无故地忽然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是《玛卡尔·杰乌什金诗集》！是啊，我的小天使，那时您会说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62）他在信件当中有意地卖弄一下自己的文采，以此来提升自己在瓦莲卡心目中的地位，这同样源自于他渴望获得别人认可的心理特点。.
《穷人》中不仅杰乌什金的话语是由不同风格的词语构成的，瓦莲卡的话语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她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塑造形象，遵循自然派的诗学原则，对人物的话语毫不粉饰地加以再现，例如老头儿波克罗夫斯基结结巴巴的话语 “您听我说，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您知道吗，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43）“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夫娜，有时候我要解解闷……也就是说，我要告诉您，我几乎老要借酒解闷，经常借酒解闷……我养成一种习惯，很不好的习馈……也就是，您知道，有时候外面那么冷，有时候还有各式各样不愉快的事，或者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差错，那我有时候就熬不住，要解解闷，有时候我就喝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43）而瓦莲卡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则充满了诗意的描绘，“我记得离我们家不远，山脚下有一个湖。这个湖啊，我现在好像还能看见它，这个湖那么宽阔、明亮、清澈，像水晶一样！有的时候，假如黄昏没风，湖水就很平静；沿岸生长的树木，树叶一动也不动，水面平静得象一面镜子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07）“看一看窗户外面：严寒浸透了整个田野，光秃的树枝上挂了一层秋天的薄霜，湖上结了一层薄得象纸一样的冰，湖面上升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气，鸟雀快活地叫着。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晒化了玻璃似的薄冰。阳光普照，又明亮又欢畅！”（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09）诗意的童年生活与现实的不幸处境相对比更加凸显了瓦莲卡命运的悲剧性，也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性。
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初登文坛的处女作中，既有对果戈理的效仿和追随，也有一些与果戈理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当时的人们都毫无争议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但是却在评点当中有所保留，“……尽管，也许，他在很多方面都注定是属于‘自然的’，果戈理的流派，也就是说他采用了果戈理的形式和方法，但是内在精神却和那个坚决地、严厉而又忧伤地说出‘让这个可怜的人休息一下吧’的人是不一样的。”（Ф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46:30）同时代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独特性。
别林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刻意地追求讽刺，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哀婉情绪。果戈理向人们展示了生活的残酷怎样摧毁了一个小官吏的所有聪明才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最卑微的人的本性中有那么多美好的、高尚的、神圣的东西。”(Белинский. 1956:554) 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只是引起人们的同情，别林斯基则强调了杰乌什金的复杂性。他以远房亲戚的身份对瓦莲卡敞开心扉，他对她的感情不仅仅是父亲般的、老年人的感情，他不仅分析了自己对瓦莲卡的感情，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分析，他对瓦莲卡自我牺牲式的爱情不是由于自高自大，而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描写了杰乌什金对瓦莲卡不切实际的爱情，这种爱情中蕴含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这样的爱是不同寻常的。对杰乌什金的心理分析充满了社会批判的激情，这决定了小说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注意力从事件转移到了讲述人，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将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完全袒露出来。与巴施马奇金相比，杰乌什金最为显著的心理特点就是他强烈的自尊心，以及渴望自我确立的心理。在表现杰乌什金的心理状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了一些果戈理曾经使用过的艺术手法，但是他达到的是另外的艺术目的。果戈理笔下的赫列斯塔科夫用谎言来美化自己的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类似的场景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基调，主人公也想掩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但他不是通过谎言，而是纠缠不休地美化自己的处境，换一个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住在厨房里，或者准确点说，是这样的：厨房旁边有一间小屋（我得告诉您，我们的厨房可是一间干净、明亮、很好的屋子),一间不大的屋子，那么一个简单的小窝……也就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厨房是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顺着厨房的墙我有一道隔板，因此就隔出另一间屋子，一间额外的客房；这屋子挺宽敞舒适，还有一个窗户，什么都齐全，总而言之，一切都很舒适。”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5)杰乌什金用这样的描述来掩饰自己的窘迫，捍卫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杰乌什金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对果戈理笔下的巴施马奇金的命运感到难过，他在读过《外套》之后写道：“从此之后再也无法在自己的角落里平静地生活了。”杰乌什金对作者把巴施马奇金描写成没有任何理想、没有任何诗意的庸俗的小官吏感到压抑，他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他在阿卡基的身上看到了整个穷苦小官吏阶层的缩影，但是出于自尊心，他却否认作品的真实性，“这是一本怀有恶意的书，瓦莲卡；这简直不真实，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官。”（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77）然而，他又写道，“要知道一切都写得那么清楚，现在光看走路的样子就能认出我们这种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77）所以，杰乌什金反对《外套》的作者不是因为作品反映的不是事实，而恰恰是因为他的描写过于真实，这个阶层卑微的生活被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这就好像他自己的隐私被人揭穿了一样。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不幸和贫困，但是却不能忍受他人嘲笑的目光。为了挽回一点尊严，他参照《驿站长》的结尾要求《外套》的作者“在结尾那儿哪怕改一下，设法写得缓和点也好，比方说，哪怕在他们把碎纸撒在他头上那一段后面，插进一句，说是虽然如此，他还是有美德的人，是个好公民，不该受他同事们那样的对待，他服从上级（这一点或许可以做榜样），他对任何人都没恶意，信仰上帝，死后（假如一定要他死的话）受人哀悼。”（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77）可见，杰乌什金对文学的看法也与他强烈的自尊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才推崇普希金的《驿站长》，反对果戈理的《外套》。
《莫斯科人》曾经评论道，“马卡尔·杰乌什金……尽管他是在书信当中讲述自己，但是根据书信的字里行间，根据其中表达的很多正确的思考，以及显露出来的观察力来看，可以设想，他……并不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样没有才干。”（Москвитянин 1846 ：167）.杰乌什金的才能并没有让他获得幸福，反而让他的人生更加不幸。巴施马奇金虽然贫困，可是他并没有强烈的野心渴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和认可，只要得到一件新外套他就能够快乐起来。而杰乌什金的才智让他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与物质欲求相比他更渴望在精神上肯定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意义，正是通过对瓦莲卡的爱情他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您在我面前一出现，就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因此我的心和我的灵魂都亮了，我得到了内心的安宁，认识到我并不比别人差；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风度，可是我仍然是人，拿我的心和我的思想来说，我是人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106）因此瓦莲卡的离去让杰乌什金失去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他刚刚找到的个体价值，这一点对他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
三
果戈理在《外套》中对巴施马奇金的描写十分具有喜剧色彩，而在幽默的背后我们则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穷人》当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 “从外表上看，他的样子那么怪，走路那么不灵便，点头行礼那么笨拙，说话那么古怪，起初我看见他总忍不住要笑。”（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29）他的父亲波克罗夫斯基老头儿“总是有点畏畏缩缩，有点装腔作势；他那种姿态，他那种不自然的举止，使人几乎可以毫无错误地断定他神经失常。”（陀思妥耶夫斯基 1982:30）至于说到杰乌什金本人，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行为，甚至他对文学的看法无不透露出一种滑稽幽默的色彩。外在形象的滑稽与感伤悲凉的气息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了一起，其结果就是读者眼前看到的是滑稽可笑的面容，而心里却没有产生任何嘲笑，相反，却涌起了无尽的哀伤和感叹。作品中强烈的感伤气息似乎破坏了自然派诗学的客观性，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难道不是感伤主义小说的回归吗？
在此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在自然派诗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感伤主义，他的创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感伤主义小说。虽然《穷人》采用了感伤主义最为常见的书信体裁，结局也是感伤主义常用的悲伤凄婉的结局，但是在《穷人》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这部小说和过去感伤主义小说之间的不同。过去的书信体感伤小说常常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要人物，在书信当中表现女性在爱情中剧烈的情感体验，通过对爱情经历的回忆来抒发感伤情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相反，《穷人》是以自然派钟爱的人物——小官吏来作为主人公，女主人公则处于次要地位，作品要表现的不是爱情的悲剧，而是通过这场爱情来达到人物自我揭示的目的。
杰乌什金对自己生活遭遇的讲述是按照自然派非常青睐的情节模式来进行的，即首先介绍自己的居住环境，其中有大量的自然主义描写，然后是对周围邻居的介绍，其中只有涉及到穷人的时候才会流露出感伤情绪，大多数文字则是冷静客观的忠实描写。《穷人》像大多数自然派小说那样，面向的是居住在“角落”和“阁楼”里的穷人，彼得堡“另一面”的主题再次得到彰显。因此别林斯基将《穷人》看成是自然派作品是完全正确的，“光荣和荣誉属于这个年轻的诗人，他的缪斯钟情于那些住在阁楼和地下室里的人们，向那些住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对他们说：‘要知道这也是人，是你们的兄弟！’” (Белинский. 1956:554)自然派关于人的本性是平等的这一假设在《穷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穷人》与在它之前的自然派作品相比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这部小说不仅对外部现实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描写，而且对人物的心理也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人物的自我感受成为小说的中心内容。А.别烈茨基曾经指出在小说当中“重要的不是事件，而是对事件的感受，不是典型，而是个体的心理肖像，不是完整地描写场景，而是描写特殊的细节，行为与一定的凄苦情绪结合在了一起，行动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转向两个主人公的情感、激情和感觉的世界。书信体的形式使作者消失了：我们找不到类似果戈理作品中的抒情插话和就某件事所发表的议论；全部的抒情和激情像地下水一样流到了深处，从那里又渗入了浓厚的潮湿气，潮湿气改变了所描写的事物，使描写的机械性、或者客观性都无处安身。” (Белецкий 1922:333 )对人物内心的关注给小说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作品中的凄苦情绪不断积聚，这种积聚与事件的发展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与人物的感情、情绪和自我意识有关，他与果戈理的区别在于表现同一客体的角度不同，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与果戈理的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受果戈理影响的痕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他自己，一个才华独特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的敏感性抓住了他的同时代人尚未认识到的未来文学形式的萌芽。他在果戈理的基础之上成功地将自然派的艺术原则与感伤主义法则结合到了一起，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感伤自然派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将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地展现在公众的面前，他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提高了普通人的自我意识的地位，肯定了地位低微的小官吏内在精神世界的美好，这是自然派民主主义思想的胜利，也宣告了俄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注释：
[1]这是个法语词，意思是约会。
参考文献：
[1]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M ], 张凡琪,陆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ович.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Z] http://az.lib.ru/g/grigorowich_d_w/text_0140.shtml
[3]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Письма 1.1832 - 1867гг. [M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28.
[4]Ф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J ]. 1846,том 9.
[5]Москвитянин[J ] 1846 Ч.I，№2.
[6]В.Г.Белински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M ],Том 9,1956 .
[7]Белецкий А.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атур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в 1846 году[J]-Наука на Украине,1922,№ 4.
[8]В.В.Виноградов.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 изд. Наука ,М.,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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