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艺学是以具有悠久和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著称的,其中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等三大传统。[1]巴赫金在谈到俄罗斯文论为什么“具有巨大潜力”时,指出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二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2](363)。这个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就包括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
19 世纪俄国文艺学虽有历史主义的深厚传统,到了20 世纪仍然面临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挑战。俄国的形式主义被伊格尔顿认为是20 世纪文论的开端。[3](12)他们针对苏联文艺学只重视社会历史分析忽视审美特性、忽视语言形式的弊病,力图从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来理解文学,尖锐提出文学自主性问题。但是他们把文学封闭于文本之中,封闭于语言形式、结构之中,在文学研究中抛弃了历史主义原则。
面对形式主义的挑战,20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是一大批俄罗斯文艺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仍然坚持历史研究,仍然坚持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创作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艺学专著。另一方面是不少俄罗斯文艺学家开始重视形式结构研究,他们不是简单否定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而是很注意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那里吸收养分,从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代表人物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中吸收养分,其中如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研究,洛特曼的结构符号研究,巴赫金的体裁诗学研究。但是由于俄罗斯文艺学历史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他们的形式结构研究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艺学的形式结构研究,而是力图实现形式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为文艺学的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当然,在社会历史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学界,他们的探索是很艰难的,常常得不到理解,被批评为搞形式主义,于是他们也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在40 年代中期以前,普洛普在教科书和历史文献概述类的著作中,是被作为民间文艺学界形式主义的代表遭到批评。当结构符号研究在60 年代遭到非议时,洛特曼就站出来声辩:“结构主义并非历史主义的敌人”。[4](94)老一代著名的文艺学家利哈乔夫在谈到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文本学是文艺学坚实的基础”,但可以从不同观点,以不同方法研究文本,他说:“可行的方法之一是结构主义的。但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结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结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结构主义在形式与内容相关联的形式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东西。”他认为洛特曼等学者的专著“对扩大文学研究提供很多东西。”[5](313—315)
纵观俄罗斯20 世纪文艺学的发展,文艺学的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俄罗斯文艺学出现的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的结合的新经验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西方结构主义的偏颇,因此他们的经验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下面通过分析普洛普、洛特曼、巴赫金这三个理论家个案,来看看俄罗斯文艺学的结构形式研究是如何同历史研究结合的。
内容摘要:俄罗斯文艺学是以具有悠久和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著称的,其中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等三大传统。[1]巴赫金在谈到俄罗斯文论为什么“具有巨大潜力”时,指出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二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2](363)。这个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就包括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
关键词: 作者简介:普洛普:故事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
普洛普(1895 - 1970) ,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普洛普的故事研究具有世界影响,他用十年功夫写成的代表作《故事形态学》(1928) ,运用形式结构分析的方法对大量俄罗斯童话故事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揭示故事构成的结构要素和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他的研究开了故事结构形态研究的先河。以往的研究侧重于故事的外部研究,或按故事,或按故事的情节对故事进行分类,但都无法说明故事是什么,故事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即构成故事的最小单位是什么。他提出必须从本质上描述故事,进入故事迷宫的内部。他并不反对对故事进行历史研究,但始终坚持形态研究应该先于历史研究的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形态研究,便不会有正确的历史研究。”[6](15)
普洛普故事形态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故事角色的功能,他认为“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6](18)在他看来,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而不在于谁做的以及他怎么做的。他指出,在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 不变的是他们的行为或功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故事常常将相同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功能来研究故事”。[6](1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普洛普从100 个神奇故事的分析中,归纳出31 种功能,7 个角色,从本质上说明了故事是什么。
普洛普故事形态研究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故事的外部研究转为内部研究,从而回答了故事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以往的故事研究,无论是德国的神话学派、英国的人类学派、荷兰的历史地理学派,还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学派,大都着眼于故事的起源、流传,故事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等外部问题,无法回答故事是什么的问题。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研究则是首次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故事的内部结构,通过对故事文本的系统分析,揭示故事构成的结构要素及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这就使故事的研究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并且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相当一段时间,在一些人看来,普洛普的故事研究只是一种结构形态研究,只是一种内部研究。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许多人不清楚普洛普还有另一本专著《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1938) ,他认为这部专著与《故事形态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一部大型著作的两卷”。普洛普在从事故事研究时,就明确形态研究应该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原来,普洛普准备在一本书里完成这两项任务。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形态学》只有九章,原稿还有第十章,内容是故事起源的历史研究。出版时,俄罗斯著名的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建议他将论述故事历史根源的第十章抽出来加以扩展单独成书,普洛普接受他建议,又用了十年功夫于1938 年写出姐妹篇《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并作为博士论文在1939 年提交答辩获得通过,后因战争影响直到战后1946 年才面世。
普洛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中把故事的研究从文本转向历史,从形态结构研究转向历史研究,从而在回答故事是什么的基础上回答故事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说《, 故事形态学》所做的是封闭式的故事文本研究,是在结构类型学的范围内描述故事的本质,那么《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则是故事与历史的对比,解答故事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我们想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那些现象(不是事件) 与俄罗斯的故事相符合的并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决定并促进了故事的产生,换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神奇故事在历史现实中的根源。”[7](1)什么是往昔的历史现实呢? 他认为包括生活现实和观念现实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社会法规、宗教法规、仪式习俗和神话,后者包括原始的思维形式,他指出“仪式、神话、原始思维形式及某些社会制度都是前故事,通过它们来解释故事是可能的。”[7](24)看来,普洛普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联系远古时代的一定历史阶段和初民的宗教、信仰、仪式、习俗来追溯故事的起源。这种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故事当作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认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体系,它的产生、演变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完成的,同时也因此揭示出故事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加深我们对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必须指出的是,普洛普对故事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把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结合也是相当自觉的,虽然他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有前后顺序,但他对两者的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故事形态学》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毋庸置疑,我们周围的现象和对象可以或者从其构成与结构方面、或者从其起源方面、或者从其所经历的变化和过程方面进行研究。无论什么现象,只有在对其进行描述之后才可以去谈论它的起源, 这也是无须任何证明就十分清楚的。”[6](3)可见普洛普是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进行故事研究,结构、过程和起源三方面循序渐进的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故事研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在苏联文艺学中,普洛普也是最早将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结合的文艺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