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具有悠久的汉文创作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中朝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汉文学创作往往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时习传奇集《金鳌新话》便是其中之一。当前学界大都关注瞿佑《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及金时习对《剪灯新话》的模仿，却忽略了《金鳌新话》独具的民族性特征和独立的文学价值。《金鳌新话》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自觉性及朝鲜传奇文学的自主性。
关键词：朝鲜传奇文学/中国影响/《金鳌新话》
作者简介：张丽娜(1981- )，女，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从事中朝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和朝鲜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世代以来就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朝鲜半岛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朝鲜半岛的汉文学创作更是“汉文化圈”的内涵丰厚的瑰宝。②在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朝鲜的传奇文学创作对来自中国的庞大影响进行了主动的响应和积极的创新。本文试以朝鲜传奇文学的代表作《金鳌新话》为例，分析朝鲜传奇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接纳与突破。
《金鳌新话》是朝鲜王朝时期的金时习(1435-1493)用汉文写就的传奇小说集，也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传奇小说集。该小说集在朝鲜本已失传，后在日本发现，目前可见仅有五篇。《金鳌新话》以烟粉灵怪为题材，共收录作品五篇——《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记》《醉游浮碧楼记》《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前两篇以爱情为主题，《万福寺樗蒲记》写书生与女鬼恋爱，女鬼投胎后书生终生不娶。《李生窥墙记》写男女相爱，女子遇害后死去，亡魂仍与书生继续生活。《醉游浮碧楼记》写天仙与人间书生交往逞才，书生借此机缘而死后登仙。《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分别假托书生与阎罗王和朴渊龙王的谈话表达作者对宗教和哲学的看法。《金鳌新话》虽取材鬼怪神仙题材，却表达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诸方面都超过了朝鲜的原有的稗说体③小说，历来被誉为朝鲜小说成熟的标志。
比较视野下的《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
《金鳌新话》的创作明显地受到明代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金安老(1481-1537)在《龙泉谈寂记》中写道：“东峰金时习，……入金鳌山，著书藏石室，曰后世必有知岑者，其书述异寓意，效剪灯新话等作也。”[1]金时习仿效《剪灯新话》进行创作，目的是“述异寓意”。瞿佑创作于明初的《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在东亚地区产生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之一。《剪灯新话》多以元明之交的战乱罹难，男女情殇、人鬼交接为题材，这类主题在朝鲜、日本、越南都得到热烈的认同和大量的读者群。
《剪灯新话》是明代古体小说的一部代表作，是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唐代以后古体小说中单篇传奇不多，大量的是志怪体的小说集，如洪迈的《夷坚志》，卷数很多，而文辞往往质朴无文；宋人传奇主要见于《青琐高议》和《云斋广录》，但均为选录各家的集子，未见个人专著的传奇集。瞿佑独自完成了一部《剪灯新话》，才开始了古体小说的新起点。鲁迅评价他“文题意境，并抚唐人”，除“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之外，还有不少新奇怪异的传奇性的情节结构，因为视之为传奇而非志怪。《剪灯新话》内容丰富曲折，篇幅也越发曼长，在艺术性上超越了前人。“《剪灯新话》在明代古体小说中确是特色鲜明，影响很大的作品”，[2]一经问世便造成了很大轰动，“市井浮浪之徒争相诵习”，“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英宗实录》卷九十)仿作者更繁。《剪灯新话》问世不久就有李昌祺(1376-1451)的《剪灯余话》继之而出，又有邵景詹《觅灯因话》，可谓“三灯”并举。其实“新话”的后继者远不止“余话”和“因话”，还有失传的邱燧《剪灯续录》、周人龙《挑灯集异》等，这类仿作高潮直到正统七年(1442)三月李昌祺逝世后朝廷禁毁此类小说才止。而禁毁此类小说是缘于其强烈的褒贬意识与台阁之音不符之故。《剪灯新话》继承了前代的文学遗产，注入了时代主题，轰动当世，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东亚许多作家不但受到《剪灯新话》的启发进行创作，甚至将其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典范，金时习便是其中一位成就卓著者。
金时习，字悦卿，号梅月堂，④善德十年(1435年)出生于汉城一个儒家门第，5岁就能背诵《大学》《中庸》，并开始用汉文写诗，人称“五岁文章”，被誉为神童。他的天才传到宫中，世宗宣其进宫面见，赏他五十匹丝绸锦缎。世宗(1419-1450)驾崩后，文宗即位，1452年驾崩。幼主端宗嗣位。端宗的叔父与人合谋于1455年篡位称王，后世称为世祖。此时金时习年满21岁，正苦读于三角山中等待封官，忽听闻世祖篡夺了侄儿端宗的王位，他极为愤慨，公开反对新王篡位，抨击新王是违背儒学的篡逆，因此他的仕途未始即终。当他获知儒家名流的虚伪暴行时，就削发为僧以示抗议。他与被罢官的友人隐居野外，一起写作讽刺新王朝的作品。后热情消退而以狂客自处，消极反抗，放浪形骸。金时习浪迹于关西、关东、岑南等地，写诗描绘深渊和高山，摆脱尘世凡俗。金时习的诗歌创作近万首，是朝鲜诗人中最高产的。瞿佑于1378年编写了《剪灯新话》时约在金时习定居金鳌十年以前。关于《金鳌诗话》创作的动机，金时习在《题金鳌诗话》诗两首中如此表白：
矮屋青毡暖有余，满窗梅影月初明。
挑灯永夜焚香座，闲著人间不见书。
玉堂挥翰已无心，端坐松窗夜正深。
香插铜炉乌几净，风流奇话细搜寻。⑤
从此诗可以看出，由于隐居日久，金时习已“无心”于正统文学，而另辟蹊径选择“风流奇话”为素材创作《金鳌新话》。他在读过瞿佑的作品后，大加赞赏，用诗体写了《题剪灯新话后》，认为这部在中国禁毁的《剪灯新话》是“美如春葩变”。他创作了自己的传奇小说集，将其也命名为“新话”以表示对大国禁书的作者志同道合，隔海酬唱。《题剪灯新话后》一诗较长，节录如下：
山阳君子弄机杼，手剪灯火录奇语。
有文有骚有记事，游戏滑稽有伦序……
金翠墓前溪山丽，罗赵宅内苔草细。
聚景园内荷香馥，秋香亭畔月色白……
独卧山塘春梦醒，飞花数片点床额。
眼阅一篇足启齿，荡我平生磊块意。(同上，卷四)
他认为《剪灯新话》有“文”有“骚”有“记事”，看似“滑稽”其中实有深沉的寄托和复杂的内涵，给予很高的评价，而相对当时在中国明朝正在查禁《剪灯新话》及其仿作，金时习的文学自觉及先进性由此可见。金时习接受《剪灯新话》并非偶然。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为亚洲读者的广览博取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但读者并不是对每一部作品都感兴趣，中意者取之，不中意者弃之。这种接受有时则是惑于外界的刺激和诱惑，是受到之前所闻知的亲朋好友或文人学士的推荐与吹捧，正如《金瓶梅》经过袁宏道的推荐才结束了混迹江湖、不如时流的历史。事实上《剪灯新话》在朝鲜首先得到的也是国君及台阁的吹捧。据记载，燕山君喜好《剪灯新话》并与大臣讨论，⑥还下令遣华使购买传奇书籍，印制进献。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剪灯新话》最终上至国君下至胥吏在全民范围内得到惊人的接受，即使汉文修养不够好的平民，也多有爱《剪灯新话》者，⑧可见该书在朝鲜的普及程度。《剪灯新话》是中国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而在东土觅到知音，若瞿佑泉下有知，当感欣慰。
瞿佑和金时习有着相似的创作动机。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曾亲身经历元统治者的残酷和元代社会的动荡，而明太祖朱元璋为扼制文人批评政治而实行的文禁使他也深受其害。他在《剪灯新话》写成之后“藏之书笥”，迟迟不敢发表，刊刻时还用“诲淫”“语怪”之类的话加以掩饰，在明初严峻刑法面前为了“远害”便追慕唐人遗风，借写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文言小说来委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金时习从天才少年最后沦落为落魄隐士也经历了理想破灭的心理过程。他从满怀抱负到抨击时政，最后削发为僧，隐居山林，内心也潜藏着对社会政治及命运遭遇的极大的愤懑，他在《题金鳌新话》诗中已经明确表示该书为“人间不见”，而且绝非“玉堂挥翰”，他只是如瞿佑一般，是对现实彻底失望之后借超现实的小说体裁创作排遣胸中块垒。瞿佑早有诗名，金时习是朝鲜汉文诗创作的巨擘，二人又都经历动乱、政变、流落江湖，非常态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感悟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这两部作品在创作主体的经验性上呈现类似。
金时习对《剪灯新话》编排模式的借鉴。《金鳌新话》当时在朝鲜失传几成佚书，所幸传到邻邦日本，在明治17年(1884年)得已出版，该书序中认为《金鳌新话》的文学成就更胜《剪灯新话》一筹。原本虽然未提及卷数，但从“书甲集后”一诗推断：既有“甲集”，应该还有“乙集”、“丙集”，现存的五篇并非作品的全貌。瞿佑创作了《剪灯新话》四卷二十篇，另附一篇，以“卷一、卷二”归属，那么金时习当时以甲、乙分类。借助《金鳌新话》在日本获得的赞誉及以上信息判断，金时习作品的篇幅应该不输于《剪灯新话》，他的创作承袭了《剪灯新话》的编排模式。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题材和内容十分相似，这一点，近代以来便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是金台俊，⑨他在《朝鲜小说史》中提出《金鳌新话》中的5篇与《剪灯新话》中的八篇气脉相通。
以上对应故事在鬼怪神仙情节、形象塑造上都表现出类同化特征，金台俊的提法是这两部作品存在明显影响的开山之论。伴随着当今比较文学的兴起，关于《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的相似性研究逐渐增多。在1971年版的金思烨、赵铉所著的《朝鲜文学史》中继承了金台俊的提法。李在秀在《韩国小说研究》中认为金思烨的提法不甚全面，他将两部小说的故事对应关系发展如下：[5]
关于《剪灯新话》和《金鳌新话》的人物设计、情节安排、故事模式的论文也在小说细部做出细致的分析。⑩然，若把《金鳌新话》中的任何一篇放入《剪灯新话》，陌生的读者都不会感到突兀。但是，若按照中朝两国学者的研究，完全按照故事类型对照的关系做出一对一或者一对几的结论，几乎将金时习的创作推入完全模仿的“游戏文字”之境地，也未免以偏概全，笔者将于“文学价值独立性”一节进行论述。
《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在文体、文风上的类似。两部作品在内容上往往都“述异寓意”，采取了传奇性素材，在人鬼交接的模式下表达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瞿佑《剪灯新话》在艺术上有意追踪唐人传奇的作风，虽在讲述奇异故事，但从不忽略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的描摹，情节委婉曲折，文笔细腻优美。瞿佑承继了唐传奇骈散相间的文风，多用诗词骈语，形成容多样文体为一体的华艳典雅的文风。金时习在评价《剪灯新话》时，特别强调了其“有文有骚有记事”的多样性特征，而“游戏滑稽”在肯定其文本的娱乐性，所以金时习在创作《金鳌新话》时也依从唐传奇文体特有的“文备众体”的风格，在小说中大量引用诗词，使典用事，在创作中尽情展现了“史才、诗笔、议论”，在此一点，可认为金时习受到了瞿佑的影响。
《金鳌新话》文学价值的独立性
瞿佑《剪灯新话》著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而传入朝鲜的则是其侄瞿暹于杭州刊行的重刊本(1421年)。(11)重刊本《剪灯新话》传入朝鲜的时间大约在1421-1445年间。世宗二十年(1445年)刊行的《龙飞御天歌》卷10的小注中曾引用李昌祺(李祯，1376-1452年)的《剪灯余话》，因此《剪灯新话》传入朝鲜的时间应为《龙飞御天歌》刊行之前。[3]而金时习隐居金鳌山期间(1465-1471年间)写成《金鳌诗话》，那么从《剪灯新话》到《金鳌诗话》创作之间的时间差，至多不会超过50年。而在《金鳌诗话》同样受到欢迎的日本和越南，都到17世纪中叶和16世纪才出现了《伽婢子》和《传奇漫录》。由此可见，金时习《金鳌新话》的形成绝非完全是在瞿佑作品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金时习的传奇创作成就离不开朝鲜国内的文学经验的积累——当是时，朝鲜的传奇文学早已酝酿成熟。
(一)《金鳌新话》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朝鲜古典小说的出现和成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产生与发展和朝鲜朝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朝前半期，随着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消费群体，这里包括大量的城市平民阶层和女性读者群。他们并不满足于以往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已有的叙事文学样式……小说便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朝鲜朝时封建制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复兴，所以应时代之需小说勃然兴起。同时，“它的产生是以15世纪以前的叙事散文传统和所积累的艺术经验为基础的。”[4]朝鲜朝时《金鳌诗话》的成功，离不开朝鲜(包括汉文学和国文文学)世代积累的文学河床。朝鲜从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丰富的神话和传说，这些都为朝鲜的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小说题材，如据《三国遗事》所载的《书生与姑娘》男女爱恋题材、《朴渊瀑布》中的人神遇合题材。统一新罗时期，叙事文体进一步发展多样，出现了寓言、殊异传，假传体小说，志怪、传奇等，里面富含大量的小说因素，某些作品已经完全成熟，代表作如新罗末期的传奇散文集《新罗殊异传》，(12)其中所收《心火烧塔》《首插石楠》《金现感虎》《仙女红袋》等作品感情浓烈，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朝鲜小说已有世俗化倾向。《首插石楠》中首次出现了离魂情节。高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史传色彩的人物传记，如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金庾信传》(描写名将一生)《都弥传》(描写平民夫妻的爱情和节操)，更有很多关于文人学士的传记，如《崔致远传》《金生传》《剑君传》等，在人物塑造上进一步摸索经验，刻画愈发传神生动。同时还有杂录文学体裁“稗说体”，“稗说体”在李朝时期达到高潮，为小说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与技巧。《龙宫赴宴录》中的渔夫故事模式，明显地表现出朝鲜民间文学的色彩。
朝鲜的“梦游录”小说在15世纪中叶盛行，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叙述结构上一般以“入梦”和“觉梦”为主要故事线索，而梦中的内容往往由“讨论”和“诗歌问答”来构成，讨论问答的内容往往是哲理性的，带有浓厚的议论色彩和抒情色彩。[6]在《金鳌新话》中，《南炎浮州志》和《龙宫赴宴录》两篇，都是这样的“梦游录”模式。综上，在朝鲜叙事文学的沃土之上，借着《剪灯新话》的东风，诗才冠世的金时习信手便可拈来朝鲜古典文学世代积累的大量的题材技巧等小说因子创作出《金鳌新话》这枝奇葩。
此外，朝鲜的好“奇”传统由来已久，其对传奇的喜爱早已有之。如唐朝出自我国张鷟之手的传奇作品《游仙窟》便受到当时新罗人民的欢迎。“鷟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之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旧唐书·张荐传》，一四九卷)崔致远(13)受《游仙窟》影响所作的传奇作品《仙女红袋》(14)已在艺术上精炼成熟。《仙女红袋》故事讲述模式也是书生遇仙、人神遇合，一如我国传统的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模式。该传奇以第三人称形式写崔致远与两个女子的鬼魂相遇，赋诗、爱慕、合卺以及梦醒之后的惆怅满怀，整部作品构思精巧，以四六骈文为主，并附有可圈可点的长诗，是朝鲜传奇文学的首次华丽现身。笔者以为，如果说朝鲜第一篇成熟的传奇小说，《仙女红袋》当之无愧，虽然新罗所见的成熟传奇不多，不比荦荦大观的唐传奇，但朝鲜传奇小说的起步并未落后于我朝。
(二)《金鳌新话》对《剪灯新话》的突破
《金鳌新话》的创作以朝鲜朝为背景，展示的是当时社会。在中国以变身为题材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原因将人变成人以外的形象，相反大部分的形式是鬼怪，动植物在变成人以后和人交往。[7]从这点看，关于精怪小说的中心也是人间，可以推断作者还是重视人间才创作这种小说。朝鲜的传奇小说也如是沿袭关注现实的传统。难道金时习创作《金鳌新话》时是纯粹模仿《剪灯新话》凭空幻游？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李朝鱼权榷看到了《金鳌新话》的独创性，称“其数叙大概以蹈瞿宗吉《剪灯新话》，而立意出语则过之，岂但青于蓝而已哉？”[8]《李生窥墙传》中李生与崔氏便罹祸于红贼之乱。“辛丑年，红贼据京城，王移福州，贼焚荡室庐，脔炙人畜，夫妇亲戚，不能自保”(本文所引《金鳌新话》的文本都出自该书，以下不注)，[9]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万福寺樗蒲记》中所描述的几个女鬼都是死于倭寇入侵。高丽王朝末年，倭寇集团发动侵略战争，这次战争从1350年开始，到1376年达到高潮，侵犯了全罗南道、庆尚南道、忠清南道等许多郡县，至1380年入侵者才被赶走。“边防失御，倭寇来侵，干戈满目，烽燧连年，焚荡室庐，掳掠生民，东西奔窜，左右逋逃，亲戚仆童，各相乱离”，青年女子何氏以及她的朋友郑氏、吴氏、金氏、柳氏，都是在侵略中丧失生命的花季少女，她们的不幸惨死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苦难。此外，小说不乏对朝鲜山水风土的讲述，如《醉游浮碧亭记》中弥漫着对故国、故君的追思，并提到“锦绣山、凤凰台、绫罗岛、麒麟窟、朝天石、楸南墟”，以及“永明寺”“大同门”等。
《金鳌新话》诉说着金时习的“无法释怀”。金时习少有壮志，面对叛臣贼子从积极反抗到后期消极不合作，最终隐居深山，从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他的传奇小说以梦幻笔调展现的依旧是他对国家百姓的深沉关怀。试看《南炎浮州志》。作品中的大部分是朴生与阎王的对话。金时习设计了梦游——谈话形式，目的在于让朴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朴生素来对佛教、巫教、鬼魂之说一概不信，时刻宣示自己“儒生”身份。这无疑是金时习在为自己“心儒迹佛”的做法辩护。《南炎浮州志》中又有“治国论”。阎王府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而存在，存在的价值在于贯彻作者的理念。《龙宫赴宴录》中金时习不吝笔墨地摹写龙宫的华美，很有可能就是童年时期被世宗接见时的记忆，以及对童年美好憧憬的回忆性描写。龙王开的是“润笔宴”，主角是被称为人间“文章巨公”的韩生，他需要龙王将他的文章“勒之金石”。但这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韩生最终“不以名利为怀，入名山，不知所终”，金时习对现实流露出深深的失望。《金鳌新话》中的传奇作品虽然外形多样，但事实上都存在内在的统一性，渗透着金时习“远害”与“明志”的情感倾向。正如赵东一教授所说“出于王朝交替、文化重筑的历史时期，朝鲜前期的士大夫以汉文开风范的工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来的彻底。士大夫阶层也有主流外的一群，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走入仕途，但谁也阻止不了他们熟练地驾驭汉文表露他们的不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这种与官人文学、仕林文学相对的文学。这种徘徊于体制之外的文人的先驱者就是金时习，他不屈于命运的代表作即为《金鳌新话》。”[10]《金时习传》记载金时习几次雕刻了农夫形象，终日凝视，终于在痛哭中将雕塑烧毁。(李粟谷：《金时习传》，见《梅月堂集》)金时习毕生对社会、农民的关怀始终没有减少，在作品中他关注的范围是主人公生活的整个社会现实，这相比朝鲜朝以前的志怪小说往往讲述个人际遇，金时习将朝鲜传奇小说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具有进步性，表现了一个富有良知、正义的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社会责任感。
《金鳌新话》的文风较《剪灯新话》更加“雅化”。这两部作品都从民间文学中汲取活力，同时又具有文人的“雅趣”。但是相较之下，《金鳌新话》语言雅洁，情感含蓄，较《剪灯新话》更胜一筹。试比照两端女性刻画：《金明池吴清逢爱爱》(15)中的女性则像是“娼妓”一般：“须臾之间，似有如无，觉得娇娇媚媚，妖妖娆娆，走一个十五六岁花朵般多情的女儿出来。”笔调浮浪。其男主人公吴清也是一个轻薄的浪荡公子形象，看见漂亮女孩“眼横秋水，眉拂春山，发似云堆，足如莲蕊。两颗樱桃分素口，一枝杨柳斗纤腰。未领略遍体温香”便“不觉遍体苏麻，急欲捱身上前”。这些描写都透露着《剪灯新话》创作时被俗文学影响的显著痕迹。而《金鳌新话》的笔法则更趋“雅化”，如《万福樗蒲记》描写何氏“俄而有一美姬，年可十五六，丫鬟淡饰，仪容绰约，如仙妹天妃，望之俨然”，金时习将何氏写出了仙子之美，十分尊贵。不但何氏，金氏“俨然染翰”，柳氏“淡妆素服，不甚华丽而法度有常”，《醉游浮碧亭记》中仙子更是“威仪整齐，状如贵家处子”。由此可见，金时习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法度有常”，爱情描写比较含蓄克制，传奇文风也更加典雅。金时习在这五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诗歌，不吝篇幅，虽难免有炫才之嫌，但同时也使整部《金鳌新话》的美学风格更加“雅化”。
《剪灯新话》中在展现刺激性意象时往往不加克制。如《太虚司法传》描摹了战乱后尸横遍野的人间惨景。“时兵燹之后，荡无人居，黄沙白骨，一望极目，至斜日西沉，愁云四起……七八死尸，僵卧左右，阴风飒飒，飞雨骤至，疾雷一声，群尸环起”。这个鬼蜮场景就是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的社会影射。此类恐怖阴森的描写在崇拜典雅的朝鲜汉文学中十分少见，金时习即使在《南炎浮州志》中描写地狱时，也是简略行文，虚晃一枪，然后快速地过渡到凝聚主旨的“议论问答”。文字也更加含蓄唯美，体现了朝鲜汉文学一贯不变的“温柔敦厚”之风。
此外，《金鳌新话》中多有精彩凝练的景色描写，显示出金时习的“雅趣”。如《醉游浮碧亭记》中洪生夜游浮碧亭。“系缆芦丛，蹑梯而登，凭轩一望，朗吟清啸。时月色如海，波光如练，雁叫沙汀，鹤惊松露，凛然如澄清虚紫府也。”这样的文字画意诗情，澄澈空灵，缥缈多姿，呈现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
中朝传奇文学的融合与反思
剖析不妨细致，但结论当看远不看近。本文论证了《金鳌新话》对《剪灯新话》创作经验的继承借鉴与创新突破，但最终立意在于反思两国的传奇文学传统。中朝两国的传奇小说都有自己的成型路径。中国的古代小说包括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中国文言小说经历了前小说、汉魏六朝的杂传体小说、两汉魏晋杂记体小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嬗变之后，在中唐出现以传奇为代表的高潮。[11]宋传奇在唐传奇的映衬下显得“芜杂”，《剪灯新话》作为对唐传奇的追忆与缅怀却最终归于寂寞。朝鲜的传奇小说同样经历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殊异传的酝酿，再经由假传体小说、人物传、稗说体而渐趋成熟。[6](29)朝鲜传奇小说是汉文化圈的产物，虽然以汉语为创作形式，但朝鲜的汉文学家却并未一味地模仿，而是自觉地采用了融合式的借鉴以反映朝鲜本民族的现实社会，在创作过程中朝鲜作家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及审美兴趣和指向都从未淡化，时刻表达着知识分子对国家社稷的良知与正义。朝鲜传奇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题材、情节都带有浓厚的民族性色彩，文风典雅，格调高远。
比较视野下研究任何两部作品时，细部的“同”比较容易看出，而发现整体的“异”则更需要眼力和琢磨。如果只见其“同”而忽略其“异”，那就容易误将“他者”视为“自我”或以“自我”去猜测“他者”。众多的朝鲜汉文学家具有精深的儒学及汉文修养，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自觉的。朝鲜汉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也并非带着如同今天所谓的“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意识来看待两国文学的，更非全盘照搬东渡的中国古典文学，而是有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品格坚守。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意欲研究朝鲜古典文学，不能缺失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
注释：
①现代韩国和朝鲜的古代文学为同一脉络，本文中的“朝鲜”一词指古代朝鲜半岛，也包括当今“韩国”在内，并非现代意义上关于国家的政治解释。
②由于朝鲜文字出现较晚，汉文字与日常朝鲜语言文字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超过千年，汉文学创作在朝鲜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③稗说体，产生于高丽时期，兴盛于李朝时期。稗说体包括大量的名人逸事、野史、游记、日记、随笔、志怪、寓言、笑话、典故乃至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内容驳杂，包罗万象。代表作如徐居正《太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
④曹伸《闻琐录》说：“金时习，字悦卿。少以神童驰名，已而玩世不仕官。为僧名雪岑，号东峰，或称赘世翁，或云梅月堂，又曰清寒居土，亦谓清隐，晚岁还俗而卒。”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1：129页。
⑤金时习《题金鳌新话》，见《梅月堂集》，卷六。“罗赵宅”见《爱卿传》，“金翠墓”见《翠翠传》，“秋香亭”见《秋香亭记》，“聚景园”见《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⑥“下剪灯新话，曰，序云，不正之君所好者，唯声色歌舞。”《燕山君日记》是十一年三月乙未条。
⑦“传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传曰，剪灯新话、余话等书，印进。”《燕山君日记》，十二年四月壬戌条。
⑧“白体具备，利于吏文，故吏胥家，多读之。”《松南杂识》卷七。
⑨金台俊(1905-1950)，朝鲜平安北道人，国文学者，思想家，曾任朝鲜共产党文化部长、朝鲜文学家同盟执委，1950年在朝鲜汉城被处死。代表作有《朝鲜小说史》(1934)，《朝鲜汉文学史》(1931)。
⑩关于二者比较的论文，大都关注《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如徐东日.〈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1992(4).李宏伟.〈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J].晋阳学刊，2004(5).金政六.〈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考[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1)。
(11)瞿佑刊刻《剪灯新话》不见国内藏本，惟朝鲜《剪灯新话句解》底本为瞿暹刻本，因其末尾标注有“侄瞿暹刊行”的字样。见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96。
(12)朴寅亮(？-1096)所作(一说为崔致远所撰)《新罗殊异传》传奇作品集，已失传，但其逸文则散见于《大东韵府群玉》，《太平通载》等书中，其中某些篇章在艺术上已达到成熟小说水平。
(13)崔致远(857-？)，号孤云，12岁到唐朝留学，17岁中进士，后任中国宣州溧水(今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县尉。后又应节度使高骈之聘去过淮南(江苏省扬州)，颇受重用。崔致远在《唐书·艺文志》被认为是新罗人中文才第一。在朝鲜有“汉文学鼻祖”之称。
(14)关于这一论点，李岩教授曾作详细的考证，参见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82。
(15)本文所引《剪灯新话》原文，均见瞿佑：《剪灯新话》(外二种)，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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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