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阿部知二创作、出版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的长篇小说《北京》具有强烈的时局色彩，是日本“行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关于“行动”的讨论贯穿小说始终。在作家行动主义观的执行者大门勇看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向有缺乏行动力之弊；而当王子明趋向抗日之“行动”时，大门又认为这种抵抗意识缺乏美感，终将因倡导者的非理性、响应者的盲从而归于失败。同时，大门勇又认为，日本青年加茂等人的在华/对华行动值得赞赏，但其对华认识存在简单化倾向，左右翼不分的冒险主义行动热情易被未知力量煽动、利用，其“行动”也必然归于失败。在这部小说中，阿部知二倡导一种“理智的行动主义”，然而，在日本侵华、中国抗日的历史语境下，这种试图“去政治化”的主张必然会被逼入隔膜、虚无、破产的境地。
关 键 词：阿部知二/《北京》/行动主义/“去政治化”/侵华战争
作者简介：王升远（1982- ），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暨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以及中国的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史。
一、行动主义：《北京》研究中被忽略的“基轴”
1935年9月1日至13日，日本作家阿部知二来到北京，逗留了两个星期。在其长篇小说《北京》的跋语中，他感叹：“为什么我没有早些知道，在距离我们的岛国如此近的地方竟有如此好的去处。”①北京之行为创作几近停滞状态的阿部知二带来了持续两年多的创作激情，除了评论性质的中国人论、中国文化论之外，他还创作出颇成规模的“北京题材作品群”，主要包括《邻国的文化——来自北平的印象》(载《读卖新闻》1935年10月26日)、《北京杂记》(载《塞彷》1935年11月)、《美丽的北平》(载《新潮》1935年12月)、《燕京》(载《文艺》1937年1月)、《北平的女人》(载《文学界》1937年5月)、《北平眼镜》(载《文艺》1937年9月)、《王家的镜子》(载《改造》1937年10月)以及基于以上准备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北京》(第一书房，1938年4月)等。这些作品不仅存在着创作时间上的连续性，在人物形象诸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对应，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互文网络，其中部分作品在当时还引起了文坛的关注。②而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总结之作《北京》。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竹内好和武田泰淳都给予该作相对正面的评价，竹内认为比起小田岳夫、丰田三郎以及立野信之的北京题材作品，“《北京》在描写支那的日本人小说中属于好的了。武田订正道：不，在阿部知二的作品中属于好的了”③。
阿部的北京之行值得注意者有三：一、这是作者初次来中国旅行，甚至是其首次海外体验；二、此行发生在作者积极参与的“行动主义”论战中心园地《行动》杂志停刊前后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而《北京》则出版于大战爆发后的1938年4月；三、在《北京》的跋文中，作者强调，该作非“时局文章”，而只是一部“感伤纪行录”、“幻想曲”和“支那观察录”，但水上勲所整理出的阿部知二“接受系谱”⑤显示，时人和后人对此说都绝少相信。
《北京》是以日本青年大门勇、加茂和中国青年王子明三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大门勇是东京某大学青年教师，以调查元明清时期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之名来到北京，寄住于华北前实业界人士王世金家里。王家长子王子明任教于北京某大学，是个有着“赤化”倾向的文弱青年，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文化人应该以制造“幻影”(vision)为使命。在北京，大门邂逅了自己当年的学生加茂。加茂毕业后来到伪“满洲”，曾深入中国腹地调查、探险，甚至在“九·一八事变”时参加过“北满讨匪军”，而今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情况而来到北京，是极具开拓精神的日本青年，且善于在行动中观察中国，发现问题。随着中日两国政治军事局势日趋紧张，原本纸上谈兵、沉浸在“无为世界”中的王子明逐渐向抗日的“行动”方向迈进；而加茂则隐身遁形、不见踪影，据大门推测他已深入中国农村参与农民运动去了。大门与王子明虽然是跨越国界的友人，然而在日本“闯入”中国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貌合神离。在大门看来，王子明参与到以其母国为对象的抗日运动中去是不理智、缺乏美感的，他不顾一切的偏执行动欲望是悲哀的；而加茂等日本人以中国为对象的实践是值得赞赏、敬佩的，但其左右翼不分的冒险主义行动热情易被未知力量煽动和利用。因此，大门期待在华日本人的对华行动能更为理智和谨慎。小说结尾，回国前的大门在大连由报纸上得知，王子明和加茂可能参与的反日运动和河北香河县农民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这位“理智的行动主义者”的预料之中。
在该作中，大门、加茂与王子明之间既各为主体，又互为镜像而存在。日本学者市川毅认为，在与加茂相对的意义上，大门勇与王子明呈现出较明显的共通性，即，他们发现了作为“幻影”制造者、面对现实采取消极姿态的知识分子与将他们裹挟其中的现实世界、“行动”世界间的紧张关系，而远离现实世界之“行动”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弱者地位。⑥问题在于，虽同为文化人，但在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王子明与大门勇的“知识分子同盟”徒有其表、不堪一击，关于是否/如何“行动”的思考与实践也不可能取得根本一致；可以说，在小说结尾处，二者原本貌合神离的隐性心理对峙渐趋明显。三位主人公的不同处在于，以阶层而论，王子明与大门同为文化人，加茂是“圈外人”；以国籍、国家利益而论，大门与加茂同为日本人，子明则是“外国人”。所谓共通之处在于，子明与加茂虽存在国家利益上的尖锐对峙，但都以中国为其“行动”的实践场，如是观之，在北京期间看似无所事事、实则以另一种隐性姿态介入对华“行动”的大门亦莫能外。
日本学者渡边洋曾认为，行动主义文学“在实际创作层面无甚可观者”⑦，实际上，也鲜有学者、评论家将阿部知二的北京题材作品群列为“行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⑧但“行动”显然是《北京》中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一视角的确立，不仅是基于1930年代阿部知二乃“行动主义”文学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刊发其北京题材作品的《改造》、《新潮》、《文艺》、《塞彷》诸杂志乃“行动主义”文学的主要阵地这些外部可能性，更是文本的内部结构使然：对是否/如何行动的探讨贯穿小说始终。落实到具体登场人物上，尽管王子明与加茂绝少“面对面”，但在小说的尾声阶段，二者的针锋相对逐渐“由隐而显”，由“各走一边”转向直接关联(子明对加茂在华北乡村参与农民运动的动向极为关注)。小说对子明和加茂的各自气质及其“行动”观的描述是分头展开的，看来独立而无联系，但在后面描述子明与加茂对日、俄实力消长背景下中国未来走向的“可能”看法时，在描述加茂鼓动河北农民自治运动与王子明参与学生针对“北支政权”之弹劾的“可能”行动时，却呈现出直接的关联。之所以强调“可能”，是因为子明与加茂的“对立”始终是在大门的臆想世界中被呈现与裁断的。在小说中，大门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全知视角操控者，子明与加茂的思想与行动多是通过与大门的接触而得到表达；通过对他们二人“行动”的言说，亦可透视出作为“镜像”的大门之行动观，更进一步说，透视出特殊历史语境下大门北京之旅的操控者——作家阿部知二的行动主义观。
二、受害者的“行动”滞京期间，大门勇不甚与在京日本人来往，离群索居，被讥为“北京村的圣人”；自从在万寿山邂逅了一位中国女子、惊鸿一瞥而发烧一场之后，“他的活动力衰退，在王家一隅，过着日渐无为的生活”(《北》：35)。以上表述意在凸显大门的“非行动”倾向。对于这一倾向应如何认识，先看王子明的评论。在某一天邀请大门赏月饮酒之时，王子明谈到日本虽“没有行动的思想和文学”，但“有的是行动本身”(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就看来到北支的一个个日本人，不就是实实在在地在行动吗？全国都在行动的国家，还需要像期票一样的、憧憬般的行动思想与文学吗？有实在的行动足矣”。在大门试图强调自己这种日本知识阶级的“非行动性”时，王子明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小撮知识分子不是例外，又能是什么呢？日本知识分子，如果不具有行动性，那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了。但，我连这个也不相信。他们也是极具行动性的。比如，恕我直言，您是来做什么的呢？的确，您一直安静地生活着，但，以原本就不甚强健的身体来到这里、思考他国历史，此事本身不就是带有强烈意志倾向的表现吗？”(《北》：144-145)王子明的质疑一方面回应了所谓“北京村的圣人”之来由以及大门的“非行动性”，但同时却又在大门看似“非行动”的言行中提取了其内在的“行动性”本质。实际上，在阿部的短篇小说《王家的镜子》中，看门人小张发现，在王子明趋向抗日之后，泷英作(与《北京》中的大门有着较大的对应性)也一改不甚与在京日本人交际的常态——“最近泷却只与日本人来往了，学者、实业家、官员、军人样的人都来泷这里玩”⑨。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敏感时期，很难想象与以上各色人等的“玩”是无现实动机的、“非行动性”的。对于王子明所指摘的“来华行动”一说，大门并未正面回应，却反唇相讥：“这么说，您现在也是因为要开始什么行动而频繁与众人集会的么？”面对大门之问，子明不作辩解，坦言“是的，因为坐以待毙的话也是一样”(《北》：145)。这里，大门的“不否认”可以说就是一种间接承认。
然而，子明与大门的“行动”实则存在着质的差异。如果说大门来华考察是一种“隐性行动”，那么在王子明眼中，此乃日本国民在所谓“大陆进出”的历史语境下自然、主动的选择；相反，子明的行动则是由“非行动”性的思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后做出的被动选择。子明自称是所在学校介于“亲日派”与“抗日派”之间的“中间派”。他与某银行家之女似有私情，女子欲反抗父亲的意志、跟随她的兄长赴莫斯科读大学，这一动向暗示着她的“赤化”倾向。⑩大门问子明何以不予阻止，后者称：“这能阻止吗？我虽未必赞同她与其兄的思想，但不也没有反对的权力吗？”(《北》：68)子明的话在表明了其“中间派”政治立场的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暗示了他自身“行动力”的缺失。在P饭店，日本人沼先生无法忍受大门和子明“太过闲人气”的谈话，便向后者提出了尖锐的现实问题——“你所在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的情况如何？还是持激烈的抗日论调吗？”“在王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谈论现代支那是要沿莫斯科还是东京的路线走下去，才是有益的”(《北》：71-72)。尽管如此，子明仍无意介入讨论，却与大门一唱一和大谈古事，回避对现实层面中日关系的正面回应。由此可以窥见，王子明与大门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敏感关系展现出疏离的姿态；直至沼发出“你们知道日本人很强吗”这般咄咄逼人的挑衅时，子明才“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像孩子在背诵一样，又像与此前的问答没有关系一样，半闭着眼睛说：‘琐罗亚斯德说过——欲做朋友，要先向他挑战。——抵抗，是奴隶的道德。’这真出乎意料，他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此话……任何人——甚至子明自身都不清楚”(《北》：80)。
关于自己在行动层面上的消极姿态，子明解释说：“以我个人立场来说，对贸然的行动是不以为然的，这并非逃避。我想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和使命。那是什么呢？制造幻影。可能会有些词不达意，vision——不管说它是理念、还是抽象的精神、梦想抑或是意识形态，用现在的语言实在难以准确表述出来。总之，这个vision正是我们的国民所欠缺的。我想，放眼长远的话，制造此物才是我等所应从事的工作。”(《北》：146)当然，子明也明白，这“不应仅仅是作为幻影的幻影，而是作为可以改变现实的信念之幻影”(《北》：147)。但到了后来，“大家都在我周围呼喊着，现在更为迫切的行动要求我们付出牺牲。我也决心不满足于此，而要去呼应这一要求”(《北》：149)。对以“‘幻影’制造者”自况、常耽于思考与辩论的子明而言，坐以待毙莫如奋起抗争的“行动”转向毋宁说是痛苦、孤独和被动的——“众人归去我独处时，这盘子、烟蒂就像糖果盒中的精灵一样，开始出声地嘲笑着我：‘辩论、辩论、辩论。’我感到非常孤独，就把你叫出来了”(《北》：142)。
大门觉得安慰的话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回答道：“糖果盒里的一个精灵是不是这样喊的？——剩下的，只有‘行动’了？”
“嗯，是的，但话还没完。一个喊了声‘行动’之后，旁边的糖果盒嘀咕着‘行动也会是悲惨的，无为隐忍也将亡国、亡国’，我们的心在穷途末路前彷徨。”(《北》：143)
在《王家的镜子》中，平日攀附权贵的叶女士大声疾呼“战争，战争，我们要做先锋”，众人同声称赞附和，“只有王子明毋宁说表情痛苦”(《王》：270)，这一幕也被看门人小张看在眼里。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留意：大门们(包括《北京》中的大门勇和《王家的镜子》中的泷英作)对子明的观察、评价及心态。在《王家的镜子》中，泷英作临行前与看门人小张深入交流，他认为像子明这般的文化人“中国从几千年前就多得无边。世界上此种人最多的便是这个国家。个个秉性义烈，常思考难题，但不太懂得实际的事情。然而，只知道这些人的人，便会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国家”(《王》：267-268)。显然，泷英作批判的矛头直指以王子明为代表的耽于思辨、止于空谈却缺乏实际“行动力”的中国知识阶层。武田泰淳曾指出，中国作家的“负疚”只与一事有关，即对处于近代国家群包围之中的中国，是干预、介入抑或置之不理；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未能参加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运动之中，那么，其作为文学者的生命就会瞬间消亡。(11)换言之，行动与否关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有趣的是，在子明被动地萌发出行动意识(约等于以日本为对象的抵抗意识)后，大门的心态又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变化。在P饭店与沼等日本人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大门看着黑暗中泛着微白的子明的溜肩膀，感到那闲雅、柔和的贵公子般的子明，与刚才那激烈论辩、口吐尼采名言、尝试分析性思辨的样子是多么不协调啊”(《北》：88)。大门回国前，子明应其请求陪他去探视妓女鸿妹。大门看着妓馆中的子明，“这和谈论政治、思想时的脸是多么不同啊。那脸上是自然地融入这颓废之美的空气中而畅然呼吸的平滑色调。有种像釉子一般的光泽笼罩着他的面容。那恐怕是已化为一两千年的遗传因素潜入了他体内、现在慢慢渗到皮肤表层之物吧。大门不由得说了句‘所谓的颓废，真是一种美’”(《北》：232-233)。只有在这样的子明身上，即“越是要从其中[中国这一‘无为天国’的整体颓废——引者注]脱身而出，身体深处却越与之相互融合，无计可施”(《北》：233)的、平静颓废远离政治的子明，大门才能发现美的存在。在大门看来，谈论政治、思想(特别是以日本为对象时)的子明是令人反感、厌恶的。显然，这种审美倾向的核心是去政治化与否。
事实上，同前所述，大门与子明之间既有作为知识分子须共同面对的“行动与否”之惑，其背后更有现实层面民族、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与冲突。大门称“只要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不能像佛陀一样，那么在任何地方，力与力之间都会相互冲撞。……但，我与王先生们之间能彼此感受到友情，这也是事实”，但是沼的话无情地击溃了这一“知识分子式的、观念式的，不，毋宁说是虚无式的人道思想”，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认为，这确实也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请问诸位，那种感情在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前，能有多大的力量呢？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憎恶、激战正逐渐占据优势、排山倒海而来，不是吗？——温情主义不过是近代文明病而已。”(《北》：79)显然，知识分子间的人道主义友情在日本“闯入”中国、中国被迫奋起反抗的历史语境下空有其表、脆弱得不堪一击，最终走向对立。文学史上，佐藤春夫与田汉、郁达夫等中国文人友情的破裂便可作如是观。大门在归国前反省：
确实，自己与子明不到半年的友情是美好的，对此无论怎么夸张都不为过。但，这是存在于令人憎恶的框架——巨大的、超越于个人与个人善意之上的强有力的框架——之中的，可曾有一天是在此框架制裁意识之外的友情交流？不，友情本身不过是憎恶的最为复杂、绝望、倒错的表现而已。我们不就是为了表现憎恶而尽力殷勤、美好地交往吗？就像为了表现爱有时要借助战斗的形式一样。……对抽象意义上的“日本人”抱有敌意，和爱着自己这一个日本人这两者之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矛盾的、无法解决的。(《北》：237-238)
尽管不愿直接面对、承认，但大门与子明在国家间侵略/反抗语境下的个体间的隔阂、对峙，一直都是各自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一“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正暗示了现实层面上北京沦陷后留在北京的普通知识分子与日本“闯入者”内心世界的深度隔阂与分歧。
子明被动萌发的痛苦抵抗意识渐次转变为切实的“行动”形态。离京后，大门在大连收到了王子明的信件，信中称“我快要与那位曾在P饭店跟你谈过的少女结婚了，因为她已放弃了去莫斯科的想法。但实际上究竟何时能结婚，尚无法预期，因为比起结婚这种个人之事，现在我们想全身投入到更大的、更激烈的漩涡中去”(《北》：264)。对于子明而言，何为该做之事，《王家的镜子》给出了答案——“夹在抗日和亲日夹缝中的子明日渐趋于抗日”(《王》：265)。在大门看来，子明走向抗日的“行动转向”是在他预想之内的。月夜交谈前，大门已然意识到“话题不是风雅、悠闲的赏月，只不过是与救国问题短兵相接的男人和恐将成为这场运动对象国的男人之间，夹杂着友情的、谜一般的应酬”(《北》：142-143)。
但是，王子明可能参与的抗日“行动”最终归于失败：
北京大学生针对北支政权的弹劾运动以及针对此运动的镇压相继发生。……此时，大门自然是把王子明与之联系到了一起。尽管还不知道他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可能已经不被“烟灰缸、糖果盒之精灵”所烦扰而四处活动了吧？像他这样的人，为了这种事而兴奋、并为之四处奔走果真是幸福的吗？话虽这么说，他也一定不会放弃那已近乎疯狂的、偏执的行动欲望，甚至会高喊“粉身碎骨又何妨”吧。大门甚至深感悲愁。(《北》：272-273)
子明的失败因由何处，是偶然抑或必然，小说中未见明言，但似可推导而知。在此前二人同赴妓馆时，注视着子明“愠怒的脸”，大门就曾认为，“不必说，王在思考冲破这无为天国的‘新支那’运动，解决的办法便是将愠怒的对象定为日本”(《北》：222)。有趣的是，从子明这一个体身上，大门竟自认为获得了破解中国国民性的密码：
大门看着那张脸，……结果一瞬间，他感觉到“这是张愠怒的脸”。愠怒的神情——这一发现新鲜得甚至让大门感到吃惊。是的，这半年间早晚所看到的王子明脸上那伤感的温雅便是愠怒时的表现。不，北京人——恐怕支那人都是这种愠怒的脸庞吧。……他们恐怕是从几千年前，就这样愠怒至今的。为何愠怒，大多数时候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更加郁结寡欢、心烦意乱，就变成了一副孩子哭着入睡的表情。时而，会有个家伙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我们愤怒的对象就是它！”，这个“它”是什么都无关紧要。比如，“我们对王朝感到愤怒”、“我们对蒙古人感到愤怒”、“我们对日本感到愤怒”。只要有人这么说一句就可以了。众人便奋起、齐声高喊“说得对！没错！”……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沉静下来，又回到了几千年以来不知缘由的、不明对象的、无限的愤怒，他们的表情又会回到悲伤、郁郁不乐的平静。(《北》：220-222)
无独有偶，桑原骘藏在发表于1926年的《支那猥谈》中谈到，“支那国民……完全没有批判精神。他们不会充分考虑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在个人抑或团体的行动之时，他们又是极为粗心大意，容易盲信”(12)。月夜交谈前，子明在与青年教授、学生们的辩论中被迫转向以及《王家的镜子》中叶女士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节，与桑原的论断显然存在着呼应关系。如果说无判断、无立场的盲从心理是趋向“行动”的成因，那么在大门看来，子明等“行动”的败因则在于倡导者的盲目性、随意性与“非理性”。在《王家的镜子》中，叶女士只是一个朝三暮四、毫无立场、攀附权贵的轻浮女性；《北京》中的参与讨论者——大学教授和学生——尽皆缺乏“行动”历练的年轻人。在大门看来，学贯中西的王子明本应作为“理智派”成为具有决断力的领袖人物，而他却最终不得不屈从于“非理性”势力、并在其裹挟之下走向抗日之途。
综上，大门认为，千百年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流于“纸上谈兵”，缺乏实际“行动力”，另一方面，以日本为“行动”对象的中国文化人的抵抗意识又缺乏美感，落实到切实的“行动”层面，则将由于其倡导者的“非理性”和响应者的盲从而归于失败。那么，在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的历史语境下，若非坐以待毙，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日本文化人村上知行曾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是复活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显然，村上这一倡议是“在战时批判反思西方文化、‘打击英美’、‘中日提携’、复归东方的政治策略驱动下，又以‘为东洋和平计’为名，行‘以其人之弊还治其人之身’、‘己所不欲，乃施于人’之实”，是别有用心的。(13)那么，舍此之外，若非“非理性的盲从”，到底该如何“理性”应对日本侵略者的强力“闯入”，阿部知二的《北京》并未为此指明方向。这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村上要求中国青年文化人复古的直白恶意与阿部对中国抗日“行动者”们的委婉批判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差异，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呼吁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停止反侵略的斗争。
三、“闯入者”的对华“行动”不以“行动者”自认，并认为王子明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盲从的，那么大门对于日本人以中国为对象的“行动”又持何态度？
加茂在陪同大门游览长城时触景抒怀，向后者深情倾诉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不知道来过这八达岭多少次了，每次都感慨万千。葬身于这片荒芜的土地也无所谓，但我总想做点什么。为了东洋，为了祖国。”“大门想着，那尚未成熟却被透支的肉体——每天靠馒头和葱支撑着，说不定会毁掉健康。而且，在那少年时代便离别了故乡和母亲、品味着孤独的心中，各种思想、言论一定杂乱地混在一处吧。他到底是被什么梦想所吸引、所影响的呢？”(《北》：110)此处值得推敲的是大门对加茂对华冒险活动作何认识。论者似乎都不太追问大门的来华因由。大门来北京是为研究元明清时期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滞京期间，虽大多时间“不务正业”，但还是在杨素清的陪同下做过一次实地田野考察。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著名传教士碑铭前，大门唏嘘感慨：“当时的传教士，究竟燃烧着怎样的信念与梦想虽不得而知，但一想到他们远涉重洋、葬身东洋之土的献身生涯，内心便充满了纯粹的感动。”(《北》：54)实际上，在来华的航船上，大门也想到了先人曾远赴中国的种种壮举：“进入了平静的黄海之上，看着通红的辉煌落日，西方天际闪耀的云彩，脑海里便生动地勾勒起一千年前遣唐使的冒险、梦想与憧憬。”(《北》：30)在现实世界中，大门曾在北京开往大连的火车上，邂逅了一位任职于“满铁”的日本青年：
下铺对面是个日本人，方才跟大门打招呼说他在满铁工作。车在丰台车站停了下来，……他说自己是从满洲到山西去看煤矿，这是逛了一周后的回程。刚才他发现，这个应该还算是青年的男人连帽子也没戴，就那么轻松随意地乘着列车，从满洲到山西就像是从办公室到街上吃个午饭那般轻松。尽管同是日本人，但若把内地日本人比作英吉利人，那么现在的满洲无疑生活着一批相当于美国人的人种。(《北》：247-248)
显然，大门对“满铁”青年这种“美国人式”的气质是持赞赏态度的。当然，小说《北京》的主角之一——加茂也是参与到此一殖民实践中的日本青年。在一次与加茂共遇莽汉并因其庇护而脱身之后，大门更对这位饱经历练的年轻人充满爱意：“可以感受到比起这个年龄段内地的——东京的、例如大门周围的年轻人的生活，加茂的生活是痛烈的。大门想，如果自己是动作夸张的白色人种，一定会以拥抱、亲吻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情。”(《北》：122)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指出：陆奥宗光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宫崎滔天的浪漫主义冒险精神(14)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面性。宫崎滔天的一生富于冒险经历和浪漫主义理想，他声称“我想想自己进入了中国大陆，站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成了一位骑白马的将军……我欢呼雀跃并以酒壮胆。在其他时候，……这位将军死于敌人刺客的匕首之下”(15)。加茂的在华行动毋宁说更接近于宫崎。而大门对将某种梦想和坚定的信念付诸“行动”的做法是认同的，对古之传教士、遣唐使，今之加茂、“满铁”青年等以中国为实践对象的“行动”是怀有敬意甚至爱意的。
年仅19岁的加茂对大门执师生礼，有人认为他的原型是阿部北京之行的翻译片山，并指出“加茂这个日本青年的形象被描写成大门的学生，可以看出作者是把他作为大门形象的补充而构思的人物”(16)。对于此说，笔者认同前一半，质疑后一半。若以“行动”为关键词考察小说《北京》，那么，将加茂置于“被观察”(而非“补充”)的位置似乎更为合理——在小说中，加茂实际上也始终被置于这一位置。“讲述者的旁观者性格是阿部知二很多作品的共通特征”(17)，同为日本人，对加茂对华“行动”的冷眼旁观、冷静思考是大门“行动观”的呈现途径。面对加茂在中国的“行动”及其壮志豪情，大门的论评值得关注。以下仅摭取较具代表性的片段，试观其意。
加茂曾带大门登临长城，两人纵论天下大势、抒发献身祖国、献身“东洋”的凌云壮志之后，进行了如下交流：
大门：“听了你如此悲壮之志，我有些难过。在这大陆，一定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我不会说什么‘单纯’之类的话。大家都像你这样，饱尝辛苦，要献身于祖国、数亿之民和东洋，这已很让人感动了。但没有人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煽动这种纯粹吗？我只希望你们能有眼力可以区分正路和煽动者。这就像因为感激而去做许多事情，结果没想到潜在水里的东西露出头、浮出水面一样，实际上被迫做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加茂：“老师说得对。但我自己怎样都无所谓。我要把这身体奉献给祖国和数亿之民。为此，纵然在这大陆的土地上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也在所不惜。”
……
加茂：“为了让这里的民众活命，眼前有两条道路。其一，潜入、融入民众之中，与他们一道从最底层开始激发民众生命力。第二条路是自上而下的，以力推行。先不顾一切地以力量压服，其后，施以彻底的善政，就像康熙、乾隆那样。”
要融入其中，毕竟是以数亿之人为对象，还不是不上不下吗？另外，第二条道路，即便康熙等满洲人征服支那也用了数十年。……大门心里这样想着，但嘴上却没说出来。昨天也曾感觉到，来到这里之后，任何人都会从历史和现状的草率类推开始，随意地建构起其支那观，硬说一些预言类的话。而像自己这样号称研究历史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言语谨慎。
“当然，我知道，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非我一己之力可成。”加茂说，“我只是投身于这一方向，做一个兵卒，一颗弃子。”
“我完全能感受到你的鸿鹄之志，我没资格再多嘴了。”大门为他斟上了酒。
在这个青年的心里，在日本当前被称之为右翼的观念和左翼的观念无区别地纠缠在了一起。或许其间的缝隙可以用理论轻松解决吧。但问题不在此，这青年虽然看似耽于议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边时刻不停地介入当前的行动，一边思考。不，或许正是由于行动先行，因此这种缝隙才转变为了这么多的评论。在行动中，时刻以其观念与肉身做赌注，才碰上了这种大问题的吧。(《北》：111-116)
大门离开北京、来到旅顺，在日俄战场遗迹前追昔抚今、思考日俄实力消长背景下中国的未来走向，指出有人怀疑日俄大浪退去时会冲刷岸边的矶石、造成作为冲突战场的大连日益荒废、贫瘠，此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加茂对此说法的可能回应，应该是“‘不，断然不会！只有这来自东方日出之国的大浪，才是生命之浪。我正是为此而流血的。’……他那竭尽信念大声疾呼的模样就像幻影一样在大门眼前浮现了出来”(《北》：258-259)。在大连通过报纸得知河北香河县兴起农民运动，大门虽不知道该运动属于左翼还是右翼，但是他确信不疑地将加茂与此联系起来了。在奔走于荒凉村落里的暴动土民中，站在其先头、或是队末、或是中间，胡须蓬乱、因污泥和日晒变得黝黑的加茂勇往直前的样子幻影般出现在他眼前。而在回日本前夕，大门又通过报纸得知“农民运动好像已偃旗息鼓，学生运动也被完全压制。只有北支政权成为了中心话题”，讽刺的是，“北支政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个名字”竟是某妓女的后援人。在失败者王子明和加茂的对立面，成功者显然还将不断涌现，“由于巨浪漩涡的作用，还看不出水底还会钻出什么东西。王世金大人说不定也会在与其儿子对立的水面上啪地探出巨头”(《北》：273-274)。堀田乡弘指出：“行动主义最大的特征便在于对苍白的书斋知识分子的非行动性、非社会实践性的反拨。”(18)大门对积极发挥能动精神、在中国实践积极切实的“行动意识”的高度赞赏所凸显的正是“行动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大门认为加茂的对华认识存在简单化倾向，那左右(翼)不分的、赌博式的、纯粹的行动热情容易被潜在的、险恶的未知力量所煽动、利用，因此，其“行动”归于失败也属必然。
四、“理智的行动”：虚无与迷失从之前的各种研究来看，“一般认为主人公大门可以看作阿部知二的分身，但是缺少实证”(19)。阿部曾坦陈其名作《客舍寒冬》中“混入了许多昭和11年前后的30年代初期我的心象”(20)，但不能就此认定其中的“我”便是作家本人。长谷川泉在对该作所作的评论中指出：“该作品中既是行为者又是言说者的主人公，与私小说中的‘我’是不同的。在《客舍寒冬》中，主人公与作者并非私小说式的同一人格，两者间行为与认识、行动与思想的分裂与游离也采取了应被认可的新手法。”(21)《北京》中的人物大门亦可作如是观。不过，尽管尚无直接材料可确证大门勇乃阿部知二的自我指涉，至少可以认为北京题材作品群是阿部知二“行动主义观”的实验场，而大门又可以视作阿部“行动观”的执行者。阿部知二所撰写的文艺时评《行动与知识分子》发表于1935年12月，从时间上来看，这篇评论与其北京之行有着紧密的衔接关系，因此，该文中有关“行动”的论述值得重视：
从个人的生活基准或者道德而言，这种“必须做点什么”的心情，无疑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游手好闲、倦怠、懒惰、狐疑和安逸的生活态度应遭到唾弃。……因此，作为第一步，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上，行动的精神必须被全面肯定。
但问题是，一旦脱离了个人道德的范畴而要面对社会时，就未必如此单纯了。……这里就存在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就成为了问题。……所谓的行动，就其素朴纯粹的形式而言，又是另一种与慎重、批判不同的东西。正由于它是能被任何一种火点燃的纯粹之物，所以有着旺盛的力量，是幸抑或不幸呢，这就是现实人生的情形。……所谓慎重的行动，绝非暧昧的理想，对知识分子而言实为现实性的事情。……合理性精神对行动的介入，至少这种努力，虽乍看迂远，但必须是他们最为正确的态度，知识分子的自觉就在这里。
……
近代知识分子被浪漫的情绪所拘束，其病弊，从消极一面来说，是与现实感乖离的、情绪性陶醉的虚无，这并非什么可怕之事。但，如果积极地考虑这一病弊，这种情绪至上如果是非合理的、无批判的，甚至更成了现实意义上盲目行动的热情，成为政治热情而呈现出来，那么它必然是可怕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如果被集中到煽动家式的效用中，其结果就会让人寒心。……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是在实现向行动的飞跃之前，在达致极限的最后关头之前探明合理性。(22)
以上引文暗含了作者对王子明式的非合理的、无批判的“行动”以及加茂式的单纯冒险、盲目的“行动”的批评。通过这种批判，作者阿部知二的行动观得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呈现出来，概言之，即“审慎、理智、合理的行动主义”。显然，作者的论述与小说中大门的思考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无论对王子明等中国知识分子“抗日”行动的立场鲜明的批评，抑或对加茂这类青年在华行动的隐忧，《北京》对“行动”的讨论始终呈现出旁观者的理智。在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史上，阿部首先是作为“主知文学论”的倡导者而被评论界关注的。所谓“主知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凸显的是“唯理智论”的哲学倾向，强调真理应基于理性来合理把握。而作为一种创作主张的“行动主义”则“意在唤醒人类的政治行动及人类的行动性，积极地使文学对社会发生作用，以求复兴因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而趋于颓废衰灭的文学内容”(23)。笔者认为，阿部知二在《北京》中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二者相叠加的、概念化的“理智的行动主义”，它似有如下特征：一、发挥作家的能动精神，对政治、社会现实保持积极的介入、干预姿态，二、在“行动”中保持理智、审慎而非激进、冒险的态度。
渡边洋在《法国与日本的行动主义文学》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清理了日本行动主义文学受法国影响的轨迹。事实上，在日本作家们追效的典范圣·埃克苏佩里的《夜间飞行》、安德烈·马尔罗的《征服者》与《王道》等作品中，主人公多为“行动的虚无主义者”，正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虚无之后，才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埃克苏佩里和马尔罗自身便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前者是喜欢冒险的飞行员，后者更是20岁前后就离开法国赴中、苏、越等国游历，一生都在不断介入现实，二人作品中主人公的行动倾向更多的是基于作家的个人体验。与此不同，《北京》中的加茂、王子明则始终处于大门这个理性的都市隐士、且与作者存在着对应性的人物的观察之下，使得作品关于“行动”的认知截然不同于其法国同行。堀田乡弘正确地指出：
舟桥、丰田与小松等，面对当时的日中战争，发起了怎样的组织、进行了怎样的反战实践？与法国的行动主义相比较，实质上殆近于无。确实，名为行动主义作品之作品，以《行动》10年[昭和十年]6月号的《行动主义文学特辑》为代表，有着数种创作，但若看实践的姿态以及这些作品，其中有的却是日本行动主义的非行动性。……日本的行动主义，以各种形式提出“文学者的参与”、“文学与生活实践的一致”，但实质上依旧未能超越“文学者的实践便是文学”之旧态。(24)
事实上，被视为日本行动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客舍寒冬》的主人公、讲述者“我”，也与《北京》主人公大门一样，被设定为是在周围友人都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之时，却避居一隅、过着读书人生活的“非行动派”。这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大门曾质疑、批评中国文化人王子明纸上谈兵的“非行动”倾向，但其自身也始终站在“非行动派”的观察家立场上。如前所述，这位书斋式观察家关于个人友情与国家利益的观念式的、虚无的认识，已被沼斥为“近代文明病”。当跨越了国界，在母国与对象国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在加害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中考察非行动派的“自由主义作家”阿部知二这一看似合理的创作主张时，其缺陷与虚无便浮现出来了。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批评了王子明等“盲目、非理性”的抗日行动之后，大门并未在其反面提出面对“闯入者”的侵略、作为受害一方可行的“行动”路径；另一方面，大门对包括自己、加茂等人在内的日本人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在华/对华行动，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批判。在阿部知二这位日本文学界有着定评的“人道主义作家”笔下，《北京》的主人公大门勇甚至曾有作为帮凶与加茂一起殴打北京老车夫并致其死亡的恶行，且事后竟不觉得悲伤，只觉得像“冷静地打死了一只蚊子”(《北》：131-133)。尽管曾在一瞬间反思“我的人道主义，对一个个中国人的爱之类的话，不就是不堪一击的呓语吗”(《北》：134)，但下午便觉得上午的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北》：135)。源了圆认为，日本人“对人富于同情心，对国家充满忠诚，但同时也缺乏全局观念，对人的同情往往不扩大到其他民族”(25)。武田泰淳也曾一针见血地批评：“在小说中，有着谦虚的自我反省传统的日本人在对于支那的评论、研究中则显示出与之相反的倾向。”(26)然而，在笔者看来，毋宁说，《北京》中的大门这一人物正折射出在侵华时期日本知识界整体“向右转”的历史语境下，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冲突中进退维谷。武田泰淳在《中国的小说和日本的小说》中指出：
侵入、夺取、强迫、伤杀一方，与被侵入、被夺取、被强迫、被伤杀一方，日中两国文学家一直在各自的小说中忠实地表现着日本与中国的这种政治关系。……横光利一的《上海》、阿部知二的《北京》都具有作为个人，对稳定、自大的日本政治权力的批判力，是带着西欧式人道主义、西欧式知性、最重要的是尽情挥洒着西欧式小说技术的优秀作品。但尽管如此，在其根底上那作为优越的异国人旁观动乱而写作长篇的作家意志之下，蕴含着与中国作家们共有的、日常的、极为朴素的屈辱感所不相容的东西。(27)
这一批评的后半部分虽已堪称洞见，但《北京》对日本政治权力的批判仍然是微乎其微、殆近于无的。尽管未像同时代的不少作家那样，直接赴前线作为“笔部队”、为日本侵华摇旗呐喊，但从他对日本人对华“行动”的颂扬、对个人在华暴行的漠然中，仍然可以看出阿部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而“理智的行动主义”也在日本侵华、中国抗日这一现实“行动”语境下被逼入了隔膜、虚无且近乎于破产的境地。须指出的是，阿部知二所谓的“理智的行动主义”之破产是必然的，因为他脱离了日本侵华的历史语境、脱离了侵略/非正义(日本)与反抗/正义(中国)这一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清谈空论所谓的“理智”与“行动”。阿部知二是1930年代著名的“新兴艺术俱乐部”成员，曾与川端康成、中村武罗夫、井伏鳟二、舟桥圣一、小林秀雄等人一起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指责无产阶级文学尊重“现实真实”是“使艺术成为政治的牺牲”，“政治扼杀了艺术性”。但是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存亡攸关的危机时刻，剥离了“政治性”而追求“艺术性”，则必然无法理解作为受害一方王子明们的抗日行动。“理智的行动主义”非但无法实现对战时日本政治权力的冷静批判与反思，反而在无形中沦为鼓动日本人对华“行动”的帝国主义帮凶。
注释：
①阿部知二『北京』，第一書房，1938年，第277-278頁。本文的相关引文均由笔者自译。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②1936年，林芙美子在《北支那的记忆》中提及《北京》对其产生的影响：“我在看了阿部知二的小说《北京》后，憧憬着半晴半阴的北京城，在对北京风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便迷迷糊糊地去了北京。”(林芙美子『北支那の憶ひ出』，收入『林芙美子全集』[第16卷]，文泉堂出版株式会社，1977年，第41頁)。
③竹内好『支那を書くといふこと』，『中国文学』1942年1月号，第502頁。原文中将“中国”蔑称为“支那”，为保留近代以降日本文化人对中国认识的时代印记，此处照录，下同，不另注。
④1935年9月，因理论与实践上的欠缺与不足，创办于1933年的《行动》杂志停刊；1936年6月，舟桥与小松清、丰田三郎创办作为《行动》之“后继”的《行动文学》时，阿部尽管并未直接介入，但在自北京返日后的1935年12月发表了《行动与知识分子》一文，直接参与有关“行动文学”的讨论。
⑤水上勲『阿部知二研究』，双文社，1995年，第126頁。
⑥详见市川毅『女の持つ二つの貌——阿部知二「北京」私論』，『アジア遊学』第40号(2002年6月5日)，第123頁。
⑦渡辺洋『フランスと日本にぉける行動主羲文学』，『歴史と文化』，1981年，第191頁。
⑧详见高橋昌子「不安の思想と行動主羲」，收入大久保典夫、高橋春雄編『現代文学研究事典』，東京堂，1983年，第290頁。
⑨阿部知二『王家の鏡』，『改造』1937年11月(事変增刊号)，第265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⑩王子明后来亦转为亲苏亲共的马克思主义者，见《北京》第78和259页和《王家的镜子》第268页，在此一阶段似乎也是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见第77页日本人沼先生对子明之友人思想倾向的剖析。
(11)详见武田泰淳『中国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說』(原载『文学』1950年10月号)，引自『人間·文学·歴史』，筑摩書房，1966年，第180-181頁。
(12)桑原隲藏『支那猥談』(原载『外交時報』第43第1号，1926年1月)，引自『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東洋史說苑』，岩波書店，1968年，第73頁。
(13)详见拙文《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悖论与病理——以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论”为释例》，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4页。
(14)陆奥宗光，日本明治时代外交官，是日本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宫崎滔天，毕生支持革命事业，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也是孙中山的日本好友。
(15)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8-65页。
(16)王成《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第203页。
(17)大久保典夫、高橋春夫編『現代文学研究事典』，第13頁。
(18)堀田郷弘『アンドレ·マルローと日本行動主羲文学運動』，『城西人文研究』第4号(1977年3月)，第117頁。
(19)王成《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第203页。
(20)阿部知二『冬の宿·あとがき』，岩波書店，1956年，第226頁。
(21)吉田精一編『日本文学鑑賞辞典·近代編』，東京堂，1978年(24版)，第614頁。
(22)阿部知二『行動と知識人』(原载『セルパン』1935年12月)，引自竹村良明編『未刊行著作集13·阿部知二』，白地社，1996年，第185-186頁。
(23)刘建国主编《主义大辞典》，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24)堀田郷弘『アンドレ·マルロ一と日本行動主義文学運動』，第117-118頁。
(25)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
(26)武田泰淳『支那文化に関する手紙』，引自『黄河海に入りて流る：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勁草書房，1970年，第107頁。
(27)武田泰淳『中国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説』，第17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