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地方上的人谈到蛮子大妈家里那四个德国兵，总说道：
“那是四个找着了安身之所的。”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平原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担任分送信件的乡村邮差。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于是她从自己的眼镜盒子里，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光眼睛;随后她就读下去：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正在跟前，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我从他衣袋里头取出了他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了仗的时候带给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这封信是三星期以前写的。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力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她以后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长个儿孩子，是永远抱不着的了!保安警察打死了老子，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教人战栗的情景：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尖子，像他从前生气的时候一样。
他的尸首是怎样被人拾掇的，在出了事以后?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连着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那末她儿子的，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办?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是笑呵呵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的兔子回来，这无疑是偷来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了;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失掉了勇气。然而宰兔子在她生平这并不是第一次!那四个兵的中间，有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一拳打死了它。
那东西一死，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的温暖的血，自己竟从头到脚都发抖了;后来她始终看见她那个打成两段的长个儿孩子，他也是浑身鲜红的，正同那个依然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一面打好了一个主意，然而她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教他们什么也察觉不到。
忽然，她问：“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然而我们在一块儿又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这办法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通信处，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架起了眼镜，仔细瞧着那篇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搁在自己的衣袋里，盖着那封给她儿子报丧的信。
饭吃完了，她向那些兵说：
“我来给你们做事。”
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望见这种工作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寝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吃夜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蛮子大妈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因此竟担忧了。她托词说自己的胃里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
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响亮而长短不齐。
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随后那简直是一大堆骇人的炭火，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光从那个窄小的窗口里窜出来，对着地上的积雪投出了一阵耀眼的光亮。
随后，一阵狂叫的声音从屋顶上传出来，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一阵由于告急发狂令人伤心刺耳的呼号构成的喧嚷。随后，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冲上了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一般升到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整个儿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火力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屋顶陡然下陷了，于是这所房子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空中射出一大簇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一阵钟声在远处开始响着。
蛮子大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枪，她儿子的那一杆，用意就是害怕那四个兵中间有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了事情已经结束，她就向火里扔了她的枪。枪声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满口法国话说得像法国人一样好，他问她：
“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灰，末了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
“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
“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她回答：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后来，大家正都围住了她并且听她说话，她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说到尾，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同着茅顶房子一齐被烧的人的最后叫唤。凡是她料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简直没有漏掉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