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对狩猎、宴会、孤儿、迁徙等蒙古史诗传统母题的分析，解读了广泛流传于中、蒙两国卫拉特蒙古人中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文本，认为该史诗文本中除了表层结构以外还存在着隐喻结构。发现在这种隐喻结构的构筑过程中，上述母题发挥了重要的意义转换作用。蒙古史诗的一些母题具有表层和深层的多重意义，蒙古史诗的隐喻结构大厦就是在那些母题不同的意义组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读蒙古史诗母题的多重意义，是揭示蒙古史诗隐喻结构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蒙古史诗/隐喻结构/母题/意义转换
引言
近几年来，日本学者藤井麻湖致力于探讨蒙古史诗的“双重意义结构”，已经出版了2部专著。第一部是《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英雄史诗被隐藏的主人公》，第二部是《蒙古英雄史诗的结构研究》。她运用法国R•巴特的结构主义理论，对蒙古史诗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重要的形象做了从表层叙述深入到深层结构的分析，发现它们暗含的意义，从而揭示出一些史诗的双重意义结构。在前一本书中，作者分析了蒙古英雄史诗中常见的“征战”、“婚姻”母题，而在后者中则分析了蒙古史诗中“马”和“蟒古思”母题。经过分析她认为，“战斗”是把男人直接纳入同盟关系或被支配地位的一种契机，而“婚姻”则是以女人作为媒介把男人纳入同盟关系或被支配地位的一种契机。（注：藤井麻湖：《传承的丧失与结构分析方法——蒙古英雄史诗被隐藏的主人公》，第101页，日本エディタ—スク—ル出版部2001年版。）其中，对蒙古史诗中的“英雄结义”母题的分析是关键，她认为，英雄结义只不过反映的是战争的和平解决，事实上结义兄弟之间仍存在着潜在对手的关系。对“马”和“蟒古思”的母题，她认为，马隐喻英雄的“非正妻”，而蟒古思是“争夺他人正妻的人”。凭借上述发现，她分析了一些蒙古史诗的隐喻结构，并认为蒙古史诗中确实存在隐喻结构。
我比较赞同藤井麻湖关于蒙古史诗隐喻结构的看法，并认为，在构筑蒙古史诗表层和隐喻的双重结构，以及在这两层结构之间的意义转换过程中，一些母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的母题除了藤井麻湖分析的上述4个母题外，还有“打猎”、“宴会”、“孤儿”、“迁徙”、“死而复生”等母题。在我们下面进行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隐喻结构分析中，正是对上述母题进行的分析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仁汗克布恩》史诗梗概
《那仁汗克布恩》史诗，是我国新疆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部著名英雄史诗。目前在国内外有该史诗的7种异文。其故事梗概如下：一次，那仁汗在山上打猎时发现了一个婴儿，他躺在杨树荫下，身上盖着桦树皮，树汁滴在婴儿嘴里，旁边有只猫头鹰在照看，这就是北方孤独的伊尔盖。那仁汗把他捡来交给妻子并为他举行盛大的宴会，这时敌人哈尔巴斯哈尔进攻，那仁汗与敌人进行了持久的战斗。伊尔盖渐长，骑着从嫂子(那仁汗的妻子)那借来的马去为那仁汗增援。但在这时，那仁汗却与敌人哈尔巴斯哈尔结义，还要追杀他。伊尔盖被迫出走。他逃到布尔汗乌兰汗家乡，发现勇士胡德尔-阿尔斯兰-策吉把那里抢劫一空。伊尔盖应布尔汗乌兰汗女儿的请求解救其父汗，然后与胡德尔-阿尔斯兰-策吉较量，后者筋疲力尽，最终与男孩成为义兄弟。伊尔盖娶了布尔汗乌兰汗的女儿。后来伊尔盖思念兄长那仁汗，回去战胜了敌人哈尔巴斯哈尔，救了那仁汗夫妇。那仁汗举国迁徙到伊尔盖那里去。
《那仁汗克布恩》史诗隐喻结构分析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该史诗各种异文，就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虽然史诗的具体故事情节很清楚，但总的情节和逻辑连贯性呈现出暧昧状态，暧昧得有些让人看不懂。比如说，英雄那仁汗克布恩为什么迫害弟弟北方孤独的伊尔盖？伊尔盖为什么去解救布尔汗乌兰汗的国家？史诗对那仁汗克布恩的妻子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她为什么对伊尔盖那样亲善？最后为什么那仁汗克布恩、北方孤独的伊尔盖、胡吉-孟根-杜拉胡(有的异文中为胡德尔-阿尔斯兰-策吉)和布尔罕乌兰汗聚到一起生活？像这些问题，就其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因此需要对它进行行为分析。在这里我们以乔苏荣异文为例。
乔苏荣演唱的异文中的开头是典型的蒙古史诗开篇方式：交代故事发生在遥远的神话时代，五种牲畜的描绘，交代地点、宫殿，描写那仁汗克布恩的身体特征、力气、志气，介绍他的坐骑和夫人。故事是从那仁汗在野外发现并收养伊尔盖开始的。一天，那仁汗克布恩上山打猎，没有发现猎物，却在一个洞口，从一个流水旁边，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婴儿。他以为这孩子是天地神灵赐给他的，于是抱回家，收养。
撇开神话不管，这里提到的只是两件事情：一是那仁汗克布恩打猎，二是打猎中捡到一个小男孩。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打猎和捡到孩子之间是不太可能有必然联系的。打猎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获取猎物，其自然结果要么是满载而归，要么就是空手而归。可是那仁汗克布恩出去打猎，结果不是上述两种自然结果，却是捡到一个小男孩而归。目的和结果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差距。这对于史诗艺人引起听众对故事的兴趣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而也可以认为是史诗艺人们按照精心的艺术构思安排的情节。但是，从接下去的展开中我们发现，那仁汗克布恩似乎对这一结果十分高兴，因为他专门为捡到这个孩子而举行了盛大的国宴。作为高兴的理由，史诗提到了那仁汗克布恩此前没有后嗣。然而，到后来，事情突然发生急剧变化，那仁汗克布恩与自己的敌人结义，对自己的弟弟北方孤独的伊尔盖要下毒手。这样，我们又不得不怀疑当初那仁汗克布恩捡到孩子时高兴的理由——他真的是为自己找到后嗣而高兴吗？从结果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那么，他另有什么原因值得高兴呢？如果说另有什么原因，那么在“打猎”和“捡到孩子”这两者当中肯定大有文章，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是狩猎，还是战争？——狩猎母题的意义
我们知道，古代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中狩猎占有重要的地位。11～12世纪的各蒙古部落被分为两大种，“即森林或狩猎部落群及草原或畜牧部落群。”（注：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卫拉特各部落当时就是属于从事狩猎经济的森林部落。大约14、15世纪左右卫拉特人逐渐迁徙到阿尔泰山附近地区时，大部分卫拉特部落转为从事畜牧经济。然而仍然有少部分，如阿尔泰乌梁海人从事狩猎生活，直到晚近。即便对转为游牧的人们来说，狩猎仍然还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古代蒙古部落还不能依靠单一的游牧经济过活，必须猎取各种野兽和部分地从事渔捞，来补充食物的不足。
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对古代蒙古人的狩猎有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古代蒙古人的狩猎有两种：“个人的狩猎和公共的狩猎即围猎。他们也很爱好鹰猎。狩猎一般地被看成是一种高尚娱乐，围猎差不多总是远征、战争和袭击的伴随物，军队借此获得食物和实行演习。我们的资料常常提到围猎，并且对它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但是围猎的种种细节，如它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等等，今天还是难以想象。‘王汗……就打猎，望着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打围时，忽亦勒答儿[金疮未曾痊可]，成吉思汗止当不从。因赶野兽走马，金疮重发……’。类似的句子，在我们的资料中常可遇见。但是，我们间或也发现一些叙述围猎在12世纪蒙古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其他资料。例如，勇士们选举铁木真做他们的领袖时，向他宣誓道：‘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根据其他资料所载，成吉思汗本人也以同样的话交换誓约道：‘若命我带领出去狩猎时，我将截着野兽并把它赶到悬崖上，使你们易于射中。’他们有时举行各部落和各氏族参加的大规模的围猎，例如：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的王汗共说道：‘多敌人处围猎时，一同剿捕。’后来，围猎采取了极大规模的正规组织形式。”（注：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64～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狩猎的两种形式中，个人狩猎的性质始终是单一的，即它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它的目的无非就是猎取猎物，以补充食物的不足，或者获取野兽的皮毛，以制作衣服、制作其他生活用品，或者用于社会交换。
至于围猎，就带有三重性质了。其一是纯粹以获取猎物为目的的围猎。这种围猎属于经济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娱乐行为。这种围猎形式，在蒙古族地区保留到晚近。其二是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围猎。其目的是，一来做战争的战术演练，让兵丁做骑射练习，检验和演习阵容；二来做战略防备，借助围猎来组织起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准备迎击任何来自外部的突然袭击；三来在军队远征中，组织部队打围猎，获取猎物肉和毛皮，补充军粮和其他军需。13、14世纪到过蒙古汗国的西方旅行家大多特别提到了蒙古人有关军事行动的围猎活动。足见这种围猎当时在蒙古社会的普遍性存在。其三是纯军事行动。罗布桑丹津的《黄金史》中就记载了成吉思汗出兵西夏的远征途中进行这种围猎的情景。在军队到达杭爱汗山的时候，成吉思汗向部队发出了指令：在山上围猎，目的是抓住西夏王的侦察兵。围猎达到了预期目的，抓住敌人的侦察兵，并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有关西夏王的情况。（注：布桑丹津：《黄金史》，第489～49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狩猎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如此密切，因而在古代蒙古社会里“狩猎”这个词几乎成为“战争”、“袭击”的代名词。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落联合起来，对第三个部落进行袭击时，他们喜欢用在什么什么地方打“围猎”来进行联系。因此，蒙古语中表示狩猎的词(Abalahu)，成为一种双关语。视语境的不同，有时可理解为打猎，有时可理解为对某个特定对象采取军事行动。在古代，与蒙古毗邻的一些民族和国家也甚怕蒙古军事集团带有双重意义的狩猎行为，每当这种时候，他们都做出相应的反应，加强警戒。从1439年明英宗皇帝下达给沿边诸将的一道命令中可见一斑：“近有自虏中来者言，瓦剌脱欢人马猎于近塞沙净州。此贼谲诈叵测，其意不专在猎，尔沿边诸将当豫为方略，振作士气以御之，毋视为泛常。”（注：《明英宗实录》，卷五十九，第7页。）
与现实生活中的狩猎行为相对应，蒙古英雄史诗中的“狩猎”也呈现出一些复杂的情形。有的蒙古英雄史诗确实表现了古代部落的狩猎生活情景。例如察哈尔英雄史诗《嘎拉蒙杜尔汗》中就描写了古代狩猎部落的生活。史诗开头介绍了勇士嘎拉蒙杜尔的坐骑、妻子、猎狗、猎鹰，当敌人袭击国土时，嘎拉蒙杜尔汗逃到山上，靠打猎得来的食物充饥。（注：转引自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第169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载《中央亚细亚研究》第11卷，1977年，威斯巴登。）在蒙古英雄史诗中，典型的情况应该是开头部分除介绍勇士、夫人、坐骑之外，重点介绍勇士的五种牲畜，而在这里却描写了勇士的猎狗和猎鹰。在喀尔喀英雄史诗以及在巴尔虎英雄史诗、东蒙古科尔沁英雄史诗中出现英雄狩猎母题。例如，史诗《锡林嘎拉珠巴托尔》是流传在喀尔喀、巴尔虎以及科尔沁地区的英雄史诗。其各种异文中表现了英雄狩猎的情景。（注：参见仁钦道尔吉记录整理《英雄希林嘎拉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那木南道尔吉演唱、尼•波佩记录的《恩克宝力德汗》，那木南道尔吉演唱并记录的《黑林嘎拉珠巴托尔》等中也有英雄锡林嘎拉珠打猎的情节(参见陈岗龙《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部史诗的各种异文中对锡林嘎拉珠英雄的故乡和住所的描写，充满着森林狩猎部落的生活气息。）在另一部流传范围甚广影响很大的史诗《三岁的古那罕乌兰巴托尔》的各种异文以及巴尔虎史诗《喜热图莫尔根》等中同样出现这样的情景。（注：如参看《宝日勒岱莫尔根》、《阿勒泰-孙布尔-阿拜-克布恩》等布里亚特史诗即可知道，布里亚特史诗中狩猎母题之丰富(《英俊的巴塔尔》，第1～160页，第160～280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科尔沁史诗《阿斯尔查干海青》中甚至出现了两个以上部落举行围猎的情景。（注：史诗艺人朝鲁、那顺铁木尔演唱，巴德玛整理《阿斯尔-查干-海青巴托尔》，见道荣尕、特•乌日根等整理《阿拉坦舒胡尔图汗》，第77～191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史诗艺人朝鲁、巴拉吉尼玛演唱，发•特古斯整理《阿斯尔查干海青》，内蒙古出版社1979年版。其中讲，有两个部落在一个山上举行围猎，在这次围猎活动中两个部落首领做出了相互联姻的决定。）
从蒙古史诗中狩猎母题出现的频率来讲，居住在贝加尔湖周边地区的布里亚特人的史诗以及我国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史诗中狩猎母题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其他部落的史诗中虽然同样出现这个母题，但频率远远不如布里亚特、巴尔虎史诗。关于布里亚特史诗和巴尔虎史诗中的狩猎母题，桑杰耶夫、汉嘎洛夫等学者就指出过，这种母题以蒙古古代大规模演习性质的围猎为实际基础产生，具有征战前演习的性质。（注：转引自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第116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卫拉特很多史诗中也常常出现狩猎母题。例如在《额格勒莫尔根》中，描写了额格勒莫尔根征伐兄弟九十个蟒古思在远征途中进行狩猎的壮观场面。这种狩猎母题我们可以看作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狩猎活动。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得知，整个蒙古英雄史诗中，狩猎母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了狩猎经济活动，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了经济-军事双重性质的狩猎活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表现了纯军事行动。
具体到《那仁汗克布恩》史诗，这里的狩猎行动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样，那仁汗克布恩狩猎的结果没有猎获野兽，而“猎”获一个人。由此我们想到，那仁汗克布恩的“狩猎”，猎的可能不是野兽，而是人。这就是说，那仁汗克布恩的这次狩猎完全可能是一场纯军事“狩猎”——一场战争。狩猎母题在这里隐喻一场战争。这在下面的诸项分析中将得到进一步证实。
是偶然发现，还是战争中俘获？——孤儿母题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根据史诗叙述，那仁汗克布恩是在一次狩猎行动中偶然发现一个男性婴儿——北方孤独的伊尔盖的。我们先看看北方孤独的伊尔盖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北方孤独的伊尔盖这个名字是Aru-yin(北方的)unuchin(孤独的、孤儿)yirgai(伊尔盖)，其中unuchin的本义是“孤儿”，引申义是“孤独的”。可见，在勇士的名字中已经交代了他是孤儿。史诗中虽然说他是下赡部洲的大力士道本哈日和上赡部洲的天女的儿子，但是除了他的天女母亲外，其父亲大力士道本哈日始终没有出现在史诗中。父亲始终没有出现这一点，也暗示着伊尔盖是一个孤儿。那么，那仁汗克布恩“发现”和收养的无疑是一名孤儿。
在蒙古民间口头文学各种样式以及古代书面文学作品中，孤儿形象特别多。在那些作品中，充满着人们对孤儿的同情和鼓励，对他们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表现出敬仰和赞颂。就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而言，卫拉特英雄史诗《杭格勒库克巴托尔》中的勇士是一名孤儿。著名史诗《江格尔》中的江格尔、铁臂萨布尔勇士都是孤儿。在新疆《江格尔》一部长诗中说，当敌人洗劫乌宗阿拉达尔汗的国家后，勇士布克-孟根-西克锡力克在深山密林中发现了乌宗阿拉达尔汗的孤儿江格尔，以为他是由山神抚养的，就把孤儿带回家收养并给他起名为江格尔。仁钦道尔吉教授指出了《江格尔》的这个故事同绰罗斯部和杜尔伯特部的祖先传说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注：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第21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或许，这可以被认为是揭开史诗《江格尔》与卫拉特绰罗斯部和杜尔伯特部之间历史关系的一条线索。俄罗斯卡尔梅克学者科契克夫在分析江格尔的名字时注意到江格尔名字前有一个固定的修饰语unuchin(孤独的，孤儿)，认为这个名字与古代蒙古-突厥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中的初人概念有关。（注：科契克夫：《卡尔梅克英雄史诗江格尔》，第10～11页，卡尔梅克文出版社1974年版。）据涅克留多夫报道，前苏联学者麦列金斯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注：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第79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虽然人们对叙事作品中出现的孤儿形象的起源提出了上述看法，但我认为孤儿形象的大量出现不仅与原始神话观念有关，而且与蒙古等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现实有关系。我们知道，北方民族古代历史就是一种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结仇与复仇，征服与反征服，掠夺与反掠夺循环往复的历史。这种历史就是一个大批量生产孤儿的一种巨大的“工厂”。幼年失去父母亲人的痛苦记忆给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挥之不去的痕迹。从而在社会上同情孤儿，赞颂那些在危险的境地中仍然顽强生存的孤儿。因此，孤儿形象不仅与原始神话有关系，更与战争有直接关系。事实上，那些现在人们看来与原始神话观念有关的祖源神话中，孤儿形象仍然与战争有关。例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隋书•突厥传》、《北书•突厥传》等汉文古籍中记载的突厥人的祖先神话中的孤儿就是战争造成的：“其国(突厥)先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之，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即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
在部落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等待他们的是两种前途：一是被当作未来潜在的敌人而处决；另一种是被征服者俘虏，或当奴隶，或被收养。例如，在蒙古历史上很有名的成吉思汗的养弟锡吉忽都忽，原本是成吉思汗的世仇塔塔尔部人。族人被成吉思汗消灭后成为孤儿，被成吉思汗在战争废墟上捡来收养的。除了被收养的以外，其他情况下他们的处境在任何时候都是很危险的。例如在一次东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卫拉特一个首领的儿子脱欢被东蒙古封建主俘虏。到东蒙古后，他被收养在一个从前被卫拉特人俘虏当过奴隶的东蒙古贵族家庭，幸而这家主妇对脱欢很好。正当她为脱欢梳头的时候，有一个贵族说：“与其梳理他的头发，不如梳理他的大动脉。”意思就是劝她杀了脱欢。
关于伊尔盖的生活，有些异文描写了被捡来的孩子每天猎捕麻雀、放牧牛犊群为生的情景，这正是被俘虏的人和被奴役的人的特征。蒙古英雄史诗中常常描写俘虏如此这般艰难的生活状况。
再说伊尔盖的坐骑，如果那仁汗真的把伊尔盖当作他的后嗣或者弟弟，那么，伊尔盖的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并且，按照蒙古英雄史诗的传统，在这里史诗艺人应该描述那仁汗为这位儿子或者弟弟准备的骏马。然而实际上，伊尔盖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骏马，他是借嫂子的坐骑上战场的。在这一点上，《那仁汗克布恩》史诗的各种异文惊人地一致。史诗中主要英雄人物没有属于自己的骏马，这在蒙古史诗中是违反常例的。如果只有一种异文是这样，我们可以按例外对待，但全部异文都这样描述，就不是偶然的了。必须认真对待它。并且有的异文描述了伊尔盖不仅骑着嫂子的马，给马套的是女式马鞍。男人用女式马鞍，这在蒙古人看来是一种丢人的事，况且，伊尔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是英雄，英雄用上女式马鞍，对英雄来说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这应该被认为史诗艺人通过这么一个细节想传达一个信息：伊尔盖在那仁汗这边地位非常低下，生活艰苦，穷困潦倒。这也是俘虏的特征。
以上种种，都表明伊尔盖就是那仁汗的俘虏。
如果那仁汗克布恩是在一场战争中俘获北方孤独的伊尔盖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伊尔盖的命运算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他没有遭到杀身之祸，而是被人家收养，并且从史诗各种异文的叙述看，那仁汗克布恩的夫人还特别疼爱他。那么，伊尔盖是不是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了上述问题一个否定的回答。以后的展开更加精彩，更加引人入胜。我们顺着那仁汗与伊尔盖之间关系的发展，把分析继续下去。
是庆祝宴，还是庆功宴？——宴会母题的意义
饮宴，是蒙古史诗一个常见的母题。大凡蒙古史诗都以宴会场面开始，又以宴会场面结束。这也已经成为蒙古英雄史诗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对这个母题的研究明显滞后。人们只不过把它看成是蒙古人向往太平、安宁、富足的生活的愿望的表现。在我们看来，蒙古史诗中关于饮宴的母题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叙述的层面上，以宴会开始又以宴会结束的这种安排，为史诗艺人的演唱提供了相对容易地展开叙述和结束叙述的“起点”和“落点”。因为“饮宴”撇开了交代前因后果的一切麻烦。从“宴会”在叙事中的意义来看，也并不仅仅表现了蒙古人向往太平安宁而又富足生活的愿望。它还有别的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蒙古史诗的故事大都从宴会上开始。要么异国使臣来下战书，勇士们讨论决定应对策略，要么宴会上讨论汗国的其他军政要事。比如，在《江格尔》中，六千又十二位勇士是在宴会上讨论决定为江格尔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殿的。在蒙古史诗中，宴会相当于讨论重大问题的集会。这种集会母题是世界各民族史诗中所共有的。古希腊史诗中有，南斯拉夫史诗中有，阿尔泰语系民族史诗中也有。以宴会形式出现的这种集会在蒙古史诗中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有讨论决定军政要事的宴会，有为得胜而举行的庆功宴，有为得子而举行的庆祝宴等等。在具体史诗结构中宴会母题意义的确定，还要看具体文本中的语境。
那么，那仁汗举行的是庆祝宴，还是庆功宴？从史诗的叙述中看那仁汗为得到伊尔盖而举行的宴会，似乎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继承者而举行的宴会，蒙古史诗中的确经常出现某汗为自己得子而举行宴会的情节。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个庆祝宴。如果那仁汗是在一场战斗中俘获伊尔盖的上述假设成立，那么，这个宴会就是一个庆功宴。他是在为自己击溃和征服敌对部落而举行宴会。那么，究竟是庆祝宴，还是庆功宴？往后内容的展开证实是后者，即庆功宴。因为我们看到，当伊尔盖出兵增援那仁汗时，后者却与敌人联合，要加害于伊尔盖。这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的。这就要问为什么？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结果还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先前提出的一个推论，即那仁汗是在击溃一个敌对部落的战场上发现并收养伊尔盖的。因而他始终对伊尔盖不完全信任，并时而产生铲除伊尔盖的念头。只是通过这么一个事件，他们之间原先存在的潜在矛盾激化而浮出水面，由潜在冲突关系变为显在的敌对关系。
这样一来，或许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他们之间本来就有潜在的冲突，那仁汗为什么当初不把伊尔盖杀了？伊尔盖始终生活在这样危险的境地中为什么以前没有遭到不测？这个问题将引出那仁汗的夫人，从而也将引出史诗故事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关系网。在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还是继续顺着那仁汗与伊尔盖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分析展开下去。
是迁徙还是加盟一个新的联盟？——迁徙母题的意义
史诗接下来叙述到，敌人来犯，那仁汗与之进行持久的战争，不分胜负。伊尔盖去给那仁汗增援，但是那仁汗与敌人结义，驱逐伊尔盖，并要派杀手害伊尔盖。那仁汗与伊尔盖是养父子，还是养兄弟？史诗没有给明确的答案。大多数异文说他们是兄弟，也有说养父子的。无论其中哪一种关系，都预示着在危难时候相辅相助。这是史诗所赋予他们的角色及其角色义务所决定的。伊尔盖按照自己的角色义务行动的结果引来了杀身之祸。那仁汗和伊尔盖的关系终于演变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之后，史诗继续叙述的不是那仁汗的故事，而是伊尔盖创造一系列英雄业绩的故事。这中间还出现很多人物。最后，史诗叙述了伊尔盖回到那仁汗的国家，消灭了夺取国家权利和霸占嫂夫人的敌人，救出那仁汗，那仁汗跟随伊尔盖举国迁徙的故事。
这里又出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既然伊尔盖和那仁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敌对关系，伊尔盖又何必去看望并救助那仁汗？既然伊尔盖帮助那仁汗消灭了敌人，恢复了国家正常秩序，那仁汗最后为什么还跟随伊尔盖迁徙？
《那仁汗克布恩》史诗的各种异文均有这样一个情节：征服胡德尔-阿尔斯兰-策吉(其他异文中为胡吉-孟根-杜拉胡)勇士，与布尔罕-乌兰汗的女儿成婚后，伊尔盖有一段时间日夜思念远方的那仁汗哥哥，以至于饭茶不思。他妻子、岳父以及结义兄弟胡吉-孟根-杜拉胡问其原因，伊尔盖说出自己要回去看望那仁汗哥哥的想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后伊尔盖便出发。从史诗的叙述层面上看，上述两个问题似乎与伊尔盖与那仁汗之间养兄弟的情感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史诗对伊尔盖倾注的感情来看，史诗艺人们通过这么一个情节，达到了塑造伊尔盖伟大、高尚的人格的目的。在哥哥对自己情断义绝、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伊尔盖仍然以兄弟情谊为重，执意要回去看望哥哥。就回去看望那仁汗和嫂夫人这一点上，从情感解释勉强还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对于伊尔盖消灭了夺取国家权利、霸占嫂夫人的敌人后，那仁汗夫妇率领部众跟随伊尔盖迁徙这一点，情感解释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依我看，伊尔盖回来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看望哥哥嫂子那么简单，他真正的目的，乃是征服从而同那仁汗的部落或国家建立起联盟关系。这是因为，在蒙古史诗中“迁徙”就是被征服和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代名词。
由战争系列母题构成的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远征的最后结果一般是：1、消灭敌人，立即举行庆功宴会；2、消灭敌人，解救自己的被敌人奴役的人民，重新获得被劫掠的财产，举行宴会；3、消灭或征服敌人，获得大量战利品，把敌人的属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举行宴会。其中第二和第三种结果在史诗中有独特的表现手法。第二种结果在史诗中的一般表现是：英雄杀死恶魔蟒古思，剖开它的肚子，这时，一群一群的马牛羊等五种牲畜和一部落一部落的人民从恶魔的肚子里出来，嘴里不停地说感谢话，朝着自己的故土奔去。或者，英雄消灭或征服敌人，让被敌人迫害致死的属下复活。第三种结果在蒙古英雄史诗中的一般表现是：“不给留下一条母狗，不给留下一个孤儿”，把敌人的一切牲畜、财产没收，将其属民迁徙到自己的领土上，置他们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表现在《江格尔》等卫拉特-卡尔梅克史诗中尤其多见。
因此，从蒙古英雄史诗的传统表现上来说，与那仁汗处于敌对状态下伊尔盖回去“救”那仁汗，并将那仁汗及其属民一起带到自己国家的情节，应该可以看作伊尔盖对那仁汗的征服。伊尔盖思念那仁汗，回去救那仁汗，就变成了伊尔盖想复仇，并将其付诸行动，征服了那仁汗国家。
实际上，我们从《蒙古秘史》中就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当成吉思汗势单力薄的时候，原先在他父亲阵营中的好多部落首领领着自己的部众弃成吉思汗依附更强大的势力去了。后来成吉思汗势力逐渐强大的时候，那些人又领着部众来重新接受成吉思汗的领导。所以，部落迁徙在古代不是意味着联盟关系的破裂、一些部落脱离被统治地位，就是意味着以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为中心正在形成一个联盟、一个部落接受另一个部落的统治。
在我们解读诸如狩猎、孤儿、宴会、迁徙等母题的多重意义，在它们隐含的意义基础上去探寻史诗的隐喻结构时，我们发现了一个与表层叙述中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反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图式来表示：
表一
不难看出，在这种隐喻结构的发现过程中，一些母题发挥了重要的意义转换作用。蒙古史诗的母题如果没有表层和深层的多重意义组合，蒙古史诗的隐喻结构大厦就建立不起来。解读蒙古史诗母题的多重意义，是揭示蒙古史诗隐喻结构的一把钥匙。就《那仁汗克布恩》史诗来讲，上述隐喻结构的发现，为解读该史诗文本整体提供了关键基础。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