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讨论，不仅是对成立时间的不同判断，更涉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总体特色与历史演变的理解与认同。魏晋南北朝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已经明确，理论系统初步建构，并且产生代表性成果，可以视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文章学以诗赋骈文为中心。宋代以后，散体古文占据文坛中心地位，古文之学的兴盛引发中国文章学中心发生转移，并导致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变化。不能以古文文章学的成立等同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也难以称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文章”与“文章学”应视为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中国文章学系统兼具开放与稳定的特点。
关 键 词：中国文章学/宋代文章学/古文之学
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年中国文章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并取得丰硕成果。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是近来文章学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是对时间先后的不同判断，更涉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总体特色与历史演变的认识与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具有主观性，不同学者对此问题见仁见智可以理解，但讨论意义的指向却是一致的：从不同的角度和思路出发，通过学理上的梳理与阐释，不断调整、丰富与加深对于中国文章学的理解，共同推进和深化中国文章学研究。
一、何谓“中国文章学”
讨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难度在于这个命题是建立在一个多解的基础之上：何谓“中国文章学”？解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正即误”的逻辑判断，而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价值认同。前提的多解性自然会产生结论的多样化，而无法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讨论此命题的目的与重要性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达成共识，而是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去探讨中国文章学的内涵与体系、特色与演变。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有利于在理论上互相补充，尽量消除各种视角本身的局限和“盲点”。
何谓“中国文章学”，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把文章学理解为文章写作技法方面的理论。如曾枣庄认为：“文章学是研究诗文篇章结构、音韵声律、语言辞采、行文技法的学问。”①祝尚书更明确地说，文章学也就是宋人所称的“笔法学”：“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它的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行文技法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②有人则把文章学理解为关于文章的形成、创作、鉴赏的系统研究。张寿康《文章学论略》认为，文章学的内容有源流论、类别论、要素论、过程论、章法论、技法论、阅读论、修饰论、文风论、风格论等。③王凯符《古代文章学概论》认为文章学的科学体系至少包括：“文道论”、“修养论”、“写作论”、“文体论”、“风格论”。④这两种不同说法都认同中国文章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对文章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的理解。
把中国文章学定义为文章写作技法理论，这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文章学的实用性本质，即在中国古代，文章学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指导文章写作。到了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写作成为士子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后，这种事实尤其明显。但这种定义把中国文章学仅仅视为研究文章技法之学似又略嫌狭窄，可能会遗漏或忽视文章技法之外的某些理论甚至非常重要的理论。
宽泛的中国文章学定义差不多覆盖了中国文章的所有相关问题，有较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内涵丰富而体系庞杂。但是，过于宽泛的文章学内涵缺少边界、不见涯涘，容易失之泛而不切。如果中国文章学成为一个包罗万象、没有重点与中心的系统，其学科的特性如何体现出来，又如何与一般的中国文学批评或古代文论区分开来呢？
在传统目录学分类中，我们所说的中国“文章学”著作属于“文史”类或“诗文评”类。作为有学科意义的“中国文章学”与“中国文学批评”或“古代文论”都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学术名称，它们并不是在同一个理论框架里的严格分类，所以其间确实有许多交叉与重叠之处，无法截然分开，不太可能给予明确的划界。但从当代学术研究的需要看，它们各自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对象与理论特性。文章学重在总结、指导文章阅读和写作活动，实践性很强；文学批评虽以实践为基础，但重点在认识和评价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思潮、流派等现象，探讨文学发展规律，其理论性更强。中国文章学固然涉及文道、文体、文气、文术、文评等诸多问题，是关于文章问题的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与认识，但是其对象与重心应该是关于文章之写作与批评，或者说中国文章学就是以文章之写作、批评为核心并包含相关问题的系统理论。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文章学以文章之写作、批评为核心，但不能因此褊狭地把中国文章学理解为文章写作技法之学。在中国古代，单纯的有强烈实用和功利色彩的文章写作技法理论著作反而影响不大、地位不高。中国文章学往往是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技”两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比如《文心雕龙》，“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⑤但《文心雕龙》又绝不只是一部文章写作技法理论，它的涉及面几乎涵盖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所有重要问题。
“文章学”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概念，有明显的历史色彩，而且同一时代的不同理论家、同一理论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表述。“文章学”研究的“文章”对象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的“文章”泛指一切文字著作。东汉以后，“文章”开始指称以诗赋为主要文体、以骈文为主要语体的各类文辞篇章，此时的“文章学”主要是诗赋骈文之学。唐宋以后，随着古文的兴起，散体古文占据文坛中心地位，“文章”偏重指称以古文为主体、以散体为主要语体而兼及骈文、辞赋等作品，此时的“文章学”主要是古文之学而兼骈文辞赋之学。而到了晚近，随着各种文体分类学的独立与发展，“文章学”也可能特指与诗学、词学、曲学、赋学、小说学、戏曲学等相提并论的特定理论。
总之，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文章”与“文章学”都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概念。事实上，要对“中国文章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给出一个贯通古今而历代适用的“科学”界定，可能是削足适履或刻舟求剑之事。所以，讨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必须把“文章”与“文章学”看成是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所有相关问题都要从古代文章学原始的具体语境出发，尽量避免以一个固定的或后起的概念为尺度去衡量整个中国文章学。
二、文章观念的成熟与文章学的成立
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已经明确，理论系统初步建构，并且产生一系列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成果。按此标准，魏晋南北朝可以视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
“文章”观念的成熟，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基础。“文章”的概念，来源甚早，涵义复杂。或指色彩花纹，或指礼乐制度，或指车服旌旗，或指文字。但汉代以来作为“文章学”意义的“文章”(即文辞或独立成篇的文字)一词开始出现。如《史记·儒林列传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⑥这里的“文章”还泛指文字著作。东汉时期，人们已明确把诗赋、辞章称为“文章”。⑦此后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⑧曹丕虽然没有论及“文章”所指，但在下文即提到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可见“文章”是独立成篇、有一定文体形态的文字。至六朝，纯粹“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概念已非常明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文章”一词与文体紧密相连。如《王隆传》：“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⑨《傅毅传》：“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⑩《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11)《文选》也是以“文”泛指多种体裁的诗文篇章。《文心雕龙》使用“文章”一词意义广泛，但重点则指涵括各类文体的文辞篇章。另外，从当时子书来看，颜之推《颜氏家训》专立“文章”一篇，其意大致和《文选》、《文心雕龙》的内涵一样。可见在六朝“文章”的概念已非常明晰，是指包括诗赋与各类文体在内的骈、散、韵各种语体的文辞或独立成篇的文章。
文章之士地位的确立，也是文章观念成熟的重要标志。东汉以来，随着文章从经学中逐渐独立出来，文章之士与儒学之士已相提并论，并有较高地位了。当时的子史之书对此都有明确表达。王充《论衡·超奇篇》中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12)王充所谓“文人”，偏指撰写实用文章之士，然亦属文章之士。王充推崇“鸿儒”，“文人”地位虽在鸿儒之下，却在儒生、通人之上，不可谓低。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13)班固以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王褒为“文章”代表，更明确指文章之士。“文章”与“儒雅”、“儒术”对称，反映出文章之士已经具有与经学家并列的独立地位。此后，南朝范晔《后汉书》别立“文苑列传”、萧子显《南齐书》别立“文学传”，更标志史家对文章之士独立地位的高度认同。
汉代以来“文章”观念的成熟，促成“文章学”在魏晋南北朝的相应成熟。首先，专门评论文章之著作在此期出现并成熟。汉末蔡邕的《独断》，是现存最早研究文章体式的著作。(14)至魏晋时代，文章学论著更是层出不穷。仅就现存的文章学著作、文集与论文来看，其内涵明确，形式多样，形态上已经成熟，产生了诸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任昉《文章始》(又名《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文章学论著。这些著作涉及广义或狭义的文章学内容，诸如文道论、文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论、文章文体论、文章结构论、写作技巧论、构思论、体势论、文气论、写作心理学、个性论、批评与鉴赏论，等等。具体而言，曹丕《典论·论文》言简意赅，意义重大。他高度评价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文章的当世功用与历史价值，探讨了“文气”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关系问题、文体分类与文体风格问题。陆机《文赋》则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明确而自觉地从文章内部讨论写作“用心”的作品，其序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15)他论及写作的冲动、作家的才气、情感、想象、感兴与写作的关系以及文意与文辞、文章体制、篇章结构与语言安排等，相当全面深入。程千帆评其曰：“盖单篇持论，综核文术，简要精确，伊古以来，未有及此篇者也。观其辞锋所及，凡命意、遣辞、体式、声律、文术、文病、文德、文用，莫不包罗，可谓纳须弥于芥子者已。”(16)在文章学创作论方面，《文赋》堪称《文心雕龙》的雏形。任昉《文章始》中各体都列代表性作品，所标举作品大致是六经之外、秦汉以来有明确的创作年代、作者及典范意义的独立完整的篇章。《文章始》把“文章”和“文体”与具有典范性的独立成篇的作品结合起来，重点关注脱离经学束缚之后个体的文章创作，以簿录的方式记录了任昉心目中具有一定独特性与典范性的文章学之文体谱系。正如曾枣庄所言：“相比较而言，文章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可说与文体学最为密切。文章学必须以文体学为基础……因此，历代的文章学著作往往同时也是文体学著作，反之亦然。”(17)文体学与文章学相通之处，在于它同样把文章写作和批评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与理论指向。文章学以文体学为基础，是因为所有的文章写作无不是在具体的文体中展开的，所有的文章学批评都离不开具体的文体背景与知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体学著作最早兴盛的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体学著作的兴盛为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学”成熟，还突出体现在当时的文章志与文章总集编纂上。(18)《隋书·经籍志》收录为数不少的“文章志”与文章总集。《隋书》“经籍二”史部之“簿录篇”著录“文章志”如：荀勖撰《杂撰文章家集叙》10卷，挚虞撰《文章志》4卷，傅亮撰《续文章志》2卷，宋明帝撰《晋江左文章志》3卷，沈约撰《宋世文章志》2卷。“簿录篇”为目录学著作，所录皆“总其见存”，是当时所存之书。可见“文章志”类书籍是具有文章家传性质的目录学著作。(19)另外，《隋书》卷35“经籍四”之“总集”，还著录挚虞撰《文章流别集》41卷，《文章流别志》、《论》2卷，谢混撰《文章流别本》12卷，孔宁撰《续文章流别》3卷，谢沈撰《文章志录杂文》8卷，姚察撰《文章始》1卷，任昉撰《文章始》1卷，张防撰《四代文章记》1卷，昭明太子撰《文章英华》30卷等多种“文集总钞”并“解释评论”之专书。其中，挚虞的《文章志》与《文章流别集》最具代表性。《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20)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开创了文章总集的体例，“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1)《四库全书总目》论总集时也说：“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22)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谓：“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23)《文章流别集》分体编录前代文章，重点在于文章文体之分类与其渊源流变，体现了对于“文章”与“文体”概念的理解。总之，作为目录学著作的“文章志”与文章作品编选性质的总集，这些具有“考历代文学之变迁”意义的著作，最早都是在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虽然这些文章总集与文章志多数已亡佚，但历史记载仍可以反映出当时文章学之盛况。
王水照《历代文话序》说：“以文评著作为主要载体之我国古代文章学，内涵丰富复杂，却自成体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点。”又谓举其大端，则有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术论、品评论、文运论等。(24)这些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文章学中都得到反映，并已基本形成中国文章学系统。虽然此后历代的文章学都有所演变和发展，但仍保持其理论基点与格局。
从学术史角度看，中国文章学成立于魏晋南北朝有其学理的必然性。先秦时代，文章学交融于经史之中，学科混沌未开。汉代以后，“文章”的意识已相当清晰。值得一提的是，独立的文章学观念形成要早于独立的史学观念。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武帝之后，史学尚为经学的附庸，而文章学则已显示出独立性了。《汉书·艺文志》依西汉末刘向、刘歆《七略》把古今典籍按“六艺”、“诸子”、“诗赋”、“兵家”、“数术”、“方技”六大分类加以载录和述要。虽然，按传统儒学理论，“诗赋”之源皆可追溯到《诗经》，然在《汉书·艺文志》中，具有“文章”性质的“诗赋”已完全独立于“六艺”之外，而且在这个有价值判断序列的知识体系中，“诗赋”地位并不低。但是，史学作为学科史的发展情况反而迟于文章学。在《汉书·艺文志》中，历史书籍尚未自成一类，而是附录于“六艺”的《春秋》类之下。晋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经学、史学开始分离，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把书籍分为四部，史学开始独立一类。东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的次序就定型了。单纯按这个次序，似乎“文章”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不过，在南朝，情况恰恰相反，文章学的地位反而是比较高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正如历史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士人的兴趣主要在文而不在史，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史对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文对史的影响却非常明显。”“在文史分离的南朝，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25)在这个大的知识背景下，中国文章学成立于魏晋南北朝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就现存文献来看，隋唐五代文章学较为寥落，但也出现一些专著。比如杜正伦《文笔要诀》、佚名《赋谱》、倪宥《文章龟鉴》、孙郃《文格》、王瑜《文旨》、王正范《文章龟鉴》、冯鉴《修文要诀》、僧神郁《四六格》、张仲素《赋枢》、白行简《赋要》、纥干俞《赋格》、浩虚舟《赋门》、佚名《诗赋格》、和凝《赋格》。(26)相关的文章学著作还有：《文笔十病得失》、(27)佚名《文笔式》、(28)《笔札》(29)等。虽然这些著作或断简残篇，或仅存书目，难窥全豹。不过，这些文献已足够说明：隋唐五代文章学并未中断。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与魏晋六朝相比，隋唐五代文章学明显出现朝文章技法学转向的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宋代终于蔚然而成大国。从这个角度看，隋唐五代文章学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三、古文之学的成立及影响
中国文章学在宋代出现重大的发展变化。从魏晋南北朝至初盛唐，文坛一直以诗赋、骈文为中心。自中唐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和创作“古文”以来，至宋代，文坛风气丕变。随着古文的兴盛，相关的研究与批评成为文章学主流，并形成专门之学。王水照在《历代文话序》中指出，在宋代“古文研究与批评”“真正成为一门学科”。(30)古文之学的兴盛，对中国文章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映到文体学上，便是从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辨转向诗文之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诗文之分逐渐代替了文笔之分，再加上诗人文人分途扬镳，各有千秋，于是文笔说也逐渐成为历史上的陈迹。”(31)“唐宋古文运动倡导者都自称所作散文为‘古文’，或亦径称‘文’、‘文章’，于是有韵之‘诗’可以不再包括在‘文’、‘文章’之内，而是与‘文’、‘文章’并列了。”(32)王水照在此基础上从创作与理论诸多方面总结了宋代古文之学与文章之学的盛况：宋代古文真正流行，成为文坛的主流。“古文”这一概念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得到真正的确立。“文”与“诗”并举已经成为宋代士人的习惯用法，“文”的涵义已确指为古文。从诗文评著述情况来看，宋代以来，文章批评大量涌现，而且体裁完备，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学著述的所有类型。宋代文章学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形成了一套具有适应于文章特点的批评话语。(33)这些总结已揭示出宋代文章学与古文之学的成就与特性。在此，笔者还想就宋代古文之学的成立、兴起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影响再作几点补充。
宋代文章学以古文为中心，有一个重要的创获便是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秦汉时代的经、史、子的大量内容成功吸纳到文章经典之中。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曰：“《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34)宋代以前，文章总集的体例与选文标准基本是沿袭《文选》模式的。宋代文章总集编纂的重要创举是把文章经典的范围扩展到子、史两部，从中采摘、重造和扩展文章经典。(35)如《文章正宗》的辞命、议论、叙事部分都收录了《左传》、《国语》章节，仅《左传》就选录133篇文章，其中辞命类39篇，议论类73篇，叙事类21篇，数量相当多。这标志着宋人一种新的文章观念与眼光，是对《文选》体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也成为后来古文选本的通行体例。(36)其他宋人选本同样也有从史传采摘文章的情况，如南宋汤汉《妙绝古今》选《左传》文10篇、《国语》文6篇，占全书近四分之一。宋代之前子部与集部畛域甚严，诸子文章从未被选录到总集之中。宋人总集开始从先秦汉代诸子中采摘文章。在《文选》以来一直被视为“立意为宗”的诸子之文中，发现它们“能文为本”的性质，将之纳入总集。如汤汉《妙绝古今》从《孙子》、《列子》、《庄子》、《荀子》、《淮南子》选摘文章。这是宋代文章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诗赋骈文时代，文章的主要功能是论理与抒情。宋代以后，由于史传文章进入集部，文章学内部产生变化，非常重视叙事功能，这就大大拓展了文章的表现功能。秦观《韩愈论》：“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37)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首次把“叙事”作为古代文章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以后，诗文评都相当重视叙事功能及相关文体。元代陈绎曾《文筌》认为“叙事之文贵简实”，以“记”、“序”、“传”、“纪”、“录”、“志”、“碑”、“表”为叙事之文。由于重视文章叙事功能，这类和叙事相关的文体大盛，显示了史传传统对于文章学的巨大影响。这种现象甚至引起坚守传统文章学的学者的不满。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谓：“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又谓：“志、状不可妄作。”(38)此正说明宋代以后，文章叙事功能之增强，文、史功能交融，于是文人“越界”而行古代史官之事。这是古文之学兴起之后的重要变化。这种重叙事的倾向甚至影响到诗词理论之中，比如重视诗与史之关系、重视诗歌的叙事性、倡杜甫“诗史”之说等。
从文体学角度来看，中国文坛从六朝至唐代是以诗赋、骈文为主流的，宋代以后，则以散体古文为主流。中国文章学在宋代出现从以骈文为中心到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这一转型，引发了许多新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时代审美风气与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王运熙说：“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汉魏六朝和唐宋元明清是两大不同的历史时期。前一时期辞赋、骈文发达，文风华丽，后世所谓八代文学(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骈体文学昌盛的时代。后一时期古文运动抬头并发展，古文取代骈文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文风趋向质朴。由于创作风尚不同，反映到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在主要倾向上也大异其趣。”(39)唐代尚处于从骈文中心向古文中心转型之际，兼具两者的特点。从宋代开始，古文才真正取代骈文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从骈文中心时代到古文中心时代，整个文坛的审美观念与评价标准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诗赋、骈文为中心的六朝重视用典、声律、辞藻、对偶，重视文采与语言形式之美，重视文章的抒情功能。而以古文为中心则艺术上重视质朴，提倡风骨与格力。宋代以来，文坛风气趋于质朴，并出现一些经典重构的现象。比如，在诗歌方面，谢灵运在六朝是品评最高的代表性诗人，陶渊明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在唐代陶诗的地位仍不如谢灵运。钱锺书深叹“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并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40)所言极确。在宋代，陶渊明完全取代了谢灵运，超越曹、谢、刘、鲍与李、杜，成为古今伟大诗人之一，并被誉为自然诗风的典范。黄庭坚多次指出陶胜于谢：“谢康乐、庾兰成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41)陶渊明高超的人格和朴素自然的诗风，和宋代整个人文思想趋向完全契合，所以地位最高。
唐宋以来，由于古文与政教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视文以载道，作家道德、人格也成为批评的重要标准。宋代以后文学批评不但强调道德修养对文辞的决定作用，还把作家的人品纳入审美评价的范畴中，把它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这种标准重审以前文章学经典，便有新的评价。比如，在宋以前，扬雄及其作品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一些学者眼中，扬雄是上承孔孟之道的伟人：“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42)扬雄还被视为高隐之士：“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43)《文选》、《文心雕龙》都把《剧秦美新》作为“符命”、“封禅”文体的典型。(44)但宋代以后，对扬雄开始另有看法，有人认为扬雄谄媚王莽以取高官之位，人品卑下。苏轼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45)朱熹对扬雄及其作品尤持鄙视态度，他在《楚辞后语》卷2《反离骚》一文中说：“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篡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又放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然则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46)在宋代一些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双重打击下，扬雄及其作品作为文章经典的地位大受影响。
四、宋代以后“文章”观念的复杂性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转型时代，但转型并不是颠覆，其“文章”观念在此前中国文章学观念基础上既有变化也有继承和延伸。其“文章”偏重指称以古文为主体、以散体文为主要语体，但也可能包含骈文与诗赋。
在宋代文坛的原始语境之中，“文章”既可以特指以古文为主体的作品，也可以泛指诗文在内的所有文体和篇章。此后至明清时代，这两种“文章”内涵在不同语境与批评家那里是并行不悖的，也未有统一或固定。“文章”、“文”乃至“古文”的概念一直都是相当灵活、模糊而又开放、有弹性的，“文章”的内涵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才可能得到确解。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宋代以后“文章”的复杂内涵。
(一)文话中的“文章”内涵。以《历代文话》所收题为“文章”的文话为例。(1)“文章”指涵盖诗歌在内的所有文体。元代李淦《文章精义》所论“文章”以散体古文为主，但也涉及诗赋。如陶渊明诗、杜甫诗、卢仝诗、朱熹诗。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分“古文谱”(“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诗谱”，基本涉及所有的诗文文体。明代王世贞《文章九命》与清代王晫《更定文章九命》所涉“文章”之士，包括古代的诗人作家。清代王兆芳《文章释》论及143种文体，笼括一切著述之文体。晚清民国来裕恂《文章典》将文体分为“叙记”、“议论”、“辞令”三大类，包括中国古代诗文小说戏曲所有文体。清末唐恩溥《文章学》的文章学概念，也是包括古代诗文各种文体在内的。(2)“诗”、“文”分开，只论文而不及诗。明代高琦《文章一贯》为分类辑录之作，“文章”为散体文而不及诗歌。清方以智《文章薪火》所论皆为散体古文。
(二)总集中的“文章”内涵。以宋代以来几部标名“文章”的总集为例。(1)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收录古今各种文体近60种，包括诗歌与词曲。徐师曾《文体明辨》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亦诗文兼收。清代杨绳武编《文章鼻祖》收入《尚书》、《左传》、《史记》、《汉书》，而卷6则为“诗赋”。(2)宋代谢枋得《文章轨范》所选汉、晋、唐、宋之文，主要为韩、柳、欧、苏的散体古文。宋代方颐孙编《大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大学黼藻文章百段锦》)从科举考试的角度，选唐宋名人之文为范式，标其做法。明代朱檹辑《文章类选》和刘祜选《文章正论》收入诗歌以外的所有骈散韵文之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所选文体130多种，然不收诗赋。旧题明代归有光编《文章指南》收录“春秋而迄唐宋之文”，不收诗歌。
(三)类书中的“文章”内涵。(1)如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19—22“文章门”分为“赋类”、“诗类”、“文章缘起类”、“评诗类”、“讲说类”，后集之卷17—18“文章门”则分为“古今之文”、“诸家之文”、“楚辞”、“总集文集”、“诗赋”、“论诗”、“文选”等门类，涉及诗、骚、赋以及各种文体。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9“文章部”包括诗赋等所有文体。(2)如李昭玘、李似之《太学新增广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卷13“文章门”与“词赋门”、“诗赋门”分开。吕祖谦《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卷11“文章门”与卷12“诗咏门”分开。
同样，“古文”的内涵也非常复杂。“古文”在文体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定与排他性，甚至很难找到古文与骈文在具体文体上的确切差别。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47)宋人柳开也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48)唐宋古文家心目中的古文，主要在于高古的艺术旨趣方面，只要是符合这种旨趣的，都可以称为古文。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本身，都不带价值评价，比如说“诗”、“文”、“辞”、“赋”这些具体的文体，都可能产生优劣作品。但“古文”却是带有肯定性价值判断的概念，即是载古道之文或古雅之文，“古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文体分类含义，在文体学上具有开放性、含糊性和有弹性内涵的特色。“古文”包括什么文体，或者什么文体可称为“古文”，都是见仁见智的。
在形式上，古文以散体文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骈体文、辞赋甚至诗歌。唐宋以来，虽然出现诗文之分，但也不绝对，“古文”也可以包含古诗。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49)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云：“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50)此皆以诗纳入“文”中。宋代以后，“古文”的内涵与“文章”一样，在不同语境中也有不同理解。郭绍虞说：“从文的广义讲，本可包括诗文二体，宋以前如此，宋以后也还是如此。……但是凡以‘古文’标目的，就不是如此。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显然只取文的狭义，与诗分疆。”(51)确实多数古文总集只收文而不收诗，如宋代《古文集成》、《古文关键》就只收古文。到了明清，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清代吴楚材等编《古文观止》、余诚编《古文释义》。但是，“古文”、“古文辞”(古文词)选本也有诗文并选的。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52)宋人黄坚选编《古文真宝》分前、后集。前集12卷，收录古诗200余首。(53)总之，“古文”这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文体规定。在中国古代原始语境中，“文”与“诗”固然可以是并称的，但在更多时候，“文”的内涵远大于“诗”。“古文”是兼骈、散、韵文的，以不包括诗为常态，但有时也可以包含诗歌(古诗)。
虽然我们无法进行精确的量化统计，但仅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来：宋代以来“文章”与“古文”的内涵都是相当多元的，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不能忽略宋代以来“文章学”的复杂性。
五、宋代文章学与中国文章学
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观点是王水照率先提出来的。他早在2005年就说：“文章学的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的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54)数年之后，王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南宋的重要命题。(55)此后，祝尚书在《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一文中更具体地说：“文章学当成立于南宋孝宗朝，标志是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等的相继问世，直到元末，是文章学蓬勃发展的时期。”(56)最近，祝先生又专门撰文论述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为南宋孝宗朝。(57)笔者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南宋)之说是从狭义的中国文章学即以古文为中心的立场出发而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不但发现和阐释宋代文章学的特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中国文学批评重诗学研究而轻古文之学研究的倾向，这对文章学研究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王水照的倡导和示范下，近年中国文章学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以动态的中国文章学眼光来看，宋代古文之学或古文文章学的成立，是文章学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古文之学之成立与中国文章学之成立是有差别的。古文之学、宋代文章学、中国文章学是三个在逻辑上有递进关系的问题：宋代古文之学从属于宋代文章学，宋代文章学从属于中国文章学。宋代古文之学不等同于宋代文章学，更不能等同于中国文章学。宋代古文之学成立与兴盛是事实，但它仍属于中国文章学与宋代文章学的一部分。换言之，不能以古文文章学的成立等同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宋代究竟是“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时代还是“古文之学的成立”时代？这个问题本质上涉及对“中国文章学”基本内涵与理论体系的不同认识。从以古文之学为中心的立场看，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王水照在《历代文话序》中说：“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58)在《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一文中说：“由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文章’以古文为主体，又包含了赋、骈文以及铭、赞、偈、颂等诗歌以外的韵文作品，而文章学则是以此为中心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从诗文互融到文笔之分再到古文崛起，迨至宋代，‘文章’的内涵与概念都已趋于稳定，为文章学的成立奠定了学理基础。”(59)此中“文章学”内涵就是以“古文为中心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显然站在狭义的“中国文章学”立场，这是把宋代定为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主要原因。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之说，一方面极为鲜明地突出了古文之学的重大贡献与历史价值，具体而微地考察和总结了宋代文章学的成就与特点，对宋代的文法论、章法论、技法论与评点之学等方面作出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学理上又明显要面临着如何恰当地描述和评价宋代以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难题：如果说，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南宋或南宋孝宗朝(1163—1189)，那么此前近千年的中国文章学，就只能称为“前中国文章学时代”。汉代中国“文章”观念就开始成熟了，到宋代中国文章学才“正式成立”，中间相隔一千多年，似乎过于漫长了。
从中国文章学史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学是以骈文之学为中心的；宋代文章学是以古文之学为中心的，但亦包含骈体之学与辞赋之学等内容。宋代古文之学属于宋代文章学的主体内容，也属于中国文章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宋代文章学出现新变与转型，在章法论、技法论与评点之学方面，确是开创新局面，增加新内容，但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文章学的一部分。
把宋代古文之学与文章学放到中国文章学系统中，当作其重要与关键一环来考察，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以宋代为中国文章学成立之时代，这种文章学史观念一方面揭示了宋代文章学与古文之学的成就与特性，另一方面又可能在强调古文之学独特性的同时，不经意间轻估了此前文章学的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王先生认为宋代文章学与前人相比，“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
在此之前，对文章学的探讨多局限于格法的讨论……因此对技法的热衷超过了对文章之学的兴趣。宋代的文章之学则在尚用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研讨，几乎涵盖了文章的所有领域：本体论，关注文章的本原，突出“文”与“道”的关系；创作论，强调对文章作法的讲求，分析众多作家作品，把握其风格特征，注重世风与文风的关联；批评论，对创作的得失做出分析，在指导写作的同时强调普遍规则的重要。可以说，诸如文道论、文气论、文体论、文境论、文法论、鉴赏论等文章学领域，都已纳入宋人的研究视野。(60)
笔者完全同意“文道论、文气论、文体论、文境论、文法论、鉴赏论等文章学领域，都已纳入宋人的研究视野”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类理论其实早已进入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学研究视野了。质言之，在中国文章学史上，最早“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并非宋代文章学，而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章学。
六、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有学者认为宋代文话是宋代“文章批评最重要的载体”，其兴起与快速发展“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61)这也是从狭义的中国文章学观念来立论的。文话起源于宋代，是文章学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文体，然历来重视不够。王水照积十年之功搜集整理而编成的十卷本《历代文话》，填补了我国文话汇编的空白，是中国文章学研究扎实可靠的基础工程，为之提供了基本文献与丰富资源，沾溉后学，厥功甚伟。《历代文话》的编纂与出版，大大推动了中国文章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忽视文话的倾向。在短短时间内，文话研究就从边缘或几近空白的学术领域而渐成“显学”。可以说，《历代文话》是新世纪以来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之一。
文话虽与诗话、词话并称，但形态与性质实有所不同。在中国古代诗文评著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题为“诗话”、“词话”、“曲话”、“赋话”的极多，但题名“文话”的却很少。在十册《历代文话》中，只有清人叶元垲《睿吾楼文话》与孙万春的《缙山书房文话》两种。更多此类著作并不标明“话”，而是用“论”、“说”、“记”、“评”、“谈”、“言”、“录”或者“则”、“诀”、“式”、“法”、“谱”、“例”等名称。以笔者的推测，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文话”之称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认可度与接受程度不如诗话、词话那么高；另一方面这些“论”、“说”、“记”、“评”等书名，似乎反映出文话与诗话在文体上的差异。《四库全书总目》谓宋人诗话“体兼说部”，(62)而文话却离“说部”稍远，可谓“体近子论”。文话很少像诗话有那么多的名人逸事、传说趣闻、街谈巷议，明显较为严谨与理性。所以，文话与诗话相比，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与品格，也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话”是中国文章学的重要形态，它是在唐宋笔记、随笔、札记等文体兴盛之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产物，颇能表现出中国古代诗文评灵活而生动、要言不烦而感性深刻的特色。文话是文章批评的重要载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文话在宋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之说，则可能夸大宋代文话的重要性，或者说，可能忽略此前中国文章学的已有成就。正如王先生所说，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作为历史上第一部诗话和词话，这两部书正是当时谭艺风尚的体现，也是中国诗学与词学发展过程中标志性的成就”。(63)他强调诗话、词话在中国诗学、词学“发展过程中标志性的成就”，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中国诗学、词学成立的标志，因为在诗话出现之前，中国诗学早就自成系统了。同理，文话的出现也不一定可以作为文章学成立的标志。因为在文话出现之前，中国文章学也早就形成了。
文话是文章学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文体。从文话发展史的角度看，宋代的文话有开创之功，但文话的真正兴盛是要到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宋代文章批评形式繁多，文话能否视为宋代“文章批评最重要的载体”及文章学成立的标志也值得讨论。事实上，从数量上来看，文话在宋代尚谈不上“快速发展”。宋代文话与宋代诗话、词话相比，不但数量要少得多，影响也不能相提并论。以《四库全书》所收的“诗文评”为例，《四库全书总目》卷195“诗文评类一”收入欧阳修《六一诗话》等诗话类书籍30多种，而纯粹论文的文话类仅收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陈骙《文则》、王正德《馀师录》、李耆卿《文章精义》五种，又有诗文兼评和体兼诗话、文话的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周密《浩然斋雅谈》二种。可见宋代文话与诗话相比，数量上是相当少的，其中又有不少是论骈文之作，仅有的数部文话并未能真正反映出宋代古文之学兴盛的局面。真正反映出宋代文章学仍然与传统文章学一样的，是那些杂出于史书的传序和集部中的序、跋、书、论以及一些诗赋作品，子部中大量的笔记。
从宋代文话的内容来看，文话也难以称为“以古文为主的文章之学成立”的标志。下面以《历代文话》第1册所收20种宋代“文话”为例。
文话的内容相当庞杂，纯粹专论“古文”的文话非常少，从总体上看，仍是骈文文章学与古文文章学的合成。《四六话》、《四六谈麈》、《容斋四六丛谈》、《云庄四六馀话》四种文话所论无疑是骈文而非“古文”。而其他许多“文话”也往往是泛论各体文章。诗、赋、散体、骈体、韵体皆论的，并没有特别把诗歌排除在外。《文则》比较集中讨论古文，但也论及古诗古歌。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为读吕祖谦《宋文鉴》的札记，所述文体与该书收录相同，仍是非常宽泛的诗文兼收的“文章”，而不是散体古文。比如一开始论“赋”、“律赋”、“诗”、“四言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骚”。张镃的《仕学规范》既论《作文》，亦论《作诗》。王正德《馀师录》选辑前人论文章之语，所取甚广，虽以古文为主，但也多有论诗之语。吴子良的《荆溪林下偶谈》诗文并论，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诗文并论，皆几涉所有文章文体。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所论为当时科举“辞科”文体与写作，属于时文研究，与“古文”颇有距离。魏天应《论学绳尺·行文要法》选录南宋科举中选之文，文体为策论。论者或以其技法格式为八股之“滥觞”。(64)可见，此书与“古文”关系不大，甚至可谓背道而驰。所以，如果把上述宋代文话作为“古文为主的文章之学”成立标志，仍觉单薄。
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是什么？从广义的中国文章学角度来看，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而狭义的中国文章学则标举南宋陈骙的《文则》。对这两部标志性著作的不同认识，鲜明而集中反映出广义与狭义的中国文章学的差异。
南宋陈骙所著《文则》是现存最早的文话，顾名思义《文则》就是讨论文章写作规范，可视为辞章学专著。该书有考察文体起源者，有辨析文章风格者，这些都是前代文章学著作早就涉及的。最有新意的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修辞问题，这确实很重要，它在经典细读与语言分析上要比前代文章学推进一大步。但如果不是把文章学局限于修辞学与章法技法之学的话，那么，在文章学的系统性、整体性与重要性诸多方面，《文则》恐怕仍不能与《文心雕龙》相比。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结构严密，为集大成之作，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文章学的理论系统。从广义文章学来看，《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杰作，正如周振甫所言：“《文心雕龙》实为文章学的巨制，论文章学的，可以举为准绳。”(6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仅从狭义的文章学即写作技法论方面看，《文心雕龙》也极为完备。《文心雕龙·序志》指出，“文心”就是“言为文之用心”，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可以说是典型的文章学专著。汉代以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文与德、文与质等关系以及比较笼统的修辞观。汉代以后，随着经典阐释的兴起，人们对儒家经典的外在形式、体制特征、组织结构等研究越来越深入，六朝的文章学出现了从原先的外部批评逐渐扩展至内部批评的趋势。刘勰《文心雕龙》全面总结汉代以来章句研究的成果，吸收前人关于文章结构理论的精华，构筑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文章结构论体系。在具体的写作技法上，《镕裁》谈文章写作的炼意与炼词，《比兴》研究两种最古老与最基本的修辞与写作方式。《夸饰》、《事类》、《炼字》、《附会》、《指瑕》也是讨论修辞与具体的写作方式技法的，立意谋篇、炼句炼字乃至修辞、修改皆为其研究对象。从中可见《文心雕龙》已构建了相当完备和系统的写作技法理论。除了《声律》、《丽辞》等内容有比较强的骈文时代特色之外，其他技法理论在古文中心时代也没有过时，仍然可以适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谓“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66)事实上，后代没有哪部文章学著作在理论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上可与之相比。《文心雕龙》已涉及文章学基本原理，如文道论、修养论、源流论、文体论、章法论、技法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无论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文章学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都是合适的。
从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立场看来，《文心雕龙》只是“杂文学”的理论著作，并非“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著作。(67)不过，从逻辑上讲，“杂文学”是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之间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中国古代文章学”本身就是“杂文学”理论。如前所述，宋代文章总集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汉代的经、子、史的大量内容吸纳到文章系统之中，大大扩展了“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宋代以来的文章学系统，甚至比魏晋南北朝的更“杂”。
中国文章学体系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始终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这种自成体系的、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中国文章学历史悠久，虽然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演变，但整体仍保持稳定性，并不因为文体发展、变迁而产生完全裂变，从而诞生出全新的理论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与“文章学”的基本内涵与系统已形成，此后由于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历代文章学产生了许多新理论与新命题，甚至出现重要的转型，但传统文章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内涵、框架也在不断调适，历千年仍保持基本稳定。比如，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来的“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理论，从来就是中国文章学的基础，在唐宋古文兴盛之后，这种理论愈加强化。魏晋南北朝之文体论、文气论、批评论、技法论都被后代文章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理论系统从未被推翻过。自从西学东渐，西方文学理论引进之后，中国文坛发生鼎革，“文章学”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文学”所取代。
注释：
①曾枣庄：《文章学须以文体学为基础》，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②祝尚书：《对文章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9月10日，第1页。
③张寿康：《文章学论略》，《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④王凯符等：《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⑤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⑥《史记》卷12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9页。
⑦参考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之《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1页。
⑧曹丕：《典论·论文》，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71页。
⑨《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第七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09页。
⑩《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第七十上》，第2613页。
(1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序”，第3页。
(12)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13《超奇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7页。
(13)《汉书》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34页。
(14)参考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1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7，第761—762页。
(16)程千帆：《文论十笺》，莫砺锋编：《程千帆选集》(上)，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57页。
(17)曾枣庄：《文章学须以文体学为基础》，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6页。
(18)参考胡大雷《〈文选〉编纂研究》第2章第1节《“文章志”及总集、别集编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39页。
(19)从现存诸《文章志》的佚文来看，其内容大致是文章家小传。详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3卷所辑诸志佚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408页。
(20)《晋书》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7页。
(21)《隋书》卷35“经籍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1090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186集部“总集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685页。
(23)刘师培：《左庵外集》卷13，《刘申叔遗书》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55页。
(2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5)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文史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71页。
(26)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三、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554—578页。
(27)收入《文镜秘府论·西卷》，王利器注以为“当出刘善经之手”，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9页。
(28)《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475页。
(29)《文镜秘府论·东卷》有《〈笔札〉七种言句例》，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49页。
(30)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2页。
(31)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32)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33)此处是对《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一文相关论述的概括。王水照、慈波合撰《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收入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39—156页)。
(34)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1—272页。
(35)唐代柳宗之《西汉文类》，全辑于班固《汉书》，可以说是收入史部文章，但它单纯辑自一书，与本文所讨论的“总集”有所不同。
(36)《四库全书总目》真德秀《文章正宗》提要说：“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699页)
(37)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22，《四部丛刊》初编本，集部，第16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2页。
(38)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6、1107页。
(39)王运熙：《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40)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17页。
(41)黄庭坚：《论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外集卷“第二十四杂著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8页。
(42)刘知幾：《史通·自叙》，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43)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19页。
(44)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8，第2418页；刘勰著，王利器校证：《文心雕龙校证》卷5《封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
(45)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孔礼凡点校：《苏轼文集》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
(46)《朱子全书》第19册《楚辞集注》之《楚辞后语》卷2《反离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47)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
(48)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1，《四部丛刊》初编本，集部，第13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49)姚铉：《唐文粹》卷84，《四部丛刊》初编本，集部，第31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2页。
(50)《柳宗元集》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题序”，第579页。
(51)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107—108页。
(52)《文章正宗》虽不标明“古文”，但历来被视为宋代古文总集之一。《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崇古文诀》提要说：“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防此书而已。”(《四库全书总目》，第1699页)而《文章正宗》提要又说：“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坊刻古文之例。”(《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1699页)
(53)参考黄坚选编，熊礼汇点校：《详说古文真宝大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54)王水照：《文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55)王水照、慈波合撰《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附记”，明确说明：“本文将文章学成立的时间断在宋代，更确切地说，在南宋。”(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56页)
(56)祝尚书：《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57)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5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2页。
(59)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41页。
(60)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47页。
(61)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39页。
(62)《四库全书总目》卷195“诗文评类序”，第1779页。
(63)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39页。
(64)《四库全书总目》卷187《论学绳尺》提要：“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四库全书总目》，第1702页)
(65)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8页。
(66)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诗文评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1页。
(67)比如王先生说：“在刘勰所论三十多类文体中，论及诗歌、辞赋和各体骈散文，而其重点则为诗、赋，因而《文心雕龙》应定位于研究‘杂文学’整体的理论著作，与一般所称的‘中国古代文章学，是有区别的。”(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