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唐至宋，《史记》的接受和传播发生着由“注多评少”到“评多注少”、由抄本到刻本的嬗变。科举制度、学术思想的变化、印刷术的发展乃是这个时期《史记》接受传播发生嬗变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唐代/宋代/《史记》接受/嬗变
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 ），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陕西 咸阳 712000）。
《史记》一出现，就被人们阅读、研究、传播和接受。到了唐代，《史记》影响空前。“它不仅为史学家所青睐推崇，同时也为唐代文学家所称赞歌颂。”[1](P36)《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刻《史记》、读《史记》、评《史记》、学《史记》的生动景象[1](P71－72)，提出了“史记之学”①。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史记》的评点和研究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和丰硕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总之，两千多年来，《史记》被人们接受、认可并得到赞誉，当然，其间也不断变化。下面就唐宋两代来看《史记》接受的重要嬗变。
有唐一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历史，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一度繁荣，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上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史记》地位日益提高，与《史记》有关的赞、碑、铭、赋、论、序各体文章大量出现。随着《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出现了大量的《史记》注释。根据史书及有关资料记载，唐代注疏《史记》的著作有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顾柳言《史记音解》三卷，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韩琬《续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补史记》，刘伯庄《史记地名》二十卷、《史记音义》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窦群《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裴安时《史记训纂》二十卷，褚无量《史记至言》十二篇，尹思贞《续史记》(未就)，裴延龄《史记补注》，强蒙《史记新论》五卷，无名氏《太史公史记问》一卷等二十多部。这与南北朝时期“《史记》传者甚微”的情况相比[2](P957)，已经大不相同。然而，这些专门论著大多散佚，仅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留存下来。
从内容上讲，《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不仅补充史料，还补正史实。如对《魏世家》所记：“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3](P1847)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3](P1847)这就把战争发生的月份、具体地点、敌将姓名，以及魏王为挽回败局所做努力，都作了补充，详尽多了。再如《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3](P134)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3](P1847)《史记正义》所引这段史料，让人对昭王南巡狩不返的原因有了清楚的了解。此外，注者还补正史实。如《儒林列传》载：“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3](P3115)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按：后之记者失辞也。按《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3](P3115)所辨极是。又如《韩世家》载：“列侯卒，子文侯立。”[3](P1867)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纪年》无文侯，《系本》无列侯。”[3](P1867)据先秦史书，说明韩列侯、韩文侯实为一代。
《史记索隐》、《史记正义》除了补正、纠正《史记》记载以外，还考证文字、释义、注音、注人、注事，注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由此推测，上列各散佚之作也如此，这些关于《史记》的专门著作中，评论的成分不多。
唐代还有散见于作者文集中的《史记》评论文章。主要有王绩《子推抱树死赞》、《荆轲刺秦王赞》、《项羽死乌江赞》、《蔺相如夺秦王璧赞》、《陈平分社肉赞》、《君平卖卜赞》，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迁公侍妄随清娱墓志铭》等，另外，王通《文中子》、魏徵《隋书·经籍志》序、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刘知几《史通》、权德舆《权载之文集》、邱光庭《兼明》等著作中也论及司马迁和《史记》。这些涉及《史记》的文章，或评论人物，或注释文字，数量不多。因此，唐代《史记》接受的情况是，训纂、注解、释音、考证、释义的专门著作有21部，而研究性的论文仅有8篇，可见唐代《史记》接受呈现出“注多评少”的局面。
到了宋代，人们对于《史记》的接受则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大都是针对《史记》有意而发的，而且评论者之多，评论文字之多，均前无古人。”[1](P72)具体说来，宋代《史记》研究著作有姚宽《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已佚)、高文虎《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已佚)、胡沂评《史记》五卷、洪遵《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洪迈《史记法语》、娄机《班马字类》、倪思《迁史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王若虚《史记辨惑》十一卷、周京《史记音辨》、王应麟《史记正误》、刘辰翁《班马异同评》、徐邦宪《史记考》等。其中仅有个别著作是作注，多数是评论《史记》的。内容涉及辨析史事、评论体例、辨别班马异同及优劣等。宋人评论《史记》的相关论文也很多，评论《史记》成为风气。
宋代《史记》研究论文主要有王洙校《史记》，宋祁《笔记》三卷，孔平仲《珩璜新论》四卷，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九论《史记》、《嘉祐集》中《高帝论》、《项籍论》、《管仲论》，王安石《孔子世家议》、《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等9篇，沈括《梦溪笔谈》卷八、卷十四，苏轼《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管仲论》、《留侯论》、《贾谊论》等10余篇，秦观《淮海集》中有《司马迁论》、《李陵论》等，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张耒《张右史文集》中有《司马迁论》、《司马相如论》、《萧何论》、《卫青论》、《游侠论》、《陈平论》等《史记》人物论17篇，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唐庚《文录》，范浚《香溪集》中有《五帝纪辨》、《题史记货殖传》、《书曹参传后》等，郑樵《通志》，朱翌《猗觉寮杂记》，沈作喆《寓简》，王观国《学林》高似孙《史略》卷一，陈善《扪虱新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吕祖谦《大事记题解》，袁文《饔牖闲评》八卷，程大昌《考古编》十卷，《演繁露》十六卷，朱熹《朱子语类》中有关言论，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中有关文章，杨万里《诚斋集》，王楙《野客丛书》中多条评论，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十卷，叶大庆《考古质疑》，叶适《习学记言》中《史记》评语二卷，赵与时《宾退录》中论《史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一百零九卷)中论《史记》，史绳祖《学斋佔毕》，黄震《黄氏日钞》，王益之《西汉年纪》等。就评论内容而言，有苏洵对《史记》“互见法”的发现，有苏辙、马存论司马迁壮游对《史记》文风的影响，有黄朝英对“太史公”称谓的明辨，有王观国论司马迁《史记》对前代史料的熔铸和加工，有晁公武对班固“史公三失”论的质疑，有林駉评《史记》五体义例，有王楙评《史记》笔法，有黄震评《史记》义理等，涉及《史记》研究的方方面面。而最为明显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是对《史记》人物的评论，二是论“班马异同”。
评论《史记》人物的专篇论文出现也是宋代的突出现象。如苏洵的《高帝论》、《项籍论》、《管仲论》3篇，苏轼的《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周公论》、《管仲论》、《孙武论》、《孟轲论》、《乐毅论》、《荀卿论》、《韩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十余篇，苏辙的《尧舜论》、《管仲论》、《汉高帝论》、《汉文帝论》、《汉景帝论》、《汉武帝论》6篇，司马光《贾生论》、《廉蔺论》、《管仲小器论》等10余篇，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孔子世家议》等9篇，秦观的《司马迁论》、《李陵论》等，张耒的《司马相如论》、《萧何论》、《卫青论》、《游侠论》、《子产论》、《鲁仲连论》、《应侯论》、《商君论》、《吴起论》、《子房论》、《陈平论》、《田横论》、《魏豹彭越论》等17篇。这些人物评论都见解深刻，突破陈见，创立新说。
“班马异同”是宋代《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倪思。他的《班马异同》②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证《史记》与《汉书》异同，考察二者得失。此一时期，还有南宋娄机编撰的《班马字类》。该书采摘《史记》、《汉书》中的古字、假字辨别声音，考证训诂，对阅读《史记》、《汉书》有帮助。
总之，宋代《史记》的接受，评论多而注释考证少的局面，即“评多注少”。《史记》接受就有了由唐代“注多评少”到宋代“评多注少”的嬗变。
司马迁的《史记》在成书以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饱含批判之意的《史记》难以得到认可和传布。到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4](P2737)但由于种种原因，西汉到东汉前期，《史记》还未得到广泛传播，直到东汉中叶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观。早期的传播方式是抄本。唐代的《史记》抄本，有敦煌石窟藏抄本和传世抄本两种。敦煌石窟藏本有《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等3件；传世抄本有《史记集解夏本纪》(一卷)、《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史记集解周本纪》(残卷)、《史记集解高祖本纪》(一卷)、《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等6件。
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就有了《史记》刻本。宋代刻印《史记》，既有官刻的，也有私刻的。《麟台故事》载：“淳化五年(994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虞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屯田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吴叔、膳部郎中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度支郎中直秘阁朱昂再校。……即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这是《史记》的首次印刻，是谓“淳化刊本”。此后，写本《史记》逐渐亡佚。《麟台故事》卷二载：
景佑(祐)元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议者以前代经史皆以素纸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本，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世，世之写本皆不用。[5]
刻本替代写本，因校勘未臻精善，又先后三次再校勘印行。据《麟台故事》卷二载：
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太常丞直史官陈尧佐、菱郎直史馆周起、光禄寺丞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任随领其事，景德元年校毕。任随等上覆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诏赐帛有差。[5]此本是谓“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刊本”。又载：
景佑元年九月，……而司马迁、范晔《史》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其谬舛者云，明年以校勘《史记》、《汉书》成，以秘书丞余靖为集贤校理，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王洙为史馆检讨。赐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器币有差。[5]这是第二次校勘。是谓“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刊本”。关于此后的第四次校勘印行，《玉海·艺文·景德群书漆板》载：“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木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唯开宝所修《五代史》未布，以俟笔削。”这里的“七史”，当包括《史记》在内。据前文所列，北宋时期曾先后四次校刊《史记》，因此，北宋至少有四种《史记》版本刻印并传播。
南宋又有高宗绍兴年间刊本③。此外，南宋出现了多种覆刻本。如景祐十行覆刻本、北宋十四行覆刻本。还有州郡地方官刻本，如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同时亦产生了私刻本，如朱中奉刊十二行本④。
另外，在《史记集解》单注本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二家注《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这有刊于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的“蔡梦弼本”、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的“张杅本”、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的“耿秉本”、北宋真宗天禧间所刊“桐川郡斋本”等。此后，又有段子成于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刻二家注本，是为“中统本”。除《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之外，还有《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三家注合刻本，即黄善夫三家注本。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考证，认为此书应刊刻于宋光宗绍熙(1190－1195)年间。今人考证此书应在庆元元年以前刊刻⑤。自此以后，《史记》版本基本是以三家注合刻本为主。除官刻之外，还有私刻本，如嘉祐二年(1057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记索隐》三十卷本。
要之，就《史记》的传播而言，自唐至宋有从抄本传播到刻本传播的嬗变。
《史记》在汉唐间的阐释和传播发生着前文所述的嬗变，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原因。正是唐宋间文学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才产生了《史记》阐释和传播的嬗变。正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他说：“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明显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6](P10)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关注唐宋两代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总体变革。社会变革的同时有着学术文化的变革。陈寅恪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莫不如此。”[7](P383－339)无论怎样，唐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都发生着较为明显的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影响到《史记》在唐宋间阐释和传播的变化。
首先，科举内容的变化，促使了《史记》从阅读到评论的转变。因为，“一个王朝的文化政策，必然左右着各文化领域的走向。”[8]唐代社会，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势力增强，同时为了扼制门阀贵族势力，满足大量官吏从事政权建设的需要，让普通百姓有进仕之阶，大力推行科举制。单从考试科目来看，有“明经”一科，内容甚广，有五经、二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后来，又有“进士”科。“进士”科重在考察学识与文才，试经、史、“老子策”等内容。其后为革除“惟读旧策”、“死记经文”的模拟之风，在高宗永隆二年(681)，诏准更新进士科制，增试观觇举子文才见识的杂文，如箴、表、铭、赋等。至开元年间，开始实行一诗一赋，于是进士科诗赋取士制度逐渐成为该科的代表性特征。尽管曾有德宗建中三年(782)、文宗大和七年(833)两度诏罢诗赋，但试诗考赋之风“旋即依旧”，长盛不衰。
唐代科举考试，一度在进士科中增设“读史”内容。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文：“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贴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贴大经十贴，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策)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9](P1631)《大唐六典》“礼部侍郎条”载：“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10](P83)由此可见，进士试史已经在科举中开始提倡，并成为一种鼓励性措施。至大历年间(766－780)，洋州刺史赵匡奏议，提出进士科目中所考史书：“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11](P423)《史记》已经被列入考试范围。之后，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未者”。[9](P1648)至此，史学开始成为独立的科举考试科目。后来，谏议大夫殷侑上奏书曰：“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9](P1655)大和元年(827)中书门下奏：“其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如白身，并令国学及州府，同明经，一史、三礼、三传同进士，三史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考试登科，并依资注与官。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9](P1657－1658)由此可见，以三史科及第者，朝廷给予特殊的优厚待遇，其登科者比三礼、三传则能“超一资授官”，有更好的出路和前程。这些科举政策，刺激士人对《史记》这样的史籍更加热衷。于是便日常习之，注解《史记》的人自然会多一些。因为，熟读《史记》不仅能够参与科试以便及第后出仕，而且比其他出仕途经更为便捷，更为优越。在这种欲求的驱动下，士人自然阅读接受《史记》，深究其文本以应制科。因此，注解文字，考证训篡《史记》是更好地让士人应试科举。
宋代科举沿承唐代，有常科、制科、武科等，自由投考，以文取人。与唐制比较又有变化。如重视常科中的进士科，并实行乡举、省试、殿试三级制、春秋两试制、弥封、誉录制等，最为重要的变化，在科试内容方面。宋代科试内容，尤其重视义理与学识。如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改革科制，主张把策问放在首位，即使进士考诗赋，也以义理学识为尚。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载：太宗亲临棘闱“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诗经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深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欧阳修《归田录》也说：“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苏轼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2](P359)这也说明宋代《史记》刻本出现以后，印行数量较多。
宋初科举承唐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改重策论。文人士子为了研习策论，就研读评议《史记》。“为了使文章议论风发，说理深刻透辟，就需要引经据典，到史书中寻找史实根据。《史记》记载的时间长，内容丰富，故事生动，语言优美，是宋人理想的取材宝库和学习典范。宋人研读《史记》的兴趣浓厚，功利的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读书人为官做宦的重要出路，《史记》对他们写策论文章有益，又列入科举考试之中，自然非读不可。读者愈多，需求量就愈大，书自然愈刻愈多；书刻得多能接触到《史记》的人愈来愈多，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11](P71)这样一来，宋代就出现了《史记》评论增多、《史记》刻本增多的现象。也就是说，唐宋间《史记》阐释和接受的嬗变与科举制度的相关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学术思想的变化也影响唐宋间《史记》阐释和传播发生嬗变。唐代统治者注重“史鉴”功能，重视修史。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民族，可算是最看重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亦可说是最看重历史的文化。”[13](P409)唐代的学术也不例外地承继了“史鉴”传统。唐初令狐德棻上《请修近史奏》曰：“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于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唐高祖李渊在颁布的《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历史鉴借功能非常重视。后世的唐太宗、唐高宗等朝都下诏修史，形成了“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14](P957)这就使得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在官方思想导引下的《史记》接受导向。阅读、注解、训纂、注音、释义、索隐、正义就成了这一时期《史记》接受和阐释的主要倾向。
到了宋代，在文人士子的努力下，建构了“中国后期中古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理学。”[13](P511)宋代理学，“实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在涵泳三教思想精粹上建立起来的伦理主体性本体论。”[13](P511－512)而这一学术思想体系尤重义理，理学家们求“理”之本体的思辨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于规律的认识。另外，理学的又一表现，乃是“内圣”，即对经世的弘扬和理想人格的建构。经世学说既包括客观功业的“圣”即“外王”之学，也包括主体自觉的“仁”即“内圣”之学。这就要求人要有道德修养，以自觉的道德涵养来构建理想人格。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于是，理学家们就从史书中寻求处世哲学和修身之道。
真德秀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嫡传，就注重义理。在《文章正宗·纲目》云：“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文章正宗》所选《史记》篇目多切合事理，有补世教。陈仁子编选《文选补遗》亦坚持明义理的主张，选《韩世家》云：“愚曰是可为存孤者劝。”《张良世家》赞云：“始以天断见汉之缔创也，不偶。终以貌论见高帝用人也。不错。”这说明在理学思想指导下《史记》接受者重视的是一种伦理建构，其中有着深厚的道德意识。宋代《史记》阐释者有大量的《史记》人物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理学的倡导，使得宋代文化有着浓郁的理性精神，表现在学术上是理性思考的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因此，从诸多方面详论《史记》，如对《史记》五体形式作出仔细的分析与归纳，挖掘其内在意蕴；苏洵“互见法”的发现等，都是以总结性理论思考。从体例、书法、文章风格对《史》《汉》进行比较等，也理性十足。壮游与文章风格关系的探讨，知人论世的角度论文。“史公三失”的批评也不再是感情用事，多透过现象去探究实质。凡此，都具有着理性精神，闪烁着理性主义的光辉。
第三，印刷术的发展乃是唐宗间《史记》阐释传播嬗变的物质技术因素。宋代印刷业迅速发展，雕版印刷术更加成熟，出现了印书量大，印书品种多的局面，成为印刷史上成熟鼎盛期。所印书籍包括儒、道、佛，以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这些书籍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纸墨上乘。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达，编撰书籍就相对容易多了。宋代帝王组织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型丛书，后又编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书。此外，还令国子监刻印《说文解字》、《十三经》、《十七史》等丛书。当时，民间印刷业也开始兴盛，于是就有私人刻本，或称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书棚本等，书籍得以广泛流通。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都是以“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为主体。因此，到宋仁宗中期，“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2](P359)印刷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宋代《史记》多以刻本传播就成为必然。
正如内藤湖南所说：“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民众化倾向。”[6](P389)也可以说，“印刷术的出现，不啻是一次媒介革命，不仅促成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在体裁上推陈出新，也导致了文学艺术在受众层面上的扩大与传播手段上的革新。与前代相比，印刷出版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在创作、传播、接受(阅读或鉴赏)等环节上的渠道与方式。”[8]当然，印刷术的发展同样改变了《史记》在唐宋时的接受和传播方式。
注释：
①宋人王应麟在《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中说：“司马氏《史记》有裴骃、徐广、邹诞生、许子儒、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
②《班马异同》共三十五卷，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明永乐间杨士奇为此书作《跋》，说此书“相传作于须溪(按：刘辰翁字须溪)，而编内不载，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然《文献通考》云倪思《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岂非书作于倪思而评论，批点出于须溪也？”这里杨氏也没有说出明确的观点，从此书文字来看，我们说，编撰者当为倪思，评语系刘辰翁后来所加。
③此本乃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刊本为同一种，据张玉春考证。
④此处所列刊本均非《史记》单本刊行，而为《史记集解》刊行本。
⑤见长泽规矩也：《关于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三卷，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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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俱．麟台故事[M].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同治七年福建版)．
[6]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A].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C].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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