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代以科举取士，学界往往认为中唐传奇小说的繁荣与科举行卷之风有关。实际上，中唐以后，科举几乎为山东士族和其他复古主义者所控制，传奇小说刻意作奇的风格明显有悖于儒家礼法，不大可能获得有司的好感。另外，传奇小说敌意地攻击了山东高门，难以用来向出身山东高门的知贡举者行卷。唐代举子创作传奇小说主要是为了醒人耳目，古文最有可能成为行卷的工具。
关 键 词：科举/传奇小说/古文/行卷/山东士族
作者简介：李建华(1970- )，男，江苏南通人，博士后，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文史研究。
行卷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个奇特现象，由于唐代科举考试并不糊名，举子为了给主考官留下一个好印象，将平日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提前献给主考官过目，谓之行卷。“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1]伴随着中唐时期科举的兴盛，以单篇传奇文为代表的唐代小说亦进入其黄金时期。于是，研究者往往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唐传奇小说的繁荣与科举行卷之风密切相关。然而，此类诸问题仍有可商酌之处。今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欲对此问题再作发覆，以就正于方家通人。
一、引言最早记载唐代传奇与行卷有关系的是宋人赵彦卫，其《云麓漫钞》首先提出“温卷”之说，他说：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2]
赵彦卫的记述得到近代学者的响应，如鲁迅先生认为，传奇文是用来作为行卷用的，他说：“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3]陈寅恪先生则据赵彦卫所说论述道：“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41陈先生认为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和诗歌一样，成为举子行卷的工具，他认为元稹《莺莺传》属于行卷作品[5]。
刘开荣先生认为：“中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传奇小说勃兴的另一条件。”[6]程千帆先生亦同意这样的观念，程先生对于“文备众体”的传奇小说是这样认识的，他说：
(传奇小说)则又恰恰具有不是备众体于多篇之中而是备众体于一篇之中的特点和优点，使人读其一篇，就可以大致了解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即叙事、抒情、说理的全部能力；而且这三者(至少是叙事和抒情两者)还不是各自孤立起来表现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表现的，因而很自然地成为行卷的进士们所乐于采用的一种样式了。[7]
至于唐代传奇小说兴起的时间，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公论。陈寅恪先生认为：“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8]程千帆先生也认为传奇到了“贞元元和时代，才名篇叠出，而这个时代，又正是进士词科日益为士人所贵重、争以引人注目的行卷来求知己的时代。”[9]程毅中先生认为：“贞元、元和年间是唐代小说的黄金时代。以单篇传奇文为代表的唐代小说，在这时期崛起了一个新的高峰，和盛唐诗歌一样几乎是不可逾越的。”[10]
传奇小说的作者多为进士，这一点前人论述甚详。冯沅君先生《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从最具传奇风格的六十种小说中统计出有姓名可考的四十八人的出身，确知应进士举登第的十五人，举明经登第的一人，擢制科的一人，应进士试而落第的一人，因其为翰林学士或校书郎遂推想他们可能是进士或制科出身的三人。行事可考而无科名的只有三人，而唐传奇的杰作多出进士之手。[11]
学术界普遍认为传奇小说与科举行卷有关，其最初根据为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现存文献资料中仅有一条记载可为赵彦卫温卷说作旁证：“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12]
《纂异》一部十卷，不知其内容所述，但从体例上看并非代表唐人最高水平的单篇传奇文，很可能是志怪杂俎类小说。李复言这次行卷很不成功，最终还是被李景让遣还。从徐松《登科记考》可知，李景让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知贡举，这件事的发生当在这一年或稍前。我们从以下资料中略可见其李景让为人：“(李)景让有大志，事亲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传》)，“(李)景让家行修治，闺门唯谨。”(《新唐书》卷一七七《李景让传》)。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载：
初，(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隤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馀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李)景庄(李景让弟)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久之，宰相谓主司曰：“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由是始及第。
李景让世系不明，为中唐著名孝子。由于山东高门婚姻多在五姓婚姻圈内，我们从李景让讲礼法、母郑氏大致可以断定，李景让出自山东高门赵郡李氏或陇西李氏，其母出自荥阳郑氏，文化上可以定性为山东士族。
二、礼法之士掌控了科举中唐以后儒学复兴，在文坛上掀起了复古主义思潮。中唐之后的统治者多为礼法之士，而“作意好奇”的传奇小说显然与统治者的审美迥异其趣，因而，举子不太可能以传奇小说行卷。中晚唐统治者对科举尤其是进士科十分重视，唐德宗曾亲自主考，并将举子视作他的“门生”[13]。唐文宗也亲自主考，《全唐诗》卷四《文宗皇帝》小传云：“(文宗)每试进士，亲裁题目。及所司进所试，披览吟咏，终日忘倦。”唐宣宗执政的大中年间是唐代最后的辉煌，宣宗对进士科尤为重视，据《唐语林》载：“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14]
中唐以后的帝王多重视礼法，唐德宗是中唐士风转捩的关键人物。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15]宪宗李纯是顺宗长子，最为其祖父德宗所钟爱，“(宪宗)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宪宗酷似乃祖，好礼法，重士族。
唐文宗喜好儒家经典，尤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国各为书，成四十篇。文宗每于听政之暇，博览群书，正是唐文宗时刊定儒学《九经》于石。唐宣宗亦好礼法，禁中谓之为“老儒生”。史载：“宣宗好儒，多与学士小殿从容议论。”[16]唐懿宗继承了宣宗好儒的特点，史载：“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瑰伟，仁孝出于天性。郑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礼。”[17]
中唐以后知贡举者往往是朝廷倚重的大儒，他们多与李景让相似，重视儒家伦理道德。唐代知贡举者如：杨绾、贾至、陆贽、权德舆、李汉、李宗闵、高锴、王起、卫次公、许孟容、郑薰、崔郾、归崇敬等，皆谨守儒家礼法。
中唐之后，山东士族和复古主义者逐渐掌控了科举，带来了儒学的复兴和古文的兴盛，科举考试带来了复古主义思潮。代宗宝应二年(763)，时任礼部侍郎的杨绾掌贡举，上疏奏贡举之弊端，他认为高宗以来进士所学“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批判科举对经史重视不够(《旧唐书·杨绾传》)。
贾至于代宗永泰二年(766)知贡举，他尊崇儒道，并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附和杨绾的上疏。他认为儒道的兴衰，关系到国家安危，疏中认为“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陆贽于贞元八年(792)知贡举，这一年录取的举子包括韩愈、王涯等人皆一时之人选，被称为“龙虎榜”。陆贽本人颇重儒学，《旧唐书·陆贽传》载：“(陆)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
许孟容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以本官权知贡举，颇能抑制浮华。许孟容为唐代名儒，精于礼学，史载“孟容方劲有礼学，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腋士，天下清议上之。”(《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王起自穆宗以后一人四次掌贡选，这在历代科举中十分罕见。王起为唐代著名儒者，深得几代皇帝信任，被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时人喻之为孔子、郑玄之类的大儒。
儒家基本经典《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书中讲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唐以后复古运动兴起，传统经学和儒家礼法再次为世人特别是统治阶级以及士大夫所重视。也就在同一时期，即贞元、元和年间，传奇文走入了黄金时代。唐代传奇小说往往“作意好奇”、“幻设为文”，多与“怪、力、乱、神”有关，与传统儒学教义相龃龉。
中唐以后皇帝如唐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宪宗、懿宗等多好礼法；唐德宗以后宰相亦多为礼法之士，出自山东高门的比例极高；知贡举者多守礼法，为宗经复古的儒者，很多出自山东高门或与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在礼法复兴的中唐，大多数能够影响科举的人皆好礼法，传奇文岂能作为行卷的工具，这就难怪李景让以“事非经济，动涉虚妄”的由头将李复言遣还了。
三、唐传奇诋毁了掌贡举的山东士族张长弓先生《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一书中提出：“传奇作者是新兴阶级的战斗员。”他认为，许多传奇小说都是“他们敌意的向世家大族反击的文告。”如《枕中记》、《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柳毅传》等都是讽刺嘲骂卢、崔、郑、李山东四姓的。[18]山东士族以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五姓七家为代表，我们从对唐代小说中有关婚姻的考察中发现，其男女主人公很多出自士族，尤其是山东五姓。如有“青钱学士”之称的张鷟创作的《游仙窟》记载了“我”邂逅崔十娘的故事，崔十娘出自山东高门清河崔氏，其夫君出自弘农杨氏，其嫂出自太原王氏。书中的崔十娘与崔五嫂皆孀居在家，却不守礼法，与文中的“我”肆意调笑，崔十娘更是以身相许，不能守节。
元稹《会真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崔莺莺母郑氏，其家族显然属于山东五姓婚姻圈。小说记载了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张生后“有所娶”，崔莺莺亦另适他人，小说敌意地攻讦了唐人最为企羡的山东礼法婚姻。白行简《李娃传》又名《汧国夫人传》，小说虚构了荥阳生与长安倡女李娃的爱情故事。荥阳郡有四姓：郑、毛、潘、杨”(《太平寰宇记·河南道·郑州·姓氏》)，小说虽略去荥阳生姓名，但荥阳郑氏是山东五姓之一，属于唐代门阀士族的最高门第，荥阳公和荥阳生即郑氏对于唐代士子是不说自明之事。小说中李娃后来为荥阳郑氏传宗接代，显然污蔑作为山东高门的荥阳郑氏子孙，影射他们是妓女所生。
唐代士人行为往往放荡，好狭邪之游，常常游戏于秦楼楚馆之间，与青楼女子、北里娇娃发生感情。这些后代士人羞于启齿的放荡行为往往是唐人津津乐道的，甚至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游仙窟》与《会真记》(即《莺莺传》)即与此有关，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中认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19]
《游仙窟》与《会真记》反映了士子艳遇、男欢女爱，女主人公皆出自山东高门清河崔氏或博陵崔氏。我们从唐代清河崔氏的婚姻中可以发现，山东高门婚姻往往在五姓之间。一些有才华的庶族想进入令人艳羡的山东士族婚姻圈十分困难，中小士族出身的张鷟、元稹等人自然产生了嫉妒山东婚姻的心理。由于山东婚姻重视门第和礼法，中小士族出身的唐传奇作者偏偏攻击山东婚姻不守礼法。崔十娘、崔莺莺等山东高门女子被传奇小说的作者以“妖艳妇人”或娼妓视之。
我们从清人徐松《唐登科记考》中统计出唐宪宗以后历年知贡举者的姓名，再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为基本资料，分析其士族出身：
《世系表》中能查到的固然是出自高门，没有能查到的，亦有可能出自大士族。对此，毛汉光先生说：“《宰相世系表》仅有大士族著房著支之世系，不甚称著的房支则不见记载。又所谓《宰相世系表》者，乃是有宰相的家族才有世系，未任宰相的家族则不载世系。”[20]
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这期间共举行了98次进士科考试。其中清河崔氏掌贡举至少11次；博陵崔氏掌贡举至少有4次(崔氏知贡举者共17人，有2人世系不明)；赵郡李氏至少有2次；陇西李氏至少有4次(李氏知贡举者共11人，李宗闵与李汉出自宗室，不计入赵郡、陇西二家，另3人世系不明)；荥阳郑氏共有9次；太原王氏6次；渤海高氏5次；彭城刘氏1次。出自山东高门七姓的知贡举者在元和元年后掌贡举次数最多达到46次，占同期主考官人次总数的47%。再加上山东高门的婚姻关系以及其他连带关系，可以说，山东高门基本控制了中唐以后的科举考试。
贞元、元和年间特别是唐宪宗元和时期是唐传奇创作的黄金时期。山东高门在“永贞革新”后全面登上政治舞台。宪宗重山东高门，元和前后入相的郑絪(荥阳)、郑馀庆(荥阳)、李吉甫(赵郡)、李绛(赵郡)、李藩(赵郡)、王涯(太原)、崔群(清河)、李?{(赵郡)多出自山东高门。元和年间知贡举者出自山东高门者有崔邠(清河崔氏)、崔枢(清河崔氏)、崔群(清河崔氏)、李逢吉(陇西李氏)、李程(陇西李氏)、李建(赵郡李氏)，他们共6人7次掌贡举。唐宪宗元和年间是传奇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很多优?秀的传奇小说创作于此时，而这段时间山东高门几乎控制了科举考试。
元和时代创作的优秀单篇传奇文代表了唐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这类传奇小说多讽刺嘲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等山东高门。唐宪宗以后，山东高门几乎控制了科举考试，举子写这类攻击山东高门婚姻的小说岂不是得罪座主和其他能够影响科举的人，又岂能作为行卷之用？以这样的传奇文去向山东高门出身的知贡举者行卷岂非自寻死路。如元稹参加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明经科、贞元十九年(803)博学宏词科、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三次考试的知贡举者分别是顾少连、权德舆、崔邠。顾少连是唐代大儒；权德舆是唐代复古主义者、深谙礼法；崔邠出自“可为士族师法”的清河崔氏家族。元稹《莺莺传》写“始乱终弃”的故事，岂可用来行卷以博取深谙礼法的主考官的欢心！《莺莺传》描写出自山东高门崔氏的女主人公崔莺莺不守礼法，岂能用来向同样出自崔氏的崔邠行卷？
四、行卷多用古文而非小说与宋人内敛的作风不同，唐人对名望的追求特别强烈。他们创作传奇小说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一新耳目”，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以小说赢得时名。陈子昂是唐代复古运动的先驱，为了成名故作惊人之举：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馀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燕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21]
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出身于赵郡李氏，为李善之子，亦以狂而知名，《旧唐书》卷一九○《李邕传》载：“李邕为左拾遗时，宋璟奏弹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武则天不应，李邕在阶下进言：‘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有人对李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
唐人为了出名，常发狂态。唐代诗人王翰至长安赴吏部选，曾私以九等定海内文士百有馀人，列张说、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且自张榜公布于吏部东街，结果“观者万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2]
写传奇文的目的就如陈子昂、李邕、王翰等人的举动一样，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唐代文人耻于白首穷经，好求功名于当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写传奇小说以醒人耳目，其目的就是为了出名。他们在创作传奇小说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攻击了旧门阀。
中唐以后，正是科举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传奇小说最为发达的时期。由于山东士族控制了朝中大权和科举考试，举子们不大可能用传奇小说作为行卷的工具。鲁迅先生所说传奇文的创作是为了“图一新耳目”是正确的，但认为传奇文可作为“敲门砖”，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既然传奇小说有悖于儒学精神，而古文创作却是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因此，古文最容易成为行卷的工具。权德舆于唐德宗年间三次知贡举，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号得人之盛。权德舆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其文多为后生举子所仿效，举子向其行卷时必然以古文投其所好。
陈商为唐代大儒，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会昌六年(846)知贡举。陈商早年与韩愈交游并向韩愈学习古文，韩愈作《答陈商书》，授其为文方法。韩愈传授陈商为文的方法，必然影响到陈商日后知贡举时选拔人才。
另外，当知贡举者不熟悉举子的情况时，旁人的推荐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些在文坛有地位、有声望者常常主动向知贡举者推荐考生，这在当时谓之“通榜”，很多古文家成为中唐科举中重要的通榜者[16]。梁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健将，李翱即由梁肃推荐及第，他在《感知己赋》这样评价梁肃：“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于右补阙安定梁君。是时梁君之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李翱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古文家，其行卷之文当为梁肃所喜好的古文。
韩愈亦由梁肃推荐及第，在他及第后，同样也充分利用其地位影响科举，“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23]。可以想象，为求科第投书请益者所投之文章必定是韩愈最喜好的古文。
由于中唐以后君相多好古尊儒，知贡举者多为礼法之士，通榜者多为古文运动的健将，因此，举子不大可能以“怪、力、乱、神”的传奇小说行卷。而古文却是行卷的最好文体，最能够博得座主的好感从而使行卷者蟾宫折桂。
综上所述，唐代举子不大可能以传奇小说行卷。一方面由于中唐以后，儒学兴起，影响唐代科举录取的包括当朝君相、知贡举者、通榜者多为礼法之士，举子所创作的传奇小说风格与之方枘圆凿；另一方面，举子创作的传奇小说往往攻讦门阀特别是山东高门，中唐以后，山东士族全面复兴，他们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举考试。因此，传奇小说不大可能用作行卷之用。由于掌控科举考试者多为重儒学的复古主义者，因此古文成为行卷的最佳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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