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代是词学的全面复兴时期，然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在入清之后的前二百年里却没有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到了晚清，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同时出现了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和林痴仙等本土词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晚清台湾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剧变，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生平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晚清台湾词的文学史(词史)意义突出体现在“词史”与“词体革命”两个方面，而历史文化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台湾情结”和“爱国深情”两个方面。晚清台湾词作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不应被词史研究忽视。
【关 键 词】台湾四词人/“词史”/词体革命/台湾情结/爱国深情
【作者简介】许博，男，辽宁沈阳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论
所谓台湾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台湾词是指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词——既包括台湾籍本土人士创作的词，也包括大陆文人旅台期间所填之词；而狭义的台湾词则专指前者而言。台湾最初只有原住民口头文学，汉语言文学在台湾生根发芽始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具体到词这种文体，在台湾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晚一些。据现存资料，最早的台湾词出现于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康熙四十九年(1710)周元文所修《台湾府志》中著录了一首署名“张迁客”①的《木兰花慢·弥陀室避暑》。清代是词学的全面复兴时期，清代大陆的词学创作非常繁荣，然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则完全是另一番场景，入清后的前二百年里台湾没有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这当然与台湾偏居海峡以东、文化尚较落后有关。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台湾出现了数位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词人，他们的创作水准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此可以认为，(狭义的)台湾词到了晚清时期才初具规模。虽然从整体上讲，晚清台湾词还远不能与同期大陆词相提并论，但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本文以狭义台湾词为讨论对象，即只讨论台籍本土词人的创作，为顾全整体，也包括台籍词人身赴中国大陆或外国期间的作品。
二、许施洪林——晚清台湾四词人
晚清台湾有词集传世共四人：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和林痴仙，②他们的词集分别名为《窥园词》、《后苏龛词草》、《寄鹤斋诗馀》和《无闷草堂诗馀》。除此四人外，亦有台湾文人零星填词者，唯数量太少，无法结集(如著名台湾诗人丘逢甲，存词仅3首)，因此，只有许、施、洪、林四家可以称为台湾词人。所谓晚清台湾词，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此四家之作品。这四位词人都亲身经历了晚清台湾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剧变，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生平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为了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四位词人的人生际遇。
许南英(1855—1917)是著名学者许地山之父，台湾府城(今台南市)人，为施士洁之门生，丘逢甲之同学，系晚清台湾重要文学流派“东海文章”的主要成员。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六年(1890)登进士第，任兵部官职，不久便告假返台，曾在台湾发起和参加过多个诗社，文名甚高。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日本。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自发组织武装斗争抵抗日人侵占，南英与丘逢甲等一道，投笔从戎，亲率义军参加战斗。抗日斗争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日军攻占府城，遍索南英，南英被乡人藏于城外田庄，后又被渔民用竹筏偷送出台，后漂泊于福建、广东两省，做过地方官。民国建立后绝意仕途，远赴南洋谋食，其间曾两次返台，然思乡怀旧之情终难自遣，最终客死印尼。存词58阕。
施士洁(1856—1922)也是台湾府城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与其父施琼芳(道光进士)构成台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对父子进士。士洁中第后无意仕途，旋即弃官返台，主持白沙、海东等书院。士洁虽小许南英一岁，却是南英的老师，丘逢甲等亦为其得意门生，实乃“东海文章”之领袖。乙未日人占台，士洁与许南英等一道，积极投入抵抗日军的斗争。失败后，士洁不愿接受日人之统治，举家内迁大陆，旅居于福建沿海各地，也曾做过地方小官，极不得志。辛亥革命后，隐居于厦门鼓浪屿，最后抑郁终焉。存词59阕。
洪弃生(1866—1929)系南宋名臣洪皓、洪迈的后人，彰化鹿港人，早年就读于台湾著名的白沙书院，少有文名，甚至被大陆文人誉为“海外奇士”，曾以第一名考入台南府学。乙未日入侵台，弃生与丘逢甲等人一起奋起抗敌，负责给抗日义军筹措粮饷。抗日失败后，归隐于乡，杜门著述。弃生民族气节奇高，坚持不剪辫、不出任殖民当局官职、不与日人往来等原则，以清国遗民身份终其一生。其与林痴仙、连雅堂等爱国人士交好，曾于1922年至1923年，携子依次游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福建等地，而后返台，所历山川古迹皆付诸诗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存词90阕。
林痴仙(1875—1915)系台中雾峰人，出生于武将家族，其伯、父皆为将军，然痴仙却嗜文学，早有文名，光绪十七年(1891)考取生员，本欲继续博取功名，不虞发生乙未割台之事变，痴仙随家族内渡大陆，漂泊于福建和上海，并游历中原名山大川，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回台湾定居。返台后痴仙拒绝殖民当局职务，耕读隐居于台中乡下。未久，他与林幼春等发起创立近代台湾著名诗社“栎社”，并担任首任社长，与洪弃生、连雅堂皆有交往。宣统三年(1911)春，梁启超访问台湾，痴仙热情招待，两人迭相唱和，互相鼓励，结下很深的情谊。惜乎四十一岁便英年早逝。存词68阕。
综观四位词人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有如下几处共同点：第一，四位词人都是台湾文坛领袖或名宿，都有很高文名(尤以施士洁、林痴仙为突出)。四位词人早年都就读于台湾著名学府，其中有两位是进士出身，自身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这一点已不输于大陆文人，当然这些都是晚清台湾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结果。第二，四位词人的人生轨迹都因乙未日本侵台而发生巨大逆转，许南英、施士洁离乡内渡，在漂泊困顿中度过余生；洪弃生绝意功名，以遗民终老；林痴仙先是在大陆漂泊，后返台隐居山林，他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悲剧都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四位词人的命运就是近代台湾悲剧命运的缩影。第三，四位词人都是爱国志士，在台湾生死存亡之际，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都投笔从戎，以文人之身直接领导、参加对日战斗(尤以许南英最为突出)，四人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爱国情感也足以令人钦佩。台湾沦陷后，四人或内渡或隐居，均以国人自视，均不曾担任日本殖民当局的职务。鉴于拥有诸多共同点，又由于四人的词学成就大体相当，笔者不揣冒昧，将他们合称为“晚清台湾四词人”，或简称为“台湾四词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年代正与王鹏运(1849—1904)、郑文焯(1856—1918)、朱祖谋(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等“晚清四大词人”大体相当。
三、“词亦有史”与“词体革命”——晚清台湾词的文学史意义
晚清台湾词虽然总量不多，但是在文学史(词史)上却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词亦有史”
嘉庆年间，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是为著名的“词史”说。晚清以降，一些词人被卷入近代历史的漩涡，他们用词作反映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难等。这些词作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已多有论述，然而，文学史家却忽略了晚清时期的台湾词。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是为“乙未割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是一段极其悲伤屈辱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台湾词人笔下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词史”。例如许南英的《东风齐着力·防海》：
刁斗严城，元戎小队，驻节江滨。满天星斗，兵气动钩陈。方冀文章报国，谁知戎马劳身。难道是轻裘缓带，主将斯文？
海外起妖云，拚转战，浪撼鹿耳沙鲲。③登陴子弟，愤愠勉从军。翻恨庸臣，割地盟城下，何处鸣冤？九州铁，问谁铸错？成败休论！④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自发组织力量保卫台湾，南英筹办台南团练局，率民军守卫海防要地，以御日寇随时来犯，这首词即作于台南海防前线。所谓江滨，是指台江之滨；台江，即安平港。这是第一首由台湾人士填写的表现台湾人民保卫台湾的词作，既有前线场景的描写，又有复杂心情的表露，更有对时人时事的褒贬，确实是“太息厝薪”⑤之作，可以成为后人了解台湾乙未抗日史的生动文献，堪称不折不扣的“词史”。台湾沦陷后，南英又填了不少回忆乙未历史的词作，如《霜天晓角·忆旧》：
已无生气，进退真狼狈。半壁东南已去，忍不住，牛山泪。
汐社杜鹃拜，河山悲破碎。多谢安平⑥渔父，荡双桨，来相济。
台南抗日失败后，日军画影图形，遍索南英。南英先是被乡人藏匿于田庄，而后被渔民用竹筏偷运出安平港，中途日军曾登筏搜索，幸而没被认出，侥幸脱险。这首词就是南英回忆这段进退艰难、国碎家亡的历史，劫后余生，悲从中来，43字的小令简直就像一篇微型的文山丞相《指南录后序》。许南英之外，施士洁也有较多“词史”之作，如《金缕曲·傲樵六叠索和，时予与允白⑦话故乡事，七叠酬之》：
同辈今离索。小轮回、毗耶佛海，天亲无著。鹿耳鲲身何处也，梦断云隈水曲。且解衣，相从裸俗。十丈长鲸吹海沫，莽妖氛满地腥膻恶！橇星指，枢星落。
陆沉那有还魂药？廿年前、等闲瓯脱，江山绣错！大好家居撞坏了，使我催肝荡魄！问何事，马关空约？城郭已非华表在，盍归来、化作辽东鹤？杜陵老，吞声哭！⑧
这首词作于士洁内渡大陆之后，当时词人于福建漳州见到了离散多年的故友兼学生许南英，填成此词。开篇哀感亲朋离索、故园已非，继以鲸吞海沫比喻日本侵台，致使宝岛满地妖氛。下片“陆沉”、“家居撞坏”都是指割让台湾之事，“问何事，马关空约？”更是对历史的大声诘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歇拍词人直接自比老杜——老杜乃是“诗史”，则词人为“词史”无疑了。其实，施士洁是有着非常自觉的“词史”意识的，除了在词作中自比“杜陵老”外(士洁经常在词作中以“杜陵”、“诗史”自喻，这种现象在历代词史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他更是直接在词作中称自己为“瘦腰词史”(见《金缕曲(廿载重阳客)》，“瘦腰”即“沈腰潘鬓消磨”之意)，如此明确的提法在词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而遗民词人洪弃生除了填过像前述许、施那样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词”外，还对“史词”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试看《凄凉调》与《丑奴儿慢》二阕：
(词序云：词纪近事，失于平质，盖时方头会箕敛，沿门挨户，无能免者，故不觉其言之直也。)
何来轣辘？凄凉甚，人人似坐刀镞。不胜蒿目，谋生计尽，或歌或哭。洋氛怎恶，更沿户咆哮怒蹴。好无情，天魔部曲，者辈果鱼肉。
试看城村路，老幼号咷，孰堪敲扑？市场最苦，到如今，局翻棋覆。莫忆当年，想黄金都填壑谷。谩逋逃，已是家家上簿录。⑨
(词序云：记事同上)
奇般异状，还是惊波骇浪。念当日，天愁云惨，又下魔王。釜里游鱼，那知一霎沸狂汤。催科为计，不须抚字，新法西洋。
几处卖丝，几家卖榖，空目医疮。问何事，翻囊胠橐，簸稗扬糠？则见他来，峥嵘头角似饿狼。算缗箕敛，有无力者，怎耐锒铛？
日本侵占台湾后，在台湾横征暴敛，苛求民赋，台湾人民苦不堪言，弃生这两首词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第一首词的小序中，词人承认用词来记录近事会失于平质，这说明弃生对词这种文体的审美特质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也就不觉得直言其事有什么不妥了，这就颇具“不为文所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意味了。这两首词用浅白直切的语言、近乎白描的手法直击日本殖民者的暴敛行为，这其实就是唐代白居易等人提倡的“新乐府”风格，而第二首过片三句，则明显化用新乐府诗人“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而来，由此可见，弃生是在用唐人“新乐府”的手法填词，所填之词作堪称“词中新乐府”。“词中新乐府”以词的形式继承了乐府“缘事而发”和新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内在精神，其本身也是“词史”，只不过反映的不是重大历史事件，而是民生的痛苦，与普通人的生活更为贴近。“词中新乐府”其实是对“词史”说的继承和发展，在文学史(词史)上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晚清台湾词当中，类似上面所举、称得上“词史”的词作还有很多，这显然是缘于乙未割台的特殊历史遭遇，台湾人民在历史的漩涡中奋力地呐喊、无助地挣扎，将这些呐喊和挣扎付诸词笔，那就是“词史”。
(二)“词体革命”
清末，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等人大力提倡和推动“诗界革命”，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新意境、新名词，却又不脱离旧风格的诗作。那么同时期的词体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出现了与“诗界革命”相对应的“词体革命”呢？对此，张宏生在《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一文中指出：“‘诗体革命’所提倡的主张，在词这种文体身上，却体现得并不是太充分，特别是梁启超所提出的与新意境相关的新语句(包括新名词)，在词这里，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少，非常不明确的。”⑩大陆词坛的情况诚如张宏生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但若再考虑到台湾词，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事实上，晚清台湾词中具有新意境、新名词的作品是颇有一定数量的。不妨先看一首林痴仙的《金缕曲》：
鼎革俄逾纪。数人才，婆娑世界，青年有几？草帽皮靴新打扮，空解鹦哥学语。那晓得欧经亚史？唤马呼牛俱可应，却狐假虎威骄桑梓。我深为，同胞耻！
爱君玉树临风美。早蜚声，翩翩书记，武峦才子。百尺竿头求进步，鸾凤宁甘栖枳？更浮海寻师万里。铸得国民资格就，看金台市骏从隗始。愿努力，研学理。(11)
这首词作是痴仙1907年送赖雨若(12)赴东京留学时所作，词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新语汇，如青年、皮靴、欧经亚史、同胞、书记、进步、国民资格等，如此密集地使用新语汇，在同期大陆词坛是非常罕见的。尤为可贵的是，痴仙勉励雨若铸就作为合格国民的资格，这才是“浮海寻师万里”的意义所在，如此崭新的思想意义在大陆词坛中恐怕更是难得寻觅的。总之，痴仙这首词有新意境、新思想、新语汇，而又不脱离旧风格，新语汇与旧典故(如狐假虎威、金台市骏)并用，却相得益彰，并无挦扯填塞之嫌，且词的特殊韵味也未见破坏，堪称“词体革命”的经典之作。除林痴仙外，施士洁亦有不少“词体革命”之作，例如他曾填过一阕记其女弟子事的《金缕曲》，词的最后四句云：
谢絮陈椒千古艳，进士何妨不栉？况廿纪，文明发达。从此女权开学界：演欧西，秀哲罗兰说。执牛耳，雌中杰。
词云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女性，为什么她们不能拥有功名事业？况且现在已经到了文明发达的20世纪，词人呼吁在学界中开展女权运动，推演西方思想家的女权理论。西方的女权运动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而士洁在1907年就在词中写下如此“前卫”的内容，在当时词坛应属绝无仅有。同时期的大陆女词人秋瑾亦有关于妇女问题的词作，但绝未上升到借用西方女权理论的高度。这首词将新思想(西方女权学说)、新名词(廿纪、文明发达、女权)与旧典故(谢絮陈椒)熔为一炉，同样是“词体革命”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士洁的《满江红(入手朱提)》、《金缕曲(老去尚索书)》、《百字令·和卢坦公司马》以及许南英的《减字木兰花·水仙花》、《花发沁园春·丑儿入京……》等也可视为“词体革命”之作。
晚清台湾词中有如此多“革命”之作并不偶然。首先，大陆词坛之所以“缺席”“词体革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词学的审美定势和惯性太强大，(13)以致词人很难对其进行突破。而台湾与大陆有一海之隔，汉文化的发展要迟缓得多，词学发展的历史也远较大陆短，审美定势亦远不如大陆顽强，因此容易取得突破。其次，台湾地处海上交通要道，地理位置优越，自16世纪以来，就不断与东西两洋有着频繁的互动。因此，台湾社会不似大陆一般封闭，对新鲜事物接受得更为容易。尤其到了晚清，台湾多次被历史推上风口浪尖，与外界的接触极其频繁，成为接受外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沿地带，受此影响，台湾词人也更具有革新精神。以上两种因素促成“词体革命”在晚清台湾词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虽然只是在实际创作层面(理论层面依然付诸阙如)，且数量尚不是特别多。但无论如何，因为有晚清台湾词，我们不得不承认与“诗界革命”相对应的“词体革命”并不“缺席”。
四、“台湾情结”与“爱国深情”——晚清台湾词的历史文化意义
读晚清台湾词，除了要关注它的文学史(词史)意义，更要注意到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因为晚清台湾词不仅是文学文本，更是文化标本。晚清台湾词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台湾情结”与“爱国深情”两个方面，这也是晚清台湾词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一)“台湾情结”
所谓“台湾情结”，就是指对台湾乡土的那份深藏心底的感情。晚清台湾词人都是祖上数辈就已经从大陆迁到台湾，祖祖辈辈在台湾流汗流血、生根发芽。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美丽乡土，台湾词人无疑是发自心底无比热爱的。然而，随着乙未割台悲剧的发生，台湾词人丧失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把对台湾的爱写入了抑扬顿挫的长短句之中，这就是晚清台湾词中爱乡爱土的台湾情结，它是晚清台湾词的一个重要主题。不妨先来看许南英的一首《如梦令·别台湾》：
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城郭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
台湾沦陷，词人内渡大陆后，曾短暂回过台湾访故祭祖。再次告别台湾时，远望故乡景物依然如故，可是早已物是人非，只能哭别祖先的基业和坟墓。再看一首《如梦令·自题小像》：
已矣！旧邦社屋，不死犹存面目！蒙耻作遗民，有泪何处恸哭！从俗！从俗！以是头颅濯濯。
在题写照片时，词人竟感叹自己“不死犹存面目”，原因就是故乡台湾“已矣”，自己作了羞耻的“遗民”。两首《如梦令》中都充满了对故乡台湾的悲慨，字字看来都是血、都是泪，这是台湾情结最为沉痛的表现。无独有偶，施士洁也于光绪三十年(1904)填了一首《如梦令·自题四十九岁小影……》：
一样庐中小谪，田海刹那今昔。回首七鲲身，吹散黑风无迹！逋客、逋客，双鬓九年催白(四十内渡，今九年矣——词人自注)。
沧桑巨变，台湾已不堪回首，逋客思乡，竟至头白。士洁还在宣统年间作了一首《百字令·和卢坦公司马》，歇拍写到“沧桑回首，至今痛定思痛(谓割台事——词人自注)”比前词更为沉痛。洪弃生的台湾情结也很浓烈，只不过写在词里时要略显含蓄一点，试看《意难忘·感事》的上半阕：
一梦黄粱。看世情似水，断尽人肠。江山余琐屑，云物换苍茫。天暗暗，海浪浪，是黑劫红羊。最不堪、故乡花草，都付斜阳。
这首词作于台湾割让后的第二年，没有像许词和施词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采用了传统的比兴寄托手法，这是由于词人选择留在台湾作清朝遗民，所以只能“低回要眇以喻其致”，(14)但其中蕴含的哀台湾的情感却更为深沉。最后看林痴仙的名作《望海潮·春潮》：
春来春去，潮生潮落，年年岁岁相同。鹿耳雨晴，鲲身月上，几番变化玉龙。海国霸图空，剩蘋州铺练，桃涨翻红。吞吐江山，军声十万势犹雄。
群飞乱拍苍穹，愿杨枝入手，咒使朝东。弱水易沉，蓬山难近，骑鲸枉候天风。万感倚楼中。恨浪淘不到，块垒填胸。判作随波鸥鹭，身世托渔篷。(15)
这首词也作于乙未割台之后，写的是在鹿耳门观海潮，二百多年前，郑成功就是在鹿耳门借助潮水成功登岸、收复台湾。因此，鹿耳门的潮水对台湾而言就有了特殊的象征含义。全词出入古今，借海潮哀叹台湾跌宕的历史命运，正如连雅堂所说的那样，写出了“台湾山川之奇”和“民族盛衰之起伏千变万化”。(16)
(二)“爱国深情”
晚清台湾词人不仅有着爱乡爱土的台湾情结，更有着心怀天下的爱国高风，因此他们的词作中充斥着浓厚的爱国深情，这种爱国深情远远超出对台湾一岛的爱，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爱，因此尤为可贵。这样的例子在晚清台湾词中不胜枚举，如：“痼癖中烟霞，梦断京华”(许南英《卖花声·游园山……》)表达了对祖国深情的依恋；“搔首望昆明，满目牢愁，伤心处，战云无定。为甚事干戈日鏖争。”(许南英《洞仙歌·和陈智君》)则是对辛亥后军阀混战的“牢愁”和“伤心”；“拼以头颅筹剑客，呕将肝胆称诗史。莽烟尘恸哭向神州，吾衰矣！”(施士洁《满江红·简林二仲蘅》)，词人既想奋发作为，又感到自己已经衰老，只能是向着多灾多难的神州恸哭；“不见儒林文苑里，有个亭林、二曲！匹夫责，移风易俗。”(施士洁《金缕曲·傲樵三叠……》)感叹现在已经不再有顾炎武、李顒那样的爱国志士，并呼唤他们的爱国精神能够在当代复归；“力挽狂澜吾辈事，区区田舍犹轻，思将恨海总填平。”(林痴仙《临江仙·小筑四阕(其二)》)则颇有一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气概；“人情叵测，看豆萁煎到同根。”(《湘江夜月……·送献堂西游中国，时南北方倡分立》)则哀痛中国南北内战，同胞自相残杀。上述词作无不体现了晚清台湾词中浓郁、宽广、无所不至的“爱国深情”。此外，许南英、洪弃生、林痴仙三位词人还填过不少怀古词(以洪弃生最为突出)，这些词作几乎都是怀古喻今，他们选择的怀古对象都是忠君爱国、御侮抗战方面的内容(如荆轲、洪皓、辛弃疾、郑成功等英雄人物以及东晋、刘宋、南宋时期抵御外族入侵的事实)，所表达的也都是与之相呼应的现实意义，无不是爱国精神的艺术体现，而伟大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文化当中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台湾情结和爱国深情虽然是晚清台湾词历史文化意义的两个方面，但是二者之间乃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爱土爱乡的“台湾情结”本身就是“爱国深情”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对于台湾词人来讲，爱国首先体现在爱乡。因此二者的内在本质是统一的，只不过是一体两面而已。
五、三点思考
晚清台湾词虽然总量不大，但却包含鲜明的文学史(词史)意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对此，是应该予以重视的。除上述分析之外，笔者还有几点与晚清台湾词有关的思考：
其一，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这种观念即便到了清代也不曾完全转变。可是读罢晚清台湾词，不难发现其中竟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政治、历史、民族、文化思潮等，这说明词发展到晚清，已经挣脱“小道”的束缚，走上“尊体”的康庄大道。当然，这也是清代二百多年来努力推尊词体所结下的果实。晚清台湾词再次证明了词体的价值。
其二，晚清台湾词无疑是整个清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词的辉煌成就。目前大陆的清词研究却尚未将晚清台湾词纳入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漏和遗憾。在当前两岸各种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
其三，晚清台湾词的成就足以证明晚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已经非常成熟，如果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做基础，本文中所论述的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晚清台湾词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不竭的生命力，即便是国难最为深重的岁月也丝毫未曾削弱，这一点恐怕是晚清台湾词最大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张迁客，原名、事迹皆不详。
②这里时代划分的标准是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和主要事迹处于晚清时期。凡生于清末，但主要事迹发生于清亡之后者，如傅锡祺、陈怀澄、蔡惠如等人皆不计。
③鹿耳沙鲲，鹿耳指鹿耳门，系台南海域重要航道；沙鲲(多作鲲身)即鲲身屿，系台南海中群岛，共七座，合称七鲲身。鹿耳鲲身在诗词中经常被作为台湾的象征，在本文下面所举之词作中也有出现。
④见许南英《窥园留草》后附之《窥园词》，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以下引用许南英词作皆出自此本，不再另注。
⑤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30页。
⑥安平，今台南。
⑦许南英号。
⑧见施士洁：《后苏龛合集》之《后苏龛词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以下引用施士洁词作皆出自此本，不再另注。
⑨见洪弃生：《寄鹤斋诗集》后附之《诗馀》，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以下引用洪弃生词作皆出自此本，不再另注。
⑩张宏生：《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11)见林痴仙《无闷草堂诗钞》所附之《无闷草堂诗馀》，连载于《台湾文艺丛志》1923年各期，台湾文社(台中)原刊本。
(12)赖雨若(1877—1941)，日后成为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烈士。因雨若成名较早，留学前任法院书记，故词中“早蜚声，翩翩书记”为双关之语(曹丕《与吴质书》有“元瑜书记翩翩”之语)；又因雨若为嘉义人，嘉义境内有阿里山，而武峦系阿里山十八峰之一，故以武峦代指嘉义，故又有“武峦才子”之语。
(13)参见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第四、五节，见张宏生：《清词探微》，第363－368页。
(14)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17页。
(15)见林痴仙：《无闷草堂诗存》后附之《无闷草堂诗馀》，《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二种，台北：台湾银行，1960年。以下引用林痴仙词作皆出自此本，不再另注。
(16)转引自刘登翰、庄明萱主编：《台湾文学史》第一册，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