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海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易水歌》又名“荆轲歌”、“萧萧歌”、“渡易水”等，历来被看作是《史记·荆轲传》中易水送别场面的点睛之笔，然而《风俗通义》引《太史公记》、《春秋后语》所据《史记》并无《易水歌》，唐代类书及宋初《太平御览》不从《史记》引《易水歌》，《易水歌》实始见于南朝江淹所作之《燕丹子》，今本《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所载《易水歌》乃后人自注文中窜入，时间或在北宋前期，并非出自太史公的手笔。
关 键 词：司马迁/史记/荆轲/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歌》短短两句，却能融情入景，寓悲于壮，将荆轲临行时之复杂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遂令后人千载之下犹能聆其余音，想其风采，为此千古绝唱感慨不已。自《史记》成书两千年来，从未有人对《易水歌》为荆轲自撰或出自司马迁之手提出质疑，它与易水送别场面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与荆轲性格特征似乎也颇为吻合。然而，从宋前文献征引来看，不能不承认，今本《史记·荆轲传》中易水送别一段文字很可能经过后人的增饰，并非司马迁著史之原貌。本文即拟就此问题粗作考证，献疑并求教于方家。
一我们先看两条他书征引。一是应劭《风俗通义》卷六“筑”字下引《太史公记》：“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与客送之易水，而设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音，士皆垂发涕泣。后为羽声，慷慨而索，瞋目，发尽上指冠。”①《太史公记》即《史记》。《风俗通义》虽成书于汉末，但其时《史记》一书流布有限，异本不多，故应劭所引应较接近《史记》之原始面目。二是《太平御览》卷四八八“涕”字下引《春秋后语》：“荆轲将行，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二十余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声，士皆流涕。”②《春秋后语》撰者孔衍为两晋间人，刘知几《史通·六家》云：“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③实际上《春秋后语》“燕语第十”荆轲刺秦部分乃孔衍据《史记·荆轲传》改写，基本上承袭了司马迁原作的内容与文字④。对比今本《史记·荆轲传》相关文本：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⑤不难看出，上述两条征引虽有繁简之别，但其不同于今本《荆轲传》之处却颇为一致，即：(一)前者荆轲和歌为“濮上音(声)”，后者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二)前者无《易水歌》，而后者有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两书征引可能会有所省略，所以仅凭这两条材料就断言司马迁原作无《易水歌》还为时过早。不过，两书征引是否完整，还有可作进一步推论的余地。
应劭《风俗通义》引《荆轲传》，其用意所在并非荆轲其人其事，而是借以说明筑作为一种乐器之演奏状况，故此段引文后还有高渐离变名易姓为人庸保，及入秦宫以筑朴始皇事。又唐写本卢藏用《春秋后语》注引应劭：“筑状似琴(一作瑟)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曰筑。”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认为当属《风俗通义》佚文，应据以补之⑥。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应劭所据之《史记·荆轲传》载有荆轲和歌之歌词，则作为和筑而歌之难得例证，应劭应该予以抄录而不当省略。
孔衍《春秋后语》原书今已亡佚，后人虽有辑本，然简略不足为凭。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唐写本残卷亦无《燕语第十》之荆轲篇正文，仅编号为斯一四三九的残卷保留了部分释文，其中与该段文字对应者有“渐离击筑”、“濮上”、“垂发涕泣”、“衣题羽声”四条及相关注文⑦，仍未超出《风俗通义》所引之内容。虽然尚非确证，但至少有助于证实《御览》所引《春秋后语》相对完整，并没有重要遗漏。
此外，晚唐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易水》亦引《春秋后语》，其文字颇异于敦煌残卷释文，然其中易水送别一段却不乏相似：“太子与宾饯送至易水之上，置酒大宴。高渐离击筑，宋(原作宗)意和(原作知)为壮之声，或(原作感)悲歌众皆涕泣，或慷恺发上冲冠。”⑧陈盖所引，实为唐人杂糅孔衍《春秋后语》与《燕丹子》等所为之俗写本，并非孔书原文。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同样没有荆轲唱《易水歌》之细节，故陈盖特于此段文字后插注：“《文选》云：荆轲击剑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泪。”⑨陈盖为何不据《史记·荆轲传》引《易水歌》而据《文选》？我们固然可以归因于唐时《文选》较《史记》通行，但更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唐人看到的《史记·荆轲传》中并无《易水歌》。那么，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东汉后期至两晋期间《史记》存在不同的写本？就是说，在应劭所引、孔衍所据之《史记》之外，还存在一个记有荆轲唱《易水歌》的写本系统，而且那才是司马迁《史记》的原始文本？
裴骃《史记集解序》称：“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⑩徐广为晋宋之际人，据此可知至迟在东晋时，《史记》一书已有不少异本。虽然留存至今的《史记》六朝写本只有残卷(11)，但通过裴骃《集解》及裴骃所引徐广《音义》，可对上述问题作一间接考查。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即以《集解》所引《音义》为据，指出今本《史记》与六朝异本相比，不仅存在个别文字差异，而且“某些段落、文字差别甚大”(12)。如《留侯世家》：
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集解]：徐广曰：“一曰‘为其老，强忍，下取履，因进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集解]：徐广曰：“一本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哙曰：‘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13)
比照此例，若徐广所见之《史记·荆轲传》易水送别段文字诸本有异，理当予以说明，不然则意味着其时该段文字并无异文，要么全同今本，要么与应劭所引、孔衍所据一致。但既然《风俗通义》引文和《春秋后语》文字都与今本有明显差异，那么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即徐广所见之《史记》诸本文字并非如今本所载，而是与应劭所引、孔衍所据相同。
非独徐广，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于《荆轲传》易水送别一段文字均未出注，似乎他们所见《史记》此段文字都不存在差异，仅张守节《正义》于“变徵之声”后注音：“徵，知雉反。”(14)不过，单凭这一条还不能确定张守节所见《史记》载有《易水歌》。据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枫山本”、“三條本”就没有“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句，但“变徵之声”四字不误(15)，这表明即便是到了宋元之际，《史记》传本中仍有不载《易水歌》者。
二今本《史记·荆轲传》之外，《易水歌》又见于萧统所编《昭明文选》(16)。《文选》卷二八杂歌类载录：
歌一首并序 七言 荆轲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歌，宋如意和之，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7)李善注于作者“荆轲”后引《史记》：“荆轲，卫人，其先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18)或许是由于李注引《史记》，再加上下一篇汉高祖《大风歌》序及歌词均出自《史记》，后人多以为《易水歌》乃萧统采自《史记》。事实上，《文选》所录《易水歌》小序及歌词实出自《燕丹子》。今本《燕丹子》易水送别一段文字如下：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19)
较之《史记》“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文选》所引除了“宋如意”作“宋意”之外，显然与《燕丹子》文字更为接近。而将“宋如意”改为“宋意”，当属后人所为，《燕丹子》原文本作“宋如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一“易水”注云：“阚骃称：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与宾客知谋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称：荆轲入秦，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疑于此也。”(20)郦道元所引正作“宋如意”。相关研究表明，郦道元撰《水经注》与萧统编《昭明文选》时间相近(21)，故二人所见应为同一版本，且属于《战国策》、《史记》之外另一系统。
《战国策》、《史记》所记燕太子丹、荆轲事与《燕丹子》究竟是何关系，这个问题每令后人困惑，具体到易水送别一段文字同样如此。如清黄丕烈《战国策札记》就吴师道引《文选》语注“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句道：“《文选》所云，出《燕丹子》耳，与《史记》及此《策》文不同。”(22)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背后隐含的特殊关系。梁玉绳《史记志疑》也注意到不同文献纪录的差异，“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条下按语云：“《风俗通》‘声音’卷引《史》作‘濮上音’，‘垂泪’作‘垂发’，岂所见本异欤？余因考《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引宋玉《笛赋》云：‘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文选》二十八《杂歌序》云：‘荆轲歌，宋如意和之。’《淮南·泰族》云：‘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水经注》十一云：‘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新论·辨乐》云：‘荆轲入秦，宋意击筑。’陶潜《靖节集·咏荆轲》诗云：‘宋意唱高声。’《策》、《史》俱不及宋如意，何也？”(23)梁玉绳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战国策》、《史记》易水送别场面为何没有宋如意(宋意)。这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但所述文献差异包含的问题远不止此。(一)《风俗通义》所引《史记》不同于今本，可能存在异本，也可能古本即是如此；(二)《策》、《史》不及宋如意而他书有之，除了表明《策》、《史》之间存在某种一致之外，还表明在《策》、《史》之外，另有一记述了燕太子丹与荆轲事的文献系统；(三)宋如意、宋意之别，或许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正在于区别于《史记》所述。梁氏于文献考辨用力甚勤，可惜未能注意到《燕丹子》。事实上可以这样说，《燕丹子》不仅是连接上述诸问题的枢纽，而且还是解答上述诸问题的关键。
近人杨守敬是研究《水经注》的大家，其《水经注疏》对上引“阚骃称”一段文字的校勘有不同的理解。依杨氏之见，此段文字当删去“祖道”后自“于易水上”至“太子与之谋者”数句，也就是说，整段文字均属阚骃《十三州志》原文，并不涉及《燕丹子》。杨守敬认为：赵一清以“风萧萧之歌”出自《燕丹子》为由予以保留全文的做法，“与郦氏引书之例不合，且引阚骃之说未终。风萧萧之歌载于《国策》、《史记》，即令始见于《燕丹》，阚氏亦得引之，今依全删”(24)。不难看出，对于《易水歌》最早究竟见于何书这个问题，杨守敬并不是十分肯定，而且他相信《燕丹子》即便不是先秦古书，至少也应该出自汉魏人之手，故北朝阚骃亦得见之。
《易水歌》的确始见于《燕丹子》。从唐宋类书征引情况来看，《初学记》卷一“风”字下、卷一五“歌”字下两引《易水歌》，注明引自《燕丹子》(25)。《艺文类聚》卷四三“歌”字下引：“燕荆轲《萧萧歌》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歌，宋意和之，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26)除“宋如意”作“宋意”外，其文字与《文选》几乎完全相同。《太平御览》引《易水歌》凡三处，其中卷六四“河北诸水·易水”下及卷五七二“歌三”下注明引自《燕丹子》，而卷九“风”字下引《易水歌》谓出自《史记》，但审其所引：“荆轲入秦，燕太子丹送别易水上，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7)应该还是《燕丹子》文字(“荆轲入秦”四字可证)。此外，《文选》李善注分别于江淹《别赋》“风萧萧而异响”、王褒《洞箫赋》“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句下引“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28)虽未注明所引书名，但应该就是《文选》卷二八“杂歌”类所载之《易水歌》。以上四书所引，或曰“荆轲歌”，或曰“萧萧歌”，或不题歌名，没有一例出自《史记》或《战国策》，这不是很有些令人奇怪吗？如果《易水歌》始见于《战国策》、《史记》，又或者《易水歌》并存于《战国策》、《史记》及《燕丹子》，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综上，《易水歌》最早当见于《燕丹子》，经萧统编入《昭明文选》后始得以流行。在此之前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史记·荆轲传》或《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并没有荆轲唱《易水歌》之内容。
三200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版登载徐水涯《细听易水悲歌》一文，对《荆轲传》所述提出疑问：荆轲究竟是唱了一首歌，还是两首歌？徐文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但给出的解释——“同一首歌，荆轲前后唱了两次，但两次各用的调式不同，一是变徵之声，一是羽声”犹可商榷。事实上，据《史记》文字所述，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是一曲，“又前而为歌”是第二曲，“复为羽声慷慨”则是第三曲，并非只是两曲。若如徐文所说，则此段文字当作：“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初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后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只可惜于史无据。那么，是司马迁自己叙述失序吗？未必。对比《风俗通义》所引：“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与客送之易水，而设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音，士皆垂发涕泣。后为羽声，慷慨而索，瞋目，发尽上指冠。”文意顺畅，并无疑义，而在加入“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句后，这才导致歧解，以致令人有“荆轲究竟唱了几首歌”之问。
有意思的是，《燕丹子》的叙述与徐文的解释倒不乏暗合，其语序亦与所拟文字相似，都是荆轲唱《易水歌》在前，情感变化置后，差别仅在于悲、壮二者顺序颠倒。而且《燕丹子》的叙述很清楚，荆轲的确只唱了一首歌。可见，通过对今本《史记·荆轲传》易水送别段文字的细读及与相关文本的比对，“又前而为歌曰”三句确有插入之嫌，不像是《荆轲传》原始文本所有。
尚不止此。金正炜《战国策补释》认为，“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一句“反”字有误，理由是：“此文如以竖子为斥太子，而谓使我往而不反者，是轲已中馁，安得为壮士？”故“此文当作‘今日往而不及者竖子也’，于义乃适”。《荆轲传》“‘反’亦‘及’之讹也”(29)。金说实非正解，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不无意义。应该说，此语所以费解，原因乃在后文《易水歌》所唱。荆轲既然表示“往而不反竖子也”，又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岂非自相矛盾？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荆轲，一个认定，秦宫之行若不能解除燕国之患并全身而返，就意味着失败，他想的是怎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另一个则抱必死之心，赴不归之路，明知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行动而义无反顾。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司马迁笔下的荆轲？
关于“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三国阮瑀《咏史诗》有“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句(30)，东晋陶渊明《咏荆轲》诗也提到“素骥鸣广陌”(31)，可知“白衣冠以送之”当是《史记》原文。白衣或素衣通常被视作丧服，故后人多以为太子丹与荆轲皆知此去必死无疑，易水送别乃生死诀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礼记·曲礼下》记：“大夫、士去国，逾竟(境)，为坛位，鄉(向)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郑玄注：“言以丧礼自处也。”孔颖达疏：“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离君，故其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32)据此，太子丹及宾客于燕国边境(易水)白衣冠以送荆轲乃是通例，并没有预知荆轲必死而先为之发丧的意思。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音”，亦可理解为是表达去国远行之悲戚，未必就同于“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悲壮。
上文曾引徐水涯文，谓荆轲通过变换调式的方式将《易水歌》唱了两遍，此说其实已先见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33)，虽易于为今人接受，但未必合乎史实。
首先，从《风俗通义》所引作“濮上音”、《春秋后语》作“濮上声”来看，“变徵之声”四字应是后人擅改，并非司马迁原文。“濮上音”语出《韩非子·十过》，文长不引，其与荆轲所歌相关者如次：(一)“濮上音”为商纣王乐师师延所作，纣亡，师延自投于濮水，故此音可于濮水上闻之；(二)“濮上音”属“亡国之声”，以悲为其特征；(三)“濮上音”又可称为“清商”(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较“清商”更悲的还有“清徵”、“清角”；(四)《韩非子·十过》所说“清商”、“清徵”、“清角”，乃古代琴曲之名，并非指称调式。司马迁笔下之“濮上音”，只取其悲音之义，与“亡国之声”无关，如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所言：“然则所谓濮上之音即哀声，羽声即壮声也。”(34)不过，“濮上音”毕竟兼有“亡国之声”的意味，容易令人将其与燕国之亡联系起来，这就为后人删改提供了理由。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史记》原文如此，而“濮上音”又与“清商”、“清徵”、“清角”相关，故陶渊明《咏荆轲》诗道：“商音正流涕，羽奏壮士惊。”(35)陆机《七征》则云：“奏南荆之高叹，咏易水之清角。”(36)商音、清角，实与“濮上音”同义，所指亦非调式。
其次，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时期中国古人已经知晓七声音阶，战国前期的曾侯乙编钟铭文中也有了“变徵”音名，但作为特指中国古代七声音阶之一的“变徵”一词则出现较晚。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末人京房在解释六十律相生之法时提到：“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37)这或许是存世文献中“变徵”作为音阶之名的最早记录。至于以“变徵之声”形容音乐演奏或指称悲音的用法，除《史记》外，在中古以前文献中尚未得见。而《史记·律书》只论五音，未及二变，由此说来，司马迁用“变徵之声”描述荆轲所歌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自泷川资言《考证》引宋人蔡元定《律吕新书》以释“变徵之声”后(38)，其说遂多为现代注《战国策》、《史记》者所取，谓古代乐律分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调，与西乐之“C、D、E、F、G、A、B”调相当，“变徵之声”即西乐之“F”调，并附会出此调悲凉之说。这真可谓郢书燕说。实际上，后人虽以“变徵之声”替换“濮上音”，但其义并非音阶之名，而是取自《淮南子》所说“变徵生商”。《淮南子·地形训》道：“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39)此处所说五音相生，实据《管子·地员》所记“三分损益法”，“变徵生商”意谓在徵音基础上依“三分损益法”计算，即可得商音(40)。商音既由徵音变化而来，故变徵即是商音(41)。如上所述，“濮上音”亦商音，因此“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犹言荆轲和歌为商音。也就是说，用“变徵之声”替代“濮上音”，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并未注入新义。《战国策》姚宏注称“变徵”“一作‘濮上’”，鲍彪注引《淮南子》“变徵为商”，谓“盖悲音”(42)，或多少可以表明“变徵之声”与“濮上音”的真实关系。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忽略，即高渐离所击之筑。如果荆轲真是用不同的调式将《易水歌》唱了两遍，那么很显然，作为伴奏乐器的筑应该具有变调演奏的功能。关于筑的形制及演奏方式，旧注多语焉不详，但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明器及实物筑的考察可以肯定，古代筑分两种，一为手持之筑，一为平放之筑，高渐离所击之筑当属前者。此筑为五弦筑，弦音设定从左到右依次为徵、羽、宫、商、角(散声)，而通过左手大指、食指压控筑柄两侧的羽弦、角弦，可以演奏出变宫、变徵两音。不过，由于手持之筑只有五弦，且左手除稳定筑身外还需稍作旋转以便右手击弦，故仅凭大指、食指有限的活动并不能够旋宫转调(43)。从《史记》所记高渐离、刘邦击筑的情况来看，筑在秦汉时期主要是一种伴奏性乐器，功能比较简单，依今本《史记》所述而认为高渐离击筑可为变调之声的说法，恐难置信。
总之，无论是从文本的逻辑关系还是从所涉及的乐学背景来看，今本《史记·荆轲传》易水送别一段都存在不少疑点并导致今人的误读，这或可从内部证实今本《荆轲传》确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删改增饰。
四不言而喻，如果《易水歌》首见于《燕丹子》，那么《燕丹子》的作者也就是《易水歌》的作者。问题是迄今为止，不要说《燕丹子》的作者是谁，就是《燕丹子》成书于何时，学界的看法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作于秦汉之际者，有认为作于汉末者，有认为作于萧齐者。而本文一再说《易水歌》乃后人增饰，自然是以《燕丹子》较《史记》后出为前提。依笔者之见，《燕丹子》实为南朝江淹所作，其意本在借以讽谏建平王刘景素，然景素事败被诛，江淹转事萧齐，自然不能再将其收入文集，故其晚年乃诡称先秦古书示人。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对此已作详细考证(44)，不赘，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江淹写作《易水歌》的凭借，二是《易水歌》何时被补入《荆轲传》。
前一个问题不难回答。《燕丹子》既为江淹模拟之作，则其与模拟对象《史记》之关系自当十分密切，在此意义上说，《易水歌》的写作首先得益于《荆轲传》所提供的情境。虽然《史记》易水送别一段文字较《燕丹子》粗略，但场景之物色及人物之情态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尤其是写送行之人先垂泪涕泣，后发上指冠两句，极为形象地道出了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之感染力，这已然确定了《易水歌》寓悲于壮的情感基调。再就是《史记·高祖本纪》有关刘邦击筑唱《大风歌》的描写：“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45)此段描写与易水送别不乏相似之处，如击筑而歌，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歌词本身。《大风歌》前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用三、三、七中间加“兮”字句式，是很典型的楚歌，而荆轲《易水歌》与之完全一致。历史上的荆轲有无可能作楚歌我们姑且不论，但江淹受其启发拟作《易水歌》的可能性则极大。
此外，陶渊明《咏荆轲》诗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此前王粲、阮瑀、左思等人均有咏荆轲之作，然皆不及陶诗细致传神，尤其是其中写易水送别一段：“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46)“渐离击悲筑”以下数句，注家多引《燕丹子》，似乎渊明此诗乃读《燕丹子》有感而作，其实更有可能的倒是江淹据此翻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宋意虽不见于《国策》、《史记》，但《淮南子·泰族训》已云“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47)，击筑既非高渐离莫属，则《淮南子》所说“歌”者自然是宋意，正与陶诗“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相吻合。比较《风俗通义》引“太史公记”与《燕丹子》可知，司马迁笔下的易水送别，占据中心位置的是高渐离及所击之筑(“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而在《燕丹子》中，荆轲及其所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这个细微的差别很容易为读者所忽略，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辨识后人题咏之作与《史记》或《燕丹子》之关系。陶诗“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显然是就高渐离击筑而言(“奏”字可证)，而全诗不及荆轲所歌，正可说明陶渊明所题咏之荆轲并没有唱《易水歌》的细节(48)，也就是说，陶渊明并未看到《燕丹子》。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燕丹子》所载《易水歌》乃江淹化用陶渊明《咏荆轲》诗句，并吸纳《大风歌》句式杂糅而成。后一个问题则难以确考。与郦道元《水经注》引《燕丹子》，萧统《昭明文选》编入《易水歌》差不多同时，还有庾仲容的《子钞》一书也摘录了《燕丹子》的部分文字。《子钞》一书今已不存，从唐人马总删削《子钞》所编《意林》之相关内容来看(49)，《易水歌》及易水送别一段文字在焉。大概萧梁以后，《燕丹子》逐渐流传，遂为《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小说家类，所以《易水歌》被写入《史记》或《国策》的时间，应该是隋唐以后，而不会早于萧梁甚至南朝。
唐人是否将《易水歌》写入《史记》亦当存疑。由于《史记》唐写本现只存残卷，且存世残卷中并无《刺客列传》，故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从理论上说，《昭明文选》及单行本《燕丹子》的流传，客观上为《易水歌》窜入《史记》提供了可能，但据本文第一、二节的相关分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均未就异文问题出注，尤其是《初学记》、《艺文类聚》和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不从《史记》引《易水歌》，晚唐人陈盖据《文选》将《易水歌》插入所引《春秋后语》，似乎唐代通行之《史记·荆轲传》中尚无《易水歌》。不过，原来的“濮上音”已被改为“变徵之声”，或是事实。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陈盖之所为是否与《易水歌》被写入《史记》有关，但对于此问题的解答来说或不无启示。一方面，陈盖引《易水歌》补充《春秋后语》所记，表明在他看来《易水歌》确有其特殊价值，而此种看法或非陈盖一人所独有；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也像陈盖一样，在《史记·荆轲传》或《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中，以夹注的方式插入“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人不察，将此注文误作正文，遂成为今本《荆轲传》所据之异本。在上文考察易水送别段语序问题时曾指出：“又前而为歌曰”三句有插入之嫌，不像是《荆轲传》原始文本所有，但此语若是作为夹注，并无不妥。唐人注《史记》者不在少数，其中或有如上述者，亦未可知(50)。
《易水歌》成为《史记·荆轲传》正文之一部分，时间或在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八收入《易水歌》(题为“渡易水”)，诗前有郭茂倩题解：“一曰《荆轲歌》。《史记》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轲使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又前而为此歌，复为羽声忼慨，于是就车而去。’”(51)这说得很清楚，郭茂倩所编《渡易水》正出自《史记》。南宋朱熹编《楚辞后语》亦收入《易水歌》，其小序曰：“《易水歌》者，燕刺客荆轲之所作也。燕太子丹患秦攻伐诸侯无已时，使荆轲奉督亢之图、樊於期之首入秦刺秦王。将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52)同样也是依据《史记》。但《楚辞后语》乃朱熹依托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刊补而成，体例也一如晁著之旧，故此段文字或为晁著原有。晁补之(1053-1110)约与郭茂倩(1041-1099)同时，为北宋神宗、哲宗时人，两书所据均为《史记》，可知此时通行之《史记·荆轲传》已窜入《易水歌》。
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奉敕详加审校后的《史记》首次刻印，是为淳化本。此后，真宗景德元年(1004)、仁宗景祐二年(1035)、嘉祐七年(1062)，《史记》又有过三次奉敕校勘印行。至此，经过四次校勘后的刻本完全取代了先前的写本，并作为官方认可的定本通行于世(53)。郭茂倩、晁补之所据，应该就是这个定本，而《易水歌》被定为《史记》正文，应该也不出这四次校勘之外。淳化本既为后世刻本之源，景祐本又是现存最古之版本，则今人皆以为《易水歌》出自司马迁之手，也就不足为怪了(54)。
考证《易水歌》非司马迁所作，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毕竟千年来人们已习惯于将《易水歌》作为荆轲形象之标识，并以之说明司马迁融诗情于史笔的文风，而谓《易水歌》非《史记》之文，相关问题亦将重新审视。但自另一方面来看，司马迁未作《易水歌》，正可表明其著述态度之严谨，作为史家，他严格秉持实录之原则，下笔有据，不随意为想象之语。同时，一个未唱《易水歌》之荆轲，或许更符合司马迁笔下荆轲其人之性格特征；而证实“变徵之声”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后人删改增饰，亦当有助于澄清先前某些问题认识上的困惑，如诗歌史上之七言诗与先秦楚歌之关系，音乐史上有关七声音阶命名之时限，乃至自唐以降相关文本注释中的曲解讹误等，或可因此而有新的理解。
注释：
①⑥(34)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0页，第302页，第301页。
②(27)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4页，第80页。
③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④关于《春秋后语·燕语第十》之荆轲篇与《战国策》、《史记》之关系，可参见拙作《〈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⑤⑩(13)(14)(45)《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4页，第3—4页，第2037—2038页，第2534页，第389页。
⑦关于敦煌残卷斯一四三九所载释文，可参见康世昌《春秋后语辑校》下(载台湾《敦煌学》第15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年版)。
⑧⑨(19)《燕丹子·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14页。
(11)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介绍，六朝《史记》有两件残本存世，分别为《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和《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均藏于日本石山寺，1918年，罗振玉以《古写本史记残卷》影印刊行(参见《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59页)。
(12)(53)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44页，第106—109页。
(15)《史记会注考证》卷八六：“枫、三本，‘泪’作‘发’，无‘又前’至‘复还’二十字。‘复’作‘而后’。《策》与《史》文同，‘为’下无‘羽声’二字。”另据水泽利忠所作《校补》，除泷川氏所言“枫、三本”外，尚有“南化本”、“棭斋本”，亦无此二十字。其中“南化本”为南宋庆元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系统，余下三种均属元彭寅翁刻本系统，可知古本《史记·荆轲传》无《易水歌》并非偶见(参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8、1566页)。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五章《史记南宋刻本研究》，黄善夫本源自南宋蔡梦弼本，异于其他宋本，而彭寅翁刻本实以黄善夫本为底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如此便可解释何以上述诸本均无荆轲和为《易水歌》二十字。黄本为三家注合刻之始，于保存《索隐》、《正义》功不可没，但校勘不精，脱衍讹误严重，故国内所藏六十九卷本(原存日本，上世纪初始由国人购回)由涵芬楼影印时做了很大的校改，已非黄本原貌，百衲本《史记》亦然。黄本原件常人难以看到，通行之本又经校改，于是古本《史记》无《易水歌》也就很难为今人觉察了。又泷川所言“《策》与《史》文同”，不知所据版本为何，今本固无足论，但即便是古本，情况也很可能一样。既然《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则古本《战国策》没有《易水歌》本在情理之中。
(16)据笔者考证，《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孔衍《春秋后语·燕语第十》抄入，故其文字几与《史记》全同，不当视为独立于《史记》之外的另一文本(参见拙作《〈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
(17)(18)(2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册第1337—1338页，第1337页，第2册第750、783页。
(20)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页。
(21)据陈桥驿《郦道元评传》，《水经注》为郦道元后期之作，时间大约在512—52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另据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昭明文选》的编纂主要在522—526年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22)(29)转引自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5页，第1665页。
(23)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6页。
(24)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页。
(25)《初学记》卷一八“离别”引《史记》：“燕太子送荆轲入秦，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渐离为之击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9页。)所引《史记》是否载有《易水歌》姑且不论，但《史记》在其征引范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26)欧阳询编《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72页。
(3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9页。
(31)(35)(46)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页，第131页，第131页。
(3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258页。
(3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介绍春秋战国乐曲的艺术性时指出，此时歌曲演唱已能使用不同的调式，随即以荆轲为例：“荆轲在离别的席上即兴创作了歌曲，又当场演唱。他起先所唱的是属于‘变徵声’的调式，大家听了，都悲伤流泪；后来所唱，是属于‘羽声’的调式，大家听了，都非常激动，显示出愤怒的神情。这里，已经清楚地说出了荆轲在歌唱时所用的两种不同调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36)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795页。
(37)《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册第1454页。
(38)《史记会注考证》引《律吕本考》(即《律吕新书》卷一之《律吕本原》——笔者注)：“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谓之变宫。”(《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8页。)蔡氏所言变徵即音阶之名。
(39)(4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第2104页。
(40)关于“三分损益法”及“变徵生商”之具体计算方式、数值，可参见王光沂《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2005年版，第7—8页。
(41)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已有此说：“‘商音’即‘哀声’，亦即‘变徵之声’，《淮南子·地形篇》所谓‘变徵生商’是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1页。)
(42)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2页。
(43)关于“筑”之形制及演奏方式，参见黄翔鹏《均钟考》(载《黄钟》1989年第1、2期)与《秦汉相和乐器“筑”的首次发现及其意义》(载《考古》1994年第8期)，项阳《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1期)。
(44)拙作《〈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8)类似的还有阮瑀《咏史诗二首》之二：“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9页。)亦只道渐离击筑，悲声感人而不及荆轲所歌。
(4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意林》条云：“梁庾仲容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马)总以其繁略失中，増损成书。宋高似孙《子略》称：仲容《子钞》每家或取数句，或一二百言，马总《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余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钞》更为取之严，录之精。”(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0页。)
(50)据安平秋等著《史记通论》，《史记》在其流传过程中，不乏读史者附注、备注、旁注文字窜入正文者(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459页)。附注、备注尚且不免，更何况像陈盖引《文选》那样的夹注呢。
(51)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9页。
(52)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54)《战国策》不为唐人所重，北宋时多有散佚，至南宋曾巩重加编校后始得足本，故其写入《易水歌》之时间必在《史记》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