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尤刻本《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认为，洛神就是甄氏，她与曹植之间有爱恋之情。自胡克家到梁章钜等都怀疑此注非李善原注，乃尤袤添加，为小说《感甄记》之内容。此说一是误解了李注中“记”的意思，二是与李注的其他部分有矛盾，因而不可信从。曹植与甄氏之间的私情，不一定在甄氏归曹丕之初，而极有可能在建安后期，特别是曹丕随曹操出征、曹植留守邺城的那些时期。曹丕不仅处死甄氏，而且侮辱她的尸体，这源于因甄氏背叛自己而产生的刻骨怨毒。曹植争夺继承人失败后，一度向曹丕效忠示好，但曹丕绝不原谅，残酷打击迫害他，某种程度上是对曹植夺妻之恨的强烈发泄。归根结蒂，《洛神赋》的主旨还是“感甄说”。
【关 键 词】《洛神赋》/感甄说/李善注/甄氏/曹植
【作者简介】胡旭(1969－ )，男，江苏泗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关涉曹植和甄后关系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确有恋情，则木斋先生关于十九首的写作时间、背景、主要内容，就有说服力，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异常重要。关于《洛神赋》的主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尽管“感甄说”由来已久，论者日多，但并未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客观而言，“感甄”诸说尽管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却依然有不够完善、不够深入之处。本文梳理、甄别相关史料，试图在前人和时贤论述的基础上，为此说再添加一些合理的依据，旨在丰富“感甄说”的研究。
一
《洛神赋》最早见载于《文选》，关于洛神的原型，李善注曰：
《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然而，《六臣注文选》却没有这一注释。胡克家《文选考异》对此质疑云：
注“记曰”下至“改为《洛神赋》”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
胡氏之说，得到清代梁章钜等学者的认同，这一条“李善注”，遂为大多数人否定。然而，胡氏之论，尚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记曰”之“记”，理解为《感甄记》，可能是想当然。“记”作为一种文献类型，由来已久。《吕氏春秋·仲冬纪》云：“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高诱注曰：“故《记》，古书也。”可见，记即书，史籍之义也。对“记”进行系统解释的，是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他的《燕石札记·传说记》云：
《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传附于经，记与经则为同类之物，二者皆古书也。记之本义，盖谓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记》曰：‘唇亡而齿寒。’”《解诂》：“记，史记也。”史记二字，为汉时史籍之通称，犹今言历史也。《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语亦见《孟子·万章上篇》，咸丘蒙以问孟子，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古亦称史记为语，可为《解诂》之证也。记字所包甚广，宫之奇、成丘蒙所引，盖记言之史，小说家之流……传、说同类，记以补经不备，传则附丽于经，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亦总称为传记，如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1](P7－10)
可见，在吕思勉先生看来，记与传、说一样，都与经相辅而行，记的本义是史籍，补充经所不备之文献。但他也承认，这种史籍中有一类近似轶闻者，相当于《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小说家”之流。但是，班固所说的小说，显然不是魏晋以来的小说。如其著录《周考》七十六篇，下注曰：“考周事也。”再如其著录《青史子》五十七篇，下有注：“古史官记事也。”又如其著录《宋子》十八篇，下有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显然，其中也有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语，如其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下有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又如著录《黄帝说》四十篇，下有注：“迂诞依托。”可见，吕思勉先生所说的“记”中，有一类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著作，颇有渊源，相当于轶闻、野史。
李善注释的这则“感甄”轶闻，究竟来自何处，已无可考证，但来源于类似上述的轶闻、野史，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周勋初先生认为，李善引此感甄之事而曰出于“记”，说明这件轶闻源出古史。[2](P28)古代文献中，“记”的这种用法并不鲜见，如《管子》卷十七云：“《记》曰：‘无实则无势。’”《韩非子》卷十七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吕氏春秋·仲春纪》云：“《记》曰：‘幣帛皮圭，告于祖祢。’”其实，“《记》曰”的引用形式，在唐人著作中，依然经常出现，如《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二孔颖达疏曰：“《记》曰：‘妇人三月然后祭行。’”《通典》卷四《食货志》云：“《记》曰：‘人散则才聚，财散则人聚。’此之谓也。”白居易《议文章碑碣辞赋》中云：“《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此类“记”皆为古史，李善注所引的《记》，与之同类，不过篇幅更长，有完整叙事且不无轶事色彩而已。唐前小说中确实不乏用《记》为题者，如《宣验记》、《冥祥记》、《述异记》、《搜神记》等，然而这都是小说集的名称，如果据此而想象出一部《感甄记》，实在是非常荒谬的。而且，题名《感甄记》的小说，在胡克家之前的史籍中，并无记载，这可能是他对“记”的误解而想当然的，实际上并不存在。
其次，胡氏之说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洛神赋》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句，李善注曰：“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这一注释，几乎各本《文选》都有，胡克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句当有误字。然而，这只是他的推测，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这是他先否定李善注“《记》曰”后，无法自圆其说，而给出的错乱解释，牵强而武断，当然不能为人信服。梁章钜等学者则干脆回避了这一处注释，而这种回避，恰恰可能回避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记》曰”的内容究竟是李善注中固有的，还是尤袤添加的？如果是前者，现存李善注是否从六臣注中辑出，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本文来说，如果“记曰”是李善注固有的，那么曹植与甄氏之间的恋情，也就有了一定的依据，至少唐人是比较相信此事的。
甄氏之所以成为历史和文学上引人关注的人物，原因当然很多，如果追根求源的话，她的美貌是关键。甄氏究竟有多美，《魏略》云：
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3](卷五)
又《世语》云：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4]
这两则记载都不隐讳这样一个事实，曹丕较早冲进袁绍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猎取美色。显然，他有明确的目标，就是甄氏。而且，怀有此类目的者，还不仅仅是曹丕。《世说新语·惑溺篇》云：“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为女人而发动战争，或者在战争中夺取对方的女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曹操身上，类似之事甚多，如《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云：“(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食色性也，在曹氏父子身上更为突出，并形成一种家风，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述，①此处不赘。
甄氏如此美貌，令曹操垂涎甚久，让曹丕据为己有，那么，曹植能否对此无动于衷？有的学者从名教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这是乱伦，绝不可能。事实上曹氏父子名教观念甚薄，这个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故早就遭到一些学者的驳斥。[2](P26－27)更有学者从年龄的角度来看问题，如卢弼就认为曹植和甄氏年龄相差甚大，甄氏为曹丕所有时，年二十三，曹植年十三，故二人恋情不可思议。此等见地，真可谓胶柱鼓瑟。汉魏时期十几岁就婚配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曹芳十三岁娶甄氏(此另一“甄氏”)，陶谦十四岁娶甘氏，刘禅十五岁娶张氏等，②何况曹氏兄弟自幼“生于乱，长乎军”，弓马娴熟，武艺精湛，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生理上，可能都比一般人更早熟。尤为关键的是，曹植对甄氏的恋情，并不是固定在十三岁这一年，随着年龄增长，他恋上嫂子的可能性更大。自从甄氏成了他的嫂子，他就有一定的机会去爱恋和表达。裴松之注引《魏书》中，有一则记载，颇有意味：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后与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后颜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叡)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后之贤明以礼自持如此。
曹操这次东征，把卞后、曹丕及甄氏所生的两个孩子都带上了，但甄氏因病没有随行，留在邺城。相关记载中不难看出，把邺城作为大本营之后，曹操有意识地轮流带曹丕和曹植出征。如果带曹丕出征，会让曹植留守邺城；如果带曹植出征，则留曹丕留守邺城。比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征马超，带曹植随行，留曹丕驻守。③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征东吴，带曹丕随行，留曹植驻守。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的这一次出征，《魏书》明言武宣皇后、曹丕、曹睿、东乡公主皆随行，没有提及曹植，说明其没有随行，曹植留守邺城的可能性很大。⑤
从建安二十一年十月到次年三月(《魏书》云九月大军还，当误)，这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为曹植与甄氏提供了足够的欢聚机会。当卞后归来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甄氏与孩子丈夫分别如此之久，不仅没有忧伤枯槁，反而“颜色丰盈”，不禁大为吃惊。甄氏的回答虽然表面没有什么漏洞，但显然经不住仔细推敲。来自曹植的爱情，不仅让她病体痊愈，而且越发健康，焕发出一种特别的神采。
这一年十月，曹丕被立为太子。此前曹丕、曹植兄弟俩各树党羽，明争暗斗，为做继承人，无所不用其极。本来曹操对曹植印象很好，认为他才华过人，堪当大事，然而，曹操最终选择了曹丕。除了认为曹丕更具政治家素质外，可能还有另外的因素，因甄氏与曹植之事的败露，曹操对曹植进行了惩戒，对曹丕则给予了补偿。
二
甄氏死于黄初二年(221年)六月，距曹丕代汉不过半年。《资治通鉴·魏纪一》云：“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可见，甄氏的实际境遇，与被打入冷宫无异。
甄氏究竟是什么时候与曹丕之间感情破裂的？《甄后传》云：“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这个记载颇能流露出一些讯息。首先，甄氏失去曹丕的欢心，是因为曹丕身边出现了一批新的妃嫔。其次，一个“愈”字，表明甄氏并不是到了黄初元年才失意的，而是在此之前已失宠。显然，导致甄氏失宠的关键人物是郭后。郭后是什么时候得宠的？不妨看看她的来历。《郭后传》云：
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
曹操为魏公，在建安十八年(213年)，而据裴松之注引《魏书》，郭后出生于中平元年(184年)，也就是说，郭后来到曹丕身边时，年龄至少二十九岁。郭后究竟如何为曹丕所得，此事一直是一谜团。但她“没在铜鞮侯家”，一直到老大不小的年纪，肯定不会是待嫁之身。联系曹操掠夺杜夫人、尹夫人、张济妻以及曹丕掠夺甄氏等事件，不难想见，郭后当被曹丕巧取豪夺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后应该是一个美人，与甄氏不相上下。从年龄来说，郭后不过比甄氏小二岁，谈不上什么优势，容貌各有千秋，甄氏可能更艳名远播。不过，甄氏在曹丕身边时间较久，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这是甄氏不敌郭后之处。郭后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容貌，更在于心计，这是甄氏望尘莫及的。郭氏既然能施展自己过人的智计，帮助曹丕谋取继承人的位置，当然也能略施小计，先让甄氏失宠，再置其于死地。宫廷争宠本是一种生存竞争，其残酷性不亚于政治倾轧，手段也往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郭后怎样才能置甄氏于死地呢？仅仅是让曹丕厌倦、冷落甄氏，这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因此诱使甄氏口出怨言，也不足以除掉甄氏。曹丕似乎也并不那么草菅人命，他还是有一定分寸的。裴松之注引《魏书》中的一则记载，可谓明证：
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请于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顺，前后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请曰：“妾受敬遇之恩，众人所知，必谓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原重留意！”帝不听，遂出之。
这事发生在甄氏与曹丕感情欢洽之时。任氏乃曹丕妻妾之一，名门闺秀，为曹丕所出，原因是性情暴躁，不顺从曹丕，多次使他生气。不难看出，即便是甄氏得宠的时候，她对曹丕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无法改变曹丕的想法，可见她尽管美貌，但“智计”实在一般，远没有郭后那样的手腕。而任氏的过错，可能比背后的几句怨言要严重得多，然而，她所得到的惩罚不过是“遣”而已，还不至于被处死。难道曹丕因为甄氏的几句怨言，就不顾多年的夫妻之情而残忍地将她“赐死”吗？何况，曹丕和甄氏还生有明帝曹叡和东乡公主，即便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他也不至于对他们的母亲痛下杀手。
“赐死”甄氏已经过分，还要侮辱她的尸体。裴松之注引二则材料，读之令人发指。一见《魏略》：
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另一见《汉晋春秋》：
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
“大敛”是指将穿好寿衣的尸体放进棺材，甄氏“不获大敛”，可知其死后，不仅没有棺材，甚至连寿衣都没有。“被发覆面”或许是惩罚她犯下丑行，即便死后也无颜见人。古人死后，有“饭含”之俗。《周礼·地官下》云：“丧纪共饭米熬谷。”郑玄注曰：“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而甄氏死后却被“以糠塞口”，显然以牲畜待之，足见侮辱之甚。
什么原因使得曹丕对甄氏如此仇恨，连她死后都不放过呢？除了感情上的背叛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显然，郭后抓住了甄氏的这一把柄，并成功地利用了曹丕的仇恨心理，彻底置甄氏于死地。
如果把甄氏之死的主因归结在郭后身上，是不完全妥当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曹丕手中。曹丕对妇人一向有戒心，黄初三年，还专门发布《禁妇人预政诏》，此时郭氏立为皇后，其中的妇人可能不仅指向袒护曹植的卞太后，很可能也包含郭氏。因而从本质上说，甄氏之死是曹丕的决策，郭后只应承担小部分责任。
三
曹丕、曹植兄弟之间不睦，主因在于争做曹操的继承人。但在继承人之争已经结束，曹植一败涂地之后，曹丕还是不放过他，不仅剪除了他的羽翼，还把他赶出邺城，流徙各地，席不暇暖，炊不暇熟，辄挈挈而行。不仅如此，还派监国使者和地方官监视他，刁难他。当曹丕代汉时，曹植写了《庆文帝受禅表》、《庆受禅上礼表》、《魏德论》等文章，拥戴曹丕，极尽示好之能事，可是曹丕决不领情，依然要置曹植于死地。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着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
当卞太后以为曹植自杀而对曹丕哭泣时，也许曹丕内心也不无自责。可是当看到曹植科头跣足，背负鈇锧，诣阙谢罪时，曹丕居然脸色冰冷，不和曹植说话，也不让他戴帽穿鞋，连母亲卞太后都看不下去。《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曹丕命曹植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否则就行大法，曹植诗中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句，即便事涉乌有，也足以反映出在世人眼中，曹丕对曹植的冷酷无情。显然，黄初年间曹丕对曹植的打击，主因是他与甄氏之间的爱情，让曹丕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屈辱感。
李善注中有所谓曹丕将甄氏所用玉镂金带枕赐给曹植，曹植一见，不觉垂涕一事，由此可见曹植对此枕甚为熟悉。⑥一些学者觉得匪夷所思，其实这完全可能，这行为符合曹丕性格中放荡不羁而又阴狠乖戾的那一面。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良心发现，而是想恶意地刺激曹植，也不无胜利者的得意忘形。
当然，仅仅凭性格的推测，还不足以证明玉枕留情一事。我们还有其他依据，《玉台新咏》卷四有南朝鲍令晖的《代葛沙门妻郭小玉作》其二云：
君子将徭役，遗我双题锦。
临当欲去时，复留相思枕。
题用常著心，枕以忆同寝。
行行日已远，转觉心弥甚。
吴兆宜注此诗时，即以为用李善注中甄后“玉镂金带枕”的典故。如果说这还不够直接的话，再看李商隐的《无题》：
飒飒东南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囓鏁烧香入，玉兔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5](卷五百三十九)“宓妃留枕魏王才”，毫不隐讳地道出甄氏与曹植之间的恋情，而且将其与“贾氏窥帘韩掾少”并列。这不是随便的并列，因为贾充之女贾午和韩寿之间是幽期密约，偷偷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甄氏和曹植的恋情进行了定性。李商隐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他是歌颂这种恋情的，但甚为苦涩，故云“一寸相思一寸灰”。另一首《可叹》，也颇值得关注：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
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
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
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这首诗较前一首更为直接，梁冀夫人孙寿与监奴秦宫，赵飞燕与燕赤凤，是史上著名偷情者，甄氏与曹植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了上面引述的之外，李商隐还有若干首，不一一举，唯《代魏宫私赠》仍值得拈出：“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5](卷五百三十九)其自注云：“黄初三年，已隔存殁，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其意亦甚显豁。
唐人中，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韵》有句：“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陆龟蒙的《自遣》三十首其三云：“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辞赋为谁伤？”也都表现了和李商隐一致的看法。晚唐小说家裴铏云：“陈思王《洛神赋》，乃思甄后作也……仆意李义山最号知书，意必有所据耳。”[6](P360－361)宋人大约也还是相信此事的，《太平广记》卷三一一《萧旷》，记载了一则新编的感甄故事，实际上这就是老的李善注的某种延续。
综上所述，李善注中关于曹植和甄氏相恋的记载，不是空穴来风，唐宋时期的很多人，大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⑦尤袤伪造李善注的说法，在这个层面上，是很难讲通的。
注释：
①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又见胡旭《潘岳三考》，《古籍研究》2003年第3期。
③曹丕《感离赋序》云：“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曹植《离思赋》云：“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临国，植时从焉。”
④曹植《东征赋序》：“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禁兵，卫宫省。”《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诫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两则材料结合起来看，曹植此时为邺城最高军事长官，可知曹丕随曹操出征了。诸家涉及曹丕的年谱，对此并无异议。
⑤黄德晟(《曹植年谱》，见《曹植纪事》附录一，第20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认为曹植留守邺城，赵幼文(《曹植年表》，见《曹植集校注》附录三，第5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曹植未随行，也未在邺城，可能在孟津。
⑥一些学者认为曹植和甄氏之间完全是精神之恋，并无肉体之出轨，此说似乎与李善注中言及的“玉镂金带枕”不无扞格。参见木斋：《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20页。
⑦当然，唐宋时期也有怀疑此事的人，如晚唐时唐彦谦《洛神》云：“人世仙家本自殊，何须相见向中途。惊鸿瞥过游龙去，漫恼陈王一事无。”怀疑态度是显然的。南宋刘克庄在其《后村集》卷一百七十三中进一步发挥云：“《洛神赋》，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宝之，使果有之，当见诛於黄初之朝矣。”
参考文献：
[1]吕思勉．燕石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A].周勋初文集(3)[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裴松之注．魏书·后妃传[A].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惑溺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6]王铚．默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3册)[Z].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