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关 键 词：祢衡/汉末/士风
作者简介：王允亮(1978－ )，男，安徽亳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祢衡是汉末颇负声名的文人，虽然死时年仅二十有余，但他那卓荦的才能和狂放的行为，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离奇怪诞的行事方式，更是引发了后人极大的兴趣。大要而言，对他怪诞行为的解释有二：一是认为祢衡由于忠于汉室，所以行为傲岸，对曹操进行戏弄；二是认为祢衡天性中的张扬性格使然。但这两种说法都有无法让人信服的地方。其实，要理解祢衡那反常的举动，必须联系到汉末畸形的士风，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一、汉末的逐名之风东汉自开国皇帝刘秀时期起即开始褒尚名节，士人也多以此相砥砺，史籍中犯颜强谏、克己清公者比比皆是。及至东汉末年，这一行为的弊端开始显现，那就是士风日趋浮华，相互结交奔走，唯声名是务。徐干《中论》第十二《谴交》中对于当时的情况有这样的评价：“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傅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1](P489)《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也有这样的记载：“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2](P2481)
从这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士人日常生活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人际交往以谋求个人名利。随着汉末皇权控制力的减弱，这一现象也愈演愈烈。《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2](P2185)
当日士林中间相互盛行褒扬品评，“三君”“八元”“八顾”等头衔被颁与群体中的名流，而这些名士在士林中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载：“(太)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2](P2225)《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载：“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2](P2191)由此可见作为士林领袖的郭太和李膺，受到了士人的群体追捧，在大家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作为以士大夫为统治主体的东汉社会，士林中名士的影响绝不限于私下的批评与褒扬，甚至可以影响到政治的运转，《后汉书》卷六八《符融列传》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2](P2232－2233)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曰：“文经、子艾，曜名远近，声价已定，征辟不就，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郎吏公府掾属杂坐其门，不得见也。”[2](P2233)《党锢列传》亦载：“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2](P2186)可见虽然是在野的士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声望或评议对当日的政治发生影响，这说明士林名流对当日社会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作为名士，他们具有极大的个人魅力，甚至可以让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追随或保护他们。《后汉书》卷三九《赵咨传》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嵩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2](P1314)卷六七《党锢列传》：“与窦武、陈蕃等谋诛阉官，武等遇害，肃亦坐党禁锢。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2](P2203)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名士经过的地方，他们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当他们面临危险时，甚至可以有人放弃自己的前途和性命来保护他们，由此也可见名士在当日士林中的巨大影响。
由于名士在当日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有大批的追随者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一点极大地满足了一部分士人的虚荣心，因此，对于那些有意快捷追逐声名的人来说，往往会更加注重特立独行以求引人注目，所以种种耸人听闻的事情一再出现。《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2](P2136)《后汉书》卷六六《陈藩列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2](P2159－2160)
前者是皇甫规自首和党人有关请求皇帝惩罚自己，却引得了大家的赞赏，后者是赵宣诈孝，行服二十余年，虽然后来被陈藩揭穿，但在事发之前，却也引得“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这种种离奇的举动，都和汉末狂热求名的畸形士风有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论东汉士人云：“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3](P102)“盖其轻生尚气已成风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3](P104)可谓一语中的。
而另一方面，当日社会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独尊，已经引起人们的厌倦，因此很多士人通过对抗礼法的行为来体现自己的个性，《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与彭城姜肱、京兆韦著并征，栩不应。”[2](P2693)《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良少诞节，母意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昧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2](P2773)这两段文字中的向栩和戴良，行为放诞且高自标置，言行在当时皆有不合礼法的地方，然而，在汉末那个以彰显个性为高的风气下，越是这样另类的行为越受人重视，向栩、戴良都受到地方的推荐和中央的征召，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些违背礼制、惊世骇俗的行为，由于容易引人注意，也迅速被逐名之人所袭用，《后汉书》卷八○《文苑传》：“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2](P2632)赵壹为了引起羊陟的注意，采取了超乎常理的方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汉末士人除了以苦节而求名节外，对抗礼制以求名也成为一种趋向。陈澧曾经引苏轼的话评论东汉士风：“世祖继起，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4](P423－424)。汉末某些士人的活动，实已是晋魏浮虚而亡礼法的先声，而形成这一风潮的动力，很大一部分要归结到他们对声名的推崇与追逐。
二、祢衡在许都行为之解析在知晓了汉末狂躁逐名的士风之后，再来看祢衡的举动，便很容易理解了。《后汉书》卷八○《文苑传》载：“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2](P2652－2653)《世说新语》刘注引《文士传》：“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5](P64)裴注《三国志》引《平原祢衡传》：“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6](P311)
从所引材料可以看出，祢衡家世甚微，甚至“不知先所出”，这在渐重阀阅的汉末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快速出人头地，也只有做出一些非常举动才有可能，而在汉末竞相求名、变怪百出的风气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祢衡年纪轻轻便有名声，曹操说他“素有虚名”，而这个声名的得来，不能不说和他独特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世说新语》卷下《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5](P734)魏晋人以放达为时尚，固有“作达”之说，汉末之人渐以惊世骇俗为风尚，故也有刻意为之以引人关注者。就祢衡来说，《后汉书》说他“好矫时慢物”，《平原祢衡传》说他“恃才傲逸，臧否过差”，可知刻意地以狂傲示人，通过苛刻的言论来凸显自己的卓异，已经被他应用到实际行动当中。至于如何“恃才傲逸，臧否过差”，从他对许都诸人的评价也可见一斑。《后汉书》卷八○《文苑传》：“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2](P2653)《平原祢衡传》亦载：“又问：‘曹公、荀令君、赵荡寇皆足盖世乎？’衡称曹公不甚多；又见荀有仪容，赵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其意以为荀但有貌，赵健啖肉也。于是众人皆切齿。”[6](P311)
两段记载大致相同，祢衡通过贬低时人来抬高自己，取得惊动视听的效果，其实和向栩、戴良的所为并无二致。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在汉末乱世却采取这样有悖保身之道的危言高论，其以快速获取声名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作为一个家世不显、在许都无亲朋故旧的年轻人，这未始不是一个有效的引人注意的方式。而且，他的这种狂傲的处事方式，也立即赢得了大名士孔融的好感，《文士传》说孔融“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当是实情。《三国志》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说孔融任北海太守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6](P371)，可见孔融本就欣赏轻剽奇异之人，祢衡狂傲夸张的行事风格正投他的口味，因此他不仅对祢衡赞不绝口，还向曹操推荐了他。
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祢衡求名目的基本达成，也极有可能藉此踏入仕途，然而他却没有接受曹操的召见，反而做出更为孤傲的举动。《后汉书》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2](P2655)这里的原因何在呢？《世说新语》卷下《假谲》云：“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瘗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5](P861)
虽然后人辨《世说》此条与范汪生平不合，但此条或实可解释祢衡当日之心理：若温顺听从曹操的安排，则未免和自己一向狂傲的风格不符，且和先前“衡称曹公不甚多”的行径前后矛盾，会有趋时附势之讥，甚至以前的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哗众取宠，这对于东汉峻名节的士林风气来说，显然是不被容纳的。《世说新语》卷中《规箴》第三条：“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5](P549)
陈元方因无心之失，虽出身名门，也差点被当日士林所摈弃。在苛求名节的大环境下，汉末已经形成专以大义责人的风气。祢衡之前年少轻狂，肆意评弹得罪了很多人，如果现在变得俯首帖耳，并不一定能保证被士林接纳，但群体讥笑嘲讽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在他的好友孔融和其他名士身上，却有很多不屑权势、展示傲岸风骨的先例，《后汉书》卷七○《孔融列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2](P2262－2263)卷六七《党锢列传》：“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蕃乃谢焉。”[2](P2204)
孔融和范滂都由于在长官面前保持自己傲岸的气节，而在士林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过度推崇名节的时代风气之下，对于已无退路且惯以狂傲示人的祢衡来说，以侮弄曹操来显示自己的傲岸，实在是很正常的事。了解了这一点，对于他“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税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2](P2656)曹操的举动，便很容易理解了。如此离奇怪诞的举动，除了出于特定目的而有意为之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种理由来解释，而这个目的无非就是延续他的狂傲路线，以博取更大的名声，这对于有着以逐名为最高目标的时代风气来说，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然而曹操与作为名士的陈藩和外戚的何进不同，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实干家，处理事情极富综核名实的法家精神，对于汉末的浮华士风本就深恶痛绝，《抱朴子外篇》卷五○《自叙》说：“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7](P680)故以祢衡这样的举动，曹操无法容忍他自是理所当然，但由于当时曹操急需招徕士人，杀掉颇有名声的祢衡，对他招揽人才有不利影响，因此他便采取将祢衡送与刘表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
而在这个时候，祢衡也再次借机展现了自己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后汉书》卷八○《文苑传》载：“临发，众人为之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闲，能不悲乎！’”[2](P2656)这是祢衡在许都的最后活动，而他的所作所为，仅以性格中的狷傲来理解，显然无法解释得通。但将祢衡的行为和前节所引赵壹见羊陟的行事做一对比，则很容易看到两者间惊人的相似，很明显这是一场模仿性质很浓的表演，他在许都的生活也由此画上句号。
三、祢衡在荆州行为之探讨曹操将祢衡送与荆州牧刘表，是因为刘表当时也是一大名士。据《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2](P2419)刘表是汉室的宗亲，也是汉末清流名士的领袖。曹操把祢衡送与刘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将他送到了名士阵营里面。而祢衡初到荆州，似乎和刘表处得也比较愉快。裴注《三国志》引《傅子》曰：“衡辩于言而剋于论，见荆州牧刘表日，所以自结于表者甚至，表悦之以为上宾。衡称表之美盈口，而论表左右不废绳墨。”[6](P312)但是祢衡和同为名士的刘表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他与孔融那么融洽，最终还是因为不和，被刘表送给黄祖。如果说作为实干家的曹操容不下祢衡还可以理解，那么刘表和祢衡之间的矛盾又出在哪里呢？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刘表和孔融为人的不同上来考察。两人虽俱为汉末清流名士，在行事处世上实有很大的不同，《后汉书·刘表传》载：“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2](P2421)
由此可见，刘表是一个推崇儒学的实干家，学术史上影响甚大的荆州学派也由刘表开创。而相形之下，孔融则是才疏意广的名士，《后汉书》卷七○《孔融传》载：“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2](P2264)虽然同属一方长官，但和刘表行之有效的实际才能相比，孔融更多的是夸夸其谈的名士派头，导致最后连家人都没法保护。两人分属不同的类别：一是经学熏陶的儒学名士，一是任性放达的疏狂名士。虽俱属名士，但两种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孔融辖下的郑玄也以儒学著称，孔融对他大加旌礼，立“郑公乡”“通德门”来进行表彰，但私底下似乎不无微言。《太平预览》载孔融《与诸卿书》曰：“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8](P2736)《资治通鉴》卷六二说孔融：“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至于奠事名儒郑玄，执子孙礼，易其乡名曰郑公乡，及清俊之士左承祖、刘义逊等，皆备在座席而已，不与论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9](P1989－1990)
可见，孔融之推崇郑玄等人，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未必是真正的仰慕与推崇，这似乎也可以解释祢衡和刘表之间的关系。相较而言，祢衡和孔融都是疏狂名士，所以两人一见如故。而刘表则为具有礼乐精神的儒学名士，和背弃礼法以求声名的祢衡本非同道，所以两人间有隔膜本在情理之中。兼之祢衡又一向以狂傲自许，产生龃龉也自然不足为奇。《三国志》裴注引《典略》曰：“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6](P1224)《抱朴子外篇》卷四七《弹祢》：“衡骄傲转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复堪，欲杀之。或谏以为曹公名为严酷，犹能容忍，衡少有虚名，若一朝杀之，则天下游士，莫复拟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7](P487)《后汉书》卷八○《文苑传》：“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2](P2657)这三段文字，大致可反映出刘祢之关系，以及祢衡被刘表送与黄祖的真正原因。
祢衡在黄祖处，起初亦相处甚欢，《后汉书》载：“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2](P2657)他的名篇《鹦鹉赋》也作于此时。赋中说：“托轻鄙之微命，委陋浅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尽显楚楚依人之状，和其平日的狂傲姿态完全不符，以至于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刘熙载《艺概》云：“祢正平赋鹦鹉于黄祖长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怜依人之态，于平生志气，得无未称？”[10](P450)但考虑到祢衡接连被曹操和刘表放逐，这对于自尊而敏感的他来说，可算是人生中的重大挫折。在这种处境下，出于自保的心理，托物寓志以示对黄祖父子的依附之意，倒也能说得过去，而且他与黄祖之子黄射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然而由于汉末畸形士风的熏陶，长期以张扬高调来引人注目的行为习惯，已经注定无法让他再循规蹈矩地做一个幕僚。在一个众目睽睽的场合，他再一次做出令人瞠目之行，而这一次则使他丢掉了性命。《后汉书》卷八○《文苑列传》：“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棰，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2](P2657－2658)
与《后汉书》相较，《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祢衡别传》对祢衡之死说得更为详细：“十月朝，黄祖在艨冲舟上，宾客皆会，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饱食，初不顾左右。既毕，复搏弄以戏。时江夏有张伯云亦在座，调之曰：‘礼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处士不当答之也？’衡谓祖曰：‘君子宁闻车前马屁？’祖呵之，衡熟视祖，骂曰：‘死锻锡公！’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杖之，而骂不止，遂令绞杀。黄射来救，无所复及，凄怆流涕曰：‘此有异才。曹操及刘荆州不杀，大人奈何杀之？’祖曰：‘人骂汝父作锻锡公，奈何不杀？’”[8](P3718)
《礼记·曲礼上》说侍食于长者“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而祢衡的举动则公然违背礼制，在面对别人的责问时，又出言不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这一次的冲突和之前祢衡骂曹的行为一样毫无理由，只是黄祖和机诈权变的曹操、顾及名望的刘表都不同，他是一个性格褊急的武夫，而能救祢衡的黄射却无法及时赶到，最终使他丢掉了性命。
而祢衡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得以成名的行事方式不无关系，长期的肆行放诞，使狂傲才子已经成为了他的鲜明标签，而这一形象确立后，也屡屡给他以心理暗示，让他有意无意地做出种种怪诞的举动，来维持这一形象，以引起时人的注意。这种行事风格使他在初入许都时赢得了大家的瞩目，也使他在离开许都时保全了自己的颜面，然而这一次却给自己掘下了坟墓。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弹祢》称祢衡：“虽言行轻人，宁愿荣显，是以高游凤林，不能幽翳蒿莱，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故开口见憎，举足蹈祸。赍如此之伎俩，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犹枭鸣狐嚾，人皆不喜，音响不改，易处何益？许下，人物之海也。文举为之主，任荷之足以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犹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无如何。朽木铅铤，班输欧冶所不能匠也。而复走投荆楚间，终陷极害，此乃衡懵蔽之效也。盖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戏才士，可勿戒哉！”[7](P488－489)
葛洪虽然看出祢衡“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非高蹈远引无意声名富贵者，也指出其为人处世上的缺点，却没有注意他系列离奇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着社会风气的驱动。汉末夸求虚名、轻浮躁进的畸形士风，实是使祢衡做出种种离奇举动并最终因狂诞罹祸的直接动因。
总而言之，祢衡的行为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将时人逐名行为中的狂诞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赢得了巨大的声名。然而他面临的却是与桓灵时期不同的社会，经历汉末的动乱，名士们的浮华虚矫已经渐被厌倦，时代需要的是兢兢业业的实干家，这从孔融、边让等人的先后被杀可以窥见一斑。而祢衡虽借狂放怪诞的行为、肆意苛刻的言论引人注意，猎取了一时的声名，但长期的恃才傲物也渐渐在他心理上形成一种定式，使其把狂傲当成自己形象的特点而不自觉地去维护，这种心理驱使他屡屡做出出格的举动。作为魏晋尚浮虚而亡礼法行为之先声，与祢衡的性格等因素相比，整个社会由桓灵以来，盲目崇拜名士，好立异行以求声名的浮躁风气，才是导致他人生悲剧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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