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昌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是从20世纪清末民初开始的，直接标志是对西学的引进。转型的背景——说起来有点不舒服——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变法维新”。变法的重要一项是革新教育体制。以改变国家“有用之才”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式。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刊《大清光绪新法令》的“上谕”中有这样语气沉重的一段话：科举抡材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当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余绪。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况近各国交通，智巧日辟，尤贵博通中外，储为有用之材。所有各项考试，不得不因时变通，以资造就。①“因时变通”的具体举措，是广开学校，设数、理、化、工、文等各项专科，是为中国近代“人才”知识结构一次意义重大的“现代化”转型。知识结构的转型，必导致思维方式和“思想”的转型。转型的参照，西学也。
时风所披，“古代文学研究”亦不例外。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云：“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一时间，关于中西学辩论纷纷，独静安先生于《〈国学丛刊〉序》提出“学无中西”：“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西学“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静安先生之言令人深思，“相化”之言尤为深刻。然中西学并非仅广狭疏密之分，“学无中西”广义上说当然不错，但要“化”，恐怕首先要弄清中西学的差异在哪里，更须明白“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能“通”之“化”之。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是从20世纪清末民初开始的，直接标志是对西学的引进。转型的背景——说起来有点不舒服——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变法维新”。变法的重要一项是革新教育体制。以改变国家“有用之才”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式。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刊《大清光绪新法令》的“上谕”中有这样语气沉重的一段话
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西学;文体;视角;女性;接受;思维;认知;陶诗 作者简介：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因此，清末以来学者们对西学热情不减，就不仅是弱国思强所致，更由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需求决定。
时至今日，我们已习惯了西学思维方法和认知模式。小学的语、数，初高中的语、数、理、化、史、地等课程群，使我们从小就培养起了“现代思维”，当初“不得不因时变通”而引进的“格致”思维已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智力，传统的思维方式似乎离我们已十分遥远。这也是今日古代文学研究“能够”且“喜欢”各式各样西学的原因之一。
这是事实，并不丢脸，也不必忧虑。但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其文学形式、文学内涵、文化品质和文化意趣，并不因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该忧虑的不是我们以现代思维去研究，而是把思维方法表面化，把研究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急于用新理论和新术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为自己的研究贴上新标签。例如，“接受学”曾是学人们热衷的“方法论”之一，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比如以往所说的“辛派词人”代换为“稼轩词的接受者”，或者把历代关于某作家的品评串联起来，将文学传承一般现象的描述称作某某“接受史”，不了解“接受学”的理论精髓是对文学接受机制的揭示。如此“研究”，在西方“接受学”面前倒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再如，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不少“女性视角”的研究论著，但究竟什么是“女性视角”，却笼统模糊而甚少有明确解释。“女性视角”是一个具有历史限定性的概念，汉唐明清直至今天的“女性视角”，不可同日而语，以今天的“女性视角”和女权观念解读古代文学作品，或怜惜其中女性人格之懦弱，或痛斥其中男性霸权之混账，有什么意义？一点也没有，并未扩展和增加对历史的认知。如果改变一下思路和研究点，回归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女性视角”——比如着眼于宋代历史语境中李清照“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视角”，解读她的词作，阐释其“女性视角”也融入了相当的“男性视角”，说明一个面对“男性主流阅读圈”的女性文学的复杂性，探究一个宋代的知识女性对传统的、当下的“男性话语”文学的“接受”，探讨中国古代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关系，会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