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性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4BZW004)和辽宁省社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L13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2015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转热的一年，这与“中国特色”“中国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性强调密切相关。新时期至2015年，集中体现着中国社会转型由滞涩到突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时代特点，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接下来的中国文论发展累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因此成为需给予历史阶段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现当代主导性文论的奠基理论、生成理论以及主导性的构成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建构中这一主导性位置的取得，并不仅是理论自身的事，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实践的结晶，即民族生存状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文学状况等综合作用下的历史选择。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中所获得的主导地位，具有历史合理性。新时期至2015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论建构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进行的研究与建构，也同样经历着转型过程。这期间，多元化的文论建构，无论哪一元，都盘根错节地关联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它是文论多元建构随时在场的幽灵。概述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段时间的问题或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更在于当下多元化的文论建构。
一、社会转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性尴尬
上世纪初，中国革命领袖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疗救、拯救国家与民族疾患的理论经典引入中国，此后，虽然知晓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但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群体中却获得虔诚信仰与追随，甚至很多人前赴后继地为之付出生命。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日渐壮大、节节胜利，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人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理论地位在革命党人中无可置疑。与这一无可置疑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革命文论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同样无可置疑。尽管这种无可置疑在当时很长时间里是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但被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的理论，而是实用选择性的及政治强化性的。这样的选择与强化，使马克思主义被断章取义并经常作为教条而运用。其实这种情况在革命时期便不断出现，对此，毛泽东曾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斥之为教条主义，并列入党的作风建设的必反之列。被实用化与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化而被推上极端政治的“圣坛”，成为极端政治的理论守护神。当“文化大革命”作为党和国家的巨大灾难被结束时，作为极端政治理论守护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随之而从“圣坛”跌落，在对于政治的社会性逆反心理中，马克思主义笼罩着被逆反的阴影。
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几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被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拨乱反正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顽敌，赢得新中国成立；同时，大家也知道，就中国的民族生存状况及国情而言，中国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以兴族立国的形象赢得了中国历史的选择，这合于并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揭示并实现着这一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和虔诚研究。然则，历史并不是线型因果链，当“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灾难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殃及全国，殃及千家万户，并且以灾难而被终结时，作为旗号的马克思主义该怎样面对尊重与虔诚的追随者与研究者们呢？同然，被政治灾难旗号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背叛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被当作经典与权威而论证与坚持的，它曾经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号令全国、号令三军。为此，在拨乱反正及此后一段时期内，它被不谈或少谈，被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不是否弃而是畏惧。但对于它的学术淡漠也因此而来，这种淡漠导致深层研究的门前冷落车马稀。这种情况也见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2008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丁国旗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表达了类似感受，他以切身体会举例说：“2007年下半年，笔者曾应某全国核心刊物之约组织一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面的稿子，但令人失望的是，我问过几位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或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委婉地拒绝了我的求稿约请，理由是他们已基本离开了该领域的研究，学术兴趣已移往别处。作为我国文艺领域的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阵地，但可惜，目前研究队伍与实力已不如前，许多在此领域有成就的老先生正在陆续退出，而中青年学者却没有及时补上，出现断层现象”①。丁国旗的切身感受，不乏那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实在根据。此之后至2015年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走着一个由冷渐暖的路程，研究呈多元展开之势，尤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研究，逐渐由梳理转入有深度的批判。不过，也不能不看到这类研究中显露出两个冷落的方面：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读，没有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中要点性及特征性地展开，一些重要的理解与阐释思路，比起1980与1990年代，没有更大推进；二是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缺乏深度与力度，教条主义及浅尝辄止倾向仍时有所见。
马克思主义多年来一直被坚持为中国立党强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一直通过各种政治渠道、传媒渠道、学术渠道、教育渠道传播与坚持。这样的基础性坚持与当下这样的学术研究状况是不成比例的，这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境遇有一些尴尬。当然，称这种情况为尴尬并不是否定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成就，仅2008年文论界就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召开了三次全国规模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会议，近年来，各种名目的文学理论或美学会议，也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文宣读与展开讨论，新世纪以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不下百部，这些研究实践与研究成果确实令人欣喜。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状况的尴尬，是相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无可取代的理论地位与对于它的理论研究规模与研究力度之间存在很大不对应性或者反差而言的，其中原因需要认真思考。
探究这种尴尬境遇的原因，就研究群体而言，其中似乎有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虚幻想象效应。即概念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它在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境遇被一些研究者们融合为一个正襟危坐、令人敬而远之的马克思主义幻影，他们又进而被这一幻影所影响或左右。而这种虚幻想象效应1970年代末以来又经历了四次强化，一次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面对走向极致的教条主义强化，这次强化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因其被教条化并带来严重后果而形成普遍性的理论冷淡；第二次是进入1980年代普遍出现的逆反心理，这主要是对于此前极端政治化的社会心理，由于马克思主义被极端政治化作为引经据典的出处，因此引发极端政治被害者们的逆反；第三次来自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先前曾被封闭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家及其著述，作为新鲜而且强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很快形成国内学术界关注、读解、研究、转用的热点，这使得正处于理论淡漠及逆反中的马克思主义被进一步疏远，学界的理论热情被大量分流；第四次强化，是改革开放国策的进一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起先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更现实而有效地在国人面前、在思想理论界面前展开，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下化问题便尖锐地提出来，而问题被这样提出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批判力量，即先前被作为普遍真理而接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须接受当下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进行思想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权威性因此也受到检验。而这四次强化又不是先后排列、递次发生的，它们一经发生便都与后来的强化原因相互作用、同时共存，转化到新的强化原因中去。这导致时至当下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难以深入，进一步的反思也有待展开。“我们试图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形成，许多过去已经探讨的问题，认为已经说清的问题，现在发现有些并没有说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主要是一个空架子，缺乏实际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仍然是任重而道远”②。这类评价，道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强国理论基础的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方面的研究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