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研究”[2015M571208]。 作者简介：李昕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在此论域中，以“文化工业”论为核心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研究”和以“积极受众”论为核心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的经典范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充分研究。然而，对于世界媒介研究重镇的美国而言，自20世纪上半叶传播学在美国诞生以来，长期居于美国媒介研究主流的是以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为特征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这使得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长期居于边缘地位。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在美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当代流变、核心论题及未来走向等，很少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原因首先与美国长期以来强大的实用主义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其次与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特别是“冷战”以来美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与居于主流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的诞生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研究自193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自那时起，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次大的相遇、碰撞和交融，并先后形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的三个主要派别，即发端于欧洲大陆并于“二战”期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移居美国而成长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1940年代末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学派并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传入美国而衍生出的“媒介文化研究”。当前，随着所谓“现代性事业”的失败或曰“后现代的转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价值的经验研究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理论和实践需求，表现在媒介研究领域就是亟须对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作一次重新发现和再认识。作为对“重返马克思”任务的回应，我们需要做的是：转到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上来，在梳理和考辨它们在美国发生、发展及当代流变的同时，亦对其核心论题及未来走向作深入系统的挖掘。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传播研究的引入 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相遇源于1930年代中期，即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因受到德国纳粹政府迫害而流亡美国。从1934年到1950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根基的“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度过了长达17年的流亡时期。自1940年代该派成员的作品全部改用英语出版并以美国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后，对大众文化的操纵性、极权性的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这开启了美国媒介批判研究的先河。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是“第一个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内系统地分析和批判大众媒介化文化和传播的学派……其中所谓的大众文化和传播……是社会化的重要行动者，是政治现实的中介，由此被看作是具有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当代社会的主要机构”。[1]自此，媒介批判理论开始对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媒介研究产生影响。尽管随着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部分成员返回德国，但该学派的所有正式成员，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此时已全部加入美国国籍，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更是选择留在了美国。 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而对美国的传媒研究产生影响的。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美国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之所以以“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众文化之“大众性”的否认。在他们看来(事实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如此)，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一切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低劣的、具有欺骗被动消费者的效应，是在“民主”的掩饰下受商品社会操纵的、物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与传播媒介的联系在于：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大众文化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和制造的“媒体文化”。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话说，即“文化工业体系是从更加自由的工业国家，以及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所有富有特色的媒介中形成的”。[2]当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文化产业形式逐渐拓殖于日常生活和休闲领域时，当它们逐渐占据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播体系中心位置时，“媒体文化”就成为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道格拉斯·凯尔纳更是直接用“媒体文化”一词取代“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他认为，“‘媒体文化’一词的好处在于，它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媒体文化，说明媒体已经拓殖了文化，表明媒体是文化的发行和散播的基本载体，揭示了大众传播的媒体已经排挤掉了诸如书籍或口语等这样的旧的文化模式，证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了休闲和文化的社会里”。[3]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与对“大众传播媒介”所导致的同质性的文化特质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开辟了一种对文化产业中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而又持续的批判”。[4] 美国传播与媒介研究对批判理论的引入，不仅得益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移居美国并对美国大众文化进行的深刻批判，也得益于美国经验传播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的卓越贡献。拉扎斯菲尔德曾“试图建立一座通向批判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希望它(即批判理论)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将作为‘对于解释已知的事情与寻求新资料有用的那些挑战性的问题和新概念’的一个源泉”。他认为，“批判的学术思想对于提出能为经验研究者们所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来说是有帮助的”。[5]在1941年发表的《评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中，拉扎斯菲尔德认为，批判研究能够“复兴”传播研究，“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的研究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6]由此，他提议，批判理论应与自己的研究风格——“行政的传播研究”一起囊括在美国传播研究中。[7]拉扎斯菲尔德在与默顿合著的《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一文中，对行政传播研究与批判传播研究的结合进行了尝试。就像西蒙森和韦曼所指出的，该文是“哥伦比亚批判研究”的代表作，它“对美国传媒商业所有制、对所谓的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对反抗体制的批评如何被‘结构性消音’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不仅如此，他们还“深入探讨了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何种社会—政治角色，并考察了商业媒体如何维系资本主义霸权”。[8]同时，拉扎斯菲尔德还以实际行动积极促成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合作，其中，最主要的行动是邀请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阿多诺参加由其主持的“广播研究项目”。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的“阿多诺计划”最终失败了，但这已足以说明“两个阵营能够一起工作，至少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这么做——几年之后，挑剔的阿多诺在《权威人格》中成功地与经验主义学者合作”。[9] 可以说，正是有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研究，美国经验主义媒介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对立面。我们知道，美国经验主义媒介研究的缺陷在于回避现代媒介与传播领域中涉及价值、意义等终极关怀层面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则恰恰弥补了媒介经验研究的这一缺陷——他们注重从价值和意义层面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分析，这迫使美国的经验主义媒介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做出了许多调整，比如他们从原来强调有限的实验室环境、关注人与信息的确切关系，转移到关注媒介在社会中更为深刻和微妙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正是通过迫使美国的传媒研究去面对大众文化的“非民主”特征，通过把欧洲大陆强调“价值理性”的学术传统移植到美国强调“工具理性”的社会科学传统之中，通过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者(如拉扎斯菲尔德)主动促成经验主义传播学与批判传播研究的结合，美国的媒介研究开始获得了一种价值的维度和批判的视角。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研究，或者说他们对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以及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美国19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意义的讨论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的积极应答。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进入197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一些传播研究运用制度结构的宏观分析方法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展开了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思想则是无法回避的切入点。[10]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 美国媒介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相遇源起于1940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美国的设立。我们知道，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将传播组织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研究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之相互作用的媒介研究派别。尽管英国学者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媒介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这一研究取向追溯到20世纪初的爱德华·罗斯(《隐瞒重大新闻》)和厄普顿·辛克莱(《贿金：美国新闻业研究》)，但是，真正明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开展的有目的、有系统的传播研究始于1940年代末。1948年，左翼学者达拉斯·斯麦兹离开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加入了由施拉姆创办并担任所长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时，社会正笼罩在冷战的气候中，而日益壮大的大众媒体对传播研究的发现也至为敏感，斯麦兹于是小心谨慎地提出一门传播经济学课程，之后规划推出全备的首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目”。[11]这成为世界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12]斯麦兹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正式研究者——不仅是美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而且为该学说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斯麦兹完成了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几项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电视建立的研究，对受众商品的先期研究(1951)以及出版第一本关于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专著(1957)。斯麦兹离开伊利诺伊大学之后，赫伯特·席勒从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与商业研究局调入传播研究所并接下了由斯麦兹创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如果说斯麦兹更多地在逻辑推演上树立了该学派在美国传媒研究领域的地位，赫伯特·席勒则以激进的姿态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增加了该学派在美国传播研究领域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他为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最激进、最坚定的经济批评，其著作展示了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媒体批评的可能性与潜力。斯麦兹和席勒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了致力于传播政治经济传统的第二代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奥斯卡·甘地、爱琳·米韩、曼朱纳特·彭达库、斯图亚特·埃温、爱琳·马奥尼、苏特·杰哈利、珍妮特·瓦斯科等。他们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较多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其中一些人仍然是当前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坚力量。尽管就整个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尚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国际影响的第三代优秀学者(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目前最有名的学者是写出了著名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的作者麦克切斯尼和提出“信息拜物教”学说的丹·席勒)，但无论如何，诞生于1940年代末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后的发展，为美国媒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批判维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今媒介文化理论领域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命题，比如“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受众商品论”、“文化依附论”、“信息拜物教”等，可以说都是这一有着深刻马克思主义背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