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当代中国，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将其视为继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后不同于俄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种批评形态，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尝试。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世界文坛有哪些贡献？这些问题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将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做理论准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在世界范围内，以“形态”或“范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特色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做了分类，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大致可分为四种，每一种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定‘区域’相对应，因而也与特定的（非常笼统地讲）历史时期相对应。它们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种种细微的嬗变和移置构成了本书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1]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马尔赫恩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模式”的特点，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端与发展的历史，一般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相位”，“一种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一直强劲地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一种具有自我风格的批判相位，这一相位从本世纪20年代兴起，在随后的30年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然后在60年代确立一种‘非正统的规范’；一种新的相位，这一相位起初效忠于60年代早期的批判古典主义，在其后的10年间得到广泛传播，然后又在‘唯物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之类含义宽泛的名目下迅速发展、演变，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今天仍在继续。”[2]我们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或“相位”中的一种，是一种有别于上述诸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与中国化是一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形成的基础和历史语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才得以提出和建构。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作为理论构架，它在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的不同首先表现为主体性质的差异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主体更多的是以接受主体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主体则体现了一种主动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立足于接受这一方，侧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和实践，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并且在接受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所变异和创造，但其基本性质是接受和运用。而“中国形态”则是作为建构的一方，主张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加以归纳、提炼和升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理论形态。可以说“中国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创造性的变异和发展的关系，其主体持建构性立场。其次，从研究类型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主要是在历史进程中展开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上，研究轨迹呈现为线性特征，展示的是历史的递进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成果。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则是一种理论建构，具有框架性特征，它有其特定的学理基础、问题意识和理论范畴等。尽管这种理论形态并非完全固定，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但毕竟是作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特质呈现的。
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颇具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在中国文坛长期存在，作为既成事实，已不言自明。另一观点则对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表示怀疑，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不过是一些“断简残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能够成为“形态”么？[3]今天我们要着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首先需要对这些观点做出辩答。
针对第一种观点，我们不妨追问，既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一般的文学批评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底有哪些贡献？显然，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很难作出清晰的回答。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较之其他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相对滞后，未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既缺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观照，又未深入研究其理论特质，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同起来。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世界的传播。因此，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将有助于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有助于凸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引领作用和当代价值。
对于第二种声音，需要作更为具体的辨析。其实，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否有体系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曾有过探讨，有些学者已做出明确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在1945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一开始就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文存在的“特别的形式”问题，指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关于美学或文学艺术问题的专著，但这绝不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关于文学艺术或美学的“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4] 持新批评立场的韦勒克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文学言论零零散散，随口道出，远谈不上定论。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5]。我国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中一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特点和规律。[6] 不过，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看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联系，并对此做出明确肯定，但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回事，而要具体建构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完整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可以说，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态”或“范式”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如今我们研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在中国走过百年并经历了种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这一任务就更具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