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
关键词:民族; 民族之维;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中国形态;
作者简介:胡亚敏,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形式等逐一成为关注的对象,而“民族”这个维度却长期被忽略,沦为一个被社会、文化、政治遮蔽的概念(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和评价有关。“民族”这个概念看似不言自明实则有很多陷阱(2),且长期以来评价不一,毁誉参半。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有必要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和辩证研究。
就中国文学现状而言,尽管“民族”是一个颇为纠结的概念,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民族”因素一直没有缺席过。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民族意识勃发的土壤,民族情怀已经深深镌刻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之中。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启蒙和救亡的主题表达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文学批评领域围绕民族问题的论争也绵延不断,中西体用之争、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均与“民族”概念相关。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遭遇的诸多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民族”及相关问题。事实上,若离开“民族”这个因素,我们已经很难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了。在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民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再次凸显出来,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已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浪潮,警惕文化和语言被殖民成为民族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沿问题和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3)引进民族维度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
一、“民族”概念辨析
就汉语而言,由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翻译以及“民族”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区分,故易于造成用法上的混乱。要确立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首先需要对“民族”概念加以考辩,厘清不同术语的边界。
1.Nation及其相关概念
汉语的“民族”一词译自英文Nation,Nation由拉丁文“natio”(出生、出身)衍生而来(4)。Nation在西方主要指现代民族,是现代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孕育于中世纪,而工业革命、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则是促成民族这一新型的人类组织形式的推动力。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揭示了西方现代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aten],……一旦划分为语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a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1](P818-819)
尽管用汉语“民族”对应英文Nation已约定俗成,但汉语“民族”一词又可指代特定的族群,因此需要在进一步比较相关英文概念的基础上限定汉语“民族”的用法。作为现代民族的Nation与其他英文中的Race(种族)、Ethnicity(族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Race(种族)主要指人的生理特征,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它在范围上大于Nation,而其研究指向趋于遗传学。Ethnicity(族群)主要源自古代原始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这个“族”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是在以家庭、部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2](P631-632)。Ethnicity内含文化传承,可视为民族的雏形。当今的Ethnicity主要指民族国家中的不同族裔,如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族裔可对应于Ethnicity,这样就可将“民族”与“族群”区分开来。不过,为了更贴近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建议直接音译为Minzu更为合适(5)。
2.Nation与中华民族
与Nation作为现代民族的含义出现在中世纪以后相比,“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产生更晚。古汉语中的“族”含矢,有保卫之意,同时古代中国早期“族”的观念强调的是正统,主要用于与狄、蛮相区别。古人眼中只有诸如“天下”“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等,现代民族意识是19世纪中叶传统族类意识面临西方冲击下转换变化的结果。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3](P11-12)。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展示出中国文化空间概念的延伸,近代的中国民族逐步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用了“中华”概念:“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4](P1)如果从梁启超这篇文章算起,“中华民族”的观念问世不过百余年。此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些历史学者试图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为立论点,梳理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融合的历史脉络,重建中华民族本土源流的历史体系。这种研究范式的早期例子以王桐龄撰写的《中国民族史》系列文章为代表(6),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日益清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空前高涨,构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可以说,近代中国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才是一个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概念,西方Nation对应的正是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
基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概念的特定指向为“中华民族”而不是汉语中“民族”的其他含义,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研究对象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产品及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