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延安文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78。
作者简介：黄念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念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研究。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论稿》等。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纵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主流观念。从观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创作，从“革命文学”对此的理论倡导到延安时期的广泛实践，中国的文艺大众化都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文艺理论家根据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境况做出的本土文化选择。这其中，延安的文艺大众化实践通过中国共产党缜密的宏观与微观权力运作，有效纠正了前此文艺大众化论争中论争主题与内在动机失衡、阶级改造冲动压倒理论或观念建设的弊端，初步实现了政治驯服功能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自我超越的结合，实现了大众文艺理论探讨与大众文艺创作实践的结合，并将其内在批评理念打造为一种影响至今的“方向”型文艺批评范式(这可以从“鲁迅方向”“赵树理方向”对延安文艺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艺批评的巨大影响中见出)，因而延安的文艺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中具有典型意义。
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展开的内在逻辑
近现代以来，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近现代之交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兴起，主要是在“通俗化”意义上来进行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其中，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民说”和“小说界革命”等，试图以通俗文艺来改变传统文艺的面貌，发挥其唤醒民众的社会功能。“五四”时期，对白话文创作的提倡则使“文艺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联系大众的文艺观念基石。二是从“革命文学”兴起到1937年抗战开始，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对象和途径等重要问题展开大众文艺论争。其中，瞿秋白、茅盾等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以及后期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对苏联及日本“普罗”文学的大力宣传，都直接引发了国内文艺理论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与热烈讨论，并开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设中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两极中的重要一极。这其中，又以“左联”的理论声援最为有力。
在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上，“左联”成立后即建立专门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后来成立大众化工作委员会)，把文艺大众化问题列入重要研究议题。在“左联”的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形成了三次声势颇大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直接论争。第一、二次讨论主要集中于1930年～1932年。其中，《大众文艺》以“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和“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为题，《北斗》杂志社以“文学大众化问题”为题，均进行了广泛征文。一大批左翼文艺理论家如鲁迅、瞿秋白、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冯雪峰、周扬等都发表文章，参与了文艺大众化论争，议题涉及到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的关系、文艺大众化与文艺通俗化的关系、“大众化”和“化大众”的关系、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关系等多个文艺理论核心问题。第三次讨论集中于1934年前后，讨论的核心是大众语问题，主要文章有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垢佛的《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徐懋庸的《关于文言文》、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胡愈之的《关于大众语文》、傅东华的《大众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及以后》、樊仲云的《关于大众语的建设》、叶圣陶的《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学》、任白戈的《“大众语”的建设问题》、魏猛克的《普通话与“大众语”》、王任叔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行知的《大众语文运动之路》、高荒的《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黄宾的《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的意见》、闻心的《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胡绳的《文言与新文言》等。当时一些著名的报纸或杂志如《太白》半月刊、《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文学》等都参与大众语论争。第三个阶段是从1937年开始，“文艺大众化”问题转向与救亡主题结合，同时在抗战特殊时期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势下，进一步关注文艺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这一主题迅速与工农兵这一服务对象结合起来，并在延安文艺运动中得到空前成功的实践。
在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后之前，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央苏区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就已蓬勃开展，苏区军民利用传统民歌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工农代表大会上组织了大型文艺演出。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红色中华》亦开辟了各种专栏，登载杂文、纪实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种颇有大众化特色的文艺作品，或批判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面目，或表现苏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为苏区文艺大众化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由于长征的紧迫形势，《红色中华》不得不暂时停刊，直到1937年1月29日在延安改名为《新中华报》后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随着延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与战略总后方，大量文艺人才奔赴延安。在战时救亡与革命情势的现实要求、领袖及其意志(《讲话》)、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选择与价值观调适、系统的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等诸多要素的合力下，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终于蔚成如火如荼的现实，促成了一道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中革命延安、大众延安、文艺延安的靓丽景观，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设也在这道景观中确立了其大众化、民族化的重要两极。
总的来说，延安文艺大众化活动的展开，有其内在发展逻辑。概括地说，从其大众意识的自身发展看，延安工农兵文艺中的大众意识承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大众启蒙理念和“革命文学”的大众解放意识，而更凸现了“大众”的阶级性。从其理论吸收看，它将前此文艺大众化论争中的重要理论收获，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思想、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的文艺大众化须有“政治之力的帮助”的理念、“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进行凝练、融合并作为其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基础，最终由毛泽东在《讲话》中创新性地将新文艺方向提炼为“工农兵”方向。从其具体实践看，延安文艺大众化活动以早期革命苏区的文艺大众化实践经验为借鉴，在战时的延安通过诗歌大众化(如街头诗)、戏剧改革(如旧戏改编)和新文艺推广运动(如新秧歌、新歌剧的“文艺下乡”)等各种文艺大众化实践形式，拓展了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文艺大众化运动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以及知识分子的大众化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