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自律；他律
一、引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是绕不开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文艺理论直接就现代性说了些什么，而是指一种回顾历史的角度。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这四十年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那么清晰，但一些关涉文艺理论的主要经络会更明白，会更容易看清楚我们的文艺理论要的是什么，实际上又得到了什么。
“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据学者们诸多考证，英文“modern”（现代）一词最早源出于公元五世纪时的拉丁文单词“modernus”，这个单词又源自拉丁词“modo”，意思就是“现在”，英语的the present、today、right now等，指的都是这个意思，它最初用在基督教场合，目的是将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古罗马的“往古”区分开。到了1627年，《英语牛津词典》首次收录该词，意思还是指“现在”，但增加了“时尚”的意思，已不拘于宗教的语境，有了更多世俗的含义。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波德莱尔，1863年底他在《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第四篇的标题即是“Modernité”（现代性），对此他还解释说：“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 484-485他这里讲的意思和《英语牛津词典》的意思差不多，现代性指的就是现在、时尚。区别于往昔传统的现在性、当代性，也就是现代性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意思①。
细究起来，现代性的这层基本意思又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时间方面，指的是时光的一去不返，沉湎过去或未来都没用，能占有的只是现在；其次是价值方面，古和今哪个更好总要有个判断，一般都是今胜古；最后是现实方面，提现代性总是有的放矢，有饱满的现实含量，比如现代性所源出的基督教与异教对立语境、波德莱尔谈到的时装等，总是有特定的现实针对性。在我看来，时间、价值、现实是现代性的框架基底，其中现实内涵又极为关键，若无现实所指，时间、价值方面的讨论基本都是文字游戏。
当然，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现代性讨论热潮并不是文字游戏，或者说不都是文字游戏。安东尼·吉登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齐格蒙特·鲍曼等，有个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确定了现代性内含的悖论，虽说他们都看到了现代社会认知或工具理性的作用，看到了它们给人们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然而，这些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他们更关心的是这种理性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特别是精神价值方面的问题，比如技术控制、道德失守、自私自利、精神物化等等。若不是看到这些问题，西方人或许就没有这些讨论。本来，这些都是西方人自家的事情，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若不是80年代初中国思想解放、国门打开，若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推动，现代性概念非但进不到中国，更不会成为中国的问题，成为中国人热议的对象，这从80年代讨论的文章总共不过五十篇上下，90年代激增到六百多篇，新世纪后至今每年几乎都有千余篇的数量{1}，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市场经济给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语境。
但必须应该看到，现代性概念毕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针对的是西方语境下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或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简单理解和应用西方现代性概念，无论是超越亦或背离传统，称颂亦或批判工具理性，都存在着脱离语境的风险。事实上，一旦现代性成为理论的自说自话，别人批判传统，我们也跟着批判，别人说工具理性的不是，我们也跟着呼吁审美现代性，这时就已经不再是风险的问题，而是事实。考虑到这点，既然学习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确是个便捷通道，就应该找一个更契合中国现实语境的西方理论。而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应该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据。第一方面的根据是，马克思确如某些研究者所讲，没用过现代性一词，但是现代性所涉及到的时间、价值、现实三个层面内容他都谈到过，且眼光更为锐利，态度更为决绝，目标更为明确。
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里马克思谈时间的一去不返，借对伊壁鸠鲁的评价讲得最彻底。他说我们真实的生活现象世界总是不断地变换，这个世界的“纯粹形式就是时间”，时间决定了世界的变化，是“本质之火”，而这种变换的火焰最终来自于人，准确地说是人的感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2] 52-53。以时间对抗空间，以偶然对抗必然，以感性对抗理性，透露出的是马克思借时间流动冲破一切成规堤坝的哲学诉求。可以说马克思这时候还没有完全离开黑格尔“自我意识”阴影的笼罩，也可以说这里的感性并未挣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至少有一点为他终生守持，那就是他不相信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他对自由的最初释义，当然也是现代性的标识之一。后来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 34-35。话针对的虽是资本社会的特殊境遇，却也是人类历史演变的常态。
马克思对这种常态的描述里面也内含价值维度。随时间而走，今胜于古，这是马克思自然而然的结论。所以古希腊神话纵然令他心醉神迷，但他从未沉醉于伤感的怀旧，而宁肯选择巴尔扎克之类冷峻的现实主义。为了同传统的“缺陷”、“不中用”的“过去诀别”，他甚至主张“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4] 6。其实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说要整个消灭传统，隔断与传统的联系，比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中就多次肯定资产阶级在解放生产力、强化人的本质力量等方面“非常革命的作用”[3] 33，他绝不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现在”的总体肯定态度。
肯定现在，是因为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胜过一切。他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5] 500，不是说说而已，终其一生，他也是这么做的{2}。如果说1841年的博士论文以感性现象冲击理性壁垒，多是一种抽象思辨，这毕竟是篇哲学论文；那么，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讲当时德国现代性的匮乏与缺陷，认为“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4] 203，《手稿》谈现代工业资本对封建地租的吞食，抨击其异化劳动对人的伤害，1848年《共产党宣言》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解放，昭示其必亡的命运，后来一系列经济学著作探索资本运作的规则等等，无不直指现实中的问题，以求对世界的改变。在发现欧洲社会向现代转变的规律不是完全能适合东方后，马克思也绝不会固守己见，而是多方索取俄罗斯和印度的历史资料，调整或修正自己的结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考的现实针对性。
除了上述现代性的一般内涵，更重要的第二方面根据来自于中国国情。所有人都清楚，中国现在的要务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夯实国力，没这个基础均为妄谈。而在所有西方现代性理论家中，马克思是最看重经济问题的一位，经济性的物质生产实践不单是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更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 531。当然，马克思针对的不是抽象的经济，而主要是资本生产的经济，决定这种经济发展的，是空前爆发的生产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犀利异常的简洁笔触，深刻勾画出这种生产力所创造出的巨大文明成就。他说：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 36
若想发展经济，必须释放生产力。对此，马克思毫不怀疑。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获取这种生产力必然是有代价的，或者说是必然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概约有四个方面：
其一是冰冷的利害关系。这一点关乎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力量，因为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 33-34。各种职业包括学者和诗人都成了雇佣劳动者；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破，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
其二是渎神。在资本社会，由于生产要不断变革，结果“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 34-35。社会状况和精神观念的稳定本是人们安全感的来源，但在资本社会中，这些都将会被动荡和变化所替代，必然让位于偶然，权威分解为多元。
其三是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全球化。由于产品销路的需要和生产工具及交通的保障，世界市场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它会“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会“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3] 35-36。
其四是异化。前三个方面很难用好坏来评断，它们只是生产力背后科学或工具理性的必然结果与事实，只有异化才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披露的真正代价：劳动产品不是自己的，劳动本身成为负担，仅为动物般维持生存的手段，从而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对立[7] 156-169。基于上述判断，马克思才提出共产主义设想，试图通过阶级斗争途径，清除资本社会给人带来的伤害。
究其实质，现代性文化的四个特点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倾覆传统价值理性的结果，其所产生的问题即是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实际上面对的问题，当然也是文艺理论应该思考的问题。借马克思这种现代性观念来考察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路程，可以1990年为界，简单分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时期，前者主要表现出对价值理性的强烈诉求，后者更多体现的则是对工具理性的矛盾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