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与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项目编号：11AZD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季水河，季念，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季水河(1954- )，四川邻水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季念(1982- )，四川达州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传播学研究。
纵观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学术界使用的与现实主义相关的理论范畴，还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争鸣，亦或文学批评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都深深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影响，回荡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声音。
一、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提供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实”“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模糊概念逐渐退出了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理论论著和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文学理论范畴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
(一)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典型人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又称典型。典型作为文学理论术语最早出现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在评论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时指出，欧仁·苏笔下的阿拉斯塔西娅·皮普勒太太是“巴黎看门女人的典型”①。这里所说的典型，更多的是一种代表性，即皮普勒太太体现了所有巴黎看门女人的共同特点，是她们中的代表。1885年，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评价她的小说《旧与新》时，再次使用了“典型”一词。恩格斯说，对盐场工人的生活和维也纳社交界“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平素的和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②。这里的典型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指独特个性与高度概括性相统一的文学人物形象。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在继续使用典型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典型人物概念：“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③。这里的典型人物，主要指文学作品里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的典型人物概念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由于翻译上的不同表达，典型人物在中国文论中有三种称谓：典型、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在中国现代，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典型人物概念的是胡风，紧随其后的是周扬。1935年，胡风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中讨论了什么是文学典型。他说：“所谓‘文学的典型’”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也不是作者凭空的假造。实际上存在的人物是，虽然和他们相似，然而却没有他们那么完整，性格没有他们那么明显或凸出。作者为了写出一个特征的人物，得先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的群体里面取出各样人物底个别的特点——本质的阶层的特征，习惯，趣味，体态，信仰，行动，言语等，把这些特点抽象出来，再具体化在一个人物里面，这就成为一个典型了”④。胡风关于文学典型的论述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文学典型来自生活但不等于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比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更完整，性格更突出；第二，文学典型集中了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物的特点，并将这些具体化到了一个人物身上。胡风重点论述了文学典型的创造方法及典型的群体性特征。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典型观。他说：典型人物“具有某一特定的时代，某一特定的社会群所共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异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的个别的风貌”⑤。周扬更侧重于考察典型的时代性、群体性和个性化特征，认为典型是特定时代的文学形象，具有社会中同类人物的共有特性，但也有异于群体的个别风貌。40年代，对典型人物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冯雪峰和蔡仪。1940年，冯雪峰写了《论典型的创造》，全面论述了典型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典型人物创造的具体过程、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⑥1942年，蔡仪出版的《新艺术论》第五章“典型”，考察了现实典型与艺术典型的区别、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正典型与负典型的不同价值。相比30年代，40年代的典型人物研究更具体、更全面。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人物理论走向了普及，特别是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几乎到了无书不谈典型人物的程度。
(二)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是一个与典型人物相关的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注重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探讨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性。1878年，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表达了与马克思相似的观点，特别突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性。但是，针对文艺作品中人与环境关系明确提出典型环境概念的，是1888年恩格斯的《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一文。至此，典型环境才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专门术语。瞿秋白与胡风1934年将典型环境概念引入中国，随后被广泛使用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引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使用了典型环境。然而，周扬仅是引用了这个概念却没有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1940年，冯雪峰在《论典型的创造》中这样解释典型环境：它是“社会的，世界的，历史的矛盾的斗争”，“生活的历史的实践”。⑦1942年，蔡仪在《新艺术论》第五章第二节中专门论述了“典型的性格与典型的环境”，认为典型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地说，典型环境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具体社会环境；广义地说，典型环境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社会发展情势。在新中国成立前，蔡仪是对典型环境的解释、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关系的论述最全面和最辩证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公开出版的文学理论论著中，霍松林1957年出版的《文艺学概论》第三章第二节即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引用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论述后，对典型环境作了这样的界定：“简单地说，典型环境是指一定的历史时代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在具体作品中，就体现在那总的形势下最足以造成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驱使他行动的一些社会关系和人物上面。”⑧霍松林对典型环境的论述，突出了典型环境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50年代末至80年代所出版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教材，只要涉及典型问题的差不多都会谈论典型环境。直到90年代，这种趋势才有所减弱。
(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中的一个现成命题，而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们根据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信中评价巴尔扎克的那段话概括出来的。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但他却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经常毫不掩饰赞赏的唯一一批人却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最早将恩格斯的观点看成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的是瞿秋白。1933年，瞿秋白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归纳了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虽然同情于保王党，然而他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⑨，虽然瞿秋白没有明确将恩格斯的论述命名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但他已明确指出恩格斯所论述的是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将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那段话概括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命题的是周扬。1936年，他在《文学》上发表的《现实主义试论》中指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是他所属的社会层的主观的利害和现实性的客观倾向之间的矛盾的反映。这矛盾并不是永久的，它将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假如说以前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家违反了自己的世界观，达到了现实之正确的表现，那末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借我们的世界观之助给与现实更正确的表现的”⑩。周扬的论述强调了两点：第一，巴尔扎克时代，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具有矛盾性；第二，新的时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矛盾已经解决，作家的世界观能帮助现实主义创作者正确地表现现实。周扬的论述发表以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走向：一种走向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矛盾说，另一种走向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统一说。
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说，主要表现在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论中。一些人认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个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一个是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他们都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作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的表现：或是作家世界观自身的矛盾：“大多数古典作家的世界观总是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不仅在他们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宗教观点、伦理观点和美学观点之间，会有不一致的情况，即使这些观点本身，也常常是进步的因素和落后、反动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例如，列甫·托尔斯泰的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他的文艺观点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在政治上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但又反对暴力革命而提倡宗教。这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所造成的”(11)。或是世界观与创作实践(创作方法)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写出了世界文学第一等作品”。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他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但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12)这是因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向下看”的精神，从而使他们“正视现实、深入现实，保证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又推动了他们的感受世界的扩大和深入，变成了他们寻求美学立场的力量”(13)；从而“使作家的世界观从实践中得到提高，并改正世界观中的错误部分，这正是创作方法对世界观的能动作用的表现”(14)。
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统一说，主要体现在对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应当如此”的言说中。部分学者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统一、思想与艺术的一致，不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蔡仪1942年出版的《新艺术论》，在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认识上延续了周扬的统一说。他指出，由于“现实主义源于唯物论”，因此，在现实主义艺术家眼里，“艺术是对于客观现实的从现象到本质的一种认识。这就是说，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认识，而认识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和唯物论的反映论是一致的”(1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一致的。从哲学层面看，“文学创作是一种意识活动，是受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对一个作家来说，主要取决于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导创作”；“否认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不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理”。(16)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说和统一说，都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某一方面的表现：矛盾说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特殊现象，唯心的世界观、落后的世界观也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统一说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一般联系，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唯物的世界观、先进的世界观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矛盾说和统一说都存在一定的偏颇：矛盾说过分强调特殊而忽视一般，没有看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具有一致性，更没有看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有时是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甚至与文学创作中情与理的冲突、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文学作品中形象大于思想都有关联；统一说过分强调一般而忽视特殊，没有看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并非单向的直线的联系，更没有看到创作方法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相互作用性、作家选择创作方法的灵活性，同一世界观的作家可能选择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世界观的作家可能选择同一创作方法，甚至同一世界观的同一作家也可能选择多种创作方法。
(四)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告诫拉萨尔说：作者应该“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应该“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7)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强调，文学中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18)。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就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两段话概况为文学倾向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现实主义理论范畴。1936年，周扬在他的《现实主义试论》中，将其表述为：“把广大的思想上的世界观和最高度的丰富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19)；同年，胡风出版的《文学与生活》一书，将其表述为：“文艺上所表现的真理或真实是必须通过‘形象化’‘个性化’的过程的”(20)。进入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倾向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表达趋于明确。1940年，冯雪峰发表的《文艺与政论》一文，不仅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文艺倾向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论述，而且明确提出文艺的政治倾向应该艺术化地加以表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要求革命文艺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1)。这三个统一归结为一点，就是倾向性与艺术性统一。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表达走向了定型化。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倾向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其内涵已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理论家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或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替换了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虽然内容和思想中包含倾向，但内容和思想却远比倾向宽泛。这种替换和变异，既有中国文艺理论家表达习惯的因素；又受到中国现代社会对文艺功能要求扩大化的影响，认为内容和思想远比倾向含义丰富、功能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