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左翼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文化/鲁迅/瞿秋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传统文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影响”(16BZW003)。
作者简介：泓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上世纪70年代，斯洛伐克学者玛利安·高利克出版了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该书以人物为中心展开论述，共12章，所选的17位批评家中，除了胡适、周作人、梁实秋外全部是左翼批评家或中共领导人。然而，这本书与之前、之后中国国内出版的几部涉及左翼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发生与发展状况的学术著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十分具体地分析了许多人所持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观念，并突出强调了这些传统观念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立场与观点时所发生的影响。比如，书中指出，要了解创造社前期郭沬若的“艺术天才”的观念，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庄子，郭沫若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转变，是因为“他从自己的批评准则中剔除了道家观念滋养的因素”，“发展了那些存在于传统的儒家观念中的因素”；创造社最重要的理论家成仿吾的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最为接近；而对太阳社的核心人物蒋光慈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侠思想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正是游侠精神的影响使蒋光慈“保持着一种个人的自由、独立不倚的精神，刚直不阿和正义感”，使得他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始终是一个异类，并最终被排斥出革命的队伍。该书还认为，瞿秋白接受了佛教的一些观点，使其对社会不公平的认识十分敏感。早年的瞿秋白曾努力想在佛教中“发现妙法，以拯救可怜的同胞，争做人类的救星”，这种来自佛教的对众生的同情心，与他最终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而且，瞿秋白对于俄国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的偏爱，也与这一思想背景有关，“关于菩萨的理想，年轻的瞿秋白主要是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和理论著作中试图找到它的替身”。①这种学术视角，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一直都是比较缺乏的。
对于左翼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最早的著作当属李何林先生于1940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九一七——一九三七》。该书把新文化运作为起点，但从第二编起，便以左翼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为主线展开论述，其重点分析的文学批评家与高利克的著作所涉及的人物高度重合，只是结束的时间点稍晚。书中第一次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主要的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介绍，并对影响比较大的几次论争进行了回顾。然而，在涉及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观念与理论立场的来源时，该书强调最多的是来自国外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同一时期在苏联、日本流行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
李何林所采取的思路，对后来国内的左翼文学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艾晓明在199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以大量史料论及1923年苏俄文艺论战与之后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关系、创造社的后期转变与日本“福本主义”的关系、太阳社的革命文学主张与日本“新写实主义”的关系、1930年代苏联的“拉普”及演变与中国“左联”的关系等等。但是，该书始终没有涉及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文学观念对国内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是否产生了影响这一问题。另一本由林伟民完成于本世纪初的左翼文学思想研究著作《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在探析左翼文学思想的成因时，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时代的激荡、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中共的文艺方针等方面，虽然在“知识精英的民族危机感和时代使命感”的题目下，也论及“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关联，但论述十分简略，且流于泛泛而论，没有结合理论家个人的实际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说明。
中外学者在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所表现出来的上述差异是颇有意味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求异思维，而在求异思维的引导下，西方学者所发现的左翼文学思潮中的“中国元素”，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却常常是被遮蔽的，这不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认识与完整理解。
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引入中国的，其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阶段与水平；中国学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途径；学者本人希望借助这一理论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本土原有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之初，虽然中国文学已经经历了晚清与“五四”的变革，但是传统文学观念仍然保有自己的影响力。两个理论体系之间既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传统文学观念也是许多人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前见”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建构、改造、传播、接受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传播与发展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与复杂现象时，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这一视角与其他解释角度结合起来考察，会更切近理论生成与传播的原始语境，有时候甚至会让问题豁然开朗。
实际上，对后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第一代理论家中，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郑伯奇、茅盾、成仿吾、瞿秋白、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胡风、冯雪峰等人，都出生在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最初的两三年时间内。也就是说，他们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以儒家经典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
下表是上文提到的13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理论家的生卒年份、家庭出身及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大致情况：
上表所列13人中，有12人接受过私塾教育或是由有旧学背景的家庭成员实施的传统教育，其中时间长的如陈独秀达到12年，鲁迅、郭沫若达到10年。陈独秀在赴日前，鲁迅在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前，没有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经历；郭沫若、毛泽东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或者说以私塾教育代替了小学阶段的教育，之后直接进入中学；成仿吾、蒋光慈、胡风三人则在接受了私塾教育之后，直接进入高级小学。在这13人中，胡风完成中学教育时间最晚(1925年)，其他人完成中学教育的时间都在1920年以前。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小学“国文”改“国语”，教科书改为白话文是在1920年，中学国语课的改革则是在此之后两三年才开始推行的，改革的措施包括将“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白话文学作品编入“国语”课文当中。也就是说，除华侨出身且在日本读中、小学的冯乃超外，其余的人，虽然有些人的中小学教育也是在“洋学堂”中进行的，但在晚清民初的“洋学堂”里，也只是简单接触到了多数私塾教育不能提供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十分初级的西方语言教育，其中文教育与中国文化的教育仍是以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接受，特别是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的接受为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学习的内容甚至是方法与私塾教育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从年龄上看，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最小的冯雪峰也已经15岁。他们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初的学术知识根底及文化信仰，其中有些人甚至受过很严格的传统学术方法训练，具有很专业的传统学术素养；有些人则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浸淫颇深，养成了浓重的传统文人的性格与艺术趣味。以年龄最长的陈独秀而论，他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成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与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核心人物在青年人当中树立起来的威望有直接关系；而陈独秀之所以能借主编《新青年》，组织起一帮同人，发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则与他北大文科学长的特殊地位有关。陈独秀是被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力邀，才出掌北大文科的。一个不学无术，尤其是没有传统学术根底的人，不可能成为蔡元培眼中的北大文科学长人选。据说，面对当时北大一些人对陈独秀这一人选的质疑，蔡元培曾经出面为其辩护，理由就是他精通音韵训诂，学有专长。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