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精神/文艺市场/人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批准号：12AZW001)；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课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石，暨南大学文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而从2014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来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同样是紧密地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来阐发的，他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艺思想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从时代的发展变化出发，通过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主流价值内涵，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价值、文艺的标准、文艺的组织、文艺的管理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文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的文化批判性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教化功能。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相当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甚至受极左思潮影响一度走向极端政治化、口号化、教条化的错误发展方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理清了文艺和政治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正确的文艺发展路线并重新走上正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发展成熟，为更具有时代性、系统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整体来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密切关联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②可以看出，习近平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确立文艺的时代功能以及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
从历史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习近平首先提出来的，毋宁说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热切想要实现的共同理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涉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命题。而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承担的是团结人民群众共同抗日，进而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这必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逐渐成为一个时代命题。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文艺应该通过描写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推动广大群众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活动。③2001年，江泽民在《第六次中国作家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肩负着重大的职责。”④首次将文艺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结合起来。2006年，胡锦涛在《第七次中国作家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一大批优秀文艺家，期待着出现一大批精品力作。”⑤这次讲话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复兴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在这个阶段，文艺应该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识，但两者之间更为具体的逻辑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具体阐明。
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⑥习近平不仅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兴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而且这种强调是建立在新的时代形势和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的。
一方面，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以一种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关系。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⑦事实上，雅斯贝尔斯出版于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语境，他以一种新的历史视角将中国与印度两大古代东方文明放置到与西方古代文明同等地位进行考察，是因为当时欧洲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文化危机中，雅斯贝尔斯试图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思维，通过追溯人类文明的共同起源，并重新审视欧洲在世界秩序当中的位置，进而以整体性视野来思考如何重构更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秩序。正如雅斯贝尔斯提到，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基本“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⑧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都离不开轴心期思想所提供的精神动力，因此，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具有了各自的独特性。尽管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和雅斯贝斯当时所处的西方历史语境是不同的，但是习近平对“轴心时代”的提及，对于我们如何用一种多元的、世界性的视野来审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排斥性的、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一种多元对话的关系。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艺术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奋斗事业中，通过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传统。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外可以增强感召力，对内则可以增加凝聚力。习近平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⑩习近平的这三段论述构成了“国家社会实践—文化创新创造—文学艺术创造”的逻辑演进，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二、揭示了文艺对塑造中华民族灵魂、中国精神的作用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另一重要创新在于其清晰地讲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与中国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12)，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归根结底就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再进一步看，习近平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3)，因此，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回归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以载道”与“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道”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文以载道”中的“道”是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人文伦理，而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不仅需要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同时还离不开在党和人民伟大？？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多种文化传统的涵养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够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经由文艺的创造凝聚成为真正的“中国精神”。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如此重要？为何习近平要多次强调文艺创作必须要展现中国精神？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新的社会现实基础上谈的。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正是立足于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历史变革与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分化现实。正如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4)这段话十分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速变革与转型，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冲击，既导致了以往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文化观念日趋多元，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道德失序、文化无根现象的发生。因此，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现代化转型与变革中，重新建立一套稳定而普遍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规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普遍价值的重建必定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实践过程。2006年3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2011年10月，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15)。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十二个词，总体概括为“三个倡导”，即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6)习近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文艺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因此，习近平不仅强调“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7)，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出来。从形式上看，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意识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同时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18)，也就是说，文艺创作应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感性的艺术形式；从具体的功能上看，文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一方面在引导人民追求真善美价值观的过程中逐渐重建起社会普遍的道德基础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呈现出真正具有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这正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