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批评生态/和谐/建设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编号：16WX04)；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作者简介：詹艾斌(1971- )，男，江西都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随着生态学意识的日益深入，文学批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从学科发展自身来看，这当然主要是研究者们对当代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其应然发展状态问题进行积极思考的表现。2010年11月，由湖北省文艺学学会、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批评生态”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这一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反映。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地域文学批评及其生态”等话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然，当代文学批评生态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它需要因应时代性的特定文化境遇以及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应有方向，而关于这一建构的理论资源问题的探索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当下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对象。基于这种思考，在此，我们主要从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简要阐释出发，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方向，就文学批评生态的当下建设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核心指向
与当前众多学者的研究观念存在较为显著差异的是，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这一问题的探讨上，笔者倾向于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以及他们对这一状况的基本关注出发，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总体性的审视中来看待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以之为基础，结合其学说的根本质地与指向来突出和重点把握其相关重要文献与理论形态中的生态思想论述的局部体现，再在此前提下，概括和提炼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
检视和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关注其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包括德国社会状况是必要的，它为我们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基础。18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如同恩格斯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日益严峻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凸显并不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就不存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清醒地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第4卷，P383)马克思自己也表现出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第1卷，P225)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明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状况有着清醒的批判性认识。由是，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出发去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就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了；我们明白，其实，它也是一个贯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研究者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呈现出阶段性、上升性发展态势；同样地，其生态思想也随着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升华。很显然，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事实。总的来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存在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经验层面的生态思想；第二阶段表现为哲学层面的生态思想；而到晚年，则出现了生态研究的经济学转向。在这一思想发展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无疑是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变化，也就是从哲学层面到经济学层面的转向。这反映出马克思自然观的一种回归，也就是从理论而实践、从抽象而具体的回归，体现出其观念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转换。发生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无疑还是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建构未来社会形态这一根本性的需要。[3](P77)确实，如同其思想整体一样，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是发展着的，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和内在的逻辑进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共产党宣言》，直至其光辉巨著《资本论》和晚年的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将自然概念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对于自然的考察自觉地置放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中，在这里，他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问题，赋予了“自然”概念以“社会—历史”的性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与根本意向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一论述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P81)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强化，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当然，即使如此，马克思也并不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可以同社会历史分割开来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对于自然界的研究已经被整合进其关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之中去了。由是，在唯物史观视野内，马克思明确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中来讨论自然的异化问题，将自然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探讨的结果也就历史性地找到了导致自然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性根源，即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才引发了所有的生态问题。这既是对引致生态问题的“秘密”以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客观规律的发现，也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变革方案。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唯物史观的确立是马克思的杰出贡献，把握住了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意蕴，也就无可置疑并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理解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如我们在前文明确揭示出的，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变革方案的寻找和确立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根本目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其中，和谐是其根本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和谐。而且，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和谐，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也是自然延伸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确立之中。得出这个结论，来自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性理解——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突出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其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其实，这与实现人的解放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前提。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自然界已经不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了，而是被综合进了社会历史这个总体性概念之中。[5](P478)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和谐旨趣的深刻意义，它是体现出丰富辩证智慧的在人本性基础之上的和谐。
二、和谐文化与当代文化强国建设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指向是和谐，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和谐是一种文化的价值诉求，当然也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根本旨趣。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这一和谐精神，培育和发展和谐文化；无疑，这一文化发展方向的确立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6](P21-2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需要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十八大报告也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7](p25)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建构和谐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从文化建设层面来检视，我们可以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必然地为民族团结与进步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能够有力地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高度重视和谐文化建设，以之引导全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强化思想道德素质，大力营构和谐精神。
(一)什么是“和谐文化”？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各有不同，也就有了广义与狭义的和谐文化之分。广义上的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价值观、和谐精神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狭义的和谐文化则无疑是特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我们能够明白，和谐，其实质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处于一种非冲突的协和状态，甚至是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而文化，就其哲学意义上说，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总括地讲，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形态，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传统。或者如同有研究者指出的，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以崇尚和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P100)
由上，可以确认，和谐文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协调发展。其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追求平等，坚持人与人和谐相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优势互补、共同进步，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与自然协和统一，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也就可以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密切，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和谐文化必然是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相统一的文化。
从本质上来说，和谐文化也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既然如此，和谐文化也就必然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性质，由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和谐文化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化，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等理念遥相呼应。其所有的这些功能和性质对当代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二)和谐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和谐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有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和文化自信，从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和谐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维，更与当前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因而能够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一，和谐文化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谐文化崇尚“和谐”理念，尤为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和谐。其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颇为一致的，由是，可望形成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而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其二，和谐文化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变传统的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的生产方式。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无疑容易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是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的。因此，当前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那就是需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谐文化遵循“和合”思维，尊重自然规律，其致力于构造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其三，和谐文化有利于加强个人自身建设，使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谐文化对劳动者的信念、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有利于劳动者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是当代文化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基本体现。
同时，和谐文化还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较大，但追求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显然是一种国家愿望，而和谐文化的构建对于存在差异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却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各民族文化来说，和谐文化是文化的主流形态，它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规范和协调，还是一种凝聚和激励。以此而言，构建和谐文化，必然能够深层次形成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和谐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自强、自信，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实质性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的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10]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深刻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诚哉斯言，文化自信来自于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化形态价值的充分认同和坚持。当代中国文化形态从民族文化传统发展而来，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特质。在当前的多极世界，和谐文化本身就存在一种博大的格局，它具有引领文化发展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坚信和肯定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样也没有理由不肯定和认同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其对于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意义是深远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文学批评和谐生态的当下建构
当代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谐是当代文化的根本性价值诉求，当代文学批评同样需要追求和谐，换句话说，在当下，我们需要追求和谐的批评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都提到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工作，而期望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无法回避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生态问题的理性审视及其和谐形态的自觉建构。当然，批评生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基于当代文学批评良性发展的需要与愿望，我们又可以明确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持续深入探讨的重要学术话题。
其实，如上已然局部指出的，和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根本性的精神表达、价值表达，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充盈着和谐精神。《尚书·舜典》中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1](P131)
这一“神人以和”命题奠定了以“和”为美的中国古典美学理想乃至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理想的基本模式，尽管“和”的具体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表现各有差异，但和谐旨趣显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12](P10)吴经熊先生这样指出：中国儒家、道家和释家(尤以禅宗为最重要)这三大哲学主流，全部洋溢着“悦乐”的精神。“虽然其所乐各有不同，可是他们一贯的精神，却不外‘悦乐’两字。一般说来，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由此可见，和谐实在是儒家、道家和禅宗三家悦乐精神的核心。和谐原是音乐的用语，有和谐就有悦乐，《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也就是这个意思。”[13](p1)既然把和谐视为中国三大主流哲学悦乐精神的核心，这也就显豁地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根本主旨就在于和谐。
在当下批评生态建构问题上，我们无疑需要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土壤——土壤是民族文化的孕育者及其健康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出发，追求批评生态的和谐。其实，把对当前文化建设的考量作为问题探讨的起点，我们也同样能够充分认识到，需要大力营构当下文学批评的和谐生态；文学批评的和谐生态的确立有利于当代文化建设，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首先却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的是，当下的文学批评生态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失衡局面。这也就决定着，我们对当下和谐批评生态的建设问题的探讨必须要从对这一基本批评事实的关注和判断开始。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和谐批评生态的当下建构具备了可能。
以文学批评实践作为问题考察的中心环节，那么，概括地讲，当前文学批评生态的失衡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创作与批评之间的不协调，也就是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者的批评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甚至是对立倾向。19世纪俄国批评家、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似乎只能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境况下，自诩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瞧不起批评家，也怀疑批评家的理论水平，他们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创造者，甚至还有“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现象的出现；在批评家方面，凌驾于作家之上、颐指气使的有之，操控生涩的术语、概念而对文本批评自身却无甚益处的有之，无力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文学现实进行宏观、合理认识从而也就难以开展真正有价值的批评实践的更是大有人在。无可置疑的是，这种创作与批评之间的隔离、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非正常症候严重影响着文学批评良好生态的形成。其二，批评自身的失衡。这主要是指当前的文学批评处于一种多元甚至是混乱的状况之中，“棒杀”、“捧杀”、假话、套话、空话等成为了一大批自称为批评家的人的基本话语模式；一句话，在这个很多人认为“不容易把道理讲明白”的时代，文学批评实践丧失了应有的尺度与标准。因而，这种“失衡”也可以称之为“失范”，也就是文学批评实践没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信念与理想指向。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批评模态的充斥严重挤压了有原则、有真情实感、追求真善美价值的批评实践的正常开展与生存发展空间。自然，它的加剧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批评相对主义的无边蔓延，这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良好生态的建立是极具破坏力的。其三，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之间的疏离和脱节。一方面，从批评实践出发，据此确立必要的进行批评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这原本理应成为批评家的基本素养及其工作开展的应然方向，然而，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当下事实是，少有批评家具备这样的理论品格，也缺乏这样的理论诉求，这自然也就难以保证其批评实践的质量；另一方面，不少批评理论研究者并没有丰富的批评实践经验，甚至还表现出对批评实践的极度漠视，这样，批评理论建构的“去”经验化倾向就成为了他们的研究常态。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一个批评家、理论家如果缺乏甚至是丧失了应有的文学认知和批评实践的基础，而是抽象地去谈论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问题，那么，一个毋庸置疑的结果就是，其理论建构不可避免地将出现对于文学本身以及社会现实的严重偏离倾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之间的疏离和脱节问题，因为，它也是无益于文学批评良好生态的当下建设的。
当前的文学批评如何从这种境况中突围出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的这种“失衡”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借鉴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神指向，致力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中的人的建设，营构文学批评的和谐生态。
与以上的分析与判断方式相对应的是，首先，我们需要追求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和谐，很显然，这在根本上指的其实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生成。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健康互动有赖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认同，有赖于批评家自身素养的提高和真正的批评精神的确立，也有赖于作家坦然接受文学批评的气度的养成。据报道，在一次研讨会上，广东作家吕雷首次见到陕西评论家李星，自我介绍之后他态度诚恳地说：“我看到了您在某报上对我作品的批评，对我很有启发。”事后，李星很有感触：“那篇评论其实挺尖锐地指出了作品的一些不足，却万想不到作家如此地诚恳与坦荡！”[14]在当下，我们无疑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作家与批评家，也需要更多地看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这样的本质上的、健康的“和谐”局面。其次，关注和建设文学批评自身的和谐。文学批评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学评价，评价是需要标准的，而标准的确立又是需要有共识的，这样，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时代语境下的有效性。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当代批评家、理论家自觉并积极寻求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尺度，并在这一具有更大共识的根本尺度的确立中形成必要的批评家共同体。这样的批评家共同体或在这一共同体中的批评家个体能够充分认识到当代社会生活、物质生产对人的意识生成乃至广泛的社会心理的形成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清醒而坚韧地开展颇具韵致和格局的批评实践，这可以有效避免文学批评实践“被时代裹挟而去”的尴尬，而顽强且富于力量地铸造文学批评的坚硬质地。这是和谐的批评生态建构所需要的。最后，追求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之间的和谐。这一问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之间的和谐，但更为根本的也起着相当重要的内在推动作用的还是批评家个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二者之间的和谐。其实，这也是一个关涉到批评家个人发展的问题。时代需要高质量的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中更好地发挥和实现其主体性，这样，其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与理论建构也就自然能够获得双向而又一体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明白，更多的能够合理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并积极致力于批评理论建构的批评家的出现是当代和谐批评生态形成的有效保障。
在上文论及的所有环节中，人的建设无疑是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确立明确和谐批评生态建构的人本立场。其实，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人本性。或者说，从人出发，从人的利益诉求出发，是马克思生态思想表达的首要问题。他就是这样从主体出发去研究和阐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甚至还可以说，从人出发，从主体出发，是马克思所有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的根本特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头，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第1卷，p54)还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第1卷，P57)人、人的建设，需要成为当前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当然也是和谐批评生态建构的出发点。批评是为了人，是为了现实的人的发展。当代作家和批评家都需要充分而明确认识到文学批评的这一根本指向，并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构具有丰富辩证智慧的在人本性基础之上的和谐批评生态。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和谐批评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时代性的和谐文化、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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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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