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关键词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论 话语体系 中国化
作者简介：金永兵，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5）。
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进行关键词研究不是一次对文论话语的简单梳理，而是对话语的移植和再生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通过切入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把握以此概念为“纽结”引申出的众多理论范畴或者说“范畴群”。这种研究方法所要呈现出的话语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身架构特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对实践性、革命性的强调，以及经典作家论述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发性，其在形态上并不是一种强调“绝对体系”化的理论。即使对于体系化、哲学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问题也依然存在，因为这种体系化和哲学化往往其背后存在着对两种或多种哲学体系的融合，这样一来，这些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张力往往又被我们所忽视，这一方面影响了理论的自洽性，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其实践效力。本文试图打开的正是一种进入此类问题的方法，从体系结构的“纽结”上来试图寻找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及其特征相适宜的建构路径。
一 关键词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
对任何一种理论的展开与阐释与都离不开理论“关键词”或者说范式的指引。它们既是在学术共同体中确定性共识的象征，又是问题意识的体现，正如库恩在对“范式”做出定位时说的那样：“它们的成就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2]。如果将一种文学理论视为一个思想的总体场域，那么一个又一个关键词则正是这片话语宇宙中的恒星，以其引力和相互之间的持续作用将一个又一个概念和命题统摄在自己周围，共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星丛”。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个“星丛”来说，其中每一个问题域都有作为其引力核心的理论内核，正是围绕着“意识形态”、“反映”、“人民文学”等关键词，理论家们才获得在理论场域进行构建、阐释、批判、解构、创新等活动的可能性。“关键词”使理论具有了形体，使其避免化作空泛的意识之流。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来说，其显在的力量和潜在的症结也或迸发或蕴藏在这些“关键词”之中。
“关键词研究”以其包含的诸多方法与问题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方式。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就是把握了文学的时代脉搏，把握了开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当代可能的钥匙，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富有时代特征的梳理与激活，这也是一种理论创新，从陈旧的理论研究范式中突围，一扫文艺理论的衰颓之气的有力武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把握了那些仍然具有活力的关键词，就是把握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生命和前进的方向。当理论之海上的航灯渐趋暗淡之时，“关键词研究”是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点亮灯塔以驱散迷雾的理论尝试，也是实践本身的需要和理论自身的逻辑所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家们提出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中应用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能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理论群”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进行总体把握与界定，进而建构一种能够统摄该话语体系的元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思想与话语自从19世纪的欧洲的特定社会历史和思想氛围中萌生、延展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布、不断衍生，与种种形异而旨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相伴生、与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相结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星群。这种多元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不再仅仅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内部梳理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有关如何对“理论群”进行把握的元理论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把握往往陷入两种困境之中，其一是绝对的本质主义，其二是绝对的多元主义。
对于前者而言，论者往往尝试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某种唯一的核心特征，所有具有这种特征的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而所有不包含此类特征的理论即便它们或许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被囊括其中。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持有此种方法的理论家之间并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互相将对方驱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然而事实却是，那些被他们驱逐在外的理论依然不可能被剥夺“马克思主义”之名，而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继续共存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场域之中。
对于后者而言，以“多”带“一”的理论家们往往坚称并没有一种能够被绝对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此便衍生出了一种“多元马克思主义”。然而，无论是否多元，“马克思主义”依然处于中心语的位置上，换言之，即便是那些绝对的多元主义者，他们也必须要判断某种理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明确的定义而使得这些理论可以共存于同一框架之下。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发现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必须能够打破原有的那种框架式、体系式的研究模式。如果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星丛”式的“理论群”，那么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就必须与之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在此意义上，关键词研究便是其中一种极富潜力的研究范式。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中应用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同时，开启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理论研究模式进行变革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本身的建构依赖于范式改革和术语革命。正是通过关键词研究的方式，我们从方法论上获得了一种进行界定的可能性。关键词研究接近一种“神经元”式的互动，诸多神经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赖于各种其他因素的触发，这种触发的可能性既与神经元本身的构造有关，又与外部刺激的形式和强度有关，这种触发既有其共时层面又有其历时的层面。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将被从理论的建构层面上被同时赋予理论性和历史性，而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鸿沟也将被以一种生成论打破。在这种研究范式下，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静态的体系，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的理论生成方式。
不同于形而上学理论中出现的那种以某一概念为基础来建立理论体系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尽力回避那种以某一抽象概念为旨归的研究方法，它总是试图将理论的目标建立在对实践问题的解决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成，其本身就不经由从“概念”到“概念体系”的路径。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问题优先于体系，或者按另一种说法来说便是，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哲学，因此这种解决便往往不是一种“绝对体系”化的解决，而是一种从“概念”直达“问题”的实践解决。而这一过程完成之后，依靠那种以“扬弃”为基础的辩证法，这种生成过程又将不断重复自身、发展自身。而这种生成模式必然导致一种体系化的困难，因为从理论的发展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非一种从单一理念出发的线性的展开，而是一种多点开花式的辐射，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着众多的生发点，而这些生发点之间可能存在着关联，也可能其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地密切。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以一种同样多点开花式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如果我们反之将其勉强地塞入一个线性的框架之中，反而可能导致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化。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中应用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能以“关键词”为勾连点，实现对“原子化”的概念研究进行批判，在理论细化的同时避免理论有机性和现实性的缺失。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思想与实践的话语绝非仅仅指向现实本身，还在其生成与作用的过程之中与种种其他理论话语和社会话语有着极为丰富的缠斗、交织、冲突、互补等等复杂的关系。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孤立为概念工具的理论研究，究其根源便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解为一种有机的多元整体，而是将其理解为了一种形而上学化的理论体系。在形而上学方法对思想进行的再塑作用中，“分类”和“归纳”是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备受青睐的方法，这种做法试图将人的思想“原子化”，通过分别厘清每一个原子的构造，来理解人的思想整体。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存在于形而上学理论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之中。这种原子化的研究并不是关键词研究，因为这种原子化的理论思路在将一个理论打碎之后，并不能再将它像其承诺的那样再重新拼合在一起，因为被打碎的理论在变得“明晰”的同时丧失了其全部的有机性。
克服人文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化或本质主义化的“自发意识形态”，避免“形而上学化”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但真正将这一点贯彻到从总体理论观点到具体理论言说的方方面面，则需要大量的理论反思和大量具体的话语创造才能够实现。关键词研究所要探讨的并不是某一概念如何复杂，因而它同时又如何的重要，而是要探究这些“关键词”对于理论的有机体来说，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又必须在理论有机体的内部才能看到，正如我们如果想要弄清某一器官的实际作用，我们必须将之放置在有机体内部来观察其与其他器官之间的互动联系，而不能仅将之单独切除出来进行分解研究，同时这也意味着，“关键”的含义之一便是有机性，那些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场域中已经失去活力的概念，尽管它们或者从理论史的演化上看去显得枝脉庞杂，或者从历史作用上来看曾在某一阶段对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它们在当代已经不再被提及，也鲜有充满活力的概念是从中生发而出，这些概念便不能被置于关键词研究中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