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列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研究”(批准号：16ZD01)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矢志不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作为治国理政划时代变化的一部分，面对文艺领域新矛盾、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文艺思想在其整体思想框架中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性知识方案，以化解矛盾、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并且直面挑战，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就是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的重大知识命题和思想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原典形态”“承传形态”之后，基于中国问题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以发展姿态实现了当代中国的命题知识代际转换。无论命题知识谱系还是命题价值指涉，都需要我们给予创新维度的学理研究。
一、“发展形态”的历史坐标
从知识谱系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按照时代背景、问题导向和解决方案的重心不同，相对性地切分为“原典形态”、“承传形态”和“发展形态”。至于前两种形态，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但丰富，而且“承传形态”的知识域谱系状况呈多元抑或多维存在特征。至于“发展形态”，直到21世纪初，还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预设空间来进行事态处置：“时空在发生变化，社会基本矛盾在发展变化，人类生存的利益群体结构也就是阶级状况则变化更大。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个过程也就内在地呼唤新问题、新命题、新话语、新思想和新人物。它们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是全新的拓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方式、艺术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创新和学说递进，无疑给当下和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必然性机遇。而且，我们把这一挑战和机遇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成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形态。”①
“发展形态”或者“发展空间”的产生，当然不能由我们想当然抑或随意性命名所决定。历史以其合力驱动方式，促使其在时代精神递进与时代命题建构过程中得以显现。其显现方式，在形而上的抽象表述界面，则既是自然时间截取点，也是社会时间标志物。
自然时间截取点的学理合法性，马克思在早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就从古希腊知识背景寻找到唯物主义知识资源：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自为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②。社会时间标识物，则是社会史过程中阶段性思想进化或者知识代际延展的特定事件。作为特定进程的社会性集体识别符码，就比如“人民大会”(agora)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存在标识物，也就是所谓“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古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③，甚至比如更具细节意义的个案事态，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期国会”之标识“革命世纪”，也就是标识“从立宪君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④。
但必须注意的是，事件作为事态乃至社会形态阶段性抑或革命性的标识物，显然是历史事件作为社会存在导向的“实指关系”，而非物化符号作为意义存在所隐存的“意指关系”。功能框架完整且演绎脉络清晰的历史逻辑，却是放弃社会实在或历史实有真实世界状况的拟置化一般规则。亦如批量化的20世纪社会存在“玄词论者”、“虚词论者”或者“晦词论者”，常常在自恋性虚拟符号和意指关系言说狂欢中，把现实界面的实在意义和实际价值当作下脚料一样的俗物，留给商人和政客们去“自俗其俗”乃至“自堕其堕”，最终也就只能在社会现实解决方案乏力与知识支撑不足的肉身“煎熬”之际，才顾得上粗暴地对商人和政客们牢骚动怒。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理性、社会理性和存在理性，从而使“意指”与“实指”共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实有”的本体之中。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延续性、阶段性和转折性的“历史坐标定位”，而非“意指关系设定”，我们将“新时代”与“旧常态”做革命性社会进程的时域切分、历史阶段切分、社会变化切分，并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以及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治国理政行动总纲，作为诸如此类切分后果的划时代坐标，或者特定历史进程的标识物。因为由这一标识开始，中国社会形态存在结构与治理方式，在既有指导思想功能持续状态下，又在历史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发展出治国理政现实有效形态与持续解困方案的创新性指导思想，也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创新品格、现实问题意识、统揽全局视野和社会变革勇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最新理论成果，以整体性思想成果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背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的直接现实。
二、“两个嵌位”
理解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理应从知识发生角度充分注意到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本叙事明确于习近平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2017年10月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命题背景下，统辖着我们所关注的“文艺与人民”关系中的具体价值命题，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止步于特定文本，更不能简单化寻章摘句。在我们看来，科学而客观的姿态在于必须历史且逻辑地先行给予“两个嵌位”。
首先，必须把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及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放置于历史脉络密切相连的同一线性延伸轨迹。在这个延伸轨迹上，三个文本面对“文艺与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问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空，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具体矛盾，针对性地给出的递进式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由于历史背景差异而呈现出文本方案间的线性差异，却又因线性关系而存在递进解决方案的内在联系和一脉相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历史聚焦地迸发出时代精神火花，是因为它站在中国文艺实践成果与认知成果的厚重积淀之上。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形态与中国传承形态有着共同理论轨迹。
其次，必须把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给予谱系性的结构思考。不仅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本体价值命题的存在义项之一，而且在因果关系结构中，没有治国理政“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本体价值观，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也就难以成立，就会是另外的问题解困方案与命题陈述方式。
无论归纳形态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还是战略部署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抑或更多、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表述内容，有一点毋庸置疑：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的重大理论发展成果，既具现实张力又有自身结构逻辑，是仍然处于不断丰富和充实过程中的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而文艺的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合法性，就在于它处在这一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之中。
据此，我们先行讨论“第一个嵌位”。其讨论要点其实在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处于民族危难而奋起抗争的抗日战争大环境中，因而不得不在时势所迫的现实困局面前，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结构讨论重心放置于“生存论”学理维度与现实生存界面，所以有文艺“为人民大众的”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使命性结论。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其背景处于“革命与建设”关系认知科学化并迅速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会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着眼于“存在论”学理维度与社会存在结构变化，因而就有“文艺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文艺”的互存驱动力分析。于是当前所面临的阐释诉求就必然是：何以在“生存论”、“存在论”所在时空解困方案之后，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建构讨论重心，着眼于“本体论”学理维度与时代精神激活，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意味的理想解决方案。而且还必须同时给予阐释的是，究竟在何种学理支撑下，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本体论命题知识陈述方式，又可以在学术语境中简约转换为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
按照我们对文本以及所赖以支撑的时代背景力所能及的理解，其必要性的关键在于：此在问题困扰的诸如“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⑤，较之先在问题困扰的诸如“‘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⑥，或者后来困扰于诸如“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⑦等问题，已经不是同一分析切入点所能揭蔽问题对象并获取解困方案的。
三个文本都是直面其所遭遇的问题，在特定议题的各自历史展开中，切入方式一致但切入点不同地延展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谱系的代际线性递进过程，并由“生存论”解困重心的“偶然逻辑关系分析”，因沿至“存在论”解困重心的“或然逻辑关系分析”，再因沿至“本体论”解困重心的“必然逻辑关系分析”，由此方使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或者学术言说方式的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合乎逻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形态”。“以人民为中心”与“为人民服务”的表述差异，就在于后者还只是将人民价值定位于对象存在，而前者则显然定位于本体存在，且“以人民为中心”必然包含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诉求。当然，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论述的“如果人类的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⑧，而这也就意味着“发展形态”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未来中国实践的高度开放状态。
紧接着讨论第二个“嵌位”。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本陈述方式转换为人民本体论的学术文本命题陈述方式，并不仅仅是语境转换或语用变化的简单意义发生事件，或者随机性知识处置方式，而是由历史的社会价值向度根本变化和逻辑的社会本体支配方式根本位移所决定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根本”存在于琐杂的社会事务现场与具体的社会事件过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变化和已然走向成熟理论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历史本体变迁与革命性现实社会变化等认识高度的价值评估。与之相一致，当然也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域文艺的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减值，甚至会局部性地对命题真值或多或少抑或似隐似显地产生质疑。正因为如此，就第二个“嵌位”过程而言，必然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学理穿越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