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文学事件论/连通性/物质性/具身性/历史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GWIP-YJ-2014-03)
作者简介：张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云山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品/文本”作为20世纪诗学的轴心概念承载着巨大的理论负荷，人们在这些基本术语上的取舍，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理论观念和批评方法的选择。“从作品到文本”被视为“方法论”的深刻转换[1]，“给其他许多广为接受的解释成规带来了问题”[2](P3)。众所周知，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中，文学作品被看成“历史文献”[3](P153)；新批评把自足的“作品”视为无关作者意图、读者反映和社会环境的“超历史的纪念碑”；结构主义将“作品”看成能指与所指的完整统一，但忽略了其中的差异性和历史具体性；后结构主义以“文本”代替“作品”，视之为能指碎片或能指游戏，却仍以拒绝确定意义和历史内容为代价。21世纪以来，一种旨在将文本“内外”关联结合的“事件论”逐渐成为解说作品/文本的关键术语，形成了“作品/文本/事件”三元辩证的阐释格局。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沾溉的巴赫金、福柯、广松涉、巴迪欧、伊格尔顿等人参与并塑造了文学事件论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进程也始终处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与史学、文学与社会、文本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问题阈”之中。
在从作品到文本、从文本到事件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最成问题的仍然是文学与历史、前景与背景、文本性与历史性、美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作品/文本理论断然排拒历史，但这些理论也都或多或少地开放着朝向历史的窗口。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可将意识形态化世界中的教条信念暂时悬搁，但作品似乎仍以某种方式谈论着它之外的历史现实。结构主义在推开历史和所指物之时，也“使人们重新感到他们赖以生活的符号的‘非自然性’，从而使人们彻底意识到符号的历史可变性。这样结构主义也许可以加入它在开始时所抛弃的历史”[4](P155)。尽管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同样是在形式主义内部进行的，但诚如巴尔特所说，它意味着部分地从“作品”(work)转到“文本”(text)，从视诗歌小说为确定的封闭实体转向视其为“无限的能指游戏”。文本不同于作品结构，而是一个“抛弃了中心，没有终结”的结构过程。[5]这个动态开放过程依然与社会历史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牵连。
然而，当其宣称“文本之外无一物”并摆向“文本主义”的极端立场时，无所不包、无时不在的文本最终走出象牙之塔，按照自己的形象改写并占领了历史。这使文本“脱域”而成为了“TOE”(Text of Everything)，变成了“文本巨无霸”(笔者仿用齐泽克的Theory of Everything)。[6](P14)这个文本似乎“吞没”了历史，然而，现实情况是，总有一些历史内容逸出了“文本”边界。人们不得不采用“非文本”概念来命名那些属于“活态过程”的历史[7]；不过，这个术语与其说挽救了，还不如说进一步瓦解了文本主义的合法性。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活动无法摆脱文本性，人们从文本性去看待社会现象，可以“认识它们的无确切性、因其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必然具有的武断性，以及对各种文化影响渗透的吸纳性”[8](P3)。但是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如何制衡呢？如果说文本主义是将“历史”整体纳入“文本”来审视，那么有没有可能将“文本”纳入历史过程，视之为“历史事件”，将文本事件视为历史本身而不仅仅看成历史的“反映”呢？正是在这个向度上，“事件论”逐步代替“文本论”而成为解说文学作品的轴心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