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新小说的杰出代表，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齐名，并称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帅。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由于他的才华，他的造诣，他的影响，富恩特斯早就引起西方文坛的瞩目。英国作家基恩•博茨福特称他是“伟大的现代小说家的典范”，说他“扮演着文学雄狮的角色”。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和这类赞语相称的。
一
1985年，富恩特斯出版成名作《最明净的地区》。作者自己称之为“现代墨西哥的总结”，作品展示的是现代墨西哥城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革命后墨西哥四十年间的社会面貌。殷实的中产阶级的自私，残余的贵族试图恢复旧秩序的心态，旧革命党人竭力攫取权利和财富的贪婪、失败或满足，以及出租汽车司机、妓女、从美国归来的劳工等社会下层人民的困苦，都戏剧一般生动地表现出来。作者的视野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某个人物。或者说是革命后的墨西哥城和众多的、骚动不安的人物。如果找个主人公的话，他就是金融家罗夫莱斯。他是印第安人，为寻求出路而投身革命。在流血的岁月里他野心勃勃，投机取巧，悟出了发迹的诀窍，战后变成了银行家，在政界和金融界举足轻重。权力和金钱当然是他崇拜的上帝。但为了改善他的形象，他和高贵而美丽的女人诺尔玛结了婚，同时供养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情妇。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那种残忍、自负、金钱至上、权欲熏心的本质。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波拉。他父亲是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1913年被错杀。他由母亲养大，渴望成为诗人，但是缺乏自信，没有生活能力，也不准备面对人生。正是因为他窝囊，他所深深钟爱的姑娘诺尔玛才被有钱有势的罗夫莱斯夺了去。结果是，诺尔玛死于自家的火灾，罗夫莱斯最后破产，去了北方。此外，小说还描写了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物。如西恩富埃戈斯，是个相当自负、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角色，他和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熟如一家，任何场合都抛头露面，几乎任何事情他都要参与。他曾发动一场流言运动，破坏银行家罗夫莱斯的金融活动；他曾不止一次扮演杰出的活动家的脚色。在作者的笔下他显出是个既神秘又神奇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他，作者也许要以另一种方式构思小说了。”[1]总之，作品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行为的描写，像巨幅画卷一样反映了墨西哥革命后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环境，同时表现了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憎恶，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和对民族气质的考察和发掘。
在表现手法上，富恩特斯大胆借鉴欧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勇于创新。他把多斯•帕索斯的小说看作他的“文学圣经”；他在描写墨西哥城时，《曼哈顿中转站》[2]的技巧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此外，福克纳、劳伦斯、赫胥黎等名家的作品对他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把拿来的东西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营养，然后以新的形式出现。例如他对时间的处理。他不像鲁尔福那样让时间停滞或把时间抛开，而是把大量素材加以整理、选择，用纯熟的技巧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件联系或穿插起来，组成一幅和谐的、完整的画面。再如他对内心独白的运用。这是现代派作家们的惯用技巧，富恩特斯使用得十分熟练。作品中许多人物都以独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心情、意愿和对往事的回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得生动真切，淋漓尽致。此外，作者还常常把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场景和人物对话并列在一起，使谈话很容易从人物的思想和言谈中分辨他们所属的阶级。在人物对话中还巧妙地插入关于严肃问题的讨论，使谈话变得郑重其事。有时这种讨论就变成了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交谈者所关心的问题。
1962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重要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出版，它使作者赢得爆炸性的国际声誉，和《最明净的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表现的不是墨西哥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和芸芸众生的喧闹骚动，而是解剖一个人物即垂死的克鲁斯的灵魂，讲述他一生的十二个关键性的故事。而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墨西哥历史进程的浓缩。
读着小说，就仿佛坐在主人公的病榻旁静听他对往事的回忆。在死前的十二个小时里，他回顾了一生中的十二个关键时刻。每个时刻他都面对几种选择，而他做出的每次选择都要付出一个人或一种理想的代价。克鲁斯出生在海湾附近一座咖啡园的茅屋里，由其舅父卢内罗抚养成人后加入革命队伍，当了军官。一度被捕，逃出后认识了农村姑娘卡塔利娜，不久即结婚并代替她父亲管理家产，成了称霸一方的大地主。后来又当了墨西哥城的巨商，成为国会议员，有钱有势的官僚。他儿子是他的青春、渴望和革命精神的象征，去西班牙支持共和国，不幸在内战中牺牲。从此，克鲁斯日益消沉，沉溺于和情妇寻欢作乐，玩世不恭，此时生命对他已毫无意义。最后病魔缠身，在床上等死。小说描述了主人公从发迹走向堕落的过程，再现了墨西哥革命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
小说故事的叙述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作者打破现实主义小说的时观，把主人公一生的十二个片断打乱，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而把以年月日为小标题（像日记那样）的十二个片断彼此穿插在一起，把结尾放在开端，把开端置于结尾。中间的段落也是呈现跳跃式。作者做这样的安排，不但能造成悬念，加强读者的参预意识，妙趣横生，而且合乎常情、令人信服。因为主人公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对其纷繁杂乱的丰富经历不会有清楚的时间概念，只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这样就必然是“颠三倒四”、“杂乱无章”。小说叙述方式上
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人称的变化。小说虽然是一个人物的回忆，却交替采用了“我”、“你”、“他”三个人称。“我”，是克鲁斯自己的讲述，用的是现在时；“你”，是克鲁斯心中的声音，用的是将来时；“他”，是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与克鲁斯有关的事情，用的是过去时。三个人称，即三个角度，更真实、更巧妙、更全面地展示了人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二
1967年，富恩特斯出版大部头长篇小说《换皮》。这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故事发生在圣周期间，地点是墨西哥城和乔卢拉两地。主要描写四个人物乘车去乔卢拉游览印第安人金字塔的情形。他们虽然去了乔卢拉，但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真正想去的地方是韦拉克鲁斯。然而，他们似乎永远不能到达那里。旅行本身仿佛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他们需要逃避过去，破除昔日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到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环境中去寻求自救的出路。
小说中的四个人物，两男两女，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上的希求。其中，哈维尔是个大学教授，但工作上并无成就。他妻子伊丽莎白是美国人，她渴望真正的爱情，而哈维尔却不中她的意。他朋友弗朗茨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德国人，在纳粹集中营里主持过建造毒气室和其他设施的工作，致使成千上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伊莎贝尔是个放荡的墨西哥姑娘，竭力寻找享受生活的新方式。两个女人偷偷地和每个男人过夜。四个人都对生活很不严肃。不受任何伦理观念的约束。伊丽莎白确信跟哈维尔不会幸福，便去找弗朗茨寻求温存和理解；伊莎贝尔跟弗朗茨呆腻了，也去找哈维尔开心、解闷。最后他们在乔卢拉的金字塔里尽情地游玩，不料这古老失修的建筑坍塌，弗朗茨和一些游人被砸死。
富恩特斯写这个故事的意图似乎有二：一是暴露和嘲弄当今墨西哥知识界存在的那种道德观念淡薄、对生活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的人们，作为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予以批评；二是表现人的愿望与现实的矛盾。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讲的：“生活和艺术是对我们可见的虚假现实的斗争，以便使现实成为真正的现实，使我们成为本来的我们。我们要改变它，改革它，确定它。”[3]作为艺术家，富恩特斯始终在进行这种斗争，特别从《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之后，他愈来愈试图创作“总体小说”，从更多的角度和层次上反映真实的现实，表现人的固有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换皮》可以说是作者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一种现实，这部作品把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两男两女无所顾忌，随意和别人同床共枕。正如作者指出的：“小说的意义很简单，就是怎样失去和破坏一种关系，人怎样在这种关系中改变样子。最后人物都受到了惩罚。”事实上，四个主要人物之间的那种情欲上的交换是一种象征，象征他们为摆脱自身的处境、为过另外一种生活、为换一张新皮而做的绝望的努力。从他们的回忆和自述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努力是痛苦的，但是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受到无情的惩罚。
小说的讲述者是个知识渊博的神秘人物，他始终直截了当地同那两个姑娘讲话。他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场合都能感受到他。虽然他从没有真正出过场，却使人感到他是个既善良又可以信赖的旁观者。他常常劝说她们(通过她们也让他们)放弃幻想，不要做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作者好像也很赞成这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旁观者的高见，虽然竭力克制自己不直接干预故事，但是仍然不止一次地发表评论。
小说的构思是值得注意的。作者以四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为主线，编织了一张又大又复杂的网，网线就是对许多小故事的叙述或事件的介绍。从科尔特斯时代讲到现在，众多的网线纵横交错，墨西哥的今天同它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日常生活同宗教礼仪融为一体。同时交替运用单数第二人称、复数第二人称、单数第一人称、单数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使整个作品显得纷繁杂糅，读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条理并不混乱，章法有条不紊，时而间接引述人物对话，时而直接引入人物的交谈，并在叙述中插入了些许诗句，使全书的故事繁而不乱，生动活泼，错落有致，多姿多彩，显示了作者文思的敏捷和构思的匠心。
富恩特斯于1975年推出的《我们的土地》在其小说中是最宏伟和最复杂的一部。它试图囊括西班牙的全部社会生活，同时还要探索时间的神秘性和人类的地位。大部分故事围绕费利佩二世建造的巨大的陵墓展开。这座神奇的建筑是16和17世纪西班牙的象征：
“关上它的门，赶走犹太人，迫害摩尔人，躲在陵墓中，用死神的名字进行统治：纯洁信仰，纯净血统，禁止思想，取缔邪说。”[4]
费利佩国王则是集权和神圣秩序的象征。和这一切相抗衡的是卢多维科的三个神秘的“儿子”以自由、进步和爱情的名义进行的反叛。小说通过一系列迷宫似的故事展示了两种彼此对立的思想的斗争。一种是保守的，就是西班牙的传统，宗教的死亡；另一种是激进的，就是愈来愈强烈的、力图不停顿地改变一切的神圣的解放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激发下，出现了左道邪说、人民的反叛和人们对自由与快乐的强烈渴望。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主导着西班牙彼时的社会生活。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残酷的世界（中世纪）的瓦解和另一个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的逐步建立的情景。
作品内容丰富，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和人物繁多，成为当今拉美兴起的新小说的一个典范。像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一样，《我们的土地》也是对不正常的世界秩序进行的尖锐针砭。作者象征性地写道，基督、菩萨和自由神在每个时代都要重来，但也总是失败。不可能统一，没有一体，只有二元，处在永恒的斗争中。希望即使存在也是微小的，这正如小说最后描写的那样：一位雌雄同体的新亚当重新创造人种。
《我们的土地》具有比较浓重的神奇色彩和对神秘事物的描写，是富恩特斯的一部重要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作者采用的手法多种多样，这里只举例说明其一，即夸张手法。例如作者对那个疯女人的描写：她叫胡安娜，由于缺胳膊少腿，总是呆在一辆小推车上，让一个怪模怪样的矮女人推来推去。有一天，费利佩国王派人把她封闭在墙壁里。神奇的是，她没有死，过了几百年后，她仍然活着。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她虽然活着，却不能不令人生疑：她究竟是活人还是死鬼？说她是鬼，她像人一样活着；说她是人，怎么她被封在墙壁里几个世纪都没有死？这种荒诞不经的描写，给人一种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的感觉。作者描写这种人鬼不分的现象，并非是出于迷信或故弄玄虚，而是来自印第安人对待生死的传统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肉体虽死，灵魂仍在，它会像幽灵那样活在世上，甚至以活人的形式出现和活动。根据这种观念，生与死之间并无绝对界线，生命仍然在死亡中延续。其实，这是印第安人和今天的拉美人的一种民族意识，一种文化观念，甚至是一种现实。正如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指出的那样：“神话、传统和魔幻是危地马拉现实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它们，危地马拉的现实生活就不真实了。因为大多数居民是印第安人和深受印第安民族文化熏陶的人。他们生活的世界，一方面是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魔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更为重要和可贵，因为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希望。”用这样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富恩特斯及其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所描写的人鬼不分或鬼魂出现等神奇现象，就不会感到那么奇怪了。
三
富恩特斯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可贵的艺术价值，都值得一提。但限于篇幅，其他作品只能在此略加介绍。
《好良心》(1959)，描写出身中产阶级的青年海梅想背叛家庭，但在道德传统和家庭的压力下，他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决定。当他那可怜的父亲表示反对其叔父的专制统治时，他却没有勇气给予支持。他虽然一度走向社会，可他对其他阶级的人格格不入。小说具有一定的自传成分。富恩特斯说，海梅所选择的道路他曾经面对过，他曾和自己的家庭、过去和宗教教育决裂。小说采用的是双线叙述形式，一是表现海梅寻找和拯救母亲，并同朋友一起进行斗争；二是表现他如何意识到他周围的道德风尚在每况愈下。叙述形式和人物描写具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
《生日》（1969），中篇小说，主要人物豪尔赫是伦敦一位发迹的建筑师，在一场可怖的噩梦中发现他是十八世纪死去的神学家西格•德•布拉班特的再生。小说结束时他所说的话体现了作品的主题：“上帝的创造是不完美的。”其不完美处就在于一个人的必死和物质世界的永恒构成鲜明对照。那么最根本的调和办法就是世界和灵魂谁也不死。而如果做到让灵魂在一代一代人的肉体中存在下去，这种调和就能够实现。小说反映了博尔赫斯的影响：通过豪尔赫的梦，写了造物主、神学的困境、时间和空间的迷宫等。例如有一个人生活在一座模糊的迷宫里，觉得一天天被无情的时光所吞噬。“生日”是指豪尔赫和艾米莉的儿子的十岁生日。
《神圣的地区》，中篇小说，描写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墨西哥电影明星和她儿子的故事。她虽然已精疲力竭，人老珠黄，但有一套迷惑人的巫术：她时而变成圣母玛丽亚或阿斯特克女神，时而变成可爱的母亲。她儿子在冥冥中爱上了她，但遭到拒绝和责骂，致使他陷入困惑、绝望、痛苦和色情受虐狂的深渊。最后，在幻觉中，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冷漠、寡情的狗。他曾试图找回自己的人格，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失败了。小说具有神话色彩，将古希腊神话引入墨西哥现代生活，赋予作品以象征意义。评论家认为，女主人公克劳迪亚象征着消极、没落的、正吞噬着自己的儿女的墨西哥，而男主人公吉列尔莫则代表着试图篡夺上一代人取得的丰硕成果的败家子。也有的批评家认为，“神圣的地区”象征克劳迪亚的母腹即墨西哥，吉列尔莫就是帕斯《孤独的迷宫》中的墨西哥人，他的乱伦象征墨西哥人同祖国和解的愿望。
《战役》（1991），长篇小说，是一部讲述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史诗。描写的事件于1810年5月25日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发展到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墨西哥，最后沿海岸向南，回到阿根廷结束。小说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哈维尔•巴雷戈，是钟表收藏家，富商的儿子；曼努埃尔•巴雷拉，是印刷工人，狄德罗崇拜者，地下书刊翻印者；巴尔塔萨尔•布斯托斯，是牧场主的儿子，卢梭的读者，近视，行动的组织者。三个人物不满西班牙殖民统治，革命意识强烈，在茶话会上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革命开始后，两个人留下来，布斯托斯北上，去实现他的理想。他的北上也是由于他对美丽的智利女歌手奥菲利娅•萨拉曼卡（她从南方唱到北方，又从北方唱到南方）的爱情。独立革命战争使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洗礼。正如布斯托斯说的：“我想，我了解了自己。对我来说，战争和独立的原则、尊重别人、正义和信仰变得更加具体了。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相差还很远。我、阿根廷和整个拉丁美洲将不会生活在和平中。”富恩特斯写此作品的意图是要重温拉丁美洲的历史，再现独立革命的伟大功绩，表达拉美人一直渴望的拉丁美洲大陆统一的理想。
富恩特斯的创作以典型的现代小说的笔法勾勒墨西哥社会，反映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往往借助字斟句酌的对话、切中要害的议论和简明扼要的叙述来表现作品的主题。他的小说以敏锐的笔触和时而绚丽、时而灰暗的色调绘制了一幅高居于工人、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之上的墨西哥20世纪都市社会的大型壁画。
富恩特斯的小说创作程度不同地受到欧美现代小说家多斯•帕索斯、福克纳、加缪、乔伊斯、劳伦斯、普鲁斯特、鲁尔福、阿雷奥拉等人的影响。在表现手法上，尤其在小说结构形式上和时覌上，他们的作品给了他以十分有益的参照和启示。他自己曾说：“我对这三位作家观察时间的方式很感兴趣……在多斯•帕索斯的作品中，一切都是过去，即使他用现在时描写一件事情时我们也知道那是过去的事情。在福克纳的作品里，一切则总是在进行中，就连久远的过去也是现在。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口吻都是预言式的，一切都是将要发生。他总是抓住‘将来'不放，使用大量的将来时。我非常自觉地接受了这三个方面的影响。”
当然，文学的本质是创造。但是创造不等于闭门造车，而应像帕斯说的“敞开门户”，让新鲜空气透进来。富恩特斯正是这样做的。他极善于博采众长，借用他山之石。如在《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他像A.赫胥黎那样，把不同的时间掺和在一起，巧妙地打破时间的顺序；在《最明净的地区》中，一眼可以看出大量外来影响，尤其是多斯•帕索斯的“无所不见的眼睛”，“闪回”的手法，剪报的技巧和风格，时间的对位及民间语言的运用；《神圣的地区》更是遵循欧洲的模式，波德莱尔、萨特和于斯曼的作品为他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富恩特斯的这种“拿来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和友人创办的《墨西哥文学杂志》的办刊方针上：“墨西哥文学不搞地方主义，风花雪月，不搞沙文主义、关门自守。”这一文学主张贯穿富恩特斯的全部小说创作，是他作为一位拉美作家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当代拉美文坛上，富恩特斯以其优秀的文学创作和不囿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产生着巨大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愧于“伟大的现代小说家的典范”这一称号。
参考文献：
[1]引自《墨西哥小说》，1975年，兰福德著，第166页。
[2]多斯·帕索斯的小说，1925年出版
[3]《换皮》，1976年，第86页
[4]《我们的土地》，1975年，第568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
